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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桐山书院主要是为大鹏的钟氏族群的子弟提供教育的学堂。钟氏在王母墟周围有王桐山、松山下、红屋瓦三条村庄，钟氏族人的适龄子弟都在书院就读。蓝翼成在书院执教时有30多名学生，他最喜欢钟宝斌、钟宝钻等几名聪明的孩子。
钟宝斌是本村人钟胜和萧东娇夫妇的长子。钟胜在香港皇后轮船公司当海员，又是海员工会的一个单元组织的负责人，曾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筹款做过不少的贡献，是大鹏一个见识多广、正直公道的乡贤；萧东娇是在上海长大并受教育、见过世面的女性，而且精通民间医道，是著名的乡村医生。钟宝斌自小在他们精心培养下，成为一个聪明、勤奋、自律、品行端正的孩子，是蓝先生的得意弟子。
虽然书院主要是供本村孩子就读，但还是有些外姓的孩子要进来。在水贝寨的水贝书室就读的欧阳山（后来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袁庚）就由于倾慕蓝先生可爱有趣的“威名”才要转到王桐山书院就读。欧阳山和钟宝斌是表亲，他父母找到钟胜，通过钟胜求情，经过考试，蓝先生对袁庚这个机灵的孩子很满意，收为学生。
蓝先生特别喜欢他一个叫蓝造的侄儿，将他从坝岗带到身边，安排在书院读书。蓝先生说这孩子聪明，勇敢，诚实，有胆识，必是将来振兴蓝家的可造之才，所以，他去哪里都带着小蓝造。
王桐山书院的学生有30多人。他们都年龄相仿，在蓝先生的教导下，一起读书游戏，就如亲兄弟姐妹。
蓝先生的教育风格是开放性的，他鼓励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要求孩子们自小就通过交流建立友谊。他说：“你们逐渐地长大了，要一边通过多读书去追寻堂堂正正做人的路，一边要结交那些有胸襟有理想有胆识的人。”他这样说，也帮助孩子们这样做。
蓝先生在王桐山书院开了免费的“讲古堂”，要孩子们请周边有兴趣的孩子来参加。蓝先生的“古仔”在大鹏早已尽人皆知，周围的学子听闻有“讲古堂”即蜂拥前来。可以想象，这些多是接受老式教育的孩子，第一次听一位见识广博的先生讲现代科学，是怎样一种惊奇？只见他们一边听一边屏息惊异地想象蓝先生口中讲述的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从“四书五经”僵化的教育中蜕变出来。
蓝先生很忙，但他总是不会忘记那一双双充满童真的眼睛，每月总是腾出半天开“讲古堂”，不让孩子们失望。
经常来听“讲古”的孩子有张家村的张平，有上墟门的刁燊（刁昌顺），王屋巷的王作、王柏，有大鹏所城的戴机、刘锦进（刘黑仔）、赖仲元、赖枫，还有远在坝岗的黄闻，葵涌的潘清等。他们每次都意犹未尽，对蓝先生说：“我们什么都想听，请您在王桐山书院讲过的，都给我们也讲一遍吧！”蓝先生基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特别是他们听到自己的祖国受尽列强的欺凌，中国政府懦弱腐败的时候，他们小小的年纪充满了激愤之情，拳头捏得紧紧的。
这些邻村的孩子由于蓝先生的“讲古堂”，和王桐山书院的钟宝斌、欧阳山、蓝造、钟宝钻等，成为志同道合的少年好友，他们的身心一起成长。
蓝先生说：“我十分喜欢这批孩子，纯真又充满正义感，他们将会是大鹏的希望。”
他们逐渐长大后，根据家庭条件和父母的意愿，各自又走上不同的求学之路。
钟宝斌12岁时被父母送到广州读高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仅聪明、勇敢、有主见，更是宅心仁厚，宽以待人。有段往事足以反映他的品格。一天，他发现父亲送他的名贵怀表被盗。他很快查出是一位校工所为，在准备向学校报告时，钟宝斌发现校工是因为为医治重病的父亲才铤而走险，他想，如果此事报告学校，该校工将面临坐牢，一家人将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钟宝斌私下决定不予追究，还将金表变卖的钱送给人家，直到钟宝斌毕业前夕，校工因为内疚才将此事报告校长，全校师生因此才知道，这个个头不高，但结实精干，谈吐不凡，眼睛炯炯有神的孩子，不仅是学业优等，更是品行出众的学生，使他一时成为学校瞩目的人物。蓝先生听到钟宝斌的故事后，感慨地说：“真是我骄傲的学生呀！”钟宝斌在广州小学毕业后，继续到香港的进步学校民范中学读书。
袁庚自蓝翼成离开书院后，就到大鹏王母新民小学完成小学学业。后到广州远东学校进行补习，1931年9月考入广州名校广雅一中，初中毕业后又考入“地政人员养成所”，这是一所培养土地确权测量专业人员的专业学校，后分配到南海县石湾第四测绘队当测绘员及绘图，这对袁庚后来从事东纵的情报和炮兵工作奠定了专业基础。1936年8月，袁庚考入黄埔军校燕塘分校。
赖仲元14岁那年到广州市立第一中学读书，在读书期间，参加学校的进步读书社，从此积极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参加了广州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大游行。
同期在广州读书的还有王柏。她是菲律宾归侨，在香港念完初小，在大鹏念高小，在广州念完中学。
黄闻、潘清、钟宝钻等人即选择惠阳的崇雅中学。
此外，这批少年学子还有不少到大鹏邻近的淡水求学。
1936年，战云密布，日寇侵华越来越猖獗。
当年的追风少年也长大了，他们大多数找到了教书的职业，但蓝先生培植在他们心中的火种，这时燃烧起来了。
他们殊途同归，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保卫家乡，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回到自己的故乡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