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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即位之初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的感觉，可惜的是，徽宗锐意革新的政策只是昙花一现，没有继续下去，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一是徽宗太年轻，没有从政经验，即位之初，只得倚仗向太后给他掌舵。向太后倾向于旧党，因此韩忠彦才得以升任宰相。向太后还政、乘鹤西去之后，旧党失去了依靠，新党便乘机卷土重来。二是韩忠彦、曾布两位宰相意见不合，时间一长，矛盾竟然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韩忠彦虽然位在曾布之上，因其性格懦弱，木讷而不善言辞，朝堂上的事多是由曾布说了算。曾布本是与章惇一同主张绍述之人，后来与章惇产生矛盾，于是与韩忠彦联手，挤掉了章惇。如今故态复萌，主张绍述，排除忠直之臣。
曾布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谏官的不满。任伯雨上疏弹劾了章惇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曾布，针对曾布欲调和两党的做法，他上疏说：
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小人未有与君子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自去，小人犹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
任伯雨在奏疏中将旧党中人视为君，将新党中人视为小人。
任伯雨是个很固执的人，当谏官半年，一连上了一百零八篇奏疏，这些奏疏中，有的是真有其事，有的是捕风捉影。有一次，徽宗将任伯雨的奏章扔在地上，生气地说：“朕不是说了吗？稳定是第一位，不要再搞窝里斗，怎么总是这样喋喋不休的呢？”
徽宗恼火了，开始讨厌旧党中人。而曾布则不仅仅是恼火，他是忍无可忍的了，本想顺着徽宗的意思，先调和一段时间再说，既然有人不买账，那就不用再调和了，于是奏请徽宗，罢了任伯雨的谏官之职，改任权给事中，并派人警告任伯雨，今后请闭嘴，少说话，否则下场很惨。
任伯雨不是一个吓得住的人，同传话的人大吵一场，准备再上疏弹劾曾布。曾布怒不可遏，决定先下手为强，将任伯雨改任度支员外郎。
右司谏陈瓘也接连上表弹劾曾布。
任伯雨和陈瓘都是韩忠彦举荐的，两人都同曾布过不去，曾布便怀疑是韩忠彦在背后捣鬼，只因此时徽宗仍然本着中和立政、持平用人的宗旨，并不偏向于哪一方，故朝中虽然暗流汹涌，表面上却是风平浪静。
曾布不是一个有气度的人，当然不会容忍陈瓘对他的攻击。奏请徽宗，将陈瓘逐出京城，贬往泰州。中书舍人邹浩、右谏议大夫陈次升一齐请曾布收回成命，遭到曾布的拒绝，只好相约给陈瓘饯行。
陈瓘对邹、陈二人说：“我原以为官家天资聪慧，或能有一番大作为，故而敢效愚忠，直言相谏。现在看来，官家的聪明，不在政治上，而在文学艺术上。官家虽然倡导调和、公正、持平，却又不明白怎么做。一旦调和不成，持平不了，局势必将一边倒，到时只怕党争要酿成党祸，到时来势之凶猛，恐怕会更甚于元祐更化、绍圣绍述了。”
“陈兄认为会向哪一边倒呢？”邹浩问道。
“韩忠彦懦弱，影响不了官家。曾布虽主调和，调和不成，他也影响不了官家。据说有不少人在为蔡京唱赞歌。如果蔡京上台，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陈次升吃惊地问：“为什么？”
陈瓘回答道：“蔡京多才多艺，办事干练，让他治理一个州县，必定是一个能吏，如果让他治国，官家若能驾驭，国必大治，如果驾驭不了，国必大乱。”三人默然无语。
尚书右丞范纯礼，为人耿直敢言，曾布对他有所忌惮，想除去他却又找不到理由，思之再三，便找驸马都尉王诜，悄悄地对他说，皇上的意思是要让你为承旨郎，由于范右丞从旁谏阻，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王诜信以为真，因此怀恨在心。恰好辽国派使臣来京，王诜和范纯礼负责接待工作。辽使离去之后，王诜向徽宗进谗言，说范仁礼多次在辽使面前直呼皇上御名，让辽使见笑，失了臣子之礼。
徽宗竟然不问真假，便将范纯礼贬到颍昌府做了知府。李清臣也因为与曾布有矛盾，罢了门下侍郎之职。尽管如此，韩忠彦与曾布之间的争斗仍然是一个不了之局，双方你奈何不了我，我对你也没有办法。
韩忠彦的权谋之术远远不及见风使舵的曾布，接连吃过几次亏后，便想找一个帮手来对付曾布。
曾布与韩忠彦的想法不谋而合，也想找一个帮手对付韩忠彦。戏剧性的一幕是，两人想到的帮手竟然是同一个人，他就是蔡京。
蔡京是一个城府极深、极善钻营的人，他的拿手绝活就是见风使舵，紧跟形势走。蔡京是熙宁三年（1070 年）的进士，当时王安石变法方兴未艾，神宗视王安石为股肱，新党人士气势正盛，蔡京见风转舵，成了新党中人；元丰八年（1085 年）神宗去世，蔡京已爬到代理开封府知府的职位，有了参与朝廷高层政治活动的资格。眼看前途一片光明，不料在宣仁圣烈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保守派司马光东山再起，旧党崛起，蔡京敏感地意识到新党气数将尽，有心改换门庭，投靠旧党。
正在这时，司马光下了一道死命令，限天下五天之内废除“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蔡京却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竟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奇迹般地办成了，并立即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
蔡京的投机行为虽然得到司马光的赏识，但却遭旧党中人的不耻，因为在五天之内完成由“募役法”到“差役法”的转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蔡京是在蒙着眼睛骗鼻子，“故意扰民以坏成法”。
面对旧党汹汹的浪潮，司马光担心旧党起内讧，只好挥泪斩马谡，让蔡京卷铺盖走人。但司马光没有亏待蔡京，将他安置到真定府做知府，兼真定府路安抚使，只挪了一个位子，行政级别并没有降低，而真定府是一个肥缺，很多人想去也去不了。
哲宗绍述的时候，蔡京摇头一变，又以新党的面目出现，当上了户部尚书，成了章惇眼里的红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有可能跻身执政大臣的行列。不料章惇被曾布击败，被逐出京城，最终客死他乡。
十年之间，蔡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操守可见一斑。章惇遭贬，蔡京也跟着倒霉，被撵到杭州闲居。蔡京虽然到了杭州，但他不甘心就此沉沦，时刻都在寻找机会谋求东山再起。
徽宗即位之后，于建中靖国元年下诏在杭州设置明金局，并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宦官童贯到杭州主持明金局的工作，负责搜罗文玩字画。内廷供奉官大体相当于皇宫的采购处长，职位并不是很高，但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
蔡京闲居在杭州，知道童贯是天子弄臣，便想方设法巴结，将自己珍藏的王右军的字画献给童贯，又帮助童贯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品字画、器玩弄到手。蔡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子，能书善画，书法冠绝一时，就连号称“米癫”的大书法家米芾也都自愧不如。蔡京利用自己的特长，精心制作了一些屏障、扇带，让童贯带回宫中。当然，童贯也不会白忙乎，从蔡京那里得到了一笔丰厚的贿赂。
徽宗见到童贯从杭州带回来的这些好东西，惊喜之余，开始对童贯另眼相看了。童贯乘机为蔡京说项，赞扬蔡京是天下奇才，这样的人闲置不用，实在是暴殄天物。
童贯又将蔡京托他带回的金银珠宝和小巧玩意分送给后宫众嫔妃与内侍。后宫这些人受了小恩小惠，心存感谢，纷纷在徽宗面前夸赞蔡京，说蔡京才华出众，贤能无双，忠于朝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蔡京也没有忘记元符皇后刘氏，当年章惇废孟后，蔡京是同谋者，刘皇后是知道的。当时有一个叫徐知常的左阶道篆，常以道士身份出入元符皇后宫中，蔡京嘱咐其心腹太常博士范致虚花重金收买徐知常，托徐知常求元符皇后暗助自己复职。元符皇后本来就对蔡京心存感激，当然满口答应，她与徐知常密商一计，由心腹宫女传出话去，说当今皇上是上界星君下凡，必定另有星宿下凡辅佐。
徽宗听到这些谣传，心里很舒坦，他想知道辅佐星君的星宿是谁，于是想起了当年给他测字的陈彦道士。
陈彦应召进宫，装模作样地推算了半天，写下四句谶语：
宦海沉浮三十年，
两朝耿耿佐君边。
芳草萋萋去天际，
京师腊祭好重迁。
徽宗七窍玲珑，一看就懂，这是说在腊祭之前将蔡京召回，既然是谶句，那就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啊！谶语说得如此直白，当我是二百五呀？由于有了疑心，便没有依陈彦的谶语行事。
徽宗尽管没有召蔡京进京，但还是下诏起用蔡京为定州知府，蔡京还没有起程赴任，徽宗又下诏改任大名府。
起居郎邓洵武是一个极善投机钻营的人物，他预料到蔡京会东山再起，重掌朝政，便刻意巴结。当时韩忠彦、曾布为相，在一次入朝奏事时，邓洵武在徽宗面前挑拨说：“陛下是先帝之子，理应绍述神考遗志。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先帝曾推行新法，韩琦常谏新法不可行。现在韩忠彦曾为相，便更变先帝之法，陛下都听之任之。韩忠彦作为臣子，尚能继承父亲的遗志反对新法，陛下作为天子，反而不能绍述先帝的遗志。”
徽宗问道：“依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理呢？”
“陛下如欲继先帝遗志，非起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看准了徽宗在是否变法上举棋不定而又急于继承父志的心理，用父子之情去离间君臣关系。
徽宗果然掉进了邓洵武的圈套，沉默不语。
当时，蔡京已贬往外地，徽宗并无复用之意，邓洵武早有预谋，继续说道：“陛下如果真要绍述先志，群臣中恐怕没有相助者。”边说边从怀中拿出一幅《爱莫助之图》献给徽宗。
图分为左右两表：左表列元丰诸臣，右表列元祐诸臣。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等，各作一重。在元丰诸臣表中，列蔡京为首，余下不过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等五六人而已。表下面注：能够尽力，以助绍述。在元祐诸臣表中，列韩忠彦为首，而举满朝公卿、百官、执事，尽行载入差不多有五六十人。表下面注：破坏政令，阻挠绍述。
这本来是恶作剧式的文字游戏，徽宗竟然深信不疑。
对于神宗、哲宗两朝旧臣，徽宗本已不存偏见，而邓洵武公然挑拨，目的在于试探徽宗调和两党矛盾的态度是否坚定不移，谁知他这种带赌博式的荒唐举动，竟然得到这位青年天子的默许。
徽宗之所以对蔡京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对蔡京潇洒飘逸的书法心仪已久。徽宗当藩王的时候，就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只要见到自己喜爱的书画作品，都要想办法弄到手。绍圣年间，蔡京的书法名噪一时，无人能出其右。一次，蔡京的两个侍从手持百圆扇为蔡京扇凉，蔡京一高兴，便在两人的扇子上题写了杜甫的两句诗。几天之后，两人再来侍候蔡京时，喜气洋洋，衣帽一新。蔡京觉得奇怪，问他们怎么一下子阔了起来。两位侍从告诉他，几天前蔡京给他们题字的两把扇子，被端王花两万钱高价买走了。徽宗花重金购买蔡京的墨迹，当然是爱屋及乌，对蔡京本人有好感。即位之后，本想重用蔡京，无奈蔡京劣迹斑斑，犯了众怒，遭到朝野一致抨击，无法庇护，只得将他贬谪到杭州去了。
宋朝的皇帝对看图说话似乎都很重视，当年的王安石因郑侠献的一幅《流民图》而败走麦城，如今的徽宗看了《爱莫助之图》之后，感触也非常深。他以为元丰人少，元祐人多，疑心元祐众臣朋党为奸，有心要改变这种状况。恰好此时韩忠彦和曾布两人同时力荐蔡京入朝。徽宗于是下诏，把蔡京召入朝中担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终于又回到了朝廷。
曾布力荐蔡京不难理解，因为蔡京也主张绍述，两人是同党，同党中人联手对付一个外人，当然在情理之中了。
韩忠彦力荐蔡京，却有些让人费解，因为他是旧党，蔡京是激进人物，韩忠彦为何要推荐一个与自己政见不合的人物呢？用韩彦忠的话说，曾布你不是靠“绍述”迎合皇上吗？我就找一个更能“绍述”的人来制服你，这叫作以暴制暴。
韩忠彦欲用蔡京来排挤曾布，曾布也想靠蔡京打击韩彦忠，但他们两人都忽视了蔡京的能力和野心。蔡京是一个工于心计、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奸诈之徒，论他的能力，韩彦忠和曾布两人绑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
韩忠彦本想找一个助手，却病急乱投医，为自己找来了一个掘墓人。曾布想找一个帮手，却找来了一个卸磨杀驴之人。
徽宗即位之初，曾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人士，以期利国利民，并改年号“建中靖国”，仅隔一年余时间，当初之言犹然在耳，徽宗便自食其言，改元“崇宁”，“宁”指的是熙宁，这是徽宗的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是推崇之意，这是明白无误在表示要恢复神宗之法。在这个节骨眼上，蔡京回朝了。
蔡京是一个极具野心的人，翰林学士承旨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为了表示他的不同凡响，他到处散布谣言，攻讦元祐党人，而徽宗竟然默许了，这预示着一场迫害元祐党人的风暴已起之于青萍之末了。
国策做出重大调整，人事重新洗牌也就成为必然。徽宗下诏提拔邓洵武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兼职侍讲；恢复蔡卞、邢恕、吕嘉问、安惇、蹇序辰等人官职；礼部尚书丰稷，则被逐出京城，出任苏州知府。
蔡京是个聪明人，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先联合曾布挤走韩彦忠，然后再干掉曾布。于是便与曾布在徽宗面前唱双簧，说韩彦忠身为宰相，骨子里却不乐意崇尚神宗之法，不赶走韩彦忠，崇尚神宗之法就是空谈。
五月，韩彦忠终于被逐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出知大名府。韩彦忠悔不当初，原本举荐蔡京还朝是要挤兑曾布，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政治斗争是无情的，一招失手，满盘皆输啊！
驱逐了韩彦忠后，徽宗又下诏追贬司马光、文彦博等四十四人官阶，并规定不再任用元祐、元符党人；司马光等人的子弟不得为京官。再下诏，任命蔡京为尚书左丞、赵挺之和温益为尚书右丞、许将为门下侍郎、许益为中书侍郎。
尚书左丞（即执政）是一个副宰相的职级，相当于宰相助理。这种快速提拔足以令人眼花缭乱，曾布觉得有些不妙，但已无力阻拦了。更糟糕的是，此时的蔡京已不把曾布放在眼里了，出任尚书左丞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便对曾布痛下杀手，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
曾布与陈佑甫是儿女亲家，陈迪是陈佑甫的儿子，也是曾布的女婿。曾布欲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按大宋有关规定，宰相不能举荐自己的亲属担任要职，两府议事的时候，曾布提到这件事，意思是征求蔡京的意见，蔡京故意使坏，不说同意，也没提反对意见。曾布以为蔡京默许了，便向徽宗举荐陈佑甫。
蔡京却站出来说：“爵禄是公器，国家设官分职，是为了治理国家，确定俸禄，是为了让臣子尽忠供职。这官职爵禄，宰相怎么能私授给亲家呢？”
曾布被激怒了，反驳道：“蔡京与蔡卞是兄弟，不是也同朝为官吗？”
蔡京抓住曾布的语言漏洞说：“曾大人，我说过不可亲家同朝吗？我是说不可凭借权位私自相授。蔡卞是我举荐的吗？当年蔡卞任尚书左丞，位在我之上，哲宗皇帝曾拟授我右丞之职，有人当时奏说兄弟不可同朝，想必曾大人还记得这件事吧？”
兄弟不同朝这句话，其实就是曾布说的。蔡京虽然语含讥讽，曾布却也无话可说。曾布恼羞成怒，大声说：“陈佑甫虽然是我的亲家，但以他的才干，足以胜任户部侍郎之职，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怎么就不能举荐？”
蔡京冷笑一声道：“恐怕未必真有才吧！”
曾布冷哼一声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大臣温益对曾布早就心存不满，乘机斥责道：“在皇上面前，怎么能如此无礼？”
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是犯罪行为。曾布自知失礼，连忙跪下请罪。徽宗甚为不快，拂袖而去。
第二天，言官们交相弹劾曾布，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
曾布无奈，只得请求辞职。徽宗立即准奏，免去曾布右相之职，改为观文殿大学士，贬到润州去当了知州。
蔡京痛打落水狗，继续弹劾曾布，说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并设下圈套，让曾布自己承认贪污，希图免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遣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从此以后，曾布以戴罪之身，历经劫难，五年之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曾布死不足惜，但从其宦海沉浮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宋末年政坛的波谲云诡，权臣相互倾轧，最终导致北宋的衰微与覆灭。
蔡京成功地导演了一场联曾倒韩、卸磨杀驴的好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已是权势显赫的宰相了，半年之后，又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帝国第一宰相。他从贬谪地东山再起，仅用了一年时间，便成了国之重臣，其升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奸佞得志，便意味着忠良遭殃。蔡京走马上任后，徽宗便下诏禁止元祐法，同时在尚书省设立讲议司。为的是要绍述神宗大业。徽宗以往下诏书，尽量中庸平和，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把元祐期间的政治措施抨击得一无是处，措辞之严厉，态度之蛮横，同以往的谦抑与温和判若两人。
这道诏书是在蔡京操纵下炮制出来的。诏书指责哲宗在位时期民生维艰，商旅不通，官吏寡廉鲜耻，民风浅薄，赋税不均，奢靡严重，稍微遇到饥荒，百姓便流离失所。诏书中所指的也许都是事实，但北宋积贫积弱已久，把这些积弊全都算在哲宗头上，实在不公允。不过，问题的症结并非在此。蔡京的本意并非与哲宗过不去，目的在于整肃仍然活跃在政坛上的哲宗朝旧臣，置他们于死地，这才是这道诏书的真正目的。
至于那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讲议司，则是仿照神宗熙宁年间设置条例司的旧例设立的。讲议司的主官叫提举，由宰相蔡京兼任。徽宗设立讲议司，本意是讲议熙、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行而未行之事。然而，这个机构却成了蔡京排挤异己、陷害忠良的工具。蔡京托绍述之名钳制天子，任用亲信吴厚居、范致虚等人为幕属，将朝廷政治、经济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颁发的政令不许台谏封驳议论，强行推向全国。
蔡京是一个睚眦必报之人，他凭借手中的权力，把与他有个人恩怨或意见相左的人悉数定成了元祐奸党，并亲自议定了一份名单，总共一百二十人。这些所谓的元祐奸党中：
文臣执政官二十五名，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韩忠彦、李清臣、刘奉世、王岩叟、苏辙、范纯礼、陆佃等均在其中。
曾任侍制以上的官员三十五名，苏轼、范祖禹、刘安世、曾肇、邹浩等人榜上有名。
余官四十八人，程颐、晃补之、黄庭坚、李格非（词人李清照之父）、司马康（司马光之子）、秦观、吕希哲、任伯雨、陈瓘、龚夬等在劫难逃。
此外还有内官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
徽宗以他那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笔书写“元祐党人碑”，刻石立在皇宫的端礼门和文德殿的东壁之上，用以昭示天下。如此一来，朝中的精英以及那些算不上精英但与蔡有过节的人，都被戴上了“奸党”的帽子。
事实上，所谓奸党的人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如王安石的学生陆佃根本就不是旧党。只是要正人君子，与蔡京冰炭不同炉，自然难逃厄运。章惇、曾布虽然心地褊狭，品质恶劣，但和元祐党人毫不相干，只因与蔡京见解不合，也被列入元祐党籍。又如曾任宰相的张商英，哲宗朝曾反对变更新法，上疏攻击司马光、吕公著等，只因与蔡京政见不合，也被列入元祐党籍，贬出朝廷。总之，元祐党籍是蔡京迫害异己的撒手锏，他随手掷给你一顶元祐党籍的帽子，就足以使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蔡京刊立党人碑后，又将元符末年，因日食求直言时上书的几百人全部清查出来，将他们定为邪上、邪中、邪下三个等级。以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数加以升官嘉奖。范柔中以下五百多人定为邪等，无一例外地都被降官，以示惩罚。尽管如此，心肠歹毒的蔡京仍嫌株连不够，又向徽宗提出惩办那些要求恢复元祐旧法之人。徽宗自然应允，于是刘奉世等二十七人被罢了俸禄。按照宋代规定，大臣罢官之后，让他们去管理道教宫观，没有具体职掌，只领取俸禄，称之为“祠禄”。如今连这一点微薄的待遇都要取消了。同时又命令他们分散在各州居住，规定这些人不得居住在同一个州，以防串通滋事。这些人多是皤皤老翁，长期遭受迫害，困顿潦倒，生活拮据，现在又以戴罪之身，挈妇将雏，飘零天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著名词人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就在这一行列中。涉及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较之章惇当年的疯狂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看不惯这种做法，写了一首小词讥讽说：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少！
崇宁二年（1103 年）正月，一些奉承蔡京的小人唯恐天下不乱，上书徽宗，说竖立在端礼门和文德殿的元祐党人碑，距京师近在咫尺的陈州竟不知情，更何况边远之地，应由朝廷下诏，将端礼门御书石碑上的“奸党”姓名下发给外路州军，立石刊记，以传示万世。
徽宗不假思索，欣然应允，交由蔡京办理。蔡京亲自书元祐党人姓名，颁发到各郡县，命令各地将这些名字刻在石碑上。
长安官府接到立石的命令，不敢怠慢，立即召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刻碑。安民看过党人姓名后说：“小匠不晓得朝廷刻石的意思，但听得司马相公这个人，海内都称道他正直忠良，如今却把他列作奸党首领，小匠不忍奉命刻石。”
长官怒道：“你一个小小的石匠，能够辨别朝廷上谁是忠谁是奸吗？”
安民对答道：“并不是小人能辨别朝廷的忠奸，不过像司马相公爱国爱民的赤心，天下之人，妇孺皆知。举世都识为忠，朝廷独指为奸，怎能叫小人不疑心呢？”
“越发胡说了！”长官大喝道，“这是朝廷的命令，我尚不敢违抗，你是什么人，竟敢违抗朝廷之命吗？”
石匠安民愣在当场，不敢出声。
“刻，便是活，不刻，立即乱棒打死，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小人愿刻。”安民跪在地上，哭着说，“但求大人答应小匠一件事。”
“什么事？”
“小人刻碑不留名。”
原来，石匠行当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刻的石碑上，要刻上刻碑人的名字。安民不想将自己刻党人碑的罪恶之名流传后世，故以不留名的方式对蔡京一伙提出抗议。
九江有一碑工名叫李仲宁，镌刻技术精湛，偶与诗人黄庭坚相识，黄庭坚为他所居之处题了“琢玉坊”的匾额，李钟宁珍如拱璧。朝廷诏令州郡刻元祐党人碑时，他也被征去刻碑。他见“奸党”名单中有黄庭坚之名，便对州军长官说：“小人以前家庭贫穷，只因刊刻苏内翰（苏轼）、黄学士（黄庭坚）诗词，来买的人越来越多，小人一家才得以饱暖，如今说他们是奸党并要镌刻石上，小人实在不忍下手。”州郡长官是个正直的官员，感慨地说，想不到一个乡野村夫，竟有这等超凡脱俗的见解，真是难能可贵。于是馈赠以酒，并答应了他的请求。
安民、李仲宁这些贫贱乡民深明大义，与那些饱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却卖身求荣投靠权贵的士大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被列入元祐党的众多官员中，有很多人是才高八斗、著作等身的文化人，他们的作品早已风靡天下，妇孺皆知。蔡京知道，只要这些人的著作还在民间流传，就不可能消除他们的影响，当务之急就是让这些人的著作在民间消失。于是，在蔡京的指使下，一伙奸佞挖空心思找这些文化人的麻烦。
最先遭殃的是诗人黄庭坚，因他被列入了元祐党籍，被责降管勾玉隆观。百无聊赖之际，写了一篇《荆南承天院碑》，碑文大意是说，有人说建一座佛寺要耗费掉中等民户万家之财，实在是百姓沉重的负担。依鄙人之见，即使国家无战祸，天灾疾役也是百姓无力抗拒的。天下善人少而不善者多，如果国家的刑罚施于外，佛家的思想施于内，两者相辅相成，无疑对国家是有益而无害。其实，黄庭坚撰写的碑文，只是直抒胸臆，表示对修造佛寺的看法而已。
湖北转运判官陈举上表弹劾，说黄庭坚语涉谤讪。而真正的原因是陈举想在碑文后面添上自己的名字，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作为炫耀的资本，遭到黄庭坚婉拒。陈举恼羞成怒，便从碑文中摘录数句，交给执政赵挺之，而赵挺之与黄庭坚有矛盾，便乘机落井下石，马上将奏本上交徽宗，致使黄庭坚贬窜宜州，客死异乡。一抔黄土葬孤魂，黄庭坚再也没有回归故乡洪州分宁。
崇宁二年（1103 年）四月，徽宗下诏销毁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又在蔡京的怂恿下，禁行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焚毁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记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
最有意思的是《资治通鉴》一书的命运。司马光既然被列入了元祐党人，他主持撰写的《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及其党羽林自等人。
博士陈莹中得知这个消息，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援引了神宗为《资治通鉴》写的序文，以示皇帝关注过此书。
林自不学无术，不曾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确实写过这篇序文，质问陈莹中说：“这篇序文怎么能是神宗写的呢？”
陈莹中反问道：“谁敢说这是假的吗？”
林自又自找借口说：“即使是真的，也是神宗幼年时写的文章而已。”
“天子之学出于圣人，得自天性。”陈莹中反问道，“难道皇上少年和成年时写的文章有区别吗？”
林自自知理亏，回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蔡卞。蔡卞秘密下令学宫中把印版放在高阁安全之处，不要再议论毁版的事了。《资治通鉴》躲过了一场浩劫，得以幸存下来，流传于世。
蔡京销毁了司马光等人的画像，又命人在显谟阁画熙宁、元丰功臣的像；在都城南面修建学宫，建房一千八百七十二间，赐名辟雍，广储学士，召集人研究王安石的《经义字说》，在辟雍中供俸孔子、孟子等人的图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地位仅次于孟子。
也许是徽宗、蔡京一伙迫害元祐党人的做法太离谱，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致使人神共愤，万民嗟怨，蔡京等人不得不有所收敛。崇宁四年（1105 年）五月，徽宗下诏“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坚冰乍融，柳暗花明，事情总算有了转机。八月间又规定，凡因上书而受到编管的人士由亲戚担保，放归田里，与家人团聚。
“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当年元祐党人落泊离京，风餐宿雨，无限凄凉，如今可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但又规定，如果犯流罪以上，或擅出州界，或不思悔改、谤讪朝政者，不在此列。如再违犯，保任者同罪。这就是说，只要蔡京一伙看谁不顺眼，随时都可以找一个理由重新进行迫害。这虽然是有限的放宽禁网，但毕竟是寒冬中有了一丝春天的气息！
这一年九月，因九鼎铸成，徽宗在大庆殿接受群臣祝贺，诏用新乐，并大赦天下，元祐党人的处境稍稍有了改善。徽宗心情大好，忽生恻隐之心，亲自起草一份诏书，表示自己不念旧恶，体恤臣民。诏书中说元祐奸党诋毁先帝，罪在不赦，理应窜逐远方，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但如今五谷丰登，祥瑞迭至，一夫失所，朕心不安，为表示朝廷宽厚之意，贬谪之人可以内徙，但不得至四辅（东辅襄邑、西辅郑州、北辅澶州、南辅昌府）及京畿之地。
尽管有种种限制，但从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的边陲移往内地，生活上毕竟方便了很多。
也是事有凑巧，崇宁五年（1106 年）正月，天上出现彗星。徽宗以为又是上天向他示警，心里非常恐惧。赵挺之和吴居厚乘机请求徽宗下诏求言。徽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提拔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
古代向皇帝上书，有严格规定，不够级别，不能向皇帝上书。如果是皇帝下诏求言，则不受等级的限制，只要你有话想对皇帝说，就可以越级上奏。这种求言，还有一个特别规定，就是言者无罪，说错了也不要紧，皇帝绝对不会降罪。因此，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向皇帝上言，说平常不敢说之话。
刚提拔的中书侍郎刘逵首先上疏，请求毁掉元祐党人碑，放宽禁令。当时对元祐党人的迫害虽然有所松动，但如此直率大胆的倡议，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刘逵甚至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谁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徽宗一反常态，竟然采纳了刘逵的建议，连夜派人到端礼门砸毁了元祐党人碑，恢复他们的仕籍，外地的“奸党”石刻也一律拆毁，不许言官再弹劾此事，除党人一切之禁，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容大度。
徽宗又表示，元祐党人中凡是应该起用之人，依照大赦条例起用；已经贬谪的官员，还没有由远移近者尽快落实移近；凡服劳役者减刑。同时命三省共同商议，起用元祐党籍中曾任宰臣、执政官的刘挚等十一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十九人，文臣及其他官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选人刘谅卿等六十七人，这些人健在的都安排了工作。
虽然安排的都是闲职，没有实权，甚至有的人在旧职上降两级使用，还有一些人仍然不得进京师，明显带有歧视的味道，但是比起贬窜边陲来说，境遇还是改善了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皇恩浩荡了。
其实，在给元祐党人平反这个问题上，蔡京是持反对意见的。在元祐党人碑被砸的第二天，蔡京就曾质问徽宗：“这碑怎么毁了？”
徽宗回答说：“朕因上天示警，想要宽大政令，所以派人把碑毁了。”
蔡京厉声说：“碑石可毁，奸党的姓名不可灭！”
大臣们都耳闻蔡京对皇上吼叫声。
徽宗似乎对蔡京有所忌惮，听到蔡京的吼叫，虽然面露怒容，但也只是看了蔡京一眼，并没有出声，似乎到了敢怒不敢言的地步。之后一个月，蔡京便被免去宰相之职，出任没有任何职权的太乙宫使去了。重新任命去职不久的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蔡京罢相之后，对刘逵恨之入骨，一直在暗中活动，欲扳倒赵挺之、刘逵两人，谋求恢复相位。
这一天，他秘密召集私党开会，商量谋求复位。御史余深、石公弼两人说，皇上刚刚重用赵、刘两贼，要想扳倒他们两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蔡京似乎很有信心，他说：“事在人为，只要大家肯尽力，老夫自有办法。”
“为相公做事，我等敢不尽力吗？相公有什么办法呢？”余深问道。
“在后宫，皇上最宠爱谁？”
“郑贵妃！”有人回答。
“郑贵妃最倚重谁？”
“郑居中呀！这还用问？”
蔡京的阴谋很明显，他又要故伎重演，走后宫路线以谋求恢复相位。
果然，蔡京说出了他的计划，就是让宦官给郑贵妃进言，拉拢郑居中，向皇上进言。他见大家看着他，解释说：“皇上虽然一时听信奸言，罢了老夫的相位，但对老夫的信任并没有完全消除，只要有人说几句好话，仍然会恢复对老夫的信任。赵挺之、刘逵这两个人做事中规中矩，时间长了，皇上一定会不乐意，到时就会想念老夫，你们疏通好郑贵妃、郑居中两方面的关系，乘机弹劾赵挺之、刘逵，老夫恢复相位也就水到渠成。”
大家统一了意见，按蔡京的安排，分头行动。
要了解蔡京的这次阴谋，还得先了解郑贵妃、郑居中其人。
郑贵妃是开封人，父亲郑绅曾做外官。她生得美丽、聪慧，自小选进宫中侍奉向太后。向太后喜欢她秀外慧中，命她做了内侍的领班。徽宗在端王邸的时候，每天都要进宫给向太后请安，总是她代为传报，并由她和另外一名领班王女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徽宗见她们言语伶俐，容貌娇艳，心中十分爱悦。虽碍着宫禁森严，不能搂在怀中销魂，但难免有眉来眼去、言语调情的时候。久而久之，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有时在向太后面前也有所流露。时间长了，向太后也有所觉察，但见他们并没有淫乱的行为，也没有禁止。
徽宗即位之后，向太后便把郑、王二女赐给了徽宗，以偿他们夙愿。
徽宗先封郑女为贵人，很快又晋封为贵妃。皇后见郑女能书能文，书体娟秀，文辞藻丽，对她也是另眼相看。
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贵妃，加之皇后秉性谦和，对于徽宗的爱好，从不干预，所以，郑贵妃便得擅宠专房。
蔡京这次确定走后宫郑贵妃这条线，实在是煞费苦心。
郑居中，现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他是郑贵妃的远族，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郑贵妃因为母族人丁不旺，想倚重郑居中，故在徽宗面前美言，使郑居中得到徽宗的信任。
蔡京的私党们领了蔡京的妙计，立即行动起来，一面买通内侍疏通郑贵妃，让郑贵妃在皇上面前进言赞誉蔡京，一面重金贿赂郑居中，请他奏请皇上，让蔡京官复原职。
老谋深算的郑居中觉得，如果让他先向徽宗奏请，万一不答应，那就弄成了夹生饭，再要重来就难了。因此，他叫余深先上奏疏，奏请皇上起用蔡京，然后他再来敲边鼓，这样把握性更大。
余深果然上疏替蔡京申辩，说蔡京为政，秉承的是圣上的意旨，从来没有私自擅改什么法令。刘逵妄加指斥，罢免蔡京及一切绍述的政策，有失绍述的本意。
徽宗看了余深的奏疏，不住地点头，大有赞许之意。郑贵妃将这些看在眼里，乘机问道：“陛下以为余深的奏疏怎么样？”
“颇有道理！”
郑贵妃乘机替蔡京求情说：“蔡相公执政的时候，就臣妾看来，实在未尝私用己见，都是秉承圣旨行事。他对绍述之政，有功无过。”
“你说的也有道理。”
郑贵妃见徽宗心意已动，不再多言，密使人将这个情况转告给郑居中。
次日，郑居中入朝奏请说：“陛下即位以来，一切建树，都是学校礼乐，居养安济等法，上足以利国，下足以裕民，怎么能说是逆天背人呢？”
徽宗点点头，表示赞同。郑居中见徽宗点头赞许，更直接地说：“臣恳求陛下要顾全绍述的初志，不要中途而废，以致前功尽弃而累了陛下的圣明。”
徽宗听郑居中说得情真意切，也有感触，便怀疑赵挺之、刘逵两人极意攻讦蔡京，可能夹杂了个人恩怨，于是有了起用蔡京之意。
郑居中窥出徽宗的心思，于是去见蔡京。蔡京觉得时机成熟，立即吩咐余深等人弹劾赵挺之、刘逵两人。
余深等人哪肯怠慢，连夜写成奏疏，联名弹劾刘逵破坏绍述，导致国家大政反复无常，且还凌蔑同僚，引用邪党，为朝廷之大恶。这一道弹劾状，就是赵挺之、刘逵的催命符。
徽宗下诏，贬刘逵知亳州，罢赵挺之为观文殿大学士祐神观使。
蔡京再次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重新上任后，奏请改元，于是，崇宁六年改为大观元年（1107 年），继续推行崇宁新法。
吴居厚也因赵、刘二人受到牵连被免职。蔡京的同党何执中则为中书侍郎，邓洵武、梁子美任尚书左右丞。
郑居中于蔡京复相出了不少力，满指望得到回报，蔡京也有这个打算，保荐他任同知枢密院事。
有个叫黄经臣的内侍，平时与郑居中有矛盾，知道郑居中在蔡京复位的过程中得到不少好处，故意使坏，跑去密奏郑贵妃，说本朝外戚，从未预政，贵妃应以亲嫌谏阻外戚与政，借彰美德。
郑贵妃此时身份显贵，不一定要倚赖郑居中，她也想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听了黄经臣之言，果然劝阻郑居中升职一事。徽宗对郑贵妃是百般宠爱，她的话当然要听，而且这还是一件替贵妃彰显美德之事，他就更应该如她所请了。于是，收回成命，改任郑居中为太乙宫使。
郑居中再托蔡京从中斡旋。
蔡京再次找徽宗，说枢密是掌管军事的，并不是三省执政，不必要避亲。
依蔡京的说法，政权不能交给外戚，兵权交给外戚并无不可。
蔡京的说辞，并没有打动徽宗。郑居中见蔡京没有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怀疑蔡京没有尽力，暗暗地就恨上了蔡京，背地里有了怨言。蔡京虽然有所耳闻，但也无可奈何，毕竟是自己失信于人，只好任由他说，装作没有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