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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丰五年（1082 年）十月十日，东京紫禁城皇宫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神宗又添了一位皇子，他就是赵佶。
据说赵佶降生之前，神宗到秘书省巡视，偶见东厢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画中的李煜丰神秀骨，眉清目朗，风流倜傥，雍容华贵。神宗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便在旁边的椅子上小坐一会，谁知刚刚坐下，忽觉一阵头晕，蒙眬之中见画中的李煜从墙上走下来，冲着他双手一揖道：“恭喜陛下，今夜喜得龙子，此子乃天上文曲星下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聪明盖世，乃绝代奇才。”神宗皇帝正欲问话，李煜又重新走进画中，两眼注视前方，纹丝不动。神宗晃晃头，眨眨眼，显得有些蒙眬。
内侍见状，关心地说：“皇上，您很疲劳，回宫休息吧！”
“没有呀！”神宗道，“朕好好的，怎么疲劳了？”
“皇上刚坐下，就小憩了一会儿。”内侍道，“我们大家都站在这里，等皇上醒来呢！”
“有这种事吗？”神宗颇为吃惊，这才知道刚才做了个梦，微笑着说，“没事，没事了。”
当天晚上，后宫陈御侍果然生下一子，这位皇子，就是宋徽宗赵佶。
当时或稍后一点的人们都普遍倾向于相信神宗的这个梦：徽宗由李煜转世托生。神宗后来回忆这件事时，也曾说徽宗是“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
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则会很容易地发现：南唐李煜和宋徽宗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方面，徽宗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方面，李煜则稍逊一筹。
——在治理国家上，两人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乐，可恶至极；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两人同样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亡于徽宗的祖宗赵匡胤之手，徽宗的北宋亡于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两人的归宿同样悲惨不堪。
李煜成为俘虏，被软禁在宋都汴梁，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成了真正的“三陪”。阴历七月七日，是李煜的生日，也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候，而此时这位词人皇帝心爱的小周后，却被宋太宗赵光义召去侍宴后侍寝，妻子向他哭泣诉救，他却毫无办法，万分悲怆地写了一首《虞美人》，这位亡国之君在词中不敢发泄不满，只是满怀凄楚地怀念故国和往昔岁月：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徽宗被女真铁骑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被安置在北方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除了年老色衰者，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临死，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写过一首怀念故国与往昔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首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这可能是宋徽宗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一首词：
裁剪冰绡，
轻叠数重，
淡著胭脂匀注。
新样靓妆，
艳溢香融，
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
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
问院落凄凉，
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
这双燕何曾，
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
万水千山，
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
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
和梦也新来不做。
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也梦不到了，其悲怆可以想见。
赵佶一岁时便被神宗封为镇宁军节度使、宁国公。哲宗继位后，又晋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 年）改封为端王。
哲宗元符年间，哲宗皇帝唯一的儿子、太子赵茂夭折，哲宗因皇嗣未立，郁郁寡欢。听说泰州天庆观有一个名叫徐神翁的道士善于推测人的命任休咎，便派宦官前去询问。宦官见到徐神翁，说明来意。徐神翁沉吟片刻说：“上天已经降下嗣君，大人何必再问？”
宦官说：“皇上别无子嗣，嗣君是谁？”
徐神翁缄默不语，被宦官问得急了，随手取过一片纸，写了“吉人”两个字，递给宦官说：“拿回去交差吧！”
宦官再问，徐神翁已打坐入定，无奈之下，只得回京复命。
哲宗召集群臣议事，询问“吉人”二字何意，满朝文武中虽不乏高人，但一个个如坠雾里，没有人能悟透其中奥秘，只得作罢。
其实，“吉人”二字合起来是一个“佶”字，这是宋徽宗的名讳，徐神翁之所以不肯明说，是怕泄露了天机。
元符年间，哲宗在殿廷每天有一次朝会，叫作上朝，也叫廷议，各位大臣上朝时，都手拿一块笏板，将上朝要说的话写在笏板上，以免到时忘记了。上朝时，值班舍人必定要手持笏板巡视班列，遇到没有拿好笏板或站立不合规矩者，都要大声提醒一句：“端笏立！”意思是要恭恭敬敬拿好笏板，遵守好殿廷上的规矩。赵佶当时已被立为端王，有人认为，“端笏立！”意味着端王已经有被立为帝的预兆了。
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哲宗曾创建一堂，落成之后，让群臣起一个恰当的堂名，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子一个个搜索枯肠，想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以博取皇上欢心，哲宗竟然一个也没有看中。臣子取的名字不中意，还是自己来吧！哲宗沉思片刻，突然灵光一闪，大声说：“就叫‘迎端’吧！”意思是迎事端而治之，办一件事情，开始就要认真，不料这却成了迎端王入继大统的符谶。
这几段阿谀奉承的记载非常荒唐，无法使人相信，但赵佶的知名度却一天一天高起来。
赵佶暗自欢喜，但只能埋在心里。因为哲宗正值盛年，此时谈皇位继承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赵佶当藩王的时候，管家杨震对他忠心耿耿。一次，两只鹤鸟降落在端王府后花园的桂花树上，鹤降于庭，向来被视为祥瑞。朝中大臣纷纷前来祝贺，赵佶内心也喜不自禁。杨震担心传出去引起哲宗皇帝的猜忌，便把那些人赶走了，对他们说，你们看错了，是鹳非鹤！又有一次，端王寝阁上突然长出一株灵芝，这又是祥瑞之兆，大臣们纷纷前来祝贺。杨震是一个有心人，连忙把灵芝铲掉，对人说是菌非芝。赵佶对杨震的做法有些不满，后来才理解到他护主的良苦用心，从此对杨震更加信任。
一连串的祥瑞异兆，让赵佶心里有些不淡定了，难道说自己真能位登九五吗？终于有一天，他按捺不住了，叫来一个仆人，吩咐说：“你拿我的生辰八字到大相国寺去，等开门时进去，让每一个卦都推算一遍，询问吉凶祸福，但只准说为你自己算命，不准说出我来。”
仆人奉命而去，每一个卦摊都前去询问，那些占卜者信口胡诌，竟无一人能看出徽宗的富贵之命。仆人大失所望，正准备打道回府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树底下坐着一位占卜者，神色淡定，对过往之人行注目礼，仆人慢慢踱过去，礼貌地问：“先生哪里人？”
“浙人陈彦！”
仆人拿出赵佶的生辰八字递过去，说：“这是在下的生辰八字，请先生测一下吉凶祸福。”
陈彦接过去看了看，熟视仆人一会儿后说：“你这人真会开玩笑，这不是你的生辰八字啊！”
“那是谁的生辰八字？”仆人显得很吃惊。
“这是天子的生辰八字，你为何以此捉弄人呢？”
仆人大惊失色，一句话也没说，付了卦资，转身就走。
急忙回府向赵佶报告。
赵佶听了仆人的报告，沉思片刻后，对仆人说：“你明天再去一趟，不必隐瞒，就说是我的生辰八字，看他怎么说。”
仆人第二天再去相国寺见陈彦，把赵佶的话复述了一遍。陈彦叹息良久，对仆人说：“你回去禀报端王，他命中注定该位登九位，请他自爱。”
一连串的传说，旨在说明一个问题，赵佶天生就是一个当皇帝的命。
赵佶听了仆人的传话，内心窃喜，但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因为皇帝哥哥正当盛年，他不敢有非分之想。
赵佶是个极具心机之人，他心里清楚，不管制造多少祥瑞，都只能是帮他登上皇位作铺垫，仅靠这些并不能成为天子，要想成功，必须赢得朝中最有权势之人的欢心。哲宗病重时，朝中实际掌权者是神宗正宫向太后。向太后一言九鼎，朝中的重大决策，没有向太后首肯，一切都是镜花水月，无从谈起。于是，赵佶使出浑身解数，曲意奉迎向太后，以讨取向太后的欢心，甚至不惜降尊纡贵，着意笼络向太后身边的宫女。这一招果然奏效，时间一长，宫廷上上下下都替赵佶说好话，说他仁义孝悌，风流蕴藉，不同凡响。
向太后听多了，果然对赵佶有了好感，在她的心目中，赵佶龙章凤姿，比其他几位王子有才华，因而对赵佶特别钟爱。朝野上下纷纷猜测，哲宗之后，端王是最有希望入继大统之人。
北宋元符三年（1100 年）正月十二日夤夜，小雨中夹杂着雪花，寒风料峭，东京紫禁城福宁殿的夜空中，隐隐传出一阵哭泣之声，年仅二十五岁，正值盛年的哲宗皇帝赵煦乘鹤西去，魂归道山。
哲宗是神宗的第六个儿子，元丰八年（1085 年）三月初一在福宁殿被立为太子，三月初五即位，那一年他刚刚十岁。如今还不到而立之年，便撒手尘寰，在朝野引起了不小震动。官家对外公开的死因见于《元符遗制》，书中记载：“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知枢密院事曾布在《曾公遗录》中记载述其症状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通俗地说，哲宗皇帝死于纵欲过度。
依宗法制度，父死子继位，遗憾的是哲宗皇帝膝下无子，猝然而逝，也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只能由皇帝的母亲、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做牵头人，升坐福临殿，召集执政大臣开会，讨论选择皇位继承人这一重大问题。
向太后是河内人（今天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时期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元丰八年（1085 年），神宗驾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熙为帝，就是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各位皇弟娶妻。向太后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女人，她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她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中相当有威望。
福宁殿灯火通明，向太后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流着泪对大家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没有子嗣，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要推举一位贤者继承皇位。”
宰相章惇仔细琢磨向太后的话，理解为立谁为帝，似乎还没有最后定论，既然没有定论，就可以发表意见。宰相乃百官之首，依尊卑之序，应该第一个发言。
章惇年轻的时候与大文豪苏东坡的关系很好，有一次，两人出去游玩，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溪边，溪上有一座独木桥，对面是悬崖峭壁。章惇建议苏东坡到对面峭壁上题诗留念。苏东坡看了对面一眼说：“太危险了，我不去。”章惇笑了笑，二话不说，沿着独木桥走到溪对面，把长袍往腰带上一掖，拽着一根老藤荡到峭壁前，抽笔写上“苏轼章惇游此”。
章惇返回后，苏东坡看了他一眼说：“你要是掌权，肯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会有许多人头落地。”
“为什么呀？”章惇有些不解。
苏东坡说：“一个连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能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吗？”
在宋史中，章惇被明确定义在奸臣一列，位列奸臣传之中。当年王安石变法受挫之时，章惇为枢密院使，为了维护变法成果，他强项敢争，针对司马光反对免役法的奏疏，直斥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在哲宗朝，章惇出任宰相后，党同伐异，驱逐异己，就连当年的老朋友苏东坡也难逃被流放的厄运。
章惇平日不喜欢端王赵佶，于是站出来说：“依礼律论，皇位应该由大行皇帝（哲宗皇帝）的同母弟弟简王赵似继承。”
古代宗法制是立嫡长子，可哲宗赵煦别说嫡子，就是庶出也没有，章惇的建议，算得上是立嫡的变通，毕竟除了儿子外，皇帝一母所生的弟弟比其他人更有资格继承皇位。
向太后并不赞同章惇的说法，说道：“老身也没有亲生儿子，所有皇子都是神宗皇帝的庶子，不应该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卿言不当，可再议。”
章惇见状，改口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是古今通例。神宗皇帝生有十四个儿子，其中八人早逝，加上大行皇帝，共为九人。剩余五位藩王中，依照长幼顺序，应立申王赵佖为帝。”
章惇和申王赵佖并无多少交往，他之所以竭力推荐赵佖，目的就是阻止端王赵佶登基。
哲宗去世后，现存各位王爷中赵佖的年龄最大，立赵佖为帝，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赵佖年幼时患眼疾，瞎了一只眼，让一个瞎子当皇帝，岂不贻笑天下？向太后不高兴地说：“申王虽然年长，但患有目疾，岂有堂堂天子竟是一个瞎子之理？此事不宜，不可再议。”
向太后的理由光明正大，无懈可击，章惇不禁一时语塞。
向太后似乎胸有成竹，缓缓说道：“申王既有目疾不能立，依次当立端王入继大统了，各位卿家，可有异议？”
各位大臣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出声。大家都知道，皇位继承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一言不合，便会招来无妄之灾，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三缄其口，一言不发。
章惇脱口而出，大声说：“端王行为轻佻，不适合君临天下。”
章惇这一招非常厉害，矛头指向端王的人品。试想，一个人品不正的人，怎么能够君临天下呢？
向太后见章惇竟敢当堂顶撞自己，心里有些恼火，沉下脸说：“先帝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相，人又仁孝，有当人君的福气。立端王为君，是继承先帝的遗意。”
话说到这份儿上，谁心里都明白，向太后是铁了心要让端王继位，开会讨论只是走过场而已。
向太后和宰相章惇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似乎有些僵持不下之势，此时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打破这个僵局。
知枢密院事曾布与章惇向来不和，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出班说道：“章惇发表议论，只能代表个人观点，不是执政大臣共同商量的意见。”
向太后脸上立马露出了笑容，反问曾布：“你认为呢？”
曾布道：“太后决定英明，我举双手赞成。”
曾布是枢密院的长官，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合称“二府”，他有资格与章惇一较高低。
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说话，太后的砝码陡然加重，天平立即发生倾斜。章惇正要分辩，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都站出来附和曾布，拥护向太后的决定，异口同声地说端王是继承皇位最合适的人选。
章惇见形势一边倒，自己势单力薄，知道再争辩也无用，于是闭口不言。
其实，章惇说端王行为轻佻，不足以君临天下，并不是故意贬低赵佶，而是说的真话。历史证明，端王赵佶不仅仅是“行为轻佻”，而且近乎荒唐，章惇说他行为轻佻，还算是客气的。
而向太后看到的是赵佶的孝顺和聪明，只是她没有弄明白，艺术天才和政治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有区别，而且区别还很大。
赵佶在当端王时，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好学上进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口碑也不错。据说他从小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族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沉浸于享受，不求上进，赵佶却醉心于笔砚、丹青、图史、射御，十六七岁时，便已经是“盛名圣誉布于人间”了，不但知名度高，美誉度也不低，他与驸马都尉王诜、宋室赵令穰往来密切，王、赵二人擅长丹青、书法，赵佶常与他们切磋琢磨，在笔墨、丹青、琴棋书画，尤其是书法绘画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驸马都尉王诜是英宗皇帝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丈夫，论辈分，他是赵佶的姑夫。王诜是一个浪荡公子，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王诜却移情小妾，多次顶撞公主。神宗皇帝曾为此两次贬王诜的官，王诜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的时候，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偏偏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又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文化人，同时也是赵佶的文友，端王府的座上宾。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徽宗与王诜为友，自然会碰出一些火花。赵佶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好青年，在王诜等人的众星捧月之下，风月场上也是一把好手，他经常微服出宫，游幸于青楼歌馆，寻花问柳，京城稍有名气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带入王府，独居一室，尽情淫乐。
俗话说，赌博不落单，嫖娼不成双，赵佶却不是这样，他常同一班臭味相投的朋友出入于烟花柳巷，经常结伴的就有王诜。王爷、驸马同宿妓，说出来是一件令人捧腹的事情。
皇帝与文人交往无可厚非，但不能把私人友情放在与国事相当的地位，更不能滥行封赏。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的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妥，他们只服从于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不知冷静、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重大的国事决策上，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感性的东西比较多，欠缺理性的思考。
二百四十年后，元朝一代名相脱脱在组织修撰《宋史》时，也不胜感慨地说：假如当初章惇的意见被宋廷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
章惇说端王“行为轻佻”，倒真是有些先见之明，后来的历史证明，宋徽宗不仅仅是“行为轻佻”，而是近乎荒唐，章惇的话，不幸成了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