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官府修正史，民间有野史，后人写前人，文人写历史，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戏说还是正传？是据野史演义还是正史为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其实，两种态度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便已并存。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作家更是不存在。即便是食官俸的皇家史官，也都是遮遮掩掩地表现出自己对人物的好恶，即使是治学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也添加了大量的文学描写和大胆想象。每一个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都可以在遵从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写出自己心中的历史，只要写得有趣、有味，足矣！

北宋靖康二年（1127 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却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这一年，经济文化堪称辉煌灿烂，发达程度不亚于甚或超过汉、唐最为鼎盛的时期，经济文化发展达到巅峰，甚或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北宋王朝，顷刻之间宣告覆亡，“靖康耻”如刀子般永远刻进了中国人的记忆中。

社稷倾覆，江山易主，宋徽宗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将罪过全部算在他一人身上，那也不尽公允。众所周知，北宋自真宗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突出，财政危机加剧，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志之士为挽救危机，进行了许多努力，如仁宗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表现出一代贤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拳拳之心，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更是北宋王朝的最后一根火柴，只是好景不长，被反对派的口水浇灭了。宋徽宗亲政的时候，北宋王朝已是每况愈下，气数将尽了。

宋徽宗执政时，北宋王朝积弱已久，就像一个久染沉疴、行将就木的病人，要徽宗妙手回春，挽狂澜于既倒，似乎不切实际。但是，徽宗昏庸无道，挥霍无度，远君子，近奸佞，大兴土木，弃儒崇道，对北宋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徽宗联金灭辽，本想大申国威，谁知弄巧成拙，竟然引狼入室，让金国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北宋王朝。后世不少史学家对徽宗这一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导致北宋覆亡的催命符。

客观地说，徽宗图谋恢复燕云十六州之举并无不当，自五代时期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以来，中原王朝便丧失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长城。而自燕京至黄河之间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游牧民族很容易长驱直入进入中原腹地。从五代末周世宗柴荣以来，中原王朝便处心积虑地要收复燕云失地，以使本固邦宁。宋朝皇帝都在做这件事，无奈都是以损兵折将而告终。真宗选择以金钱换和平的方略，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尽管在对辽贸易中赚回了岁币，但对辽纳岁币，毕竟对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因此，徽宗宁愿将给辽的岁币转给金人，也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想法无可厚非。

在探讨北宋亡国的历史问题时，有的说法认为是政权腐朽，有的说法认为敌对者有强大的铁骑，铁骑具有当时最强大的战斗力。事实这两点都不足以解释北宋积弱与灭亡的根源。

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重文轻武。自元祐以来，朝廷上下几无可用之将，举国内外几无可战之兵，在联金灭辽的大战中，竟然派一个不知用兵的宦官童贯为帅，真正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以兵力而论，北宋士兵的人数数倍于金兵，但当剽悍的金兵铁骑挥师南下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越过黄河天险犹如跨越一条平静的小河，直抵汴京城下。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徽宗还沉醉于享乐之中，一夜之间，便由雍容华贵的天子变成了阶下囚。

作为皇帝，以宋徽宗的才能，治理国家本可游刃有余，但他却是失败者，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十室九空，民怨沸腾。在断送了繁花似锦的北宋江山的同时，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作为艺术家，宋徽宗极为成功：潇洒飘逸、刚柔相济的瘦金体；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花鸟人物图；饱蘸泪水、哀怨低回的诗词，时隔八百余年，仍然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光彩。

客观地说，宋徽宗虽然寻花问柳，嫖娼狎妓，但没有像前蜀王衍写出“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醉妆词》）那样格调低下的词，也没有像李后主写出“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菩萨蛮》）那样露骨的词，从操守来说，宋徽宗风流，但不下流。

赵佶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当皇帝，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他添加的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