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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实验的核心为人与文化之间的共建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既是文化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世界的创造者。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这一过程的。但是，我想用一种有意识的方式来“创建文化”，记录文化的起源并结合理论知识对其创建过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描述。
幸运的是，我在设计该主题论文研究时恰逢需要为学院规划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课程，为了解即将选修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学生以前都学过哪些相关的文化课程，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结果发现，他们的知识结构均围绕着“我是文化的产物”这一主题展开，很少提及人类的日常活动是如何“创建文化”的。事实上，文化是双向互动的产物，但我们通常只强调文化对人的影响，而忽视了文化生成过程中每一个人所起到的作用。所以，我决定将选修该课程的本科生作为该研究项目的合作研究者，设计一个能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的研究项目。我希望学生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日常活动成为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者。
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和比较人类认知学实验室的很多同事都遵循浪漫主义科学的相关理念。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歌德提出的，之后在其他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补充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在教学和研究领域的灵感主要来源于此。歌德提出，在进行科学探究时，应有意识地将科学家的变化发展与我们对科学发现过程的理解相结合。在他看来，科学实验不仅是知识的源泉，还是一种艺术实践，能让我们的“感觉器官”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浪漫主义科学的特别之处主要在于其研究方法以及该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知识或经验类别。它将科学发现定义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合作的产物，是人类和谐参与自然现象发展的产物，其根本前提是善于思考的观察者与发展中的现象共处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之共同发展。与此同时，研究者的感知能力也通过这种同步发展得以塑造和提高。与传统的课堂相比，浪漫主义课堂让学生成为研究者，能让学生获得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因为在课业完成之后，学生所拥有的不再是单纯的事实罗列，而是真正的科学知识。
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曾对歌德的科学论著进行过阐释，为当时较为激进的教育形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华德福学校的教育理念就秉承了施泰纳的参与性研究理论，学生可以通过“发现之旅”亲自参与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获得相应的认知。在浪漫主义课堂上，学生不再只是对他人提出的科学假设进行评论和学习，而是通过一系列有序的实验将基本的观点变成直观的认识。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创建合适的实验氛围，以便文化在可观察、可监控的情况下产生。整个研究过程为期 10 周，要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并且能让文化尽可能自然地发生和发展。实验氛围应有利于鼓励学生自愿参与有趣的活动并不断提出一定的问题以促进创造性思维，同时应该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让这些创造性解决方案得以扎根和发展。据我所知，最能让人们有参与感的活动就是游戏，因为游戏可以让参与者在团体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身份和地位，参与者的行为会对结果产生直观的影响。游戏能够将玩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关任务或事件上，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规则或手段，以保证玩家成功参与游戏。于我而言，游戏更重要的一大优点是，它通常能够激发一系列的对话。社会模拟实验是一种特别的游戏方式，不仅具备游戏的上述特点，还能通过创建有效的合作关系让参与者投入自己的情感并使其相信自己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所设计的模拟游戏应该可以让我们保留“现实”文化工作中的很多因素，尤其是参与者之间自发的互动、无法预测的反应、文化产物及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出现和演化等因素。与此同时，我希望我所设计的模拟游戏的各项参数和因素都是可控的，能够产生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供我观察，也能让我在必要的时候对游戏的发展方向进行适当的干预。文化是非常复杂和棘手的，必须选择合适的游戏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简单性和明确性，否则结果只能是模糊一团。
最后，我选择了加利·舍茨（Garry Shirts）设计的“巴法巴法”文化模拟游戏。过去三十多年来，该游戏作为提高人们跨文化交流敏感性的有效工具，在跨文化领域得以广泛运用，其理论基础是为参与者创造安全可控的环境供其体验文化跨界，让参与者对其感受进行思考和分析。该模拟实验能够有效规避跨文化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遇到的偏见及限制等问题。
“巴法巴法”实验最初的设计方案是将参与者分成两组，每组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一整套不同的文化规范，然后两组成员进行短期交换，学习对方的文化。双方互换期间，要在不直接提问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习俗——这类似于我们去外国旅行时学习该国文化与风俗的实际情况。该实验中的两种文化大相径庭：阿尔法文化注重社区精神和分享，而贝塔文化则更加关注个人成就。因此，当小组成员对调时，巨大的文化差异会让他们对彼此产生很多误解。模拟游戏过程中，每个小组对对方都会有一些猜想，当两组成员聚在一起讨论其各自的体验时，这些猜想将会得以验证。虽然该游戏模式最初的设定是作为体验式教学的辅助工具而不是研究工具，但我还是从中看到了可以发展成小规模群体文化的“种子”（一些简单的规则和创造物）。
该游戏的标准评估形式是对态度的转变进行回顾性阐释。“巴法巴法”游戏中，小组凝聚及态度转变的速度均十分惊人，但问题是游戏持续的时间太过短暂。当然，对于人员培训来说，该游戏具有非常高的效率。但对于研究来说，时间过短会极大地妨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要想解决文化的形成、延续和变化等相关问题，就必须延长“巴法巴法”游戏的持续时间。大学课程的强度为每周两次，可以保证学生有时间对其文化体验进行思考，在下一次上课之前能够充分思考前一次课上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我打算放慢模拟游戏的进展速度，让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学季的时间里逐渐演化和发展，使参与者对文化过程有一个更加深入而细致的了解。
“巴法巴法”的游戏规则简单易学，为期半天的培训研讨会足以解决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但如果将社交互动的时间延长至 10 个星期，这些规则就远远不够用了，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因为这种不足正好可以让我随着流程的逐渐展开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与添加，从而方便我们观察创造物的演化、社会规范形成的过程以及环境的变化。
此外，延长版的“巴法巴法”游戏也使研究结构和研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随着模拟游戏的逐步展开及各种不同情况和问题的产生，我和学生可以进一步阅读和讨论相关的社会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来评测我们即时获得的游戏体验并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分析。同时，延长后的游戏可以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充分思考并详细记录他们每周的体验。学生们每周的现场记录和反思报告等记录文件构成了我的核心研究数据。
基于之前我对本科生的了解，我知道，要求他们以书面形式详细描述自己的体验，尤其是要求他们记录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和所感，将非常有助于他们定义并评估自己在社交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起到的作用，同时也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其参与对小组关系发展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的现场记录是思考和反思的有效工具，因为这些文字不仅描述了记录者每天的体验、认识或感想，而且能够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综合整理成连贯的叙事。我希望学生能够通过现场记录对模拟游戏的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将课堂里发生的事件与现实生活中的体验结合起来，用记笔记和写报告这种参与方式对其所思、所想和所感进行更加深入而细致的挖掘与阐释。
受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埃莉诺·奥克斯（Elinor Ochs），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rtsch）等学者的启发，我认为文化起源可以被视为一个多元叙事过程。叙事理论与本项研究的基本论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文化具有双向性，我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产物。我们记录的个人故事构成了社会叙事的一部分，反过来，社会叙事对我们能够书写出来的个人故事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布鲁纳认为，叙事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能帮助人类将单纯的实体存在转化成人类的切身体验。当我们讲述自己的个人故事时，我们的行为即与他人的行为产生联系并因此而变得有意义。此外，故事能够解决问题。布鲁纳在《故事的形成：法律、文学、生活》一书中写道：“叙事是教化人类错误与探索意料之外事情的途径，能够将人生厄运的共同形式常规化为各种类型——喜剧、悲剧、浪漫剧、讽刺剧，或者其他任何可以减少意外发生的形式。”叙事之所以能具备这些令人称奇的功能，不仅归功于其结构性质，还归功于其灵活性或延展性。故事是语言的产物，其最大特点就是可生成性。因此，同一事件可以有无数个叙述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具有独特性和个人性，同时又具备巨大的延展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叙事能赋予我们生命，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叙事在彼此身上看见自己、感受自己。
我们围绕新事件展开的日常对话和与他人一起创造的叙事不同于我们向别人讲述的故事，因为前者并未完全按照标准化的叙事结构来进行组织。生活并不是按照完好的情节展开的，不一定会有确切的开始、明确的中心人物及干净利索的结尾，也不一定会有将全部逻辑线索收入其中的完整叙事结构。而合作叙事过程提供了一个创作空间，聚焦于生命的某些特定时刻。参与对话的人既是讲述者又是倾听者，他们可以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切换，做出评论，提出意见，进而决定故事发展的走向及内容。叙事者和倾听者通过叙述、阐释、回应及澄清等行为成为叙事的共同创作者，这种即时反馈的、经过个性化组织的、自然发生的叙事即被称之为文化。
詹姆斯·韦尔奇在《国家叙事与集体记忆的保守特质》一文中指出，我们会在社会中构建并积极维护“图式叙事模板”，这些模板帮助我们在既相对稳定又处于不断变化的文化体系内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这些模板对我们创造出来的叙事发挥着强有力的组织作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与其结构相契合的信息，同时将那些与之前的设想不一致的信息排斥在外，从而使我们更容易接受某些结论。这些模板属于历经一段时间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特定叙事传统，是特定群体、特定时间及特定空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结果。
本项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认定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美国心理学家格根夫妇（科尼斯·格根和玛丽·格根）及布鲁纳等学者均认为，身份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完成的，他们甚至大胆地假定“本我”是不存在的，认为我们都是在用未明说的默认文化模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我们是谁、发生过什么事，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我们不断地改写我们的自我叙事以期适应新的环境时，自我叙事本身也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并按照传统体裁和风格进行自我重塑。布鲁纳在《故事的形成：法律、文学、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
自我叙事是一种追求平衡的行为。一方面，它必须具有强大的自主信念，相信叙事者拥有独立的意志、拥有选择的自由、拥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与他者的世界相关联，他者包括亲朋好友、习俗、过去及任何相关群体。显然，自我与他者之间这种潜在的关联会限制我们的自主性，然而，这两个因素对我们的生活而言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讲述自己的叙事也是如此。
利科在《记述的同一性》一文中指出，我们通过叙事构建来重新阐释自己在特定社会、文化及历史背景下的身份。叙事通过同步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定义特定文化语境下可能实现的身份。我们通过叙事找到自己的声音和意愿，通过一生中不断展开的叙事书写自己的角色，这是身份构建及维护过程中的中心环节，使我们得以塑造自己的身份及自我表达方式。
我们通过叙事来定位自己的生活，记录我们所处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布鲁纳在《故事的形成：法律、文学、生活》中这样写道：“除了叙事这种形式之外，我们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描述自己的‘生活时间’。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被用来描述时间体验，只是不管是钟表或日历这些时间形式，还是连续性或周期性的顺序，都无法抓住生活时间的本质。”
我们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不但是在叙述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还是在为这些事件赋予特定的意义，将过去（以历史文化记忆及规范的形式）和未来（我们认为存在可能性的事情）纳入我们对当前事件的理解中，指导我们做出现在的决定。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们将这一过程称为“预叙”，即将未来引入现在的一种文化机制。我们以历史为背景对未来进行预测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当下的行动计划。布鲁纳认为，叙事永远都在“现在”，永远处于中心位置，是熟悉的过去与可能的未来之间的对话。
奥克斯和丽莎·凯普斯（Lisa Capps）于 2001 年合作出版了《生活叙事：将日常生活当故事来讲》一书，他们认为，我们的叙事冲动来自两种因素：一是我们渴望创造出无懈可击的故事情节，二是我们渴望抓住自己人生的意义与复杂性。在多元叙事环境下，我们的叙事不仅要面对这两种因素之间的张力，还要应对不同的叙事者，因而会不断地被审查、被挑剔，并且会通过持续的磋商和妥协达到令人满意的共识。现在变成了过去，而过去又被用来预测未来。就这样，一条清晰的发展路线从多种可能性中脱颖而出。正像加里·索尔·莫森（Gary Soul Morson）在《叙事与自由：时间的阴影》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曾经可见的选项从视线里消失了，过去偷偷地影响着我们的认识。”
个人及合作叙事的构建是在多个层次上进行的，既可以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小规模群体互动，也可以是全国范围内的叙事交流。奥克斯和凯普斯曾经探讨过小规模群体构建共享意义体系的交际手段，他们认为，“日常对话实现了叙事的一个基本功能，即提供一个口头表达的互动平台，用于命令、解释或者表达体验。人们通过叙事来认识自己的生活并通过合作叙事来创建社区；反过来说，对事件的协同探究和改写推动、塑造了叙事并让叙事得以延续。”
哈佛英美语言文学教授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其著作《文化的定位》中指出，能够将个体塑造成文化人并能够将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的叙事策略应该受到高度重视。他认为，人们应该关注文化在当下的表现。这些表现是在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产生的，同样也应该在文化浪潮的背景下加以阐释。他在书中表示：“必须不停地把日常生活中的碎屑和片段变成连贯的民族文化表征，将叙事行为本身融入民族议题。”
巴巴认为，“施为性”与“说教性”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这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观点倒是一脉相承。格尔茨在其论文《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中曾以爪哇岛的村庄生活为例，详细描述了当地土著的自然观。他们认为，自然具有极大的规律性，威力巨大但同时又无比危险，而这种自然观对当地的文化潮流及居民的道德观和审美观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当地居民会非常自然地做出像沉稳冷静、不屈不挠、小心警惕之类的“正确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文化看作一个史诗故事，它保留了强调并支持现有叙事流程的社会规范，而现有的叙事过程反过来又通过对日常事件的描述重新塑造了这些社会规范。
在实践中，经验通常缺乏意义，而叙事的作用就是寻求意义。叙事兼具共享性和个人性，它并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罗列事件，而是在一种情感和道德框架中叙述行为者的行为，进而帮我们了解事件背后大的社会背景。如果脱离了能够评估行为者言行正当性的文化体系，任何叙事均无法被理解。用格根夫妇的话来说，“所有出现在成功叙事中的事件均在本质上与包容其存在的特定评估空间密切相关，这就构成了叙事的连贯性。”
就像布鲁纳在《故事的形成：法律、文学、生活》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艺术模仿了生活；而王尔德则认为，是生活模仿了艺术。所谓的生活和叙事之间的模仿实际上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叙事模仿了生活，而生活也模仿了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活’就像‘叙事’一样构建了人的想象。”
本项目的参与型浪漫主义科学研究规划运用了中期形成策略进行记录与分析，目的是让研究人员能够在一项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不断变化的影响因素。实际上，这种方法论让我们得以从前后两端观察整个过程，可以从设计方案开始，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录我和学生对事件的阐释。这些阐释均建立在书写记录时可获得的信息基础之上，因此，其内容和叙事框架均有所不同。向读者揭示最终结果的时候会有“最终分析”，其叙事包括叙事间隔以及所有相关方的声音。
我希望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参与者的观点与看法，因此，我会经常大量引用学生及另一位项目联络人瑞秋·科迪-菲斯特所撰写的现场记录和反思报告，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本研究项目的全过程。为方便读者阅读，我将“阿尔法文化”和“贝塔文化”这两个词汇更换成两组学生自己选定的名称，即“石头汤”和“公平贸易联盟”，每组学生的名称也相应地更改为“石头人”和“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