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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产物，容纳了社会进程中的多维历史文化积淀，城市街道、景观、建筑、地标等作为城市文化的承载者，印记着历史、现在，也昭示着未来。小说家笔下的城市是对现实城市的再现，他们将城市景观、城市记忆、社会文化等要素巧妙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城市书写中赋予更深的历史文化内涵，赋予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城市书写词语属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研究范畴，它是根据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等西方后现代学者的“书写”定义引申而来。书写最初是指运用文字对情景和事件进行的记录。传统的书写理论一直在自身构建的逻各斯中心内徘徊，认为言说和语音在前，言说是一种在场，而书写是一种不在场，因而书写处于次要地位。但德里达认为书写并非居于声音和言说之后的被动地位，他指出书写不仅可以记录历史，也可以产生意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延异”（differance）的理念，解构了语言的逻各斯中心，提出了自己的书写理念：即书写“已超越了能指表面和所指表面本身。‘书写’表示一切产生记忆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文字形式，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有异于言语顺序。比如电影、舞蹈，绘画、音乐及雕塑等，甚至可以指运动书写，从现代军事和政治统治技术的角度来说，还可以有军事书写和政治书写”
。因此，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打破了语言逻各斯对书写的束缚，为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德里达的书写理念强调了书写的记忆功能，小说的城市书写实际上是指小说文本中的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记忆功能和符号功能。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可以简约成一个由符号组成的文本系统，这些能指符号就是文本当中城市中的各个场所和景观，其所指就是背后蕴含的社会意义。城市书写超越了能指符号本身，城市书写是作者运用城市景观的表征、叙事和建构功能，在文学作品中诠释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由此可见，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其书写就是通过空间的社会文化表征和印记等功能阐释小说的创作主题。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不仅仅是景观的展现，而是将城市理念、城市记忆、社会文化等要素巧妙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景观选择和组织中，小说中的城市空间被赋予更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可以穿越时空，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城市景观，同时还能探究城市景观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沉积。城市书写是小说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一座城市的社会文化情结在文本中的再现，就如人们可以通过伦敦奢华的白金汉宫、雄伟的议会大厦、密集交织的伦敦地铁网及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发现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积淀一样，这些建筑和市政设施背后映射出英国历史上繁荣的社会经济和激烈的政治交锋。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术界以亨利·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空间批评学者展开了系统的城市研究。列斐伏尔指出，“城市是一部作品，近乎于是一件艺术品而非一件简单的产品。倘若城市和城市的社会关系是生产出来的，那么它就是人类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新的人类，而不是物品的生产”。
显然，列斐伏尔开始注重城市的社会属性。列斐伏尔进一步从语言学层面对城市进行解读，他指出城市的符号学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城市）可以从语言学的概念，如能指、所指、指涉关系和意义层面来解读，因此，城市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特、具有各种价值观念、由符码指涉关系及其意义所形成的系统”
。列斐伏尔的空间及城市理论为当代城市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吸引了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文本中的城市研究。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欧美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研究，其中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迈克·克朗博士等学者开始关注文学文本中的城市研究。克朗指出，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不是城市或都市生活的精准描述，重要的是都市的符号意义及都市景观的象征意义”
。而近些年来的学者主要从文化地理学和空间批评角度解读作品中的城市，指出：“城市观念、城市街道、建筑及其人口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于19世纪以来众多作家的作品中，城市具有文本特性是指城市是由众多潜在的、可供解释的符码和象征物组成的集合，这一点是城市具有文本性的前提之一。”
可见城市犹如文本一样，是一个符码系统，文本中的每个符码代表城市中的街道建筑、景观场所、河流桥梁及市政设施等，这些符号形成了一个有自身规律的文本系统。更确切地说，城市这个特殊文本是由所有能产生文化蕴含的“城市符码”组成的。“城市就是能指符号，其所指就是我们所寻找的（即物质层面的‘现实’）。”
城市在英国小说中不仅是一种能够产生意义的能指符号，其背后也蕴含有内涵丰富的所指内容，这些内容就是城市中沉积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信息。一般来说，城市街道、景观、建筑、地标等作为城市文化的承载者，印记着历史、现在，并昭示着未来，小说家笔下的城市是对现实城市蕴含的社会文化的再现。如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街道店铺、救济院、学校及监狱，都成为狄更斯展现伦敦在维多利亚时期贫穷、剥削、堕落和腐败等主题的重要元素。其小说中的伦敦展现在人们面前就犹如一个城市文本，是一个蕴含丰富信息的能指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街道店铺、救济院、学校及监狱等都代表不同的能指符号，其中救济院成为压迫与哀婉的能指符号，监狱则是这一系统中象征权力的能指符号，其背后的所指就是不同的社会现实。城市文本的符号意义对于不同的作家会有较大的差异。现代主义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样青睐于伦敦，其多部作品的背景均选定在伦敦。如果说狄更斯城市书写中的伦敦是由压迫、剥削和哀婉组成的符码系统，那么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Mrs. Dalloway ）和《岁月》（ The Years ）等小说中的伦敦城市书写则是一个充满了迷茫挫折、精神焦虑和女性感伤的符码系统。可见在英国城市小说中，城市文本就是一种蕴含现代社会多维社会文化要素的指涉系统，小说家正是通过城市书写展现代社会的精神风貌。
需要强调的是，城市书写不等同于城市描写，城市描写与城市书写既相互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系。一方面，城市描写有别于城市书写，前者注重展现某些个别的景观、场所和地点，重点在于小说细节中的环境展现，城市描写并不关注小说整体的故事情节及景观布局；城市书写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一座城市的多维社会文化解读，其中融入了自己的城市理念、创作方法及主题思想，小说中的景观同小说情节有着紧密的关系，城市书写抓住了城市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城市特征，使之成为小说主题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城市描写是微观的、局部的；城市书写是宏观的、整体的。另一方面，城市书写与城市描写又相互融合，城市描写是城市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书写是小说中作者对一座城市的深层次的理解，城市描写的细微之处正是作者城市书写理念的体现。
在英国文学史上，一些作家有着浓厚的城市情结，他们往往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并且成名于城市题材的文学创作。这些小说家在作品中对某个城市格外青睐，将这座城市的城市景观和历史文化融入小说创作中，并使城市书写成为揭示小说主题的重要元素。在这些小说家的作品中，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发生地，它融入了作者深厚的思想情感。作者在小说中，借助城市书写将一座城市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文化信息构建到了小说文本中，因此在创作中，他们力图通过城市书写表达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社会属性是文学作品中城市空间的重要特征。文学作品总要构建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即小说的社会语境。这一社会语境是小说社会属性的具体体现，作家都会在小说的城市书写中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
首先，文学作品中城市书写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社会语境的再现。一些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信息必然会被作家镶嵌在文本的城市书写中，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发生地，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要素表现为社会语境的再现。比如19世纪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将其大部分小说建构在伦敦，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不仅记载了维多利亚时期语境下的社会风貌，而且作为一种能动要素成为小说主题阐释的重要手段。在《荒凉山庄》（ Bleak House ）中，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是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代表，城市景观笼罩在雾霾之中，凸显了工业革命在城市中的沉积：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雾笼罩着埃塞克斯郡的沼泽，雾笼罩着肯特郡的高地；雾爬进煤船的厨房；雾躺在大船的帆桁上，徘徊在巨舫的桅樯绳索之间；雾低悬在大平底船和小木船的舷边；雾钻进了格林威治区那些靠养老金过活、待在收容室火炉边呼哧呼哧喘气的老人的眼睛和喉咙里；雾钻进了在密室里生气的小商船船长下午抽的那一袋烟的烟管和烟斗里；雾残酷地折磨着他那在甲板上瑟缩发抖的小学徒的手指和脚趾……煤气灯的光芒在雾气中摸索着，看起来就像泥土松软的田地上，农夫所见的那个朦胧的太阳。
这段全景式的城市书写展现了当时的社会语境：一方面，这部小说创作时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当时的英国号称为“世界工厂”，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凸显了工业革命在城市中的历史沉积，工业化进程中的雾气、蒸汽动力的轮船及路边的煤气灯都是19世纪英国社会的缩影；另一方面，它从文学的视角展现出英国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高度发展的同时，其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顽疾。狄更斯在小说伊始的这段城市空间书写显然是当时社会工业化进程的缩影。从整本书的叙事效果来看，这段城市书写是狄更斯用来暗喻英国司法体制的腐朽与堕落。小说第一章的伦敦城市书写作为暗喻揭示英国司法系统的腐败，目的在于突出展现法律的延宕和腐败正像这雾气一般，四处弥漫，深入伦敦城市及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侵入到了男女老幼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学作品中城市书写的社会属性还表现为深层次社会关系的揭示。城市书写中的城市景观作为创作艺术手段，还被用来展现或建构一座城市的权力运作机制。上述例证已经表明了狄更斯运用城市书写揭示英国腐败的权力机构像烟雾一样弥漫于整个社会。《简·爱》（
Jane Eyre
）中的洛伍德学校很明显是一个包含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空间，小说中简·爱的反抗精神同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准则之间的交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空间书写成为作者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样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中，奥威尔对空间的权力冲突作了细致展现，空间成为控制冲突的权力场。在《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这个城市空间中，最高领袖“老大哥”是这个社会的权力中枢，有着洞察一切的“双眼”，全体人民的生活甚至思想都处于其监视之下。小说中充当监视职能的是电幕，它被安置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无论在办公室、住所，还是各种公共场所，都处于电幕的监视之下，人们几乎没有任何隐私，正如福柯所言，“最佳的规训手段就是可以随时监视一切”
。因此当上层建筑的权力机制进入空间之后，空间也就成为训诫的工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不仅对城市空间的权力冲突作了细致展现，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思想空间中的权力控制，在这部作品中，统治者、荧光屏、思想警察、思想罪、表情罪成为控制思想空间的权力手段。可见，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隐含有某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和机制，其表现或许是激烈的斗争，或许是平静的运行，它生动地展现出现代人在这种机制下的生存状态。同样，城市空间中的权力冲突及其权力机制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民众依然对此倍加关注。英国《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在2008年7月23日的报道中称，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已经遍布英国城市角落，甚至装到了电影院，这已经涉嫌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可见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总会依存在空间中，尤其是各个城市空间中，因此城市书写中也总会蕴含有一定的权力运行机制。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城市书写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属性。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书写蕴含有丰富多维的社会信息，它是一个指涉系统，它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要素的展现，同时也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因此，文本中的不同社会关系在城市书写中的样态及其相互关系成为空间批评解读的研究重点之一。
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景观环境还是城市空间，都隐藏着多重的文化蕴意，也因此具备了一种广泛的文化属性。文学作品中的各种空间叙说具有文化建构的能动力量，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家庭、街道、自然景观等不同形式的空间可以看作一个文化指涉系统。城市书写的文化属性表现为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家庭环境等空间表征所具有的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政治性及各种空间所渗透的思想意识或价值观念。文学作品中城市书写的文化属性表现为特定文化现象在作品中的反映。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书写常常蕴含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文化气息。迈克·克朗指出“地理景观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塑造出来，以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产物”
。在这里，地理景观被视为具有价值观念和文化意义的象征系统，城市景观、家庭住宅和宗教建筑被赋予象征意义，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具有同样的功能，渗透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文化意义。
英国小说的城市书写彰显出显著的英格兰文化属性。下面继续以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的开头为例说明城市书写的民族文化认同。英国伦敦以长年有雨而著称，并且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快节奏的生活、雨中摩肩接踵般的节奏在小说的城市街头的描写被深深地印记下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英格兰”文化色彩：
这里是伦敦。米迦勒节开庭期刚过，大法官正坐在林肯法学会的大厅里。这十一月的天气实在太糟糕了。就像当年大洪水刚从地球表面退却那样，街道非常泥泞……从烟囱顶冒出来的烟低垂着，黑漆漆的，就像飘洒的蒙蒙细雨，煤烟很大，就像飘荡在天空的鹅毛大雪……那些步行的旅客，打着伞，挤来挤去，似乎都染上了坏脾气。他们想在街道的某个角落歇一歇脚，但实在没有地方可以驻足。一破晓（如果说老天可以破晓的话），成千上万的其他旅客就一直这样你来我往，挤来挤去，想在街角这些地方歇歇脚。他们在一层层逐渐坚硬的泥巴上面踩上新的泥巴，这些泥巴紧紧地贴着路面，似乎在那儿等着收复利呢。
在这段城市书写中，英格兰多变的天气和匆匆的行人过客成为英格兰文化的显著特征，雨伞之间的“挤来挤去”、匆匆的“坏脾气”和“没有地方可以驻足”，这是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背书，城市的生活不再有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th）笔下的田园风光，而是伦敦城市生活的快节奏。这是英格兰文化在城市书写中的彰显。此外，英格兰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英式幽默。在这段城市景观呈现的最后，作者仍没有忘记增添上一把英式幽默：“这些泥巴紧紧地贴着路面，似乎在那儿等着收复利呢。”既是幽默，也暗含讽刺。狄更斯赋予了非生命的“泥巴”以有生命力的副词“perniciously”（顽强地）描述泥巴紧紧地贴着地面，同时也暗讽就连城市中的泥巴都沾染了金钱的“攫取欲”。这段描写充分展示了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艺术，他将英格兰的地理、社会及幽默的文化特征融入城市书写之中。
城市书写中的文化认同并非一成不变的英格兰文化特征。英国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英国文学的英格兰文化属性到了20世纪逐渐发展为多种族的世界文化特征。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英国从不列颠岛到世界各地殖民地的建立，英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认同由英格兰文化特征走向多元文化特征，给英国文学带来了不同地域文明带，也带来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它们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英国小说的城市书写被作家赋予不同的文化认同特征，在一些作品中潜移默化地印记下文化之间的冲突。
19世纪末，欧洲列强不断瓜分其他大陆，成为世界霸权。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欧洲作家和批评家，引入了一个非西方的“他者”观念。“他者”是一种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一种归属性，如肤色、性别等，这种特性的分类并非完全是先天的。欧洲人认为一切欧洲以外的民族、社会、文化相对于欧洲都是低等的，成为西方文学中的“他者”。“他者”观念论证了西方文化与殖民历史的关系。200年来，西方人一直以为自己的文化优越性是天经地义的，西方被称为自我，而东方则被贴上了“他者”的标签。这样的一种文化身份特征必然也会出现在文学作品的城市书写中，如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印度之行》（ A Passage to India ）卷首对昌德拉普尔城印度人居住区的描述中，这座承载了数千年印度文明的小城被描写成凋敝和肮脏之城，其中还充斥着死亡和恐惧。而在同一个城市的英国殖民者的居住地却呈现的是截然相反的景观：
印度人的居住区遮住了宽阔、多变的恒河。这儿街道鄙陋，寺庙冷清，虽然也有几所漂亮的住宅，然而不是隐蔽在花园之中，就是隐蔽在幽深的巷子里。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之外，无人不望而却步……树木都像是用泥做成的，居民走在街上则好像泥土在移动。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卑微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从这儿来看，昌德拉普尔却完全像另外一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这些树又遮住了那印度人居住区。那些树长在花园中，从古老的水塘里得到滋养……特别是雨季之后，无论什么东西从树下走过，都能被遮蔽起来，无论何时，甚至在它枯萎或落叶的时候，都是为居住在这个高地上的英国人美化着这座小城。
显然这种城市书写深刻揭示了福斯特空间书写中的异域文化色彩，在这段描述中，福斯特的宗主国视角清晰可见，他力图以一种“公正的”视角展现一个“真实的”印度，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宗主文化身份，使得他自然而然地把欧洲以外的印度文明和空间视为“他者”。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东方不仅与欧洲地理相连，它也是欧洲最大、最富有、最古老的殖民地。它还是其文明和语言的源泉，文化对立面和其最为深刻和反复出现最多的他者意象”
。从中可以明显读出小说城市书写中的殖民印记。此外，这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在一些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中，则会同时出现宗主国和殖民地两种鲜明不同的城市书写，都展现出城市书写中作者复杂的文化认同焦虑。
城市不仅仅是建筑和景观，城市因为有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才有了灵性，才有了精神。英国城市小说书写了英国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对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及家庭关系等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给城市社会也带来了精神世界的种种危机。英国小说的城市书写表现为人物的精神异化。精神异化并非现代主义时代的产物，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就已出现端倪。狄更斯的《董贝父子》（ Dombey and Son ）讲述了董贝在城市化进程中精神异化的演变过程。为了自己的财产和子嗣，蕫贝被金钱的攫取欲所左右，他几乎对一切都有一种疯狂的占有和控制欲：
董贝先生决心要向她显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除了他的意愿之外，不许有别的意愿。他愿意她骄傲，不过她只能以他为骄傲，而决不能对他骄傲。当他独自坐着，心肠变得愈来愈硬，他常听见她出门和回来的声音，在伦敦城里各处过她的社交生活，全然不顾他的喜怒好恶，好像把他当成一名马车夫似的。尤其她对待他那副冷峻、骄傲、漠视一切的样子（这是对他确定不移的骄傲品性的篡夺），比其他任何态度都令他更加感到刺痛；他下定决心要使她在高贵、庄严的意志面前，俯首帖耳。
精神异化作为城市书写的属性特征，表现最为显著的当属现代主义小说。詹姆斯·乔伊斯是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其小说以反映现代社会精神危机而著称。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Dubliners
）以城市都柏林为背景，小说由15篇故事组成，展现了都柏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乔伊斯的创作根植于爱尔兰民族思想的肥沃土壤之中，乔伊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爱尔兰人精神迷失、情感扭曲并且思想异化，爱尔兰庸俗卑琐的社会习气也使乔伊斯深恶痛绝，因此整部小说中的都柏林充斥着昏暗、衰落、荒芜、窒息的景象。乔伊斯曾经说过，他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国家写一部道德文化史，而都柏林集中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瘫痪状况。乔伊斯指出：“我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这座城市是瘫痪的中心”
。因此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15篇故事集成一体编织出都柏林一幅令人窒息的空间：杂乱的街道、幽黑的夜晚、恐怖的阁楼、阴沉的严冬，特别是那种弥漫在都柏林城市中的压抑和挫败感，突出了这一城市空间瘫痪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是20世纪初欧洲普遍存在的文化危机感，它包括宗教的瘫痪、人际关系的疏离、人们的迷茫等。
乔伊斯的这15篇故事就如同是一个整体的空间隐喻，它的每一篇故事都在展现荒原的一个侧面，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深刻揭示了爱尔兰历史文化中的“精神瘫痪”。在《都柏林人》中的《阿拉比》（ Araby ）这篇故事中有一条被称为“里士满北街”的死胡同，没有出口的街道和一幢幢阴森冷清的房屋勾勒出都柏林压抑、迷茫的城市空间。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年，他渴望在阿拉比市场为自己心爱的姑娘买件礼物，但他在阿拉比集市受到的却是无情的嘲弄。《阿拉比》中的街道、住宅、花园构建出一个忧郁、窒息、荒芜的城市空间。小说透过都柏林城市书写中的荒芜特征，把阴沉的景观空间、已故的司铎、杂乱的房间、荒芜的花园同瘫痪的宗教紧密联系起来，展现出深刻的文化和宗教内涵，城市书写成为揭示小说主题的重要手段。同样，《都柏林人》的开篇《姐妹们》（ The Sisters ）及《死者》（ The Dead ）等其他作品毫无例外地通过城市书写展现出都柏林多层次、多角度的阴沉、忧郁、荒芜的气息。在这些城市书写中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气息，体现了人们思想情感的迷茫、疏离、宗教瘫痪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