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群众之心

所有心理学都是教育学，所有破译都是为了治疗：你不可能光认知而不改变。

福柯，《哲学与心理学》，1965年

群众的心力，好像在社会的地质里面流出来的泉水一般，平稳的时候，可以灌溉一切，激烈的时候，可以淹灭一切，群众心潮的起伏，正不知要演出多少沧海桑田。

张九如，1931年2月25日

人是否为理性的动物？试并举出理由。

群众如何可为个人满足其超人欲的一种情境？

试比较群众和夸大狂的病者的异同。

群众有没有一种暂时存在的心灵？倘没有，理由安在？

习题，选自高觉敷，《群众心理学》，1934年

1913年10月，章锡琛（1889—1969）在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群众心理之特征》的长篇译文。该文写于清帝国被推翻的两年后，“天下当乱机潜伏大难将发之际”，文中断言：“凡古今东西宗教政治之大变，群众心意之所显示，正常者恒少，而怪异者恒多。当局之人，以不通其故，遂往往狃于世俗之成见，而遗其事实之真相……试一览晚清改革之史，观其因急渐新故之舛驰輘轹，而生纠结之纷扰，设以群众心理衡之，当必有泮然而冰释者矣。”这篇文章强调，“群众集合”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非要借助“暗示”“催眠”等理论方可理解和描述。“一旦为群中之一人”，个人的行为动作“判别抉择之力，为暗示所战胜，不复有容足之地。是犹行催眠术时，被术者为术者暗示所左右，遂与日常之行动迥殊”。不过如果说在普通的催眠术中，催眠师与被催眠者之间的心理作用只是单向道，群众的情况在文章中则混乱无序，甚至气势汹汹：“群众之人，莫不以暗示左右其他之人人，而同时即莫不为其他人人之暗示所左右，于是互相反应，互相鼓动，而其势力乃层积而弥增，其结果乃坚强而莫抗。”受“暗示传染”所裹挟，意识之个性消失殆尽，轻信而易欺，“疑假为真，强无作有，而不可以常理喻”。

《群众心理之特征》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群众的形成与行为，是将“群众心意”的概念详细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早期文章之一。其发表于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年，袁世凯（1859—1916）和孙中山（1866—1925）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武装斗争“二次革命”刚刚结束之际，章在文章最后发出这样的警告：“要之个人与群众，其性质迥然不同。常见温恭宽厚之夫，及为群众所同化，倏成暴戾凶残，前后判若两人。故用得其道，则可以成大事、立大业，用失其道，则大罪巨恶，亦一发而不可制。呜呼，可不惧哉！” 几年后，著名且多产的记者、掌故家徐凌霄（1886—1961）发表了一篇题为《个人心理与群众心理》的文章。和章锡琛一样，徐凌霄借“群众心理”之滤镜，衡清末民初之变革，疑惑和顾虑泮然冰释：“吾国革命频年，民鲜宁息，其故可思矣。”徐更在文章结尾呼应章氏，对易受欺骗、易趋极端的“群众心理”表示了不安：“善用之可得伟大之成功，不善用之，亦足招非常之危险。” 如上述引文所示，群众拥有“不可以常理喻”的特殊“心意”，这样的观念让知识分子既好奇又担忧。面对危机四伏、“大变”将发的世界，章锡琛和徐凌霄建议“居上而莅下者”要“察于其微”，去研究群众“潜伏心中”的心理特征。很多知识分子都表达了同样的思路，强调理解人类社会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后文将详述，“群众心理”的理论在五四前后广泛流布，其回响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 大部分中国群众理论家关心的不是群众的社会构成，而是群众行为的特征和心理动因。他们关心的是“一旦为群中之一人”后会发生什么：“群众之集合”会产生或者激发哪样的心理？“及至一入群众之中”，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会出现什么改变？群集之中，心理与身体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群体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预测、制驭？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领域不断扩展，罢工、集会、街头游行、集体请愿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在各地频繁涌现。同时，以群众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也开始在中国开花结果。本章集中讨论民国时期将群众心理化的话语实践，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将群众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与一系列其他考量（比如对个性的理解，比如政治共同体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形成，也比如激进变革如何变为可能）联系在一起。笔者的兴趣不在于建构某种存在于集体行为表象之下、超越历史永世皆准的群众心理特性；事实上，作为思考和言说对象的群众心理、群众行为本身不仅是阐释人类行为的心理学话语的产物，而且推动了更多相关话语的生产，因而参与了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斯所谓的“20世纪的经验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 of experience）。 ^[1] 群众之心理化，意指人们将一种“心理可视性”（psychological visibility）投射到群众行为之上，“不可以常理喻”的群众在被问题化的同时，也通过新的言说方式变得清晰可“喻”——罗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心理学‘真实效果’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psychological“truth effects”）。 ^[2]

近期的心理学史研究挑战了那种视人类内心为天然不变的客观现实的心理本质主义（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而忽略了心理过程本身的历史性。心理学史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心理学知识的对象与心理学话语本身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3] 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史学家库尔特·丹齐格（Kurt Danziger）提醒我们的，虽然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常常装扮成反映现实、无关任何主体的类客体（quasi objects），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客体与以它们为客体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4] 受这类研究启发，我所关注的是心理学的言说方式如何通过术语、概念、法则的流通和使用，不仅将“群众集合”与“离群独立” 区分为不同的心理情境，更限定了谁是拿着能够打开群众内心大门钥匙的专家，谁是能为“善用之”出谋划策的认知主体。本章意在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众的兴趣历史化，研究这种兴趣具体的形式。群众心理学的流行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政党政治的兴起分不开关系，也与知识分子对人类内心特别是冲动、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普遍重视有关，更与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在现代中国的专业化和体制化有关，事实上，群众心理学的流行正出现在这三方因素的交叉点上。对群众行为的阐释，本质上关乎阐释者获取知识权威与政治权威的方式和目的。如下文所示，群众心理学论述不仅描述群众，也同时书写了知识精英对现代中国勃兴的大众政治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其所释放的潜能深刻的不安和警惕。 nnMDBCq0SH2oGmiLi+VTpWWDxneVJ0/m3uxydFq0gVoxxjj9/pBp4z8jQJ7nSh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