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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有惊无险地登上皇位，史称宋徽宗。从一个亲王而坐上皇帝的宝座，赵佶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况且，他以庶子的身份成为皇帝，人心是否信服，他心里也没有底。
宋朝有个怪现象，自从仁宗皇帝由刘太皇垂帘听政之后，无论是宗室还是大臣，似乎对后宫的女人有一种依赖感。年青的徽宗继位后，也想走这条老路，恰好曾布奏请向太后垂帘听政，理由是新天子经验不足，向太后既然将新天子扶上马，那就干脆再送一程。其实，谁也没有做皇帝的经验，曾布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向太后年事已高（55 岁），且性格恬淡，新天子即位后，自己正好可以过上清闲自在的日子，颐养天年，不料新天子却要她垂帘听政，心里不怎么情愿，当即便一口拒绝了，无奈徽宗不依不饶，再三恳求，只得勉强答应了。于是通过御药院黄经臣传旨说：“垂帘听政，非出本心，只因圣君拜请，大臣劝谏，这才勉为其难。一旦国事稍定，便立即还政，断不敢同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那样终身听政。”然后由蔡京起草一道诏令，颁布天下。
徽宗一心想做一个臣民理想中的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江河日下的大宋帝国打造成太平盛世。即位之后，便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任命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为吏部尚书（不久又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真定知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尚书左丞。这三人皆为人正直，出言无忌，此次破格提拔，消息很快在京城不胫而走，朝野称颂。透过这次人事变动，让人闻到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韩忠彦是北宋名相韩琦的儿子，上任之后，果然向朝廷提出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的四项建议。向太后大加赞许，全部采纳了韩忠彦的建议。
转眼到了春天，司天监计算出四月初一会出现日食天象。在那个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都非常迷信，一旦出现日食天象，便认为是朝政有重大失误或朝中出了奸臣，上天以示警诫。
徽宗也很相信这些，再想到韩忠彦广开言路的建议，便下诏让士庶臣僚直言指责时弊，批评朝政，并明确表示，说对了有赏，给你官，给你钱，说错了也没有关系，绝不会因此获罪。诏书中说：
朕自入继大统，任大责重，不知如何治理天下。四海之大，问题之多，非朕一人所能遍察，还赖文武百官及庶民多进忠言，以匡扶朕之不足。举国之内，每个人都在思考问题，村氓百姓之中，也不乏可采之言。凡朕躬的阙失，如朝中大臣的忠奸、政令是否妥当，风俗是美是恶，其他如朝廷的恩泽不能普及民间、百姓的疾苦无人关心等等，均可建言献策。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也不加罪。在京言事者，送给所属地区长官；外地言事者，送给所在州军转呈。
诏书出自中书舍人曾肇之手，言情恳切，沁人肺腑，在宋朝诏书中别具一格。可以想象，此时的徽宗完全是出于至诚，绝非欺世盗名、骗取朝野的好评。
诏书下达之后，韩忠彦便上书言事，说先皇哲宗即位时，也曾下诏让天下人言事，当时献言者以千百计。章惇为相后，却命人摘取上书人的片言只语，随意发挥，说他们谤讪朝政，应诏言事者大多获罪，至今人们还愤愤不平。如今陛下又下诏让中外直言朝政得失，请汲取前车之鉴，兑现诺言，取信于民，不要因言事而降人以罪。
中书舍人曾肇则要求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这个机构的职责是编录臣庶奏章，别有用心之人往往从奏章中摘录片言只语，然后任意发挥，给人定上莫须有的罪名。
徽宗认为说得有理，便下诏撤销了编类臣僚章疏局。
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不是谁都可以直接给皇上写奏折的，只有一定级别的朝廷官员才有这个权利。诏书下达之后，那些平常没有资格给皇上写奏折的中下级官员，纷纷提笔给皇上写奏折，内容多集中在用人方面。筠州推官崔
只是掌一州中司法事务的小官，位卑职微，但他不以为意，上书说：
陛下下诏求直言。臣如果有话不说，便辜负了陛下的栽培之恩。如今政令烦苛，民不堪其扰，风俗险恶，法令不能制，这且不去说它，单就陛下身边的忠奸大臣……
接着，崔
便把矛头直指宰相章惇。在历数章惇一大堆劣迹后，又斥责他操持权柄，遮蔽圣聪，排斥异己，狙诈凶险，恩怨必报，天下之人称之为奸邪，京师流传说“大惇小惇（指御史中丞安惇），殃及子孙”，还有人称章惇为“惇贼”，这样的人如果不惩罚，难以平民愤！
徽宗浏览奏折，不禁有一丝快意，他在藩邸时便知道章惇是奸邪之辈，在朋党之争中排斥异己，对旧党进行疯狂报复，夹杂了很多个人情绪。即位时又是章惇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差一点龙位不保，心中早存芥蒂，崔
上疏弹劾章惇，可以说是正中下怀。徽宗是一个明白人，知道仅凭一纸奏折便拿章惇开刀，可能会招来非议，天下人一定会说自己挟嫌报复。为了避嫌，便暂时隐忍不发，放了章惇一马。但对弹劾章惇的崔
，提拔为相州教授，以示嘉奖。
向太后不是一个恋权的女人，见徽宗处事颇有章法，心里很高兴，前几个月她还是很认真地垂帘听政，遇事也从旁指点一二，到了后来，就故意少说话，大事尽量让徽宗自己做主，如果觉得有所不妥，才补充几句，垂帘听政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徽宗见太后很支持自己，信心逐渐增强，随后又提拔龚夬为殿中侍御史，召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
安惇是言官们抨击的第二个对象。他身为御史中丞，本应扶正祛邪，整肃朝纲，但他却与章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邹浩在哲宗时期因劝谏册立元符皇后之事，被章惇进谗言，削官安置到新州，徽宗即位被召回朝出任右正言。安惇上奏反对说：“如果起用邹浩，岂不是说先皇哲宗皇帝的处罚错了吗？”
徽宗怒斥道：“立后是件大事，你官阶高而不敢言，邹浩却挺身而出，敢于尽言，足见他是个直臣，这样的人为何不能复用？”
安惇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该当安惇的好日子到头了，弹劾邹浩未果，却引来左正言陈瓘的弹劾。陈瓘上表弹劾安惇，说他扰乱圣聪，阻塞贤路，陛下如果要向天下人明示好恶，亲君子，弃奸佞，请从安惇做起。
徽宗有心要肃整朝纲，看了陈瓘的奏折后，下诏将安惇逐出京城，贬到潭州去了。安惇成了徽宗清政的第一个试刀者。
这一天，朝议时，韩彦忠、曾布先后奏请恢复哲宗皇帝废后孟氏的皇后之位。两人的奏言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章惇为山陵使，给哲宗送葬去了，不在朝。
蔡卞持反对态度，认为瑶华复位，是彰显先帝之过，理由是废后诏书是先帝亲自签发的。
右正言邹浩立即进行反驳，说先帝废掉孟皇后之后，中宫之位三年虚设，足见先帝也有悔意。恢复孟皇后之位，是做先帝想做而不便做之事，以补先帝生前的缺憾。
蔡京反对给孟皇后恢复名誉，说弟弟给嫂嫂恢复名誉，名不正，言不顺，恐怕要成为天下人之笑柄。
向太后见蔡京说得厉害，皇帝不好作答，立即说道：
蔡承旨此言不妥，今天是老身垂帘听政，代为处分军国大事，这是姑复媳位，不是弟复嫂位。如果是冤案，就是弟复嫂位，又有何不可呢？先帝在的时候，就废后之事曾对老身说过：“章惇误我！”蔡右丞（蔡卞）也在场，也是知情人，是不是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瑶华废后，确实犯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
蔡京虽然能言善辩，但在向太后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反驳，只得伏地请罪，承认自己说了昏话。
向太后见再无人反对，下旨恢复孟氏为元祐皇后，派人将她从瑶华宫迎回皇宫居住。
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在哲宗绍圣年间任尚书右丞，不断做一些小动作欺骗哲宗，排斥异己。每次中伤朝中正直官员，便事先递上密疏，详尽罗织罪状。哲宗不辨真假，自然同意他的意见，蔡卞趁机以圣旨名义发出，让全国执行。这样即使积怨，也与他没有什么关系。宰相章惇虽然老奸巨猾，也往往落入他的圈套。
蔡卞、章惇二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章惇好发议论，蔡卞颇有城府，深藏不露。议论朝政之时，章惇往往是摇唇鼓舌，说得唾沫四溅，蔡卞却一言不发，诡秘莫测。
殿中侍御史龚夬上奏，说蔡卞与章惇勾结，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使元祐旧臣全都贬到岭南等僻远荒疏之地，民间歌谣说“蔡卞心，章惇口”，章惇所做的坏事，都是蔡卞暗中出的主意。此人不宜留在京师，应该罢黜。
“一蔡二惇，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这是说人们如果得罪了蔡卞、章惇、安惇等人，必遭灭门之灾，家产被抄没，子孙遭禁锢。
又有一首歌谣说：“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蔡京）小蔡（蔡卞），还他命债。”这是说得罪了章惇、安惇，连入地狱的门都找不到，触怒了大蔡小蔡，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了。
接着，台谏陈师锡、陈次升、任伯雨等十多人上疏弹劾蔡卞。
徽宗放了章惇一马，对于蔡卞便不再姑息，下诏贬蔡卞为江宁（今南京）知府。台谏们认为处罚太轻，继续弹劾。徽宗于是下旨将蔡卞改贬为提举杭州洞霄宫，太平州居住。尽管如此，朝臣们痛打落水狗，仍然弹劾不已。徽宗便再降蔡卞为秘书少监，这是一个虚名，毫无实权，徽宗不让他在朝，命他分司池州（今安徽贵池）。
接着，徽宗又提拔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
七月，向太后见徽宗处理朝政尚属清明，选贤任能，罢黜奸邪，朝政清明，决定急流勇退，传谕撤帘还政。向太后垂帘听政不足半年时间，她不贪权势，主动撤帘。在宋代众多后妃中，向太后不失为睿智贤淑的一位。
章惇的报应终于还是来了。八月间，章惇护送哲宗的灵柩去永泰陵安葬。由于天降大雨，灵柩陷入泥泞之中难以前行，在荒郊野外折腾了一夜，才得以通过。丰稷、陈次升、龚夬、陈瓘等人弹劾章惇大不敬，还有谏官上表，说章惇在皇上继位时有异议。
徽宗对朝臣们说，朕不会因为章惇对朕继位有异议而罢他的官，但他护送先帝灵柩于永泰陵时，确实是严重失职。于是下诏，将章惇撵出京城，出知越州（浙江绍兴）。
蔡京与其弟蔡卞是一丘之貉，徽宗即位时，蔡京已被罢去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之职，贬为太原知府，皇太后动了恻隐之心，留他在京修国史。朝中大臣纷纷上书，揭露蔡京的罪行。侍御史陈师锡上疏指出，蔡京好大喜功，日夜结交内侍、戚畹贵族，企图得到重用。如果真用此人，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毁了祖宗基业。
龚夬则劾奏蔡京治文及甫狱时，大臣梁焘、刘挚、陈衍等含冤而死，子孙遭到禁锢，而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等贬窜远方，心肠之狠，甚于蛇蝎。
徽宗知道众怒难犯，于是把蔡京逐出京城，贬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言官们认为处罚太轻，徽宗再次下诏，将蔡京夺职贬居杭州，诏书中说他“擢自神考，际会泰陵，上缘翰墨之华，起居侍从之首，为恶直丑正之行”。
林希在绍圣初年攀附权贵，起草贬斥司马光、吕大防、苏轼等人的诏书，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品质极为恶劣。右司谏陈瓘上疏弹劾，林希被削去端明殿学士之职，贬为扬州知府。
哲宗绍圣年间曾任御史中丞的邢恕是一个伪君子，心地险恶，与蔡卞、章惇等同流合污，排斥元祐诸臣，诬告宣仁皇后想废掉哲宗，又诋毁大臣梁焘、刘挚图谋不轨，导致他们几至灭族。经陈瓘上疏弹劾，邢恕被贬至均州。
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贬。至此，那些宵小奸佞大部分被逐出朝廷，新朝呈现一派清明气象。
驱逐了奸佞，为任用贤良铺平了道路。徽宗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祐诸臣。首先起用的是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哲宗朝宰相范纯仁。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惇等人的迫害，于绍圣四年（1097 年）二月被贬往岭南，安置在永州。他自忖生死未卜，客死异乡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忽然接到新天子的勖勉慰问，不禁有绝处逢生、恍如隔世之感，在赴邓州途中，徽宗又拜范纯仁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两个职务虽然都是虚职，但观文殿大学士可备天子顾问，京城的宫观使照例都是宰执出任。新天子的恩宠，让范纯仁感激涕零。接着，徽宗又派人赐药，催范纯仁入朝觐见。这种吐哺握发、求贤若渴的举动，得到朝野一片赞誉。可惜这位年过古稀的老宰相疾病缠身，回京后很难正常工作。徽宗便批准范纯仁退休在家养老，每次见到辅臣，都要问候范纯仁的情况，并对人说：“范纯仁，得识一面足矣！”
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坛领袖苏轼也获得平反昭雪。可惜天不为宋主留人才，苏轼平反昭雪后，病死在回京的途中。
徽宗得知苏轼病死途中，感慨地说：“苏轼作文，好像行云流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当今的奇才啊！召他进京，就是要让他为朝廷效力，不想却溘然长逝，让人痛惜啊！”
除了范纯仁、苏轼外，其他很多蒙冤大臣，也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在韩忠彦的倡议下，已故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王珪、吕大防、刘挚、梁焘等三十三人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原有官职。这些棘手的公案已经沉积多年，徽宗举重若轻，一一妥善解决，表现出了一个年轻天子的才干。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一位从谏如流的一代明君，徽宗即位之初，也想成为一代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他在纳谏上并不比李世民逊色。一次，徽宗闲暇之余在宫中放风筝，一阵大风吹过来，刮断了风筝线，风筝落入附近百姓家，百姓见是宫中之物，惊恐不已。
曾布在徽宗面前提到这件事，徽宗支支吾吾地说：“不会有这种事吧！或许是民间误传，待查明之后再说。”
曾布见状说道：“陛下刚即位，朝政之暇，偶尔为戏，未尝不可，怕的是有了差错，不敢承认，还要诿过臣下，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有损圣德啊！”
徽宗自知理亏，只得承认。
徽宗喜欢大兴土木，修葺殿堂，宰相张商英屡次进谏，请求罢掉这些不急之务。一次，徽宗命人修葺升平楼，但又担心张商英进谏，于是吩咐监工，如果张商英经过此处，赶快把匠人藏起来，不要让他发现了。作为一国之君，修建楼堂馆所，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却要躲开宰相的监督，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天子从谏，臣子才敢于直言。政和初年，右正言陈禾铁骨铮铮，敢于直言。徽宗知其耿直，下诏升任陈禾为给事中。当时宦官童贯、黄经臣等人倚恃徽宗的宠幸，胡作非为，朝野中人为之侧目，但都是敢怒不敢言。陈禾赴任之前，对左右说：“我担任右正言之职，就该直言相谏，一旦改任给事中，便不是言官，卸任之前，一定要尽忠直言。”于是不待徽宗宣召，便上殿面君，力陈汉、唐之世宠任宦官，造成大权旁落、社稷覆亡的历史教训。今天宠任宦官，他日定会有不测之祸，恳请陛下留意，防患于未然。
徽宗饥肠辘辘，实在有些不奈，拂袖而起说：“朕饿了，改日再说吧！”
陈禾意犹未尽，一把拽住徽宗的衣服说：“陛下再忍耐片刻，容臣把话说完。”徽宗只得重新坐下来。
陈禾继续说：“陛下今天宠幸宦官，他日会有江山危亡之祸，孰重孰轻，请陛下三思！”
徽宗很不高兴了，自己即位不久，陈禾竟然说出会有江山危亡之祸，什么意思呀？心里一分神，坐在殿上有些木然。陈禾以为徽宗拒谏，心情激动，用力过猛，竟然将徽宗的衣服拽破了。
徽宗真的生气了，大声说：“正言怎么了，朕的衣服被你拽破了。”
陈禾全然不顾，凛然说道：“陛下不惜碎衣，臣下岂惜碎首以报陛下！”
徽宗回过神来，不禁动容，勉强说道：“你竟然如此赤胆忠心，朕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
内侍请徽宗换一件衣服，徽宗挥手道：“留下此衣，旌赏正直有节操的大臣吧！”
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这位少年天子的刚厉有为之气。
徽宗为端王的时候，虽然醉心于笔墨、丹青、琴棋书画，来往于烟花柳巷，对朝廷的政事并不怎么关心，但他毕竟是宗室一分子，在那个圈子里生活，耳闻目睹，对朝廷的事情还是略知一二。在哲宗朝，无论是宣仁圣烈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司马光搞的“元祐更化”，还是哲宗亲政时期章惇搞的“绍圣绍述”，实际上都是搞窝里斗，朝臣的精力都在内耗中消失，做皇帝的精力也都花在调解各种各样的矛盾之中。
对于徽宗来说，最大的历史遗案，便是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力变法，确实使国家富强起来，但因此也得罪了不少朝中元老，以致变法、废法，一直成为贯穿神宗以后宋朝的大问题。在徽宗的鼓励下，上疏言事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议论得最多的问题便是对神宗、哲宗时变法、废法的评价上。
一种议论认为，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图强，但元祐年间，司马光反其道而行之，更改熙宁、元丰之政，使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以后虽有绍圣 “绍述”，推翻了元祐之政，但终因积重难返，神宗时的法度已破坏殆尽。新朝如果欲大有作为，必须尽去元祐党人，弃旧图新。
一种看法则是针锋相对，认为祖宗之法本已很完善，只需萧规曹随即可，不必节外生枝。司马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使宋室江山转危为安。后来又有绍圣之变，导致国穷民困，政令不举。当务之急是起用元祐旧臣，贬逐主张绍述的大臣。
还有一种观点是不必持门户之见，无论是元丰党人，还是元祐党人，都应因才取用，不可扬此抑彼，这一说法虽有调和之嫌，无疑是正确的。
年轻的徽宗陷入了深思，到底接受哪一种意见，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神宗皇帝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是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向来手足情深，自己的帝位就是承袭他的，如果初即位便驱逐先朝老臣，更改法度，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好说。他仔细阅读奏疏，觉得无论是否定元丰党人还是去尽元祐党人，似乎都有失偏颇，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倒是屏退门户之见的建议，打动了他的心。
恰在此时，范纯仁病死家中，弥留之际，他向徽宗上了一道遗表，恳请天子不要理会所谓的朋党之争，应该观察某人是否正直，从而披抉幽隐，发现人才。遗表由范纯仁口述，由他的儿子转呈徽宗。
徽宗的目光停留在遗表上，凝视不动，思绪万千。所谓不要理会朋党之争，不就是要不偏不倚，公平用人吗？范纯仁是当年元祐党的领袖，在政坛上曾经大起大落，临终还能如此捐弃成见，一心为国，其心可嘉。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徽宗于元符三年（1110 年）向全国发布一道诏书，表明自己对元丰、元祐两党之争的态度。大意是说，对于军国大政和用人标准，对于元丰、元祐不会有区别，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用，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得以休养生息。
应该说，这道诏书是徽宗在位期间所下的诏书中最有分量、最值得肯定的，可谓痛快淋漓，大快朵颐！
很显然，徽宗想谋求一个在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平衡点，使两党能够和平相处。诏书刚颁布一个月，便将“元符”年号改为“建中”，意思是不偏不倚，新党旧党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好兄弟，又因为“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不能重复，特地在“建中”二字后面添加“靖国”二字，即为“建中靖国”。“靖国”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安定和谐的国家，立意不可谓不善。
徽宗刚刚即位，如此除旧布新，去奸佞，任贤良，开言路，纳忠言，俨然一个中兴天子的形象。如果能持之以恒，不改初衷，北宋的兴旺发达必将大有希望。可惜的是，徽宗的新政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