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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GDP增长 6.9%的亮丽成绩单，下半年如何延续稳中向好态势？房地产市场走向如何？如何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4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字里行间，传递出中国经济七大信号。
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布局下半年经济发展，如何确保“稳的格局”和“好的态势”更加明显？
【会议看点】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
【点评】 “行百里者半九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在经济企稳态势明显、向好因素增加的当下，不能松懈，要愈发精心维护好来之不易的成绩。没有经济增长的稳，企业转型就缺乏必要条件；若片面求稳，就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积极作为，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才能显著提高。
去产能和去杠杆互相牵扯，“僵尸企业”退出带来债务处置等难题……作为经济发展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半年如何破难题再发力？
【会议看点】 要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点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处置“僵尸企业”无疑将成为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发力点。治理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要更加重视改进完善政企关系与政商关系，通过市场、法治方式倒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退出，对困难企业提供适当协助使其顺利退出，从而综合解决产能过剩难题，并助推结构调整。
上半年，中央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频出重拳。面对仍有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加快问题，今后如何进一步架高防范债务风险的“防火墙”？
【会议看点】 要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点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出更高要求，考虑到地方政府建设任务重，一方面要进一步“开前门”规范举债融资方式，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更严格“堵后门”，遏制隐性担保、融资平台举债、假PPP等违规举债行为，要及时甄别债务，明确偿还责任，不能吃风险的“大锅饭”。
金融业态不断丰富，如何防范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如何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会议看点】 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深入扎实整治金融乱象，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点评】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金融机构自身要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审慎合规经营。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协调，形成监管合力，摸清风险底数，让更多金融业务为实体经济服务，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上半年，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成效进一步显现，全国房价总体平稳，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及涨幅回落城市均有增加。面对依然分化的楼市，下半年政策有何动向？
【会议看点】 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建立长效机制。
【点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兴洲说，这透露出下半年继续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信号，要在需求侧继续遏制投机性需求，坚持房地产领域“去杠杆”，消除金融风险隐患，坚持“脱虚向实”，防止泡沫积累。同时，要加强房地产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建设，支持自住和改善需求，着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上半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虽有回升，但增长仍较缓慢；同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连续出现负增长。下半年如何刹住有效投资增速放缓之势？
【会议看点】 要稳定外资和民间投资，稳定信心，加强产权保护，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强营商环境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点评】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外资和民资都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我们在优化市场环境上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需通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来增强吸引力。比如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准入门槛，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等，让民资和外资更好地发挥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作用。
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735 万人，同比增加 18 万人。下半年，如何趁势发力，应对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等难点任务？
【会议看点】 要高度重视民生工作，积极促进就业，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点评】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说，就业是民生之本，确保困难人员、困难家庭实现就业是保障民生的基本要求。可以通过化解过剩产能、落实减税降费等措施，推动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稳定现有用工需求。同时不断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我国已形成了一整套积极就业政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相信促进就业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新华社北京 2017 年 7 月 24 日）
● 2017—2020 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抓住 2020 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体制矛盾，实现结构再平衡和结构升级，可以赢得一个 10—20 年的重要发展期。
●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推动城乡关系二次变革，有利于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为国内过剩资本找到新的投资空间，开拓经济转型的内需空间。
●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开放转型，将为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注入强大动力，并给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带来重要影响。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决定着经济转型进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激发市场活力、企业活力上形成良好的制度预期，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我国经济增长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经济转型开始成为经济生活的主题。深化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开启蕴藏着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对发挥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和复杂程度，都不亚于 1978 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它不仅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而且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2017—2020 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抓住 2020 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体制矛盾，不仅有利于解决经济转型的短期矛盾，而且还将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努力赢得一个 10—20 年的重要发展期。
尽管短期的经济增长面临某些不确定性，但由于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未来 5—10 年，我国的发展仍将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国中长期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力。
1.赢在转折点的时间窗口在 2020。
2020 年是经济转型的历史关节点：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到 2020 年，服务业占比可能达到 58%左右，初步形成服务制造化和制造服务化相互融合、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到202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 50%左右，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 40%左右提高到 50%左右，消费总规模有可能扩大到50 万亿元左右。到 2020 年，服务贸易规模有望超过 1 万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比重将达到 20%以上。
2.着力解决经济转型滞后的突出矛盾。
到 2020 年，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要从 2015年的 15%左右提升至 30%左右，全面提升制造业和农业的服务化水平，解决企业层面转型滞后的矛盾。国有企业去产能基本完成，初步实现传统国有企业向创新型企业的转型升级。解决区域层面转型滞后的矛盾，初步完成包括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依赖型省市的经济转型升级。
3.释放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增长潜力。
经济转型将带来增长动力的转型，形成保持中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未来几年，我国在信息消费、健康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消费、文化消费、养老消费、体育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领域，都将产生数万亿级别的市场规模。户籍人口城镇化将直接带动近百万亿元左右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 65%—70%。
4.以经济转型实现未来 10 年 6%—6.5%左右的中速增长。
在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逐步打破的条件下，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 9%左右，按照这个增速测算，每年将带动经济增长 3.8—4.3个百分点。加上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巨大增长叠加效应，有望使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 5 年保持在 6.5%左右，未来 10 年保持在 6%左右。
5.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未来 5—10 年，是经济转型出现革命性变革的重要阶段：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经济转型有机融合。到 2020 年初步完成从“工业 2.0”向“工业 3.0”的升级，2025 年基本完成“工业 3.0”的升级，在“工业 4.0”上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产业集群。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技术等新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使新经济比重到 2020 年达到 40%左右，2025 年达到 50%左右。以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形成和放大创新的联动效应。
6.以经济转型带动社会转型。
以经济转型创造更多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奠定橄榄型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从国际经验看，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之所以超过 50%，重要前提是 50%以上的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并大都在服务业领域就业。未来 5—10 年，如果能够顺利推进经济转型，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可能达到 45%左右。
7.以经济转型倒逼治理转型。
经济转型涉及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的深刻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经济转型倒逼政府转型，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到 2020 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以经济转型提升我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
以我国的服务型消费为例，尽管起步晚，但绝大多数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旅游、教育、电子商务、手游、物流、机器人等新型消费市场规模均达到全球第一，某些领域通过 2—3 年就达到市场规模全球第一。未来 10 年左右，服务型消费有望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保持在 25%—30%。
经济转型的本质，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实现结构再平衡和结构升级。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体制矛盾，对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
9.服务业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
未来几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和行政壁垒，1—2 年内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价格管制，争取到 2020 年使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接近工业领域的水平。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等领域有序放开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等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原则上引入竞争机制。争取到 2020 年，除了高档娱乐服务业外，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实现体制内外人才政策待遇平等，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10.以振兴实体经济为目标加快税收结构调整。
经济转型升级客观要求推进税收结构性改革。改革以企业税、流转税为主的税制，进一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扩大财产税征收范围，探索启动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新型税种。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推进消费税改革，将房地产税和消费税作为未来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降低对增值税的依赖。
11.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推进教育结构改革。
总的看，我国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转型进程，并成为制约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未来 5 年，要下大决心深化教育结构性改革。例如：支持社会资本、外资兴办职业教育。简化设立职业教育学院的审批，在土地使用、财政支持、政府购买、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民办职业教育机构和公办机构同等的地位和待遇。鼓励以股权出让、股份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办职业教育机构。推动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变成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教育学校。
12.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建议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与国家减贫计划相配套，出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家规划》，通过健全劳动者报酬的保障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等，努力实现到 2020 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 45%、规模扩大到 6 亿人左右。
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推动城乡关系二次变革，有利于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释放城乡一体化巨大红利；有利于为国内过剩资本找到新的投资空间，形成农业农村发展的巨大新动能；有利于开拓经济转型的内需空间，为去产能、去库存开辟巨大市场空间。这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13.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释放内需潜力。
当前，我国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客观条件出现新的变化。国内资本由短缺走向过剩，全社会对绿色食品、高质量农业的需求日益增多，如果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得当，就有条件引导部分社会资本流向农业农村。由此，形成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
14.扩大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范围。
农村土地承包权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流转，不仅容易压低交易价格，还容易形成新的“地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精神，建议在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限制的前提下，扩大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范围，简化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程序，使农村土地承包人可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权流转。
15.从法律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
建议修改《土地管理法》：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使其拥有对土地使用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突破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的限制，实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16.落实农民宅基地及住房财产权。
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赋予其占有、使用、收益、转让、抵押、继承的完整权利。改变目前以成员资格无偿分配的制度，明确使用期限；尽快结束现行法律限定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转让限于本村村民之间的半商品化状况。
17.打破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统一城乡用地市场。
打通城乡资本、土地和住宅市场，实现双向流通，推进乡村房地产与城市国有房地产两个市场接轨。建立两种所有制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利”的平等制度，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统一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只要符合相关法律，遵守交易规则，无论政府、农民集体、国有土地用地单位等，都可以在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从事土地交易。
18.2020：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成为历史。
尽快制定并实施“以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具体行动方案，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统筹推动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财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进城”。建议中共十九大明确宣布，2020 年全面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经济转型历史交汇的大背景下，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开放转型，不仅将为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将对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带来重要影响，使我国由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转变为主要引领者。
19.以自由贸易战略引领经济全球化。
从短期看，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将经历一个重大调整，但从中长期看，自由贸易大趋势难以逆转。经济全球化新动力正在孕育形成。2015 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到 23%；若按附加值计算，这一比重估计达到 50%左右。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大大降低全球化成本，推动全球化向前走。这就需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WTO，推进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自由贸易进程，促进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
20.以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主角。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的同时，需要明确把自贸区网络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采取“早期收获计划”、框架协议、双边投资协定等形式，共建形式多样的双边、多边自贸区。例如，以打造东盟——中国“10+1 升级版”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进程；加快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进程；推进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进程；提速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突破，争取到 2020 年亚太自贸区实现重大突破；争取 2020 年建立中欧自贸区。建议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尽快合并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中欧自贸协定谈判。
21.尽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
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建议尽快形成国家层面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的行动计划，明确 2020 年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达到 20%以上的目标，推动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融合：出台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目录，打破各类垄断，稳定、增强社会资本和外资的预期；推进教育、文化、医疗、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有序对外开放，支持外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能源、水利、环保、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支持具备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2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国内自贸区转型。
这几年，国内自贸区以负面清单为重点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但负面清单目前仍有 122 项，其中 80 余项针对服务贸易。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关键在于把服务贸易开放先行先试作为国内自贸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参照国际经验，尽快减短负面清单，争取到 2020 年把自贸区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压缩到 40 项以内。
23.加快推进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进程。
从不同区域的特定优势出发，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职业教育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为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开积累经验。比如，海南可以探索健康医疗、旅游、职业教育项下的自由贸易。
24.全面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
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重要的是在管住货物贸易的同时全面放开人文交流。鼓励并支持粤港澳三地青年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交流；率先在广东实施港澳居民自由落户政策；鼓励港澳人才到广东就业创业；推进三地服务业投资自由化，扩大港澳在广东省服务业投资自由化的范围；创新粤港澳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快粤港澳通关体制一体化，推进三地行业标准与管理规则对接。建议在中央层面建立协调机制，加强对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指导、督办、落实；建立三地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合作机制。
25.强化国家对外经济战略职能。
作为开放大国，我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经济事务。务实推进开放转型、有效防范开放风险，亟须改变对外经济职能分散、缺乏统筹的格局，强化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的对外经济职能。建议加快谋划、统筹研究我国新阶段对外开放战略体系建设，强化对外开放中长期规划协调职能；整合协调各部委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援助职能；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国际人才管理职能，成立国家移民局，专司国际人才管理事务。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进程。深化结构性改革，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激发市场活力、企业活力上形成良好的制度预期，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26.以市场手段为主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本质是实现市场自身的供求平衡，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很难持续奏效。这就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要求，尊重市场规律，形成更多运用市场手段、法治手段的改革行动方案，推动企业优胜劣汰、优化重组。
27.强化政府在“降成本、补短板”上的重要职责。
一方面，以降低制度性成本激发市场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形成全国统一的企业简易注销方案，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对企业违法行为，政府以事后监管为主；推行法人承诺制。另一方面，以补短板促进去产能和去库存。例如，去库存主要的矛盾在三四线城市。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于限制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而在于加快补人口城镇化这个“短板”，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找到现实出路。
28.形成政府主要管资本的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
国有资本从低效、无效的产能领域退出，更多配置在高效的产能领域和公益性领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国企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建议：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由“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型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主攻方向。尽快出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方案。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重点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垄断行业尽快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重大项目，敢于让利，让社会资本有盈利的预期。要明确界定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这是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调整的前提。建议从国家层面形成“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明确的目录与标准，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提供指导；将政府履行国有资本所有权的宏观管理、资本运营、监督评价三种职能严格分开行使。
29.推进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的简政放权改革。
无论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还是防范经济金融风险、落实国家食品安全战略，都需要把监管变革摆在政府改革的突出位置。当前的突出矛盾是，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合二为一的体制下，重审批、轻监管的格局难以改变，监管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难以实现。建议：把监管变革作为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点，实现由行政型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转型；加快调整金融、垄断行业、食品药品监管权力结构，推进监管与行政审批的有效分离。
30.加强经济转型的顶层设计。
经济转型具有长期性、系统性、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更需要有打持久战和攻坚战的准备。建议：尽快出台面向 2025 国家经济转型的中长期规划，强化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统筹协调与顶层推动，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
[载《经济参考报》2017 年 3 月 1 日，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