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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人文学科界各种思想、理论和“转向”纷纷涌现，这一时期学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空间”从来没有像当代学界这样受到关注，“空间”不再仅仅是地理学领域的专属，而逐渐彰显其多维属性，开始受到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评论家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等要素，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被远远低估了。当代空间批评学者菲利普·E.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就指出，“空间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被视作呈现人物的舞台和背景，其重要性远远低于人物”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思想理论的影响下，传统的“空间”理念开始受到挑战。韦格纳进一步指出，“在最近25年，由于正在形成的跨学科体系聚焦于‘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因此‘空间的’传统观点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学界在20世纪后期进入“空间转向”时期，其显著特征就是空间的文化建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跨学科的空间研究热潮。
随着空间研究逐渐从空间的自然属性转向其社会和文化属性研究，空间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日益成熟。当代空间研究和文学批评开始进行学科交叉融合，当代学者在空间的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基础上，运用空间研究中的相关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关注空间的建构意义。一时间，空间成为文学批评领域重要的核心关键词。
在众多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城市文学是空间批评重要的研究对象。城市作为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空间之一，不仅仅是小说中的背景地，更是蕴含有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信息的载体。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小说中的城市，探究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空间整体，阐释作者在叙事中如何建构思想、文化和身份认同。城市空间研究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批评方法。当代批评家在此基础上开始关注城市空间在小说叙事中的社会文化建构意义。为了更为清晰地认识小说城市空间的意义，需要对城市空间研究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作一个系统的分析概述。
城市作为一个庞大的生活空间和复杂的社会体系，其本身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城市仅仅被看作生活的场所和社会制度的承载者，而城市作为政治权力、社会体系的参与者这一点直到当代空间批评理论兴起时才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当代空间批评为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空间理论源于对传统空间理念的解构，从而更加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研究的早期奠基者主要有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他们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空间研究，将空间从地理学研究中的“地点研究”区别出来，给空间以“社会定位”。他们分别从城市、建筑和住宅等角度阐释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意义，其中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为城市空间的社会定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铺垫。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中，率先提出了“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
的观点，他指出，空间“不是物质中的一种物质，也不是多种产品中的一种，它囊括所有被生产出来的事物，并包含有这些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并置的关系——它们间的（相对的）秩序以及/或者（相对的）混乱”
。由此可见，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是被动地容纳各种社会关系，空间本身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模式、一种知识行为，空间是实践者同社会环境之间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三一论”，即“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包括自然和宇宙；第二，思想的，包括逻辑抽象和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换言之，我们关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
。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打破了传统的空间二元论，为空间批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空间三一论”指出任何空间都由相互关联的三个母体构成，分别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三一论”突破了空间的物质属性局限，空间具有的3个相互交融的维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分别代表了空间的3个层面，即感知的（perceived）空间、构想的（conceived）空间和实际的（lived）空间。其中“空间实践”是感知的空间，它是一种物质化、经验的空间，“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具体的地方和每个社会形态特征相一致的空间体系。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实践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具体有形的空间，是人类社会进行日常生活、社会生产的载体和中介。空间实践也是过去所有空间学科关注的焦点。“空间表征”是指特定的构思空间的方式，是一种精神的空间。它是“概念化的空间，是科学家、设计师、城市学家、各种政治技术专家、社会工程师们的空间，它是某种有着科学精神的艺术家——他们把实际的空间和可以感知的空间看作构想的空间”
。空间表征与生产这一空间的社会生产关系、秩序紧密相关，从而控制语言、话语、文本和逻各斯，是认识论的本体，支配着空间知识的生产。由于空间表征体现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构想出来的空间，因此它常常规定、约束着一个空间的发展，成为某个特定“空间实践”的规划蓝图。“表征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是实际生活的空间，既非纯物质的空间也非构想的空间，它既与前两种空间相区别，又将二者包含在内。它体现了空间的社会性，是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列斐伏尔指出，表征空间“是直接通过相关意象和象征物存在的空间，因此它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但也是一些艺术家，诸如一些作家和哲学家的空间，他们描写并渴望超越其描写的一切。这就是由人支配的空间——因此是一种体验的空间——想象力试图改变并进入的空间”
。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极大地丰富了空间批评的理论维度和研究视野。当代空间批评学者韦格纳在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后指出：“‘表征空间’是体现个体文化经历的空间，包括组成这一空间所有的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等”
。当某个物质空间，如家庭、学校或者监狱，在某位个体居住者进入后，就成为展现这一个体居住者社会文化经历的表征空间，换言之，这位居住者的思想、文化或者情感，必然与这个物质空间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乃至权力机制发生融合、交锋乃至冲突。我们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小说中的慈善学校、救济工厂乃至监狱中看到主人公的思想行为与这些城市空间中无形的权力之间的冲突与抗争，正是城市的“表征空间”功能。因此，小说中的城市空间蕴含有多维的历史文化印记，当这些印记同小说故事情节、人物个性成长、主题阐释产生影响时，城市空间就具有了表征意义。
“空间三一论”可以说是学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空间研究认识论聚焦具体有形的空间，即强调空间的物质性，而空间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属性则常被忽略。空间作为社会发展的事物，其所蕴含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内涵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属性，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下重要的当代研究客体。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关于空间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对立的二元思考模式。列斐伏尔批判了主观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前者过多地强调了物质空间，而后者则过多地强调了精神空间，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列斐伏尔把社会的维度引入空间研究中，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是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联系紧密的实体。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为后续空间研究，特别是城市空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列斐伏尔在其《书写城市》中强调了城市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这一鲜明特色，进一步强调了城市的社会属性
，城市空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仅记录了重要的历史和社会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空间印记下这些人们在社会历史事件背后所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权力话语、文化和身份认同等多维要素。列斐伏尔强调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城市不仅仅是社会的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社会。
与此同时，当代社会权力等研究为空间批评融入权力话语等研究视角，丰富了空间的话语和符号建构意义。学者米歇尔·福柯则从政治和权力视角诠释了空间的权力与话语意义，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构成。福柯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角度分析空间的社会属性，他认为空间是一个权力场所。在福柯看来，空间既非了无一物，亦非物质形式的容器，它存在于人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嵌入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福柯尤为强调城市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他指出空间是权力机构控制民众的一种方式：“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福柯认为在权力社会中，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中，人们因而长时间地被操纵和监督。他以监狱和兵营为例分析了现代社会以空间为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指出一个罪犯在监狱中被置于永久的“可视范围”之内，受控于一个看不见的权威之下，由于不知自己何时处于监视之下，他们就习惯于自我监督。福柯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个纪律约束和惩罚的空间之中，空间是权力实践和纪律约束的重要场所和媒介，这些空间在人们周围比比皆是：如城市中的学校、军营、医院等。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一书中，福柯借助监狱这一具体的空间形式，阐释了监狱作为一个上层建筑的“权力符号”的意义。他指出监狱是对罪犯进行规训和惩罚的工具，现代社会除了监狱之外，学校、医院、兵营乃至疯人院都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城市空间，一种规训人们行为和思想的空间，现代城市社会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纪律和约束旨在“生产出顺从、有经验的个体，听话的个体”。
福柯认为人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由若干权力和关系组成的，“每一个个体都被投入到了各种权力的包围之中”
，因此空间是一个权力冲突、交锋和角斗场所。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丰富并拓展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凸显了城市空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
空间的社会定位完成了空间研究从地理研究向社会学研究的转型，将关注空间的自然属性转向关注其社会属性，空间的社会定位对城市空间研究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作用，这一定位对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思想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城市空间的多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拓展了空间研究视野。
从20世纪80年代起，城市空间研究伴随着当代空间批评的发展开始注重文化研究，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蒂芬·科恩（Stephen Kern）、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迈克·克朗（Mike Crang）及菲利普·E.韦格纳等多位学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强调城市空间的文化定位，强调文化是“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它们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意义”
。空间研究对文化的关注是空间社会属性的延续，它不再仅仅关注社会生产，而是开始关注文化研究中的哲学、政治、身份、宗教、历史以及后现代等诸多领域。城市空间研究的文化关注主要聚焦于空间的文化意义，如城市建筑设计理念及城市景观布局等。科恩在其著作《时空的文化：1880—1918》中指出：“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它表现为象征意义并且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空间观念或广度观念是文化的‘首要象征’，是政治机构、宗教神话、伦理观念、科学准则及绘画、音乐和雕塑方式的内在原则。”
科恩还以古代埃及、中国和希腊独特的城市建筑及其文化为例进行了阐述。科恩列举了意大利现代画家翁贝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的绘画作品《闹市噪声穿透房屋》（
The Noise of the Street Penetrates the House
），从未来主义画家的角度揭示现代都市空间中的文化要素对人们思想和情感的影响。科恩的空间思想不仅关注古代城市建筑及不同民族建筑风格中的哲学思想，并且关注文化视野中的建筑和景观，对现代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文化阐释，为空间的文化研究及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迈克·克朗的城市空间文化研究较科恩的城市空间思想更为具体，他对城市建筑、景观、住宅等具体空间形式中的文化要素作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着重阐述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定位，认为空间是赋予了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克朗强调“城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小说中的城市地理景观描述是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
。他认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会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克朗进一步指出“地理景观是人们的生活能力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与其文化相一致的产物”
，因此地理景观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现实社会中的家庭住宅、宫廷建筑、田园景观都能被人为地赋予象征意义。我们通过分析地理景观的空间格局和造成这种格局的实践活动，就可以了解景观空间所渗透的宗教观、宇宙观和生活观念等。克朗以中国的皇家行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为例进行了说明。避暑山庄外部拥有环绕一周的宫墙，内部是众多的湖水和花园。克朗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风水学，山代表男性，水代表女性，因此这座皇家建筑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平衡说，同时湖中的9座小岛将湖面分割成8个小湖，反映了世界由九山八海构成的佛家思想。因此景观中的田园和住宅成为一种可以解读的“文本”，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特征及宗教信仰等文化意义。
随着城市空间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众多学者不断从后现代文化视角阐释空间的多维属性，这些研究进一步夯实了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拓展了空间批评的研究视野。近年来，爱德华·索亚、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学者从后现代视角阐述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属性，拓宽了空间研究的文化视野。索亚的空间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空间三部曲”中，即《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中空间的再确认》（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研究》（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其中以第二部为其理论的重点。索亚的都市空间理论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他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是对传统的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和重构。他指出第三空间既不同于第一空间的物理空间，也不同于第二空间的“构想的空间”——精神空间，而是一个解构的、多维的、开放的城市空间。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立足于后现代空间的解构思想，其研究主要聚焦城市空间的两个方面，其一是空间的开放性。所谓开放性，就是空间的组织和建构方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空间理念和空间思维模式，而是用一种开放、解构、重构的理念去思考空间。这一点索亚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的开篇就清晰地指出：“在《第三空间》中我的目标可以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鼓励你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思考地点、方位、景观和城市等相关概念，它们组织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的空间性”。
城市空间的开放性是索亚对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索亚看来，城市空间是人们身边各种场所、地点和景观的哲学概括。人们身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城市空间形式，如建筑、街道、场所、景观、教堂、学校等，我们都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去审视、思考和解释它。城市空间可以包罗万象，这就是空间思维的开放性最直接的例证。城市空间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力的宇宙”，包括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在内都是空间性的。
索亚空间思想的第二个特征聚焦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多维性，这一属性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相辅相成。在索亚看来，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多维性指第三空间融汇一切：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列斐伏尔强调了空间的社会属性，索亚进一步丰富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索亚指出：“我们生活的空间维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系着实践和政治。无论我们是有意应对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多的电子传媒纠葛，寻求政治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种族和性别歧视及环境恶化等问题，还是试图理解全球范围头绪纷繁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日益意识到我们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积极参与着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
索亚的这段话说明城市空间包罗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同时我们自己也是这一城市空间文化建构的客体和主体，城市空间是多维社会文化要素的集合体。可见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这些理论倡导重新思考空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丰富了空间的文化属性和内涵，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研究的文化视角，为城市空间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研究聚焦后现代文化，其空间研究注重城市空间的后现代属性。詹姆逊主要关注后现代文化视野下的城市空间，认为城市一方面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陌生化。虽然都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繁华忙碌的生活节奏使人激动，然而生活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中的人们难以实现思想情感的相互交流，彼此之间备感孤独和情感疏离，空间在一定意义上颠覆最初的属性，置身于一个后现代感强烈的空间之中的人们，其思想意识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疏离感与异化感。詹姆逊认为最能体现后现代空间理念的当属由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设计并于1976年建成的洛杉矶威斯汀博纳旺蒂尔酒店（Westin Bonaventure Hotel，又译作波拿文都拉饭店）。
詹姆逊在其后现代城市空间阐释中，对这座饭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詹姆逊认为这座建筑最大的空间特征是其自身所表现的后现代特征。首先这座建筑凸显后现代城市风格的“表面化”与建筑物最根本的“实用性”背道而驰，这座饭店不再像传统的西方哥特式建筑或巴洛克建筑那样具有凸显其壮观的建筑风格，整座建筑物的外墙完全由玻璃幕墙覆盖，致使传统建筑的空间厚度被简约成一个透明的“空间”，空间物质性显然被削弱。笔者于2017年到访过这座饭店。饭店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筑主体由5个玻璃幕墙组成的圆柱形塔楼并置在一起，彰显后现代空间特性。这座饭店的3个入口也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空间组织形式，传统门廊式入口的空间设计理念不复存在。饭店的3个入口并非设置在一层，而是将客人通过不同的路径分别引入地下一层、二层和六层，这种奇特的入口设计让这座建筑显得无可捉摸。而且这座饭店的内部空间和楼梯、电梯的设计在遵循传统建筑的空间组织方式的同时，彰显出空间的相互交叉重叠的后现代风格。设计者对入口的设计理念和整座大楼的空间组织彰显出标新立异的后现代特征，置身其中最大的感受是失去方向感。这座饭店旨在强调“这座大楼并不希望融合为城市的一部分，而是想成为城市的对等物、替代物或替身”
。詹姆逊指出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象征，即以“无形”胜“有形”，以“不规则”超越“规则”。这座颇具后现代风格的建筑，为了迎合设计上的标新立异，同人们的使用价值观和欣赏价值观背道而驰，以其光怪陆离的外表、内部碎片化及无方向感的设计理念，凸显了后现代城市异化疏离的特征。
当代空间思想愈发关注城市空间的后现代和超现实特征。波拿文都拉饭店采用的空间透明、并置和交错彰显出后现代空间思想和设计理念。该饭店由圆柱形的塔楼组成，4个塔楼环绕在中心塔楼周围，饭店共有1000多个房间。波拿文都拉饭店这种玻璃幕墙、透明的电梯和旋转餐厅将会把人们带入一个光影交错的空间中，置身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使你再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个人便溶进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之中”
。因此在波拿文都拉饭店这个超空间中，来访者丧失了其空间定位能力和图式认知能力，根本无法描绘它的形状并且无法辨别方向，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个后现代超空间与人们熟悉的形式和功能统一的现代空间完全不同。超空间颠覆了传统的时空观，摒弃了方位、距离、时间等约束，超空间强调的不是一个实在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斥幻影和模拟的空间，一个纯粹直接和表面化的空间，超空间是空间的模拟，对它而言，不存在原始（本初）的空间，类似于与它相关的‘超现实’，它是被再现和重复的空间”
。总之，波拿文都拉饭店作为一个超空间是后现代文化的体现，它摒弃了传统空间厚重的历史感和时间感，强调空间的复制与表面性及其由此产生的“现实存在”。詹姆逊一贯强调的后现代特性，同哈维强调的“时空压缩”和空间的复制与拼贴可谓所见略同。同样爱德华·索亚在评论这座建筑空间时指出：“波拿文都拉饭店集中展现了一个后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空间的重构：即碎片并且正在碎片化，同质性并且正在形成同质性，这个空间是方向迷失的集合，既令人好奇又不可捉摸，似乎开放得足以使一切尽收眼底，但是它却不断地收缩。一切想象到的东西在这个虚幻但实际存在的空间看似都能找到，但又难以找到。它使有效的认知功能模糊，拼凑的表象化特征使其失去了相互协调性。对那些不经意步行到这里的人来说，从地面进入饭店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一旦进入其中立刻又变得令人畏惧，来访者只能任其摆布，如果没有饭店工作人员的帮助将无法走出去”。
空间成为当代学界跨学科的核心关键词，各个学科的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空间研究。吉尔斯·德勒兹（Giles Deleuze）、雷蒙·威廉姆斯（Remond Williams）等学者也分别从文化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角度对城市空间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内涵，超越了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二元对立的空间思维，其理论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这些学者的观点和理论不仅强调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属性，而且从多方面拓展了城市空间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为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基础与阐释方法。
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城市空间的关注开始同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学科相互融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成为主要关注客体之一，文学作品的空间批评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詹姆逊、索亚及克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实体空间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他们无一例外都曾涉足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研究。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也使城市成为小说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小说家的作品聚焦于一座城市，并且对城市的书写成为作者揭示小说主题的重要手段，如查尔斯·狄更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作家关注英国城市伦敦，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爱尔兰作家关注城市都柏林，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关注法国的巴黎等。还有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等一批英国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创作以英国之外的亚洲和非洲等域外国家为创作素材，他们笔下的域外城市，如印度的某些城市——孟买等都成为一些英国小说家关注的内容。这些小说多以城市空间书写为特征，描写了不同地域空间的文化杂糅特征，文学作品中城市空间的研究也成为空间批评的研究焦点。
文学作品中城市空间的研究关注各种城市空间所蕴含的政治、权力、身份、宗教、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多维社会文化属性，其中城市空间的身份属性是学者们关注最多的内容。空间批评学者吸收借鉴了后殖民及女性主义理论，将文学批评、文化地理学及空间研究结合在一起，探究文学作品中各种城市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菲利普·韦格纳、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迈克·克朗等。他们在对文学城市空间的文化研究中，将城市空间的身份特征凸显出来，关注的焦点转向对其主体性的研究，注重空间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研究，提出了文学作品中“他者空间”的概念，使文本中的城市空间具有了身份印记。克朗指出：“我们简便地运用空间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即根据其居住地对‘他们’进行界定，又根据‘他们’对所居住地进行界定……空间对于界定‘他者’群体至关重要，这种身份认同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他者化’。”
20世纪后半叶的后殖民思想影响波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丰富的蕴含及强烈的批判意识也受到城市空间研究的青睐，其中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为典型代表。后殖民批评旨在从文本中发现一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的交锋中总是处于中心或优势的地位，而另一种总是处于边缘或劣势的地位。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则表现为某个城市景观、城市空间布局及其蕴含的文化、文明、知识、艺术等在对比中常处于“他者”的地位。克朗也指出，“他者”可以表现在领土、城市和空间的描写上，“东方和西方不仅仅是字眼，而是名称，是用来建构身份属性，并能够形成领土的专属名词，西方通过审视东方构建他们自我，这些领土也只有在西方的审视下才被凸显出来，而东方只有通过这种审视才得以存在”
。因此西方的视角是通过类比东方建立起来的，东方也正是在这种类比中存在的。在这种关系中，西方的知识体系成为某种“权威”，东方成为边缘化的、负面的“他者”。“西方对东方的恐惧、排斥和贪婪构建了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地理，从而增加了他们东方地图的维度。”
西方潜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宗主国思想使城市空间具有了“他者”化的色彩。由此可见，克朗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将“他者”概念运用到城市景观的研究中，通过分析城市和建筑等空间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探究中心与“他者”的交锋，进而深入发掘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根源。
城市空间研究在身份认同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城市景观中的性别属性问题。西方妇女的地位处于性别和种族相互矛盾的关系中：一方面，她们的白皮肤被用来证明种族的优越；另一方面，其性别又使她们居于从属地位。这个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克朗指出文学文本中关于女性的空间，也具有明显的“他者”空间特性。克朗分析了亨利·赖德·哈哥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小说《奈达和百合》（
Nada and Lily
）中城市空间的性别认同。《奈达和百合》以一只狼抚养了两个被遗弃男孩为故事背景创作而成，这部作品中的女性被叙述者喻为一种邪恶的、混乱的、易变的力量。克朗认为在这类作品中，一些地方和场所被叙述者进行了女性化的空间建构，而成为为男人提供表演的空间建构物。这些小说创造了一个男性主宰的城市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男主人公们用果敢机智的行为证明自己的价值，女性在这个男性主宰的空间中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文本中男性空间同女性空间形成的交锋，是中心与“他者”的空间冲突，体现的是男权思想的压制。克朗还通过英国小说家多丽斯·莱辛的小说《四门城》（
Four-Gated City
）中的若干城市空间分析指出：小说会揭示城市里的性别空间，作家通过文本中的街道、商店、休闲场所等构建城市空间，展现给读者一个包含“理性知识和控制、男性的权力、经济的繁荣与困境以及性别欲望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地理学”
。可见小说中的城市空间总是渗透着知识、性别、经济及权力的各种相互关系，因此通过对城市景观的空间解读，能够更深层次地揭示空间的各种社会文化意义。
迈克·克朗通过阐述现代性对文学城市空间的影响，指出现代性带来了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法。19世纪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主要表现为表征叙述，这种小说叙事形式在20世纪出现了新的变化，很多作品中的城市空间往往以碎片化的建构方式出现，这些变化使文学空间成为空间批评的研究热点，典型的有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的时空观念被打破，空间形式更加变幻不定、不可捉摸，这一方面说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另一方面说明现代作家一直在探索小说空间叙述形式上的创新和突破。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Ulysses ）和多斯·帕索斯（Dos Pasos）的《曼哈顿的变迁》（ Manhanttan Transfer ）中，两位作者抛弃了传统的时空表现手法，运用了现代主义绘画中被称为拼贴画的叙述技巧，分别通过都柏林和纽约两座“碎片化的城市空间”深层次揭示人物的心理空间。克朗指出文学空间的碎片化不仅提供了认识景观、地点和人物风情的窗口，同时也展示了身份、历史、文化重要的空间建构作用，进而也成为认识文化和社会的重要途径。
关于文学作品城市空间书写中的拼贴技巧，大卫·哈维也曾对空间中的拼贴艺术进行过阐述。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哈维通过对现代都市和现代主义小说进行类比指出，“拼贴画”是当代社会的文化和商品的多元性所形成的拼贴特征已经渗入文学作品的时空关系中，“分裂的空间模式突破了后现代小说空间透视与叙事的连贯性，采取了外来啤酒与本地啤酒共存的相同方式，本地就业在外来竞争的重压之下崩溃，世界上异彩纷呈的空间在晚间集合于电视屏幕上，形成了各种意象的拼贴画”
。近年来，詹姆逊和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等学者从全球化和生态等角度阐述了城市空间的多维属性，提出了诸如文学空间的全球化、生态伦理和消费功能等观点和理论。这些理论倡导重新思考空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丰富了城市空间的多维属性和内涵，进一步拓展了文学城市空间研究的领域和角度。
近年来，国内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研究正在不断发展，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20世纪晚期，主要是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研究理论的引入，特别是文化地理学的介绍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
（2005年进行了修订），同时期中国台湾巨流出版社也编译出版了克朗的《文化地理学》
，克朗的《文化地理学》成为当时国内了解空间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此前后国内一批学者陆续展开了对空间批评理论的介绍和引入，其中包亚明教授在其主编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等著作中对亨利·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等西方学者的空间思想和理论进行了介绍和梳理。陆扬教授先后发表了《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
《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
和《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等文章，这些文章介绍了国外空间批评的重要理论及观点。陆扬教授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中国学者运用空间理论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此外，朱立元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和赵炎秋教授主编的《文学批评实践教程》
等都将空间批评（理论）作为文学批评方法列入单独的章节进行了介绍。其中朱立元教授在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对空间批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该书是国内较早将空间批评纳入文学批评视野的一部教材。赵炎秋教授主编的《文学批评实践教程》还对相关学术专著作了细致分析，并配有详细的研究范例。
第二阶段主要是国内学者应用空间批评理论对城市空间的文化现象和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进行解读和分析。这一阶段从21世纪初开始，在2004年之后发展较为迅速，其中包亚明的《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
以文化为根基，以后现代为切入点，在对西方空间思想和理论介绍、梳理的同时，对中外城市规划、城市景观从文化角度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汪民安、陈永国和马海良主编的《城市文化读本》
则从空间的角度探究了城市的文化内涵。陶东风和周宪主编的《文化研究》丛刊第10辑
系统地介绍了列斐伏尔和哈维等学者的空间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本土的建筑、城市空间作了较为深入的空间分析，尤其是周宪教授从空间速度的角度对空间蕴含的政治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2010年之后，国内出现了一批运用空间批评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分析的文章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城市空间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张德明的《旅行文学、乌托邦叙事与空间表征》
等文章从空间书写的角度分析了具体的城市文学作品。此后，国内学者针对英美文学中的空间书写和城市书写的研究愈发丰富，如吴庆军的《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解读》
、周小莉的《卡尔维诺小说的空间试验及其空间观》
、张甜的《索尔·贝娄城市小说研究》
、吴庆军的《城市书写视野下的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解读》
、丁冬的博士论文《感知城市的多重维度——论保罗·奥斯特的城市书写》
、王爱军的《从〈人群中的人〉的城市书写解读爱伦·坡的荒诞意识》
、董洪川的《城市书写与现代性批判：论艾略特的早期诗歌》
和杨金才的《关于新世纪美国小说城市书写研究的设想》
。这些研究向城市书写研究注入了多维的文化阐释理论，丰富了城市书写研究方法。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空间批评理论框架下，陆续出版了英美文学城市书写主题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结合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理论，从更细微的视角阐释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书写及其意义，代表著作有陈晓兰著《性别·城市·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
、尹星著《女性城市书写：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性经验研究》
、焦敬敏著《看不见的城市：北美华文文学城市叙事研究》
和刘白著《美国非裔文学中的城市书写研究》
。总之，随着城市书写在国内研究的逐渐展开，相关学术研究正在不断丰富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