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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梨乡是经济新区最偏远、最贫穷的一个乡，因出产甜美可口的鸭梨，所以得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工委要求研究室围绕扶贫攻坚搞一次调研，柯大卫自告奋勇，成为几个参与者之一。经过一番斟酌，他把调研地点选在了鸭梨乡。
乘着一辆破旧的客车，一路颠簸，他终于来到乡驻地。在一片榕树包围下，分布着几排破旧的平房，这就是鸭梨乡政府。乍一看，不像一级政府的办公场所，倒像是公社时期农村生产大队的大院。为了搞好调查，柯大卫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第一排房屋中间挂着乡政府办公室的木牌，门敞开着，柯大卫走了进去。靠窗的一张办公桌后坐着一位年轻干部，正在低头整理文件。见有人进来，习惯性地抬起头来，问道；“你找谁？”
“我是区工委研究室的柯大卫，来你们这里搞调研，这是我的介绍信。”柯大卫一边回答，一边从包里掏出一个公用信封，交给对方。
“噢，柯干部，欢迎，欢迎。我姓原，原方，是乡政府的文书。”年轻干部看了介绍信，热情地说。
“书记、乡长在家吗？我想见见他们。”柯大卫问。
“书记到区里开会去了，乡长下村还没回来，我先安排你住下，等他们回来，我再带你见他们。”原方回答。
“那好吧，听从原文书安排。”柯大卫答应道。
接下来，原文书打开抽屉，拿出一串钥匙，带着柯大卫来到后院。在最后一排房屋靠西边的一个房间门前停下，找出钥匙，打开房门，帮柯大卫把行李提了进去。柯大卫明白，这就是自己这段时间的住处了。他四下看了一下，房间虽然简朴、窄小，但还算干净，比当年支教学校的住宿条件要好一些。
“柯干部家是城里的吧？”原文书一边帮柯大卫摆放生活用具，一边不经意地问。
“不是，我家也在农村。”柯大卫回答。
“那你是怎么到了城里，而且在区机关上班？”原文书接着问。
“我是大学毕业后经过考试被录用到区机关的。”柯大卫回答。
‘噢，我明白了，你是大学生，大学生好啊，天之骄子嘛。”原文书羡慕地说。
“怎么，你没参加高考？”柯大卫问。
‘参加过，但落榜了，没办法，只好托关系找了这样一份工作。”原文书回答。
“行啊，行行出状元，不论干什么，只要干好了，都一样。”柯大卫安慰道。
“话是这样说，毕竟不是一个档次。你们起点高，前途无量，我们这样的只能干一时，看一时，混口饭吃罢了。”原文书有些自卑地说。
“据我了解，有不少领导干部都是从最基层干起来的，你不要灰心，说不定将来能飞黄腾达呢。”柯大卫鼓励说。
“咳，谢谢柯干部鼓励，看样子我今后得努力了。”原文书高兴地表示。
第二天，书记、乡长回到乡政府，柯大卫在原文书带领下与他们见了面，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请求他们多多支持。
晚上，乡里为他接风。乡党委书记老钱一边频频向他敬酒，一边表示歉意：“我们这里条件差，请多多包涵。”
柯大卫说：“不碍事，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不怕吃苦。”
接下来，乡长老石和其他领导成员轮流敬酒。柯大卫不胜酒力，但又不便拒绝，只好放开一搏。
第二天，乡长老石向柯大卫介绍了乡里的情况。鸭梨乡资源丰富，但因为种种因素制约，却成了全区最贫穷的一个乡。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听了这一番叙述，柯大卫还是感到震惊。
自然条件差。山多地少水缺，连绵的群山如一道道屏障，阻碍着山里人与外界的联系，年纪大一点的好多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大山。
劳动力缺乏。由于致富无门，年轻一点的村民普遍外出打工，剩下老人、妇女种着零零散散的一点水、旱田，农闲时上山捡点山货、药材补贴家用。许多孩子十几岁就不上学了，帮助大人下田干活。当地干部戏称在家务农的是“三八六 0 部队”，外加一个“儿童团”。
基础设施落后。乡驻地没有一条硬化的街道，唯一通往县城的沙土路崎岖不平，路面窄得容不下两辆对行的车，晴天一身土，碰上雨天，自行车要扛着走，汽车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沟里。由于交通不便，资源无法开发，鸭梨外销受阻，只好烂在树上。外面的人才、物资、信息、资金进不来，里面的产品出不去，形成了“栓堵”。另外，通讯发展滞后，电力供应不足。这一切，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
大山，养育了这一方人民，也成为压在他们心头的沉重负担。多年来，这里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上面领导很少来这里视察，就连乡里的领导也走马灯似地换，最近三年，已经换了四任书记、乡长。新任书记老钱和乡长老石都是就地提拔的山里人，因为外面的人不愿意来，来了也住不下，所以组织部门灵机一动，改外派为就地提拔。被提拔的人工作积极性高，又熟悉山里的情况。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往往比较陈旧。
老钱和老石属于形象、性格完全不同的人。老钱个头矮小，形象猥琐，作风霸道，根本不懂什么领导艺术。平时话语不多，表情冷漠，让人永远猜测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与他打交道，让人感觉很累，很不舒服。相反，老石身材高挑，爽快实在，作风民主，像个男子汉的样子。
老钱以老大自居，独断专行。老石虽有不满，但从大局着想，只好尽量压抑着自己。有一次，老钱竟蹬鼻子上脸，当着众人对老石大发雷霆，横加指责。老石终于忍无可忍，横戈反击。老钱一看这阵势，反而软了下来。
晚上没事的时候，老石经常约柯大卫一起散步。有一天，他们不知不觉走到野外。那天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只顾聊天，路过一座小桥时一脚踏空，滚到了桥下。二人互相搀扶，吃力地爬上岸，回到乡驻地。浑身沾满了泥水，衣服也磕破了几个洞，十分狼狈。灯光下，二人忍不住相视大笑。
为了让柯大卫尽快熟悉情况，老石下乡时经常特意带着他。正值夏收季节，县里布置限期抢收抢种。那年雨水充足，所以稻谷长势旺盛，成熟期延长。离收获期还有一段时间，但为了迎接上级检查，乡村干部不得不逼着村民抓紧收割。村民舍不得，村里就派干部强行收割。割下来的稻谷泛着青，用手一掐，米粒还软着。
柯大卫不解地问老石：“明明会造成减产，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老石长叹一声，回答说：“上级这样布置，下面不得不执行。”
柯大卫听后，不禁慨叹一声：“唉，大家天天喊实事求是，但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除了催收催种，收粮收款，乡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结扎流产。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出了问题，轻则通报批评，重则一票否决，降级免职，所以谁都不敢马虎。在“宁肯家破，不能国亡”的口号下，上房揭瓦，牵牛挖粮，强制流产，一些无法无天的极端行为随之产生。
一天深夜，老石让柯大卫跟他去抓超生对象。乡政府的院子里已经集合了十几个计划生育突击队员，分管计生工作的蒋副乡长正在作具体部署，老石简要地补充了几句。他的话音刚落，蒋副乡长就带领队员挤进停在门口的一辆大头车，向茫茫夜色中驶去。老石和柯大卫坐上吉普车，跟随其后。
大头车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拐进了一个村子，来到一个胡同口停下来。蒋副乡长和队员们从车上跳下来，悄悄摸到一个独门院落，迅速形成包围。一个队员训练有素地翻墙跳进院子，从里面打开了院门，几名身强力壮的队员一拥而入，接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吆喝声。屋里出现一点动静，一会儿又静默下来。队员们继续喊话、敲门，屋里的女人终于拖着臃肿的身子，极不情愿地开了门，她的男人耷拉着脑袋惊魂未定地站在后面。队员们押着他们上了大头车，向乡卫生院驶去。当晚，那个孕妇就被强行做了引流。因为是大月份流产，医生费了好大劲，孕妇疼得鬼哭狼嚎。据说，那孩子流下来时竟还活着，但不久就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