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
◆“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
◆受访专家（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 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韩保江，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王 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研究部部长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最重大的思想和理论创新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重要判断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廓清了数百年来经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未解之谜。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2014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围绕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我国政学商界发生过不少的激辩。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学者认为，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前所未有地进一步廓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创新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形成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共识和社会共识。
“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只凭与‘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全部发展问题，或者抽象地强调加强政府作用，都是不可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认清了市场和政府的辩证关系，正本清源，找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建设路径。”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就此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基于 30 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有力地解答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西方经济理论至今没能阐述清楚的重大谜题。
《瞭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来，如何看待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政商学界的影响？
韩保江： 这一经典论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结合中国实践经验以及国际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无论是对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把市场的作用由基础性提高到决定性，这一论断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连信奉市场的西方学者都未有过这样的判断。这也说明中国不仅要坚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而且明确政府要从过去的一些领域退出来，资源配置、价格决定等要不折不扣地交给市场。这对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效率，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从具体实践看，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努力。比如，我们对增长速度的调控，对结构性改革着力点的确立，都充分体现了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这一基本要求。通过减税、减少审批等举措，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同时，政府又根据新的形势主动作为。正是因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较好的处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经济整体平庸的情况下保持 6.5%以上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论断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政策意义都是空前的。可以说，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史规律性的总结，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发展经验的总结。
胡鞍钢： 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推手，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这本身也是对经济与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重大关系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前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必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针对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辩论，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两手合力论”。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创新之一。
2014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王军：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的提法在我们党的文件中，以及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中，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述和论断，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看到，这一论断对于帮助大家认识这一理论问题和指导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论断也给市场传递出明确信息，中国向市场经济深入迈进的步伐不会停滞，这给市场主体、给企业家的鼓舞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对政府的职责边界也作出了界定。
《瞭望》： 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相对统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是一个不断实践与探索的过程。如何理解其内涵？
韩保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在中国的市场体制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要针对新的形势，针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针对新时期资源配置环境的变化（如虚拟经济），就政府如何把该放的放下去，该管的管起来，为市场主体做好服务，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改革和发展目标。
说到底，还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时由于旧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残余和一些部门与地方官员的功利性政绩意识，也会异化为“闲不住的手”，政府越位、缺位、错位问题都会时不时地发生。
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厘清在开放市场经济下所扮演的角色，将激发老百姓的能动性，以及维护好、保护好老百姓发展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另一方面，政府要找准在市场当中该发挥作用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政府作用基本的功能就是弥补市场失灵。
王军：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实践中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国市场经济存在转轨特征，以及计划经济系统遗留下来的影响，使得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还有一段路要走。1994 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改革方向就已明确。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不该政府发挥的作用被强化了，而本该市场发挥作用的市场角色被弱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政府的职责定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的边界在哪里。
《瞭望》： 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很大影响。如今看来，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与真实世界存在哪些矛盾？
陈平： 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大学教的西方经济学只是一个流派，也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是自稳定的市场机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只有一个交点，即市场的均衡态。前提条件要求需求方是“理性人”，能做独立的优化判断，规避风险，不受他人影响；供给方需满足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只求利润最大化，不追逐市场份额。
但这个供给曲线在现实中画不出来，因为根本不知道交点在哪里。炫耀消费的非理性行为，金融寡头垄断和内部交易，股市投机“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引导消费者做出合理的买卖决定。
供给机制方面，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等因素，都会造成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
显然，西方经济学最大的误导就是只讲市场平衡，不讲政府干预。
《瞭望》： 是不是正因为这种纯粹理论的自由市场不存在，才特别强调规范市场的现实意义？
陈平： 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实践，实际上是不断完善规范市场的过程。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稳定、竞争有序。但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严惩欺诈行为以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比如，巴黎农贸市场管理非常规范。谁有资格到市中心摆一个摊位呢？如果按照自由市场竞争原则，那就可能是天价摊位，不但由此抬高城区生活水平，甚至加剧贫富差距。但巴黎农贸市场游戏规则体现了良好的规范性，货车规格、摊位大小等标准化，进行模块化管理，度量衡全部都要检查。在摊位有限情况下，如果有摊位空出，在前期达标的基础上，竞争者比拼自己的创新能力。所以，巴黎农贸市场的店铺各有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
这其实也反映出规范市场的实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须臾不可分离。
韩保江：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很早就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商品房改革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市场本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市场只相信货币的力量。它对购买力背后的社会平等、社会正义是不关注的。从老百姓利益角度来看，市场就是嫌贫爱富的。过去，我们对市场灵验的规律认识比较多，比如优胜劣汰、推动社会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等。但我们对市场失灵的规律认识不够。市场的失灵规律表现为垄断、信息不充分、机会主义、经济波动等，这就需要政府来校正市场的失灵。
《瞭望》： 这是否可以归纳为规范市场是通过一系列规则来实现的？对于这样的市场环境，政府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
王军： 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得是一个规范的市场，而在规范市场的建设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首先就要建立和完善法制，让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在这方面，政府除推进简政放权等工作外，还需要依靠法律来明晰各自的责权利，这是政府当仁不让的一个职责。
除此之外，好的市场的建立，需要政府的培育、扶持、监管、维护乃至引导。尤其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需要政府着力打破利益分割，破除各种障碍与地方保护。在当前的转型期，市场规则并不是很完备，法制建设更需努力，尤需政府及时补位。
陈平： 目前，中国有几个领域管理尤其需要加强规划。
首先是金融。当前，中国非法集资案件多发，就是对什么人有资格来办金融机构监管不力的表现。在市场规范方面，成立金融公司与成立航空公司一样，要查资质，要看管理团队的金融业务经历和能力，特别是其高管层有过什么资历，过去在做金融时有没有投机犯罪前科，其资本金来源渠道是哪里。事实上，中外合资经营领域，西方投资监管部门对中国企业的尽责调查深度，远远超乎我们想象。
其次是教育和医疗。现在，国内市场上不少教育培训机构和医护服务机构，都尚缺乏完善健全的资质认定和经营监管机制，不但规范不到位而且规范力度和精度都有较大不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就此讲过一段话：“你别照美国人说的做，你得看美国人怎么做。”这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治理，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码事。尤其是在规范市场的建设方面，可以说美国下了两百多年的功夫，才形成了目前较为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就是说，表面上的自由买卖背后有“看得见的手”，有巨大而复杂的制度成本支撑。
《瞭望》： 下一阶段，如何将这个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突破变成我们下一步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行动？
胡鞍钢： 当前，我们发展的总依据，就是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手合力论”帮我们拨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迷雾，成为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可靠理论工具。而具体到行动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事实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还只有比较短的历史，不是一个长期演进、高度成熟、法治完备、充分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清醒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这些缺陷而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对此自由放任，而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东方巨人，中国的确需要“两只手”形成合力，即“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劲往一处使。“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要协调配合，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展所长。“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
（刊于《瞭望》2017 年第 26 期）
今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大，一些城市房价涨势明显，不少制造业企业融资难、负担重，有人担心中国经济正在“脱实向虚”，制造业正处于历史低谷。
与此同时，在全国多地，智能制造、共享经济等新技术新模式亮点频现，一些新的产业集群悄然崛起，不少高精尖产品的研发成功，使“中国制造”增加了“高端气质”。
如何判断“中国制造”的真实态势——正处于历史低谷还是爆发前夜？2017 年下半年乃至未来更长的时间，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对智能手机制造企业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董事长葛振纲而言，尽管发展势头较好，但外部压力并没有减轻。对企业来说，赚钱需要创新，可创新首先需要钱。
“融资的要求越来越高，成本也在攀升，做实业想干出点名堂越来越难。”葛振纲说，和龙旗同期成立的两家业内企业，一家已转入房地产，另一家则结业出售，彻底脱离了实体领域，只有我们坚持了下来。
葛振纲的压力并非个案。我们走访发现，筹钱、挣钱，是上半年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两大难题。
——融资难。与近年来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部分金融领域投资的高回报相对应的，是民间投资不旺。虚拟经济见效快，人们不愿意花大把钱在实业上。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背景下，银行调整信贷政策，一些企业现金流的压力陡增。
——收益难。一边是能源、劳动力、物流、管理等综合成本上升，一边是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低、低水平重复建设多，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较弱，运营压力加大。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 蓝皮书（2017）》显示，我国工业与房地产、金融业等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加大，一些资金抽离实体部门。据测算，目前工业行业平均利润率在 6%左右，银行业营业利润率是工业行业的 7 倍。
“我是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同学中现在很多转行去了金融，留在制造业的已经不多。”天津一家从事磁悬浮轴承研发的企业总工程师告诉记者，太辛苦、回报低是很多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共同感受。赚不到钱，就留不住人。没有人才，创新和发展则难以持续。“脱实向虚”趋势下，人们开始担忧会由此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认为，“脱实向虚”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含金量”不高的问题。越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越不能忽视结构性失衡风险。
在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看来，要充分认识到“脱实向虚”苗头带来的警醒，看到“中国制造”在产品质量、科技含量、清洁环保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以及转型的急迫性。但他同时指出，也不要夸大问题和风险，唱衰制造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9%。制造业投资增长 5.5%，比 1 至 5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增速回升。
辛国斌说，“脱实向虚”并没有波及基本面，众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化成本压力为转型动力，沿着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不断创新。
我们调研发现，在环境倒逼之下，企业创新意识和积极性明显加强，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逐步推动产业间、区域间推陈出新。
在今年 3 月举行的一场国际经销商大会上，美的集团空调事业部广州智能工厂厂长汪小进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全球市场展现了最新“智能工厂”——100 多台机器人、机械臂有条不紊地完成铜管折弯、安放压缩机、部件组装等步骤。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管理者可对生产全部环节实时监督。
美的集团副总裁顾炎民说，智能制造改变的不仅是效率。在新技术驱动下，每个人可以和工厂“对话”，消费升级也有了厚实的产业基础。美的用智能技术化解成本压力，打开新市场空间。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说，将信息技术融入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钥匙”，目前已在服装、家电、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大范围实践，不仅解决了存量过剩、效率不高等问题，还催生出了共享经济、众包众创等新业态。
此外，“中国制造”也向前沿领域出击：山东华星环保集团研发出低密度高强度石油压裂支撑剂，打破国外企业在石油开采材料上的垄断；中国移动和中兴通讯联合研发、部署的 5G试验基站实现了每秒 2 千兆以上的单终端下行峰值速率；用国产CPU的“神威·太湖之光”成为世界首台运算速度超过每秒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范书建说，制造业创新步伐正在加快，在透明显示技术、锂离子电池等多个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或将引领新的产业。
创新因子流动汇聚，打破传统发展格局，一批新产业集群正在崛起。湖南株洲的“动力谷”、武汉的“光谷”、深圳的无人机……积极吸纳、移植高端生产要素和先进分享技术，区域间产业承接更加平衡，制造业“新版图”正浮出水面。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3.1%和 11.5%，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12.2%和 32.2%。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从中长期看，我国制造业正处在‘爆发前夜’。虽然尚未实现总体跃迁，转型升级的压力依然很大，但向好趋势逐步明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说，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整体转型用了二三十年。对于“中国制造”的前景，要保持理性与乐观。
今年以来，各级政府更加注重从供给端发力，一些着眼于中长期的机制正在逐步建立：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公安部门相关证照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推动物流降成本……
国家就降成本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改革方案。官方数据显示，随着一批新的减税降费措施实施，今年已落地的“降成本”举措将每年为企业减负超过 1 万亿元。
一边是降成本，一边是找“活水”。从开展创新创业债试点工作到优化中小企业资本形成机制，从拓宽社会融资渠道到深化房地产调控，治理“加杠杆”行为，引导资本注入实体力度不断加大，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正在缓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之鑫认为，制造业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表面上看是要素配置扭曲，根源还是体制机制障碍。在市场制度层面，健全市场准入、市场交易、要素流动等制度；在企业发展层面，激励创新、保护产权、减轻负担、打破垄断；在政府管理层面，简政放权、搭建平台、创新服务。
制造业自身也在经历着变革。12 年前笔记本代工占全球“半壁江山”时，昆山就意识到了“缺芯少屏”难以为继。曾是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江苏昆山，正从代工电脑转为研制附加值更高的智能手机，自主知识产权不断孵化，推动昆山电子信息产业走向“中高端”。
在工信部和地方指导下，我国逐步推出制造业的示范试点城市，推动形成因地制宜、区域联动、错位竞争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
辛国斌说，工信部将扩大试点示范城市（群）覆盖面，选择 20 至30 个基础条件好、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城市（群），继续开展“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创建工作。发展优质制造，提高“含金量”。
国家和行业出台一系列扶持引导举措。如建立国家级创新中心，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加快国内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并轨，建立可追溯体系，补齐品质短板；出台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健全对创新的容错机制，加快创新成果的产业应用……
辛国斌说，2017 年，工信部还将遴选一批长期制约产业发展、未来 2 至 3 年内有望取得突破的项目集中力量攻关，并研究设立中国制造2025 发展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向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企业从创新中获得应有的回报。
“科技决定制造业升级的‘段位’，改革决定制造业跨越的速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说。
（新华社北京 2017 年 7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