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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应运而生的书。党的十九大揭开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序幕，本书记录了一位区委书记几十年来探寻“三农”问题的大作为，他的思考，他的实践，可供正在从事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人们所借鉴。
我鲜少作序。为盛亚飞同志探索农村改革之路作序，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我们同样来自农村，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16岁报名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县下乡插队，在革命老区11年的知青经历让我受益终生，奠定了我后来从学界到政府再回学界这样一个“旋转门”的底子；盛亚飞来自农村，农业院校本科生，自29岁当县委书记起，与农村、农民、农业有着不解之缘，与我们一起当选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十年间“三农”问题成为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在复旦就读时，我曾立志研究世界农业，毕业论文做的也是比较农业经济。2011年应亚飞同志之邀，我花了半年时间完成松江家庭农场经验总结，松江的经验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当年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组织形式之一写进了中央文件，也了了我为中国“三农”问题做点研究的心愿。
正如这本较为完整地记录亚飞同志在松江推动城乡改革来龙去脉的书中所提到的，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中国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为生计纷纷进城发展，决定着解决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已不再是单独的村庄叙事，而是需要城乡通盘考虑。
如今，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我们遇到的基本都是硬骨头。邓小平同志在晚年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长期发展不足问题的困扰之后，关于发展不明、发展不当和发展不利的因素开始彼此交集，这是增加深化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现实因素。资源、要素、财富和收入等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尤其是阶层之间的配置和分配问题，导致社会结构分化及利益封闭和固化。
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建立全方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克服过剩、失衡等难题，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也就成了城乡改革必须要面对且勇于行动创新的新时代命题，亚飞同志在松江的城乡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亚飞同志通过成立城乡统筹专项基金的方式，历时5年使松江所有农民实现了和城镇化地区均等、1500元/月的退休养老水平。解决农民养老的资金来源，则与更为充分的城乡土地要素交换有关，它有效提升了城乡土地使用效率，并使城乡土地的稀缺性更为凸显，进而才有较为充足的资金实力，逐步补上了农民养老保障的短板。
亚飞同志还开全国先河，率先在区级层面理清楚了1956年以来的集体经济账本，并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将它确权到人，更多农民虽然是进城了，但因为有每年的集体资产分红，他们又多出了一份进城保障，由于集体资产随城镇化而增值，农民与城镇化利益自此统一。
松江小昆山镇镇域范围内的全国小城镇改革试点，使绝大多数小昆山农民通过1∶1的宅基地置换，有了在集镇区可以买卖的多套商品房，农民进城居住问题得以解决，而在上海市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它不仅未占用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还结余出了一部分建设用地资源，并让地方经济脱胎换骨，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养老和进城保障，乡村人口在城市里实现了更有效的集聚并安居乐业，城市化和工业化才会更深入发展，全面现代化与“决胜小康”才能最终得以实现；也只有农村劳动力实现了有效转移，农村耕地才能实现有效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并走上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正途。
书中让我有些意外的还有中美耕地和农业资源的效率比较。中国耕地资源少于美国，优质耕地更是少之又少，人口又数倍于美国，源于农业科技进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粮食产量增长和城市粮食需求不再紧张，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保持一定粮食自给率、不断提高本国的粮食劳动生产率掉以轻心，因为未来是多变的，只有居安思危才能长远。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每年紧盯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上海不仅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在城乡协调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上也应该有新作为。
只有城乡协调发展，解决了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乃至全国实现更为全面的现代化发展才会更有后劲，它离不开城乡一体改革的创新驱动和引领。如果没有高屋建瓴的城乡视角，就农村而农村，就难以全面实现小康和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作者曾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曾多次受邀参加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