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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我国首只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至今的十多年来，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依托商业银行丰富的资金和项目资源、广泛的渠道网络、有效的风险管理，始终保持着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宏观经济环境“三期叠加”，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脱媒化趋势持续深入，银行业资本监管要求日趋严格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传统表内业务发展遇到了一定的瓶颈，而资产管理业务以其产品设计灵活、资本占用低、对客户资产保值增值需求适应性强等特点，越来越受到各家银行的重视，迎来了新一轮爆发式增长。
截至2016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规模达到29.05万亿元，近十年间累计增长超过50倍。理财产品余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的比重也由十年前的不到1%，上升到2016年年末的12.5%。
快速发展的资产管理业务是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财富人群比重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对于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资产管理服务需求，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优化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产配置是资产管理业务的核心环节，也是资产管理产品风险和收益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的实践看，资管产品的资产配置主要包括现金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和另类资产等几个大类。其中，以股票为代表的权益类资产是全球资管行业资产配置比重最大、最典型的一类资产。从2011年开始，债券基金超过货币市场基金，成为全球净资产规模占比仅次于股票型基金的资产管理产品种类。与此同时，以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甚至收藏品投资等为代表的另类资产投资越来越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睐，在全球资管行业大类资产配置中的占比持续提升。
受资本市场发展状况、金融监管政策环境、客户需求特性等因素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在大类资产配置上呈现出明显特点。
一是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且标准化产品占比逐年提升。2013年以来，债券、非标债权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始终是银行理财产品配置比例最高的四类资产。2016年年末，债券、非标债权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三大固定收益类资产在银行理财产品大类资产配置中的占比合计达到74.39%。其中占比最高的债券类资产达到43.76%，货币市场工具占比13.14%，这两类标准化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合计占比达到56.9%，比2013年年末提高了18.3个百分点。非标债权类资产占比近年来逐渐下降，2016年年末为17.49%，较2013年年末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二是权益类资产和另类资产占比显著偏低。目前，除私人银行等极少数产品外，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境内市场公开发行股票或相关证券投资基金、未上市企业股权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权等资产都受到严格的监管限制。受此影响，理财资产配置中权益类资产占比近年来始终徘徊在6%~8%左右的水平，另类资产占比更是不足1%。
三是主要投资于境内资产，全球化资产配置规模非常有限。目前，我国居民和企业进行境外投资仍受外汇资金管制的严格限制，商业银行资管产品投资境外资产主要通过各类QDII产品等少量渠道实现。截至2017年6月末，经外管局审批的QDII投资额度合计仅为899.93亿美元，其中分配给商业银行的额度仅为138.4亿美元。而且自2015年4月以来，已连续15个月未有新的QDII投资额度审批。这也导致银行在资管产品资产配置中，无论固定收益类资产，还是权益类资产，绝大部分都局限在境内，境外配置占比非常微小。
大类资产配置上的这些特征，给国内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其一，银行资管产品存在同质化现象。各行资管产品的投资标的不仅大量集中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标准化固定收益工具，而且在债券投资中，也主要选择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等风险水平较低的债券品种。对于近年来大量涌现的ABS、项目收益权、私募债、非公开公司债等新型债券类型，许多银行在投资审核、额度分配上都有较为严格的限制。由此，各行资管产品在投资标的构成上表现出较大同质性，风险收益特征缺乏明显差异。2016年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中，风险等级为“二级（中低）”及以下的产品募集资金规模占比高达81.96%，而风险等级为“四级（中高）”和“五级（高）”的产品募集资金占比仅为0.29%。
产品同质化，一方面使银行资管业务的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价格竞争。另一方面，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的资产配置结构也是目前银行资管产品中预期收益类产品占绝大多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银行在这类产品上面临着较大的预期收益兑付压力，很难真正实现与资管产品投资风险的完全隔离。
其二，银行资管产品的风险分散功能削弱。灵活充分的大类资产配置对于资管产品风险管理意义重大。如果是基于高效的资本市场，不仅能够利用各大类资产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通过有效的分散化投资策略，降低资管产品的非系统性风险，而且可以有针对性地塑造资管产品的风险特征，使之成为投资者更广泛资产配置方案中的重要风险管理工具。但在目前相对单一的资产配置结构下，国内银行资管产品具有较强的类信贷风险特征，风险防控也主要侧重于对投资标的或项目的信用风险评估、产品端设计优先次级结构、投资端设置预警平仓线等措施来进行，本质上属于被动的风险防范，市场风险管控手段相对不足，难以实现对产品风险的精细化计量与管理。
其三，银行资管产品全球化资产配置能力亟待增强。在我国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关联性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提升资产的全球化配置，是商业银行资管业务服务客户日益增强的“走出去”金融需求，优化资管产品风险收益管理的必然要求。然而诚如前述，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银行资管产品的境外资产配置规模和能力，仍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和客户的实际需求。这可以认为是国内银行资管业务发展中的一大短板。
一方面，法人机构的资产管理需求迅速增长，银行同业理财占比提升显著。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主体构成来看，个人客户（包括一般个人客户和私人银行客户）的占比已由2013年年末约70%降至2016年年末的53.5%，而由机构客户与银行同业构成的法人机构客户占比已升至46.5%，特别是银行同业客户的占比由2013年不到4%，升至2016年年末的20.6%，产品余额累计净增加约5.5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净增额的近30%。
另一方面，个人客户分层化趋势日益显现。近年来，以私人银行客户为代表的高净值个人客户理财产品增速显著高于一般个人客户，私人银行产品在全部个人理财产品余额中的占比已由2013年年末的约9%上升至2016年年末的13.4%。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金融服务模式革新，激发了个人长尾客户的资产管理服务需求，这个未被传统资管服务所充分覆盖的客群市场近年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相关研究显示，2016年年末，互联网理财规模已达2.6万亿元。
客户结构的多元化、分层化趋势，加剧了资产管理服务需求的差异化。不仅个人客户、企业客户、金融机构等大类客户在期望投资回报率、风险承受能力、投资限制条件等方面要求迥异，即使是同一类型客户的不同层次客户，其资产管理需求也可能大相径庭。比如个人客户中，普通个人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有限，资管服务需求更多集中在资产保值增值方面；而高净值客户不仅对投资风险的承受力更强，对资管服务的要求也常常超越简单的成本收益考量，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化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家族财富传承安排等领域。随着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要求的提高，银行资管必须更加充分考虑客户在风险偏好、投资风格、流动性约束等方面的特点。在资管产品的大类资产配置上，也需要根据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特点和客户个体的投资目标要求，制定差异化、定制化的策略方案。
今年上半年，银监会针对“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银行不规范经营行为，连续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和工作要求，开展重点整治。资产管理业务是此次重点整治的业务领域之一。在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金融要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以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的资产管理行业统一监管政策框架正在制定中。尽管具体的监管政策要求尚未完全确定，但未来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总体方向是明确的。
一方面，银行资管业务将回归“受托资产管理”的本源。这里应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银行作为受托人必须勤勉尽责，资产管理业务要服务于委托客户的真实需求，维护委托客户的根本利益，而不能为了自身利益，做出不符合客户投资目标或不适应客户特点和需求的资产配置决策；二是真正落实委托人自担风险的原则。这不仅需要客户提升对资产管理业务的认识，商业银行在资管产品设计、客户沟通、投资者教育等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银行资管业务要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服务。银行不能出于短期逐利目的，在资管产品投资中通过各类金融产品的嵌套安排，规避相关监管要求，造成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资管产品的资产配置上，可以积极探索与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国企并购重组、基础设施建设PPP模式等相关资产的对接，在合规经营和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将优化资产配置与支持经济转型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随着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和客户群体的不断扩大，资管产品投资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金融改革持续深化下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子市场关联性的显著上升，银行资管业务经营中面临的风险形势日益复杂化。
首先，资管业务的风险构成多元化，各类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渐成常态。资产管理业务本质上是一种依托现代金融市场开展的直接金融活动，因此，必须面对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尽管按照银行受托管理、客户风险自担的原则，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中出现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应主要由客户承担，银行更多是承担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职责，然而，现实情况远比这种理论上的责任划分要复杂。国内银行在保证实现预期收益的压力下，需要高度重视产品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管理；即便是在投资者普遍具备风险自担意识的发达市场，资管服务机构也面临着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市场约束，绝不可能对产品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置之不理。此外，随着近年来我国资管业务与金融市场联系的日益紧密，商业银行还需积极应对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动态传导的复杂局面。
其次，合作机构和交易对手间的风险传导加大银行资管业务风险管理的难度。近年来，商业银行在资管业务发展中显著加强了与银行同业、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私募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与联系。这在拓展银行资产投资管理能力的同时，拉长了资管产品的投资链条，增加了交易结构的复杂性。任何一家机构的风险都有可能经交易链传导而转化成为银行资管产品的风险。资管业务的风险管理不仅要着眼于最终的投资标的和金融市场，还必须抓好合作机构、交易对手的准入管理和动态监控，在交易结构中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机制。
最后，资管业务必须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需要重点管理好资管产品投资项目的信用风险，因资金来源与投向期限不匹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以及投资组合风险水平与客户风险承受能力及偏好错配等问题，防止因局部风险事件引发系统性风险。
面对客户结构多元化、市场需求分层化的趋势，商业银行资管业务首先需要从经营理念上进行调整，摆脱以银行的投资风险偏好代替客户投资风险偏好的惯性思维，真正把客户需求作为大类资产配置的根本出发点和核心依据。
在此基础上，资管产品在资产配置策略上将越来越突出定制化、差异化特征。银行必须在与客户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客户认可的投资收益和风险控制目标，设定相应的投资业绩基准；继而根据投资目标制定产品的资产配置策略，确定需要配置的大类资产类别和相应的配置比例，再进一步遴选具体的投资资产，构建投资组合。在投资策略执行过程中，银行还要定期根据组合中各类资产的市值变化对投资组合进行再调整。这种个性化、专属化的大类资产投资策略过去主要服务于高净值客户，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资产管理边际成本下降，以及预期应用门槛儿的显著下降，将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化的服务模式。
为了有效实施大类资产差异化投资策略，未来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将突破理财业务的传统框架，不仅要做好客户投资的直接管理者，还要成为客户资金与市场优质大类资产投资工具匹配的桥梁，通过FOF、MOM等资管投资模式，在客户资管大类资产配置方案的整体框架下，整合理财业务和基金、保险产品等代销服务，拓展资管产品投资的风险收益边界，提高投资标的的标准化程度和信息透明度。这种业务模式的创新，将有助于打破客户对目前预期收益类理财产品占主导的银行资管业务的惯性认识，促进资产管理业务回归本源。
对于客户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资产配置需求，商业银行将充分挖掘境内外资源整合的潜力，在利用好QDII等境外直接投资渠道的同时，加快提升境外机构全球资产配置能力，做好境内外机构间资产管理业务的联动发展，帮助客户整合境内外资金和资产，实践统一的全球资产配置策略。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优化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金融科技可望在以下领域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在投资目标制定方面，银行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偏好、投资回报率要求、最优投资期限、流动性限制等条件进行更加准确的预判，帮助客户修正主观认识偏差，从而提高资产管理风险收益目标的科学性。在投资策略制定和执行方面，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智能化资产配置模型必将显著提升投资标的遴选的范围和效率，提高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与客户投资目标的匹配度，而且可以显著优化投资交易的择时策略。在投资过程的动态管理方面，智能化投资管理模型有助于提高投资策略再平衡的效率，从而克服传统的定期再平衡方法下投资组合风险收益状况与目标策略的短期偏差对投资绩效的不利影响。
总体而言，资管产品大类资产配置和管理的智能化将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管理”的模式将显著提升银行资管行业的运行效率。未来金融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成效将成为决定银行资管业务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商业银行资管产品大类资产配置面临的风险新形势，对资管业务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转变风险管理理念。商业银行需要根据资产管理业务的属性和特点，在风险管理中以投资理念替代传统的信贷理念，将分散投资、优化大类资产配置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手段，将风险管理目标与产品和客户的整体投资目标相适应，不再局限于被动地防风险、控风险，更要积极主动管理风险、经营风险。
二是建立起符合资管本质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需要建立起覆盖资管行业中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等的识别、监测、控制和处置的全流程、系统化风险管理体系；需要明确产品、投资、营销、风控、内控等部门，以及总分行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分工，构建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确保风险管理决策的准确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兼顾整体资管业务和具体资管产品两个层面的风险管理，在统筹业务整体风险敞口、资本占用、监管合规等管理的基础上，保证每个资管产品具体风险管理方案和目标的落实；构建有效的风险防火墙，防范外部合作机构或交易对手风险向内部传导，以及不同资管产品之间的风险传染。
三是优化风险计量工具和体系。一方面加强风险计量和量化管理工具的开发和应用。未来资管业务的风险管理模型不能仅仅基于历史数据，更要具备深度学习能力，提高对风险源的识别定位能力，对市场环境剧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预测和应对能力，实现风险控制的动态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提高风险管理决策具体执行环节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决策效率损失和操作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