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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朋友偶然提起了布隆伯格，恐怕我不会下意识地发现，应当将纽约和盛亚飞治下的松江做一个必要的对比，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可以事先对本书随后所述主题有一个尽可能清晰的勾勒。
布隆伯格治理时期的纽约，早已是发展上百年、人口近千万的超级国际大都市，作为上海市的一个区，松江位于沪西南的黄浦江上游地区，不仅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现代化的城市刚刚出现，它还有大面积
的农村区域。
有趣的地方出现了。地区形态上，纽约和松江风格迥异，但这并不妨碍布隆伯格和盛亚飞的诸多类似之处。这种类似，更不局限于“禁售大号可乐”与“给农民买养老金”的比较，而是城市治理理念上的不谋而合。
2016年2月盛亚飞退休时，最后一次在办公室接受我采访。回顾起过往岁月，他冷不防地说，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应当思考“人从哪里来，又到何处去”，城市竞争的本质是人口，“只有不断吸引人口才可以发展起来”。
他的另一个观点，是我从周其仁教授那儿听来的
。盛亚飞有一次对他说“城市是养出来的”——城市需要精心养护，才会逐渐成熟，才会形成属于自己的鲜明特色；人们提到一个城市的亮点，不能只有一两个，而是一口气道不完，才能说明这个城市真正成熟了。
类似的话，布隆伯格也说过。他说，人才吸引资本，比资本吸引人才的效果要好得多；人们想要更健康、更宜居的社区环境；“人往何处去，企业投资就会紧随而至”。
而他时常自夸的是，他治下的纽约人口破天荒地出现了60多年来的再次净流入。
无论是布隆伯格，或是盛亚飞，在吸引人口和养城的事情上，他们都是行动派，且通过制订更全面的城市战略规划，再用积极的城市改造付诸实施。
他们都注重城市的环境治理。布隆伯格时期的纽约，增加了数百个社区公园和绿地，而在松江区政府的隔壁，就是一个66万平方米、横跨三条马路、长方形的松江中央公园，驱车行驶在松江新城核心地带的思贤路上，道路两旁满是繁茂的树木，住宅、购物中心、办公楼等建筑物有序地掩映其中，丝毫无人口密集区往往会出现的拥挤之感。
除了思贤路上的常态风景，松江还有修了十年之久的上海新传世工程广富林遗址公园、人文气息浓重的泰晤士小镇、萌态可掬的黄色蚕宝宝轨道电车、一年四季风景多变的辰山植物园、富有旧上海街景特色的车墩影视基地；如果嫌这些亮点还不够，你还可以登佘山远眺上海的日出日落，临近天马山上还有一架射电望远镜更可供仰望星空，当然，你还可以去松江欢乐谷或玛雅水上乐园体会一把过山车和水上冒险的乐趣等等。
当布隆伯格将纽约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和长岛废弃的老旧工业区重新改造，变身为更高的建筑、公寓楼和购物中心时，几乎同一时期，盛亚飞每年春节后在松江区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必是“拆违”大会——系统性地部署拆除各类违法、违章建筑，这些腾出的建设用地被再次利用，并被建成商区、公寓楼、公共绿地等与现代城市更为匹配的建筑物。
对待老旧建筑的态度上，布隆伯格更倾向于改造而非拆除，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盛亚飞“拆违”同时，他在松江老城推动的老旧小区改造同样富有成效。
盛亚飞之所以要“拆违”，其实与建筑质量有关。他的“拆违”对象，往往是安全隐患极大、居住环境极差，以“城中村”为代表，不符合城市规划的高危建筑。由于廉价，如“城中村”这样的高危建筑往往又成为进城打工，从事城市清洁、保安、家政等城市基础劳动服务业者的密集聚居地。
拆除之后，盛亚飞还有更关键的下一步——为了留住这些城市基础劳动服务业者，他没有忘记给他们修建更为安全、廉价、住得起的小型公共廉租房。
2013年，纽约举行了一次居住面积25~35平方米的微型经济适用房设计竞赛，旨在满足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布隆伯格对此解释说，将为微型公寓设计竞赛优胜方案提供建设用地，并于2015年下半年建成入住；这时候，早在2007年即开始行动的松江区，已建成了131多万平方米的公共廉租房，实现了6.4万名外来务工低收入人群的劳有所居
。
盛亚飞说，“拆违”的态度一定要明确，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周密的系统工程，“一个大城市没规划是不堪设想的，违法、违章建筑将严重影响城市的品质”。布隆伯格201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则叫做《城市的品格》，其中第二章标题干脆起名为“纽约规划”。
“拆违”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对方就在网上发帖造谣污蔑，但盛亚飞丝毫不为所动，9年里的第一个“拆违”大会风雨无阻，并促成“拆违”升级为上海市级层面的行动；2005年12月，因无法接受纽约市公交工会的漫天要价，劳资合同谈判破裂，纽约公交系统大罢工，布隆伯格于是骑自行车上班，并号召市民同样以此方式出行。
当布隆伯格在“如何留住大企业”上不断努力，甚至专程拜访高盛的CEO，以免税为交换条件，游说高盛总部建在世贸遗址的曼哈顿下城时，松江也定期召开企业家恳谈会，听取他们对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的看法。
布隆伯格不仅引以为豪于纽约人口的净流入，他的规划甚至考虑“2030年纽约人口会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00万
”。松江因为人气爆棚，2006年版的总体规划，仅仅过了5年，就因超出预期再次修订——将原本到2020年，松江新城常住人口规模从“58万~60万”修订至约“110万人
”。
要问松江新城不断增加的人口从哪里来，除了因城市发达、产业兴旺吸引而来的外地人，还有相当一部分自松江浦南农村而来。
盛亚飞说，“城市建设得更像城市，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对应的是松江整体规划布局——以黄浦江为界，工业、城镇化基础较雄厚的浦北地区，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当多数农村人口流向经济更为发达的浦北，浦南地区的功能定位就落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农业区。
盛亚飞与布隆伯格的分野自此而来。
纽约之于布隆伯格，是一个发展上百年、已经相当现代和成熟的国际化大都市，盛亚飞不仅要在沪郊建起一座容纳上百万人口的松江新城，面积更为广袤、人口不断减少的乡村走向何处也要考虑。
沿着这条线索回看，盛亚飞在松江力推包括农业在内的城乡改革，并非外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农民书记”，更多还在于，他面对的是“城乡板块”，乡村也是城市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