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那边是什么——那么多，那么多……

无数的脚，无数的手，无数攒动的头颅……

在窗口，在街上，在码头上，在车站……

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

这是可怕的奇迹：当我此刻想起了

我已不复是自己，而是一个数字

这数字慢慢地蜕变着，庞大着

——直到使我愕然而痉挛

我静着时我的心被无数的脚踏过

我走动时我的心像一个哄乱的十字街口

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

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

艾青，《群众》，1940年 ^[1]

对于20世纪40年代初喜欢艾青的读者来说，《群众》恐怕会是个意外吧。与他早期那些带着泥土气味、质朴忧郁的爱国诗作不同，这首发表于抗日战争期间的短诗在迷乱、不安和期待的情绪之间徘徊不定。“他们”——那熙攘攒动的人群，吸引着“我”的目光，更惊扰着“我”的思绪；标题中的“群众”让“我”身体颤抖抽搐，但“我”知道，“他们”是自己的归宿。

艾青的《群众》是浓缩的舞台剧，上演了一出曾让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驰神往（当然也不乏心惊肉跳）的经久不衰的故事：“我”与“群众”的相遇和融合。当远处那个如同希腊神话中百臂巨人赫卡同克瑞斯（Hecatoncheires）一般多头、多臂、多足的“群众”充斥了诗中“我”的视线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经历一个缓慢但坚定的蜕变：他已不复自我，而演化为一个不断膨胀扩张的“数字”。或许是因为“数字”势不可挡的体积，或许是因为蜕变本身，这个“可怕的奇迹”让诗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愕然而痉挛”。身体的惊厥和心理的错愕因何而生？它们是否暗示了主人公面对“不复是自己”的蜕变时自我保护的本能，暗示了他对那个正被庞大数字所吞噬的自我的浪漫依恋？抑或是超越自恋小我之狭隘而产生的一种无法遏抑甚至让自己都惊慌失措的激动？在这一刻，诗人的态度含蓄朦胧，耐人寻味。

就在诗人之“我”幻化进那个巨大、忘我的数字时，“群众”似乎也幻化进了他的身体。沉静时“心被无数的脚踏过”，走动时“心像哄乱的十字街口”——这样的意象和比喻让读者不禁猜测：下一句中的群众（“街上是无数的人群”）是否就存在于“我”的心里？而在《群众》这首短诗的结尾，当诗人写到“我”突然“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时，个体与群众的融合作为“可怕的奇迹”之终局跃然纸上。艾青的“我”终于分裂成了一个观看者和一个渐行渐远的被观看的对象。诗人不仅把超越自我、融入他者的瞬间转化成了美学景观，而且把作为观者、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与那个收缩成一粒粉尘般消失在人群尽头的自我分裂开来。仿佛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我分离，艾青或有意或无意地满足了诗人面对自我主体性消解（“我已不复是自己”）的变形记时能置身事外的幻想。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自我割裂的渴望（既期许能忘我地融入集体，又希冀保存具有自我感知和反思能力的自我）激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关于个体与群众关系的深刻焦虑。艾青的短诗捕捉到这种焦虑中一些最引人深思也最持久的矛盾：比如群众作为一种知识的对象（“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和群众作为欲望的对象（期盼“滚在他们里面”）之间的紧张，比如保持必要的距离（观察、认知的前提）和希望无限缩减这种距离（交融的目的）之间的背道而驰，也比如既超然又认同（“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的内在张力。“群众”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叙述自我、憧憬政治和理解生命形式的至关重要的想象载体。正如艾青的短诗所示，20世纪中国关于群众的书写从来不是抽象的、淡定自若的，甚至很少能不偏不倚，这些群众的故事几乎总是展示出故事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入。在知识分子笔下，群众位于现代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核心，作为符号的“群众”，其复杂的政治和美学涵义，是与书写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激情和忧虑分不开的，对前者的把握需建立在对后者细致入微的理解之上。

群众的崛起是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最激动人心的核心叙事之一。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政治激变、社会动荡和残酷战争，集合的人群既是这些喧嚣、纷乱和蜕变的起因和动力，也是它们的结果。群众的身体集合在街巷，集合在广场，集合在作家、学者的笔下，集合在政客、革命家的舌尖。回顾历史，苏源熙（Haun Saussy）认为：“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任何一段时期真正称得上是‘群众的时代’，那便只能是1900年以来的这段时间了，不断爆发的群众能量是这个时期的标点符号。” ^[2] 对于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T. Schnapp）和马修·提乌斯（Matthew Tiews）这样的学者来说，苏源熙的观察正说明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因为“从某种深层的、本质的意义上说，群众 就是 现代性。现代是群集的时代。现代的人是群众之人”。 ^[3] 如果说这些言之凿凿的新近论断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后见之明的话，当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旧译鲁滂、黎朋、吕邦等）在1895年第一次大胆地宣布“前途茫茫，固难逆料，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则此潜滋蔓长之群力，将崭然益露其头角也。古之思想、信仰，既逐渐销磨，而鼎革之际，所视为权力之源者，亦几经推折。独吾所谓群力者，磅礴郁勃，方如异军之特起，推坚陷锐，将举一切而吸收之。然则过此以往，吾人所确然无疑者，岂非为群力用事之时乎？”的时候，他的20世纪即“群之纪元”的断言只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时代的众多猜测之一。 ^[4]

群众是具有定义时代之伟力的历史主体，新的时代将是群众的时代——当这样的预言在20世纪初的中国（通过对勒庞著作的翻译和评介，但也绝不仅仅是通过勒庞）流通开来时，它远非不证自明或毋庸置疑，更遑论为人所心悦诚服的共识。又如艾青的短诗所示，对于很多为国族命运焦心挣扎的知识分子来说，群众从不是什么不言而喻、不触而发的他者，而一直是等待破解的谜，是需要被挖掘的意义，是期待切身感受的体验。“一盘散沙”，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用这个惨淡冰冷的形象来形容他们眼中在内忧外患之际毫无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国社会。如何将松散如沙、一触而溃的旧中国转变为众志成城、有血有肉的新中国，一直是知识分子们心心念念的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群众”作为书写或动员的对象，作为想象的他者，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如果个体稀松杂乱如一盘散沙，那么有组织的群众可否成为建构一个勠力同心的社会政治有机体的基石和材料？身体的集合到底是自我觉醒的证明，还是迷狂亢奋的反映？加入群众，变成群众的一分子，也就是艾青所谓的“可怕的奇迹”，这对个体的心理与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问题的意义，以及它们的迫切性和所具有的情感冲击力，都深植于激变中的现代中国特定的时势语境，但提出类似问题的绝不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自觉地加入了跨国性的现代讨论，成为这个“群之纪元”里重要的表达。

20世纪上半叶，在心理学考察、文学艺术描绘和政治投入的三重聚焦下，群众成了理论研究和美学再现的焦点，其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是和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变革与期待密不可分的。这包括：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主权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源从挟天意的君主向人民的转变； ^[5] “共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实践在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不仅为新兴的政党政治规定了游戏规则，更催生了以“民主”“平权”“自由”为期许的新型政治生活，并随之带来了一套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群体行为的日常实践形式； ^[6] 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群集（一起生活、工作甚至避难）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和物理条件；当然，还有中国劳工力量在城乡中持久的政治表达和集体诉求，以及在参与性政治中愈发活跃的“公众”作为一种新的道德和权威之源在现代中国的兴起。 ^[7]

对群众的书写反映了这些历史性的变革，但绝非仅仅是它们的机械反射，不可被简单化约为社会政治经验之附庸。群众的理论和故事，为经验赋予内涵，让运动承载意义。它们不是外部现实的被动镜像，而是法国政治思想史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谓的“主动的再现”（active representations），它们“引导行动，在可能性的场域里规定了想象的边界，并划定了龃龉及论辩得以发生的疆域”。 ^[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话语的历史不仅仅是文学和思想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本书研究群众（特别是有政治诉求和行动的群众）如何作为一个不断被争论又不断被创化的核心概念，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自我、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象载体。群众的故事和理论不仅书写群众，更在对群众的书写过程中，参与了对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以及对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新的思考，从而参与构建了中国的现代想象。对于20世纪上半叶政治、文化光谱上身份各异的学者、作家来说，书写群众无疑成为一种权力的技术，与各种新思想、新话语获取合法性的策略纠缠在一起。本书关心的不是群众的社会构成或者群众运动的动员机制，而是要看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如何通过寻求并发明新的词汇、阐释范式以及再现形式，从而使“群众”成为被言说、被规训的对象；看他们如何以科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名义，为各自的洞察树立权威，以便言之凿凿地描述群众行为与心理，为管理群众出谋划策，更自信满满地为群众代言、代行。书写群众的知识分子们时而自说自话，时而心平气和地你来我往，但也不乏针尖对麦芒的唇枪舌剑。梳理这些充满互动性的写作，需要跨越学科、政治倾向和再现形式的界线。现代中国群众话语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激发但又禁锢了现代中国对“团结”的想象，扩展但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地平线。通过对小说、诗歌、哲学论述、心理学研究等不同话语形式的细读，本书希望能够凸显存在于新兴社会科学知识、新的美学再现模式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诉求之间常常被忽视的联系，从而揭示现代中国群众话语的复杂性及其内在逻辑。

对无名者的命名

中国的文字中一直都有无名之“众”或“民”的存在。古代儒学中“民”“众”的概念褒贬相杂：他们盲目而消极，却又是人性的源泉；他们既被奉为天命最终的晴雨表和权威合法性的根基，又被形容成需要皇恩眷顾的无助对象。 ^[9] 儒家知识分子在“最可一般化的社会关系（民众的感情）和最可普遍化的伦理—宗教认可（天命）”之间建立起超越性的联系。 ^[10] 他们一边宣布“民”是政治之“本”，一边又把大众赶出了实际的政治舞台。在传统儒家看来，含义模糊的“民”和具备政治权利和责任的“人”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本质来说是文化上的：“‘教’使得个体从身份模糊的‘民’发展到鲜明独特的‘人’，最终达至‘仁’。” 苏源熙考察过古代文学中对群众的描写，他观察到虽然历史上各种形式的群众起义、抗争层出不穷，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儒家政治思想也为民众反抗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但在前现代的历史写作中，群众常常是以王权膏泽和士绅恩惠的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不是能动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媒介或材料”，而当真的写到“激进的群众”时，他们通常也只是“大事不好的征兆”。 ^[11]

群众（这里指人群的聚集）自然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关于群众的书写也屡见不鲜，但在20世纪上半叶，群众以新的方式承载起既令人不安又耐人寻味的意义。讨论现代群众文本的历史特殊性，不是说书写群众本身有什么前所未见的新奇之处，而在于这些文本所揭示的群众作为书写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显著位置，以及它被言说、被剖析的特殊形式。群众在战争、革命、国家建设等宏大叙事中披上主角的光环；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下，他们的形象通过写实主义小说、乌托邦想象，以及新涌现的人类科学的学科棱镜折射，变得清晰可触。与儒家观念里“身份模糊的‘民’”不同，现代群众话语关注的是身体聚合的过程及其心理动因和后果。在特定空间内集合的人群是否会因为聚凑过程本身，而呈现出某种与群体内部各人本来具有的情感意志相异的心理状态？这个在20世纪以前几乎从未被问过的问题，到了20世纪上半叶却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似乎绕不过去的问题，激烈的讨论和花样繁多的理论层出不穷。一边是“人民”被奉为历史主角、政权根基的新主权观念的兴起，一边是心理学等新兴人类科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渗透，对群众行为和心理的强烈兴趣，亦即群众之问题化，正是在二者之间发生，并被赋予了历史紧迫性。

这种对集合的人群的关注与晚清的“群学”相关但又不同。与传统的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相悖，晚清思想家宣扬一种“联合的新意识形态”（“new ideology of associatio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语），号召民众为了民族救亡和公共利益而横向、自发地相互联合，合群能力之有无成了国家盛衰强弱的根源。 ^[12] 按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梳理，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把斯宾塞（Hebert 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晚明遗民思想家王夫之关于“族”“类”的思考，以及先秦哲学家荀子的合群多力之说糅合在一起，指认“能群”是现代公民的第一要谛，“散而不群”使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中几近亡国灭种之边缘。 ^[13] 改变积弱不振之颓势，只有聚人而群、积群而国这一条路可走。知识分子为各奋其私、“一盘散沙”的国人而扼腕，热忱呼唤“大群”（借用美国人类学家安德训［Ann Anagnost］的解释，在晚清知识分子的构想里，“大群”指“一种无差别的社会集合体，这种集合体被视为同质的民族共同体” ^[14] ）的出现。这是一种与旧秩序不同的构想，“大群”的出现不仅需要聚合涣散的个体，更需要在家、族之类的原生结构之上建立新的现代社会政治组织。

如果说，对于晚清知识分子来说，“大群”可视为政治现代性的目标，在这个国族建构的方案中，有时我们会碰到一个看起来有些轮廓不清的“群”，那就是“人为群”。比如，《新尔雅》有对各类“群”的解释，其中谈及“人为群”。在这本1903年出版的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及术语的辞典里，编纂者基本遵循了当时流行的聚人而群、聚群而国的思路，带有清晰的历史目的论。在他们描述的从家庭到国家再到现代国际体系的线性发展中，“人为群”的位置显得有些唐突：

父母兄弟相聚营生者，谓之家族；数家相聚于一处者，谓之部族；以人力结成之团聚，谓之人为群；以家族氏族之自然关系为基而更定一整然制度之群，谓之族制群，亦谓之部落；不以家族氏族为基础，全用人力合成之群，谓之市府；统一众部落或数市府而成之大群，其中有一成之制度及相当之势力者，谓之国家；各国浑合成一团者，谓之国际社会，谓之人群，谓之天下。

“人为群”不像家族、部族那样“自然”，也不如部落、国家这类“大群”般强大；它不以血缘或宗族关系为基础，而是全靠“人力结成之团聚”，但这样的定义含混模糊：因相同志向、兴味走到一起的同人社团可算是“人为群”吗？一触而发、山呼响应的抗争群众可算是“人为群”吗？“以人力结成之团聚”是不稳定的聚合，它既蕴含能力、气力，又似乎缺乏天然内在的凝聚力，需外力团结；它似乎既可以是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又似乎也不过是施力的对象、被揉捏而成的临时的集体。

拗口的“人为群”在清末新语辞典中的出现，揭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积人而群”这个问题时普遍的好奇和仓促。不过这个有些佶屈的发明生命力不强。不久，“群众”，一个没有在《新尔雅》露面的词语，很快遍布在中国的公共话语和政治修辞中。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比如勒庞的早期中译者钟建闳（1893—1964），一直到1918年仍“群”和“群众”混用， 但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群众”大体取代了“群”，成为指称在一定空间内聚集的人群时最常用的词语。 ^[15] 与“群众”这个词语的流通互为表里的不仅是关于群众的讨论在数量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讨论问题本身的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把20世纪上半叶与过去区分开来。当知识分子们大张旗鼓地言说起“群众”，回旋在他们笔尖的是一系列反复出现的问题：个体的聚集和创造富有黏合力的社会有机体的追求，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大量非亲非故的个人组成的群众是否能冲破家、族等亲缘组织的桎梏，为民族重组开山辟路？抑或是，聚集的群众只不过是政治体上增生的肿瘤，是社会离析、道德溃烂的症候？

在很多人看来，了解群众迫在眉睫：群众运动扑面而来，势不可挡，扣人心弦。五四运动后不久，一位评论者把群众说成是病，是漩涡，是推坚陷锐的浪：“群众运动，是触目惊心的现象，也是惹人兴味的现象……好像虎列拉（霍乱）似的，不问智者、愚者、贤者、不肖者，都要被他转到这个漩涡里。”他指认“五四对待曹张的北京学生，便是群众”，并把中国放在世界性的群众浪潮之中，叹息“平风静浪的生活”之不再。“群众是今日各国不可轻视的结合”，“就是东方最好静的中国民族也为这浪潮所掩（淹），不能和他抵抗”，是时候需要“了解他的真像，明白他的究竟，理会他的趋向，预测他的结果”了。 十几年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位清华大学心理学学者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只是更紧迫更急切：“现在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了，群众所要求的可以说是比当时法国革命群众来得更切，所以他们所展现的特征一定更显著，非常时期中我们对群众是不能不有深切的了解的！” 一位国民党的理论家称群众是“怪物”，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靠想象猜测去分析它、了解它。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理解群众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加入其中。

他们解释说，群众成为刻不容缓的审视与书写对象，是因为行动中的群众“触目惊心”。很多人相信，群情的跌宕起伏遵循特定的法则，展现出与个体相异的特征。理解其法则、描述其特征，需要理论的厘清、美学的再现，或其他形式的记录阐发。而在众多尝试中，“群众心理”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怀着不同出发点和目的的评论者、作家们都对它青睐有加。群众不再仅仅被看作一个受力的对象，任人随意揉捏摆布，在它或激愤或懈怠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内在的存在。群众有隐蔽的欲望可被动员或者利用，有生猛的能量等待释放或需要管束，有原始的本能值得称颂或令人恐惧。不管是激烈的群众运动还是街上闲散的聚集，它们本质上到底是什么？离群独立的个体和群众中的个体，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到底是否会有本质的差异？群众中的人到底是理性、自觉的社会政治主体，还是受非理性冲动、情绪驱使的盲动力量？这类问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层见叠出，并激发出形形色色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在何种理论前提和解释框架之下被提出并接受为合理的？针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对群众的描述又暗含哪些价值判断和管控的愿望？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

学科与规训

群众涌现为书写的对象，正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同时。心理学概念、观点的广泛流通和运用，不仅促使了意识形态光谱上位置各异的知识分子将群众视为研究的场域，而且也划定了描述的边界和阐释的套路。研究这些理论书写可以揭示出“学科/规训思想”（disciplinary thinking）在解读群众的尝试中运作的形式。这个双关的概念（discipline既可指学科，也有规训、惩戒的涵义）是从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那里借来的。所谓“学科/规训思想”，不仅指对某个研究对象可考察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的界定，更指“这个对象何以被建构为思考的对象……它是指一种定义的方式，即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以及什么是知识的对象本身可以思考、理解的”。 ^[16] “群众”——亦即群众作为一个可以被思考的对象，以及阐释它的方式——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分析对象或描述性范畴；“群众”这个概念需要放在它出现时的特定语境中加以理解。

心理学为我们考察这种“学科/规训思想”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入口。作为一种思考和管束人类活动的特殊方式，心理学既标明了知识的内容，也标明了这种知识的应用模式。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对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s）的发展不能化约为一部发现的历史，也不能简单地讲述为一个事实战胜偏见的可喜可贺的故事。相反，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的形成，是与科学考察的对象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如何变得可辨识、可理解的方式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柯特·丹齐格（Kurt Danziger）把心理学理论视为历史性的构造，并号召研究者去为“心理学研究对象写传记”。 ^[17] 这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比如所谓的“群众心理”，借用科学史学家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言简意赅的表述：“结构我们的思想，为我们的论证赋予特定的纹路，并给我们阐释的标准提供证明。” ^[18] 群众成为思考和行动的对象是与心理学论说方式之流行分不开的。

20世纪上半叶，人群的集合成为“惹人兴味的现象”，吸引了各路知识分子的关注。“群众现象”，借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话说：“在被 规训 （disciplined）——被驯化为理性探究的温顺对象从而变得可思（thinkable）——的同时，也被 知识论化 （epistemologized），被放置于一套关乎真相之叙述的生产、流通和裁决的体制之中。” ^[19] 在各种关乎群众现象之真相的叙述中，“群众心理”常常占据核心的位置。追溯“群众心理”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了解心理学本身学科建制和知识生成的条件，更需要研究中国心理学学者们自己的理论诉求和探寻方法。 ^[20] 人群在空间内的集合是否会产生某种神秘的心理感染力，将个体黏合在一起，抑或这种身体的聚合只会造成个体间机械地相互刺激和回应——这类观点被接受为可辨真伪的科学性论述（而非什么无稽之谈）而日渐增多。 ^[21] 传播这类论述的渠道，既包括学术期刊和专著，也有各种各样的通俗刊物。不仅如此，群众理论还获得体制上的支持，这既包括高等学府新成立的心理学院系和大型的商业出版机构，也包括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和干部培训机构。群众行为之心理根源的假说更与控制群众行为之方法的设计互为表里，使得“心理化的群众”名副其实地成了“学科/规训”的对象。

关于群众心理的讨论，或者说这种被心理化的群众的形成，自然无可避免地反映了现代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重要讨论。其中一个关键性的讨论是围绕两个社会心理学家针锋相对的观点展开的：简而言之，美国行为主义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亨利·奥尔波特（Floyd H. Allport，1890—1978）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归根结底是刺激与反应的行为，而出生于英国的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则受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学说的影响，强调本能和冲动的作用。这两种理论之争在心理学史上非常重要，因为它关乎的正是社会心理学到底要研究什么的问题。 ^[22] 这场论战在20世纪20年代变得愈发激烈，并影响了中国学者——比如民国时期著名的心理学家高觉敷（1896—1993）——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的理解和阐释。但这类学科内部意义重大的事件，比如某种新理论的出现而引起的论争、某部教材或译著的出版，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高觉敷会把群众中的人比作“你戴上一个花纸糊的帽子，他套上一双卓别林式的皮鞋，我穿上一件满清官僚的袍子”的小丑，或为什么国民党的理论家张九如（1895—1979）会建议读者去丈量所谓群众中的人“意识的裂缝”的深度。 想要理解为什么某个特殊的心理学概念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获得或者丧失其阐释性的能力，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影响心理学研究的因素，比如研究者的政治立场、预设的道德价值判断、个人经历等等。

同时，群众心理论述的盛行，也不仅仅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附庸。在现代中国，群众被建构为知识的对象以及群众被认知的特定模式，一方面和“社会”成为政治话语的焦点紧密相关，一方面又和一种新的“人”的概念密不可分。正如新近研究所揭示的，在现代中国，“社会”作为一种被召唤的对象，通过社会学调查、统计以及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兴起为研究与规训的场域；各种“社会”知识的收集、筛选和整合深刻地参与了对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治理。 ^[23] 社会—国家又由一个个“自我”构成，每一个“我”都拥有充满记忆、欲望甚至病症的内心，这样的内核被认为既可以破解，又可以重新书写；身份认同、健康疾病、主体性等一系列问题常常围绕如何理解和改变这样的内在自我而展开。 ^[24] 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叙述里，群众的形成正是动员这些充满了感情、冲动甚至错觉的个体，冲出自我狭小的屋檐，涌入“社会”新天地的过程。

如此来理解围绕群众所展开的各种学科/规训性的论述，让我们得以把它放置到一个知识的秩序（order of knowledge）中去。这一秩序不仅把群众问题化为欲知的客体/对象，更同时设定了各类认知的主体，他们宣传自己能够直通群众的内心，知晓群众的特征，书写群众行为的意义。以往关于群众话语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文学中的群众形象，而且大多是在两个语境下讨论，一是20世纪初的国民性讨论（例如鲁迅小说中对冷漠嗜血的看客的描写），二是革命集体主义的流行（例如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出现）。 ^[25] 这些都很重要。我想补充的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众的“发现”，我们还需要关注另一个语境，亦即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考和处理人类行为的方式在全球的流行。新兴的心理学话语不仅宣称能够对人类的内心做出具有真伪价值的表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关于自我与国族的讨论。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意识与潜意识、操控与自发、理性与直觉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概念获得了新的科学性表述，而关于群众的论争正是在这些流行的心理学概念编织的大网上展开的。论争的核心是“常态”与“病态”的不稳定对立。对于很多发言者来说，群众到底是无脑的群氓，还是历史变革的革命力量，到底是该声讨还是要膜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到底该如何理解群众所谓的“变态”心理，亦即群众的易诱性和轻信性——群众容易受“暗示”的“传染”，容易受催眠，容易被迷想幻觉左右等等。群众话语，特别是关于群众、自我、国族三者关系的论述，常常跟心理学作为一种新型理解和治理常态与病变的科学方式紧密相连。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学化的群众绝不仅仅为心理学研究独有，而是超越了学科和文类的限制。通过追踪它跨学科、跨文类的流通，本书既分析这种阐释、描述模式的历史特殊性，也关注这种特殊的心理学阐述模式如何既启发又限制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激变的历史情境中言说群众的方式。

去个人化的辩证

七月派诗人天蓝（1911—1984）1942年的诗集《预言》中有一首名为《无题》的短诗：

不用太息，

我将远去：

我随历史的战斗行进；

我，从单个人

走向人群。

我，

于我何所有。

而我亦回顾

我从那里来，

我又眷念那生育我的陇野。

呵，永相望，

爱我者，

在我的遗忘中。

“我随历史的战斗行进；/我，从单个人/走向人群。”天蓝这句富于节奏感和仪式感的诗句，言简意赅地抓住了一个曾让很多心系革命的现代中国作家和思想家念念不忘的主题：个人向集体的转变。与想要分析、了解群众的欲望同样迫切的，是一种认同群众、融入群众的欲望；这两种欲望常常彼此交融，但有时也会相互竞争，各不相让。正如天蓝的短诗所示，历史的进程来势汹汹、锐不可当，这种盛行的观念和一种亟须在涣散个体和某种群体间建立联系的紧迫性交织在一起，让很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正经历着一个时代的蜕变深信不疑。 ^[26] 加入群众之日正是超越自我之时，这样的想法自20年代中后期越发流行：就像年轻的诗人殷夫（1910—1931，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说的那样——“我突入人群……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 ——“非我”成了实现自我的前提和证明。这种背离个体化自我的转向，正与从五四“文学革命”向后五四“革命文学”的左转同时，通常被解读为革命集体主义的流行取代了之前以个人主体性为中心的讨论。 ^[27] 这种思路往往把“自我融入群众”的故事解读为集体对个人的淹没和吞噬，因此也便容易忽视另一种可能，亦即在很多现代知识分子看来，群众恰恰“孕育了新型的领袖和个人主义”。 ^[28] 如后文将要展示的，对“群众”的发现和对“我”的歌颂以一种共时、辩证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本书希望通过对这种关系的仔细考察，来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反思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

学者常常把“内转”（inward turn）作为现代性的阐释线索，把局外人和孤傲的叛逆者作为现代个体典型，对群众书写的关注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考量这种传统观点。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往往把现代性的主体定义为内向、孤独、压抑甚至变态的个体自我，并把这个自我与社会/大众、政治革命对立起来。大都市人群中孤独、自恋的漫游者成了现代个体的典型形象，而远离人群更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很多学者（大致可追溯到卢卡契）都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革命与现代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将内省、超脱和对社会现实的冷漠视为后者的标志。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这种解读。与之相反，他们强调现代性的核心不是孤独的内省。文学研究者像迈克尔·特拉特纳（Michael Tratner）、乔尔·尼克尔斯（Joel Nickels）在近期的研究中开始把现代派文学和当时的大众政治以及各种群众心理学连在一起，论说现代主义恰恰是要突破19世纪个人主义惯例的限制。用尼克尔斯的话说，就是“现代主义幻想”（modernist fantasy）的主体不是远离群众的孤独者，而是把自己想象为“置身于诸众（multitude）之中一个自然而然的力量”：“作者把自己表现成走在大街、拱廊、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以求建立与诸众的联系并象征性地展现他们的潜能。” ^[29]

这类研究大多发端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单一的现代性》（ A Singular Modernity ，2002）一书中，詹姆逊强调现代性的核心不是孤独的内省，而是“渴望一种超越自我的新存在”，这种渴望背后是“一种在自我中无法满足的势头，这种势头只有通过对现实世界本身乌托邦式的革命变革才能得以满足”。 ^[30] 詹姆逊因此重新思考了革命与现代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强调了二者背后共同的超越个体限制、突破孤寂的欲望。这里，詹姆逊援引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研究。在他那篇常被引用的文章《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1984）里，安德森讨论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背后的社会政治动力，他认为现代派起源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对社会革命迫在眉睫的想象”。 ^[31] 沿着相同的思路，詹姆逊认为现代作家一方面笃信世界激变在即，一方面又不满于内省性的个体自我，两者共同激发了对自我消泯并与新兴社会力量结合的渴望。他们希图能抓住那些超越个人限制或者深藏于个人思想、体验之下的更强大、更宽广的力量和情感——詹姆逊把这种欲望叫作“去个人化的渴望”（longing for depersonalization）。 ^[32] 在他后来的著作里，詹姆逊进一步挑战关于现代性的传统观点，他指出传统观点“不仅假定了我们是从某种混沌的前个体化的群体（inchoate preindividualistic mass）中涌现出来而成为个体的，也预设了我们对于重归后个体化‘诸众’（a post-individualistic‘multitude’）的恐惧”。 ^[33] 与这样的假定相反，詹姆逊的相关研究表明，对于很多现代作家来说，去个人化恰恰是个体化得以实现的前提。

詹姆逊强调现代作家希望自己的身心能和社会变革的能量融合在一起，对这种情感需要的重视能够帮助我们反思把文学现代性仅仅解读为“某种‘内转’”的局限。 ^[34] 事实上，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被一种相似的渴望所激励：虽然（抑或是因为）被边缘化到了社会和政治的角落，他们憧憬自身能够融入历史的洪流、化为变革的力量。 ^[35] 在他们的理论和文学书写里，我们都能找到一种对超越个人生活的执着，这是一种带着争强好胜意味的执着，在整个20世纪，它通过不同的形式得以彰显，并带来不同的后果。 ^[36] 这种对“集体之狂喜”（the ecstasy of collectivity）——借用伊懋可（Mark Elvin）意味深长的表达 ^[37] ——的渴盼让这些知识分子对加入群众充满了向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渴盼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对自身消解的忧虑。渴望与恐惧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吊诡地共存。群众，或被形容成汹涌澎湃的潮水，或被描述为病态扭曲的乌合，抑或被说成变化莫测的聚集，在激发作者为超越个体而欣喜若狂的同时，也常常唤起他们对永失自我的忧伤。

既渴求能够自然而然地化身到自发的集体之中，又希望能在解读群众、动员群众甚至为群众代言时保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这二者之间的紧张不仅激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风雷动荡中群众的想象，而且决定了知识分子自身与他们笔下的群众之间常常惴惴不安的关系。对群众的理论和文学书写反映而非掩盖了这种紧张。一面是去个人化的渴望，一面是个体自我的顽固坚持，二者之间的辩证为我们解读作家和思想家们如何构想集体能量的爆发以及自身在这种爆发中的位置提供了线索，凸显了自我实现与自我否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融入群众并非机械地通向自我消解。与之相反，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拥抱迸发中的群众能否成为一种脱胎换骨的体验，取决于自身能否在这种融入群众的过程中既是转变的主体也是被转变的客体。在他们的笔下，“从单个人走向人群”（天蓝语）、“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艾青语）的转变，与“我”如何驾驭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休戚相关，变成群众的一员与成就自我息息相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关注的不仅是关于群众的书写，同时也是关于自我的书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意在重新思考以个体与集体、离群内省与外向入世之二分对立的角度来定义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传统范式。

集合的律令

对群众的叙述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书写“人民”的问题。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说，人民是“一个不可或缺却又不可能找到的主人”，其被宣布为历史至高无上的主人，却“没有可以轻易辨识的面容”。 ^[38] 没有固定或者天然的所指，“人民”成了政治合法性神妙莫测的根基，因召唤而存在，靠再现而显身。再现/代表（representing）——这里使用这个词在美学和政治上共通的涵义，亦即让不可见的变成清晰可辨——人民，是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和政党政治形成中至关重要却又诡谲多变的任务。 ^[39] “人民”必须通过话语和实践而变成“在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通向现代性的过程，借用安德训的话，可谓一段“在场化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cing）。 ^[40]

群众形象成了作家和思想家书写现实和政治憧憬的画布。在他们的笔下，一次又一次，公共空间内身体的集合（或者说，正是群集为空间注入活力，使它变成了公共空间）成为一种复数的“我们”具“体”的表演（embodied performance）。这种表演宣布了“人民”的到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通过这种扮演（enactment），涣散、孤立的个体整合成同一个身体、同一个意识，自我建构为了政治的主体，成为“人民”。群众给“人民”这个抽象的主人赋予了具体的身体，但有时，群众的表演也会让“人民”本来就捉摸不定的轮廓更加模糊不清。各种文艺和政治尝试想要为这个“不可或缺却又不可能找到的主人”安上清晰可见的面孔，对群众的想象受这些尝试所驱动，但也会逾越这些尝试的边界。在很多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集体性主体的形成不仅需要外在的融汇交合，而且也是一个反躬自省的过程，需要辨识并激活某些深层、潜在的共同要素，在一些人眼中，这些共同要素是民族感情，是阶级意识，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它们可能不过是偏执的妄想和冲动，只会催生病态的结合。

在现代中国，群众的理论和故事被嵌入一种关于集合的道德话语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分享一种具有压倒性的渴望，或者说是幻想：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有机地融合进同一个身体、同一个思想，聚拢到同一个作为“我们”之化身的领袖麾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被构想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人们通过相互交融的集合，融合成一种政治/情感的共同体。因此，群众的形象与一种关于集合的道德话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刚刚引述过的天蓝的诗，正体现了这一种“集合的律令”。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分散的“单个人”像鱼潜入大海一样融入群众则成就了现代革命中国的诞生。集合在广场上的人声鼎沸的群众成了对一盘散沙的无声的中国的救赎。这样的叙述不胜枚举。群众几乎成了现代身体政治最重要也最持久的想象载体。这种对“人民”的文化和政治想象建立在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谓的“合众而一的政治—主观性模型”（politico-subjective model of communion in one）之上，是中国现代性经验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南希指出这种政治模式以“融合性预设”（fusional assumption）为前提，亦即预期在一种集体中各种分歧被同一性所消解。“融合性预设”既激发了政治激情，也预设并固化了一种共同的内核。 ^[41] 这是一种对团结的特殊理解，它唤起但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共同体的想象。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依循这种融合的预设，试图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寻求答案：比如面对历史似乎焦躁亢奋的行进，在承受这种力量的同时，如何能够将自身塑造为汹涌澎湃的时代进程的主人？再比如，革命的变革到底需要或者说会催生出何种私人和集体的生活形式？对群众的书写与现代中国所经历的暴力与动员、战争与革命交织在一起，既受这些历史变革的影响，也常常影响了时间中的个体如何感受和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

“群众”的全球史

现代中国“群众”的问题化，亦即群众成为解读和规训的场域，是与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概念和再现形式的跨国流通分不开的。中国政治理论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正是在与译介过来的理论和文艺作品的对话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对群众新鲜的阐释和描述也才得以不断涌现、传播，并在不同的时间点或不同的范围内，或被奉为圭臬，或被弃若敝屣。因此，中国群众话语的出现必须理解为全球交流网络中的一环。就关于现代群众叙述的研究来说，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重要著作，这些研究都强调群众和现代性的关系，都强调群众话语的国际性。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匹克（Daniel Pick）指出的，这些新近研究体现出一种研究的转向：“从群众的社会史转变成群众理论和形象的历史……［转变成对］群众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the crowd）的研究。” ^[42] 但是这些研究都以欧美为中心和立足点，欧美之外关于群众的理论和文艺作品少有人涉及，更鲜有人把它们放在一个全球性的知识文化流动的背景下来考察。 ^[43] 换句话说，群众话语的全球史里还缺着中国的一章。研究中国文本在本国文化、政治语境下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与跨国知识文化流通的共振，不仅是希望为关于现代群众的故事添上中国的一页，而且希望以此反射出欧美案例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或者借用后殖民学者查卡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话，是为了将欧美关于群众的书写“地方化”（provincialize，或直译为“行省化”）。 ^[44]

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语境和观察的视野本来就是全球性的。比如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高觉敷，在其旁征博引的著述中，他视纽约市大道上的人群或者北美苏族印第安人战士的报道和自己在窗外街头的见闻同等重要。 大量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作者既包括像勒庞这样举世闻名的大家，或像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1866—1951）、埃弗里特·迪恩·马尔丁（Everett Dean Martin，1880—1941）这样已经鲜为人知的社会学家，也有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1939）、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等一大批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被广泛翻译，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对群众的书写和理解。比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小说要表现整群的人，而不是其中某几个代表、领袖。熟悉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知道，丁玲的名篇《水》就是这样。把群众作为表现的“主体”（当时著名的左翼评论家阿英语）， 这是对经典意义上以表现个体为主体的现代小说革命性的反动。这样的文学现象不仅跟中国文学内部的发展逻辑有关，还与当时一股跨国的反个人主义现代革命美学思潮密不可分。这类小说的作者与外国意趣相投的作家遥相呼应，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文艺潮流——文学史家迈克尔·丹宁（Michael Denning）谓之为“庶民现代主义”（subaltern modernism）——推波助澜，从而参与了世界文学地图的重绘。 ^[45]

追溯这些跨国流动的因素不是想要为现代中国的群众叙述找到什么欧美的源头，也不是要证明某些西方话语的“全球性”，而恰恰是要强调这些现代理论、概念、美学诉求强有力的、跨越边界的流动性取决于他们在当地如何传播、如何被赋予意义。这种视角会让我们警惕一种简单的扩散与吸收的叙述：在这类叙述中，“跨国”的概念如同被放进绝缘的真空袋，洁身自好地扩散开去，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与本土资源接触所产生或激发出的特殊变化往往被视而不见。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 Cooper）指出的，与判断“某些知识分子所用术语到底是否真的具有‘普世性’或‘全球性’”相比，“分辨出知识分子的理论框架到底是什么，分辨出他们揭示了什么又解决了什么，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及自身的困境”更为重要。 ^[46] 当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张抽象知识天衣无缝的大网”就像著名的思想史和国际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所说的，“原来只是由各种偶然因素镶嵌而成的脆弱的马赛克拼图”。 ^[47] 中国作家和学者对群众的书写不仅是这面跨国拼图里的图版，而且本身就是一块充满张力的拼图。因此，探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群众形象的出现及其含义，需在一个国际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新兴的人类科学、政治哲学和文学想象三者间的互动和呼应，如此才能追踪群众书写内部的一些标志性的矛盾和张力（比如理论与直觉、孤独与团结、群体的内在活力与领袖的必要性等等）如何跨越文类、学科和地理的界隔，而变得愈发清晰而富于意义。

“浮动”的群众

本书既涉及文学研究，也涉及思想史研究，试图通过文学文本和理论著述（比如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相互比照，更好地理解文学和知识生产之间相通与相异的策略和旨趣。这种互文性的阅读并非要把理论著述简化为学者的话语建构，以此来揭穿其客观性的伪装；更不是想要把小说当作理论诊断的测试场，看作家笔下人物的言行是否真如学者预测的那样。事实上，好的文学作品从不仅仅是某种政治理想的情景剧，更不是抽象理论的化装舞会，文学对群众活生生的叙述常常会超越理论构设、政治预测所能想象或允许的边界。追踪不同的理论和文学线索，强调不同形式书写之间或隐或显的交错，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合流与分途。

我对知识、美学、政治之间交叠互动的兴趣，受惠于一批有相似旨趣的学术研究，这类研究对文本的相互“影响”感兴趣，但希望能够“超越机械的或者传记性的影响概念”，来考察不同的再现形式如何“进入一种惺惺相惜的共鸣与交流的关系”。 ^[48] 对群众各色各样的书写正体现出这种复杂的共鸣与交流，它们的互动不是死板的影响论或者作者生平传记里某些蛛丝马迹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一方面，我想指明文学里的诊断性假定（diagnostic assumptions）——这在理论研究里自然是司空见惯的，但在文学作品里出现时却常常被忽视。比如在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里，叶绍钧先生（1894—1988）把群众大会描述为集体催眠的操作场，聚集的成年人仿佛退化为牙牙学语的幼儿，只会简单地相互模仿，这样的描写是和当时作为科学发现前沿而流行的变态心理学分不开的。所以，我们需要厘清作家如何通过调用概念和学术术语，把描述和诊断群众行为的特定方式编织进（不管是特意还是无意）虚构的情景之中。 ^[49]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理论表达的修辞性，因为理论“无可避免地依靠文学方式来书写”。 ^[50] 学者笔下富于形象和类比的描画、叙述策略的运用、文章的风格、论证方式的选择，甚至行文中特定的语法结构，都在提醒我们心理学和其他理论话语本身的文本性。无论披着怎样客观、深刻的盛装，理论文本首先也是一种书写，因此既是修辞性的工作，又是权力的表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同时处理理论话语的诗学和政治学。 ^[51]

通过这种跨学科的互文阅读，本书希望凸显群众形象内在的不稳定性。虽然几乎每一位作者都对自己的分析和描绘言之凿凿，但现代中国文化中群众的形象绝没有被某一家之言所征服，更不是一成不变的。群众的形象通过译文、教材、社会政治评论、哲学思考、小说、诗歌，以及视觉艺术等各类再现形式而浮现出来，并且不断变化。勾勒它的变形记需要我们追踪一连串辩证关联的矛盾，比如正常与变态、理想与情感、操控与自发，这些矛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各类群众书写中，穿针引线般为我们的阅读提供头绪。对群众的书写层出不穷，它们常常以历史危机将至的名义（比如前文提到的清华大学心理学学者），以知识分子的真诚和科学研究的精准为许诺，试图为“童心兽欲”（张九如语） 的噪音与理性之声、唐突的痉挛与坚定不移的运动、身体的本能与清醒的意志划清界限。群众行为是否属于变态心理的表达，是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还是代表了超越私欲的理性，看似错乱的激动其实依据着某种历史的节拍——这样的区分在特定语境中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并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美学诉求呐喊助威。谁依靠何种权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谁以何种方式去描述群众甚至改造群众——这种对话语地位的争夺往往既是书写群众的起点，也是终点。

对群众的书写虽然常常围绕这类矛盾而展开，但群众的形象似乎总能找到突破文本限制的出口。事实上，学者、作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用语言文字把群众形象固定下来，这本身就显示了它的不稳定性；书写群众的文类之丰富，以及它们负载的美学和政治诉求之多样，也证明了群众形象内在的流动性。它延展而可塑的不稳定性——或借用文学评论家约翰·普洛兹（John Plotz）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群众时用的词语，群众“内在的不羁” ^[52] ——在学者、作家们书写情绪激越的群众时格外明显：激情燃烧的群众，在不同人的笔下，被纳入了贴着“病态”或“正常”标签的概念窄屋，满足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政治和美学的想象。众多思想家、学者和政党干部对群众的理解和描述都受到了当时心理学的影响，但心理化的群众书写模式是不为特定政治或意识形态追求所限制的。在民族主义、左翼革命集体主义甚至无政府虚无主义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为情所驱的群众的投影，毕竟这些主义都试图召唤某种齐心合意的共同体的出现。各类知识分子竞相为激变中的中国做诊断、开药方，讲述中国的故事，心理化的群众常常是这些故事的主角，或者说，他们常常需要借助群众的形象来讲述各自关于中国的故事。而且，那些理论或叙述表面的和谐一致，一经细读，往往被阐释的限制、相悖的前提，或者叙述的前后矛盾所打破，因而激发了更多的书写。正是通过反复的书写和论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断调整自我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焦虑而又充满憧憬地努力在群众所谓的“浮动”（张九如语）中保持自身的主体位置。

浮动的群众形象成为一种非稳定性的场域。知识分子不断试图去抓住它、把握它，把它定格在自己描绘的画面里，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对“人民”内核的理解（是革命本能、被压抑的阴暗冲动，或只是某种等待激发的惰性？）与对干预形式的构想（是需要心理诊疗、意识形态教化，还是通过文艺来使其发出自己的声音？）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关注的不仅是群众被赋予的意义或分配给群众的角色，更是群众的“不羁”与文本的执着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知识分子自身的主体性，以群众的名义，甚至借群众之口，或得以直接体现，或被辗转折射，但有时，我们也能感到作者在面对似乎挣脱文本束缚的“可怕的奇迹”时的某种不安和寒意。因此，本书不仅分析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描绘、解析集体能量时使用的叙述技巧、概念假设，以及他们的诊断姿态，更分析颠簸在时代浪潮中的知识分子们对保持自身叙述主体、阐释权威的焦虑，这种焦虑似乎在他们或温文尔雅或咄咄逼人地讲述群众故事时总也挥之不去。

本书各章节的安排大致遵循文本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并穿梭于不同文类之间，不过每一章都集中讨论同一组相关问题。第一章《群众之心》分析民国时期群众心理学的翻译、流通及其体制化，试图凸显现代中国群众作为书写对象的出现、心理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发展，以及大众政治的兴起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第二章《非理性的魅惑》分析青年学者朱谦之（1899—1972）20世纪20年代的群众理论和他无政府—虚无主义哲学中非理性和本能的观念。与大部分在第一章里分析的作者不同，朱谦之视冲动的情感为革命之源。所以，这一章既要解读朱谦之群众理论的政治想象和哲学/心理学根源，也是想借此来观察群众的书写如何彰显了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中理性与本能的辩证关系。第三章《虚构的转变》围绕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学对个人融入群众的表现，分析作家对消解群体与自我之间界限既渴望又忐忑的矛盾心理。这一章聚焦于文学作品里个体在政治运动中与群众相遇的场面，分析现代中国作家如何书写集体能量的爆发以及自身在这种爆发中的位置，特别关注这类书写中自我否定与自我实现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章《孤独的问题》集中讨论胡也频（1903—1931）从现代主义作家向左翼革命作家的转变，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从病态的孤独幽闭到群众狂欢的想象之旅。这一章阅读胡也频关于情欲与政治欲望的故事，分析自我的修炼与政治归宿的憧憬之间相互满足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是现代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最有诱惑力的核心。最后一章《声音的洪流》处理群众之声的问题。群众能否借文艺的媒介直抒胸臆，还是只能别无选择地借口发声？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想象的中心。历史主体必须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哑口无言怎么得了？集合在广场上人声鼎沸的群众宣布了对一盘散沙的无声中国的告别。当沸腾的群众出现在因群众而激奋甚至“愕然而痉挛”（再次借用开篇引述过的诗人艾青的描述）的作家笔下时，谁会失声呢？通过研究群众书写中发音与消声之间的吊诡，这一章既质询对执着于声音的现代迷思，也质询很多因众之名而展开的中国故事之不可能的叙述基础。本书的尾声《“我们之外，再没有别人”》讨论诗人聂绀弩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写的一些诗文。站在历史分水岭上的诗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经历了红色的梦境，在沸腾、稠密的群众里看到了翻身做主的“我们”具体的化身，而“我们”之外，都是不属于新世界的“非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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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青，《艾青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第一卷，页424。此处所引的三节诗是《群众》的后半截，本书第五章有对全诗的细读。这首诗未见于欧阳桢编选的英文版《艾青诗选》（ Selected Poems of Ai Qing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但叶维廉编选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国现代诗1930—1950》里有对这首短诗的翻译，见Wai-lim Yip, ed.,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 1930 – 195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2), pp. 84–85。

[2] Haun Saussy,“Crowds, Number, and Mass,”in Jeffrey Schnapp and Matthew Tiews,eds., Crow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6.

[3] Schnapp and Tiews,“Introduction: A Book of Crowds,”in Crowds , pp. x．着重为原文所加。

[4] Gustave Le Bon, Crowd (London: Ernest Benn, 1952), pp. 14. 勒庞《乌合之众》的英文版在法文原著出版后一年出版。本书讨论勒庞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影响，所以引文尽量使用民国时期的译本。此处引文见鲁滂（勒庞），《原群》，钟建闳译，《戊午杂志》第1卷第1期（1918），页8。

[5] 相关研究，可参考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 – 1920 (Armonk, New York: M.E.Sharpe, 1997); Prasenjit Duara,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9–76; Peter Zarrow,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 – 192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相关研究，见David Strand, 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Joseph Esherick and Jeffrey Wasserstrom,“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4 (November 1990): 835–865;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 – 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关于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兴起，可参考Shakhar Rahav,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May Fourth Societies and the Roots of Mass-Party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相关研究，可见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ai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中文版参：《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文版参：《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8] Pierre Rosanvallon,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 edited by Samuel Moy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5–46.

[9] 相关英文讨论，可见Yuri Pines,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p. 187–218，中文版参：《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孙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Yuri Pines, The Everlasting Empi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mperial Leg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35–140。

[10] Wei-ming Tu, 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20，中文版参：《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1] Saussy,“Crowds, Number, and Mass in China,” Crowds , pp. 251–252.

[12] Frederic Wakeman,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63，中文版参：《讲述中国历史》，梁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陈建华讨论过现代群众话语的历史形成与晚清群学的关系，见陈建华，《百年醒狮之梦的历史揶揄：“群众”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今天》第4期（1993），页98—120。

[13]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Fully Revised and Expanded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1–78.

[14] Ann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1.

[15]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众”，这个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文本里常见的词，借道日本，进入中国左翼文坛，激活了大量关于普罗文学的讨论和实践。关于“众”的语意转变以及“大众”在佛教文本中的含义，见Ka-Fai Yau,“‘Zhong’: Chinese,”in Schnapp and Tiews, Crowds , pp. 262–264。本书第三章会详细讨论群众的形象与左翼“大众”概念之间的关系。关于群、众这类指涉人群集合的语言如何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意义，见阿萨·布瑞格斯（Asa Briggs）开拓性的研究，“The Language of‘Mass’and‘Masses’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and“The Human Aggregate,”in Collected Essays of Asa Briggs , Volume I: Words, Numbers, Places, People (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 pp. 34–85。

[16] Jacques Rancière,“The Aesthetic Dimension: Aesthetics, Politics, Knowledge,” Critical Inquiry 36.1 (Autumn 2009): 16–17.

[17] Kurt Danziger,“Where Histo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Meet: The Biography of Psychological Objects,”in About Psychology: Essays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 edited by Darryl B. Hill and Michael J. Kr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19–33. 关系心理学的历史性或心理学史与心理学本身之间的关系，亦见Nikolas Rose,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Psycholog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ngland , 1869 – 1939 (London: Routledge, 1985); Ian Hacking, Rewriting the Soul: Multiple Personality and the Sciences of Mem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arl F. Graumann and Kenneth J. Gergen,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Discourse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Kurt Danziger, Naming the Mind: How Psychology Found Its Language (London: Sage, 1997)。

[18] Lorraine Daston,“Historical Epistemology,”in Questions of Evidence: Proof, Practice,and Persuasion across the Disciplines , edited by James Chandler, Arnold Davidson, and Harry Harootun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282.

[19] Nikolas Rose, Inventing Our Selves: Psychology, Power, and Personhoo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0.

[20] 对群众心理的讨论当然是现代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关于现代心理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制度化，以及它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见Wendy Larson, From Ah Q to Lei Feng: Freud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20 ^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关于中国精神病学的文化史，见Howard Chiang, ed., Psychiatry and Chinese History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14)。

[21] 很多思想史学者都讨论过研究特定论述何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理论空间内被接受为可辨真伪的科学性论述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见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9–177; Arnold Davidson,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5–141。

[22] 关于这场论争在心理学发展史中的意义，见Carl F. Graumann,“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and the Desocial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Floyd H. Allport’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in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Crowd Mind and Behavior , edited by Carl F.Graumann and Serge Moscovici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6), pp. 97–116; John D. Greenwoo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ocial in 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 Michael Tsin,“Imagining‘Society’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In Fogel and Zarrow, Imagining the People , pp. 212–231;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 – 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4] 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对现代自我的表现，见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中文版参：《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 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 – 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文版参：《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5] 相关研究，可见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9–88，中文版参：《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80–202，中文版参：《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Charles A. Laughlin,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5–113。

[26] 关于知识分子笔下个体与时代的关系，邓腾克和刘禾都有过精彩讨论，见Denton, Problematic of Self ;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 – 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8–149，中文版参：《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关于现代中国自我和社会等概念的嬗变，见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第2期（1999），页5—19；余英时，《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改变》，见许纪霖、宋宏编，《中国现代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197—205；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见《中国现代思想的核心观念》，页209—236；王奇生，《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系与演进》，《两岸发展史研究》第8期（2009年12月），页47—78。

[27] 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常常遵循启蒙与革命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对这种模式的强有力批判，见David Der-wei Wang,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文版参：《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8] Jeffrey Schnapp,“Mob Porn,”in Jeffrey Schnapp and Matthew Tiews, eds., Crowds (Star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

[29] Joel Nickels, The Poetry of the Possible: Spontaneity, Modernism, and the Multitu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pp. 21.

[30] Fred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Verso, 2002), pp. 136.

[31] Perry Anderson,“Modernity and Revolution,”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325.

[32]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 pp. 136.

[33] Fredric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Verso, 2009), pp. 431.

[34]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 pp. 135.

[35] 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这种边缘化与知识分子的激进左倾之间的关系，见余英时的经典研究：Ying-shih Yü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 122.2 (Spring 1993): 125–150。关于从传统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亦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页275—302。

[36] 这种渴望当然非中国知识分子独有。关于欧洲、美国现代派作家对个人主义的反感以及这种反个人主义倾向与大众政治兴起的关系，研究很多，比如Russell A. Berma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German Novel: Crisis and Charism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2–260; Valentine Cunningham, British Writers of the Thir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11–420; Michael Tratner, Modernism and Mass Politics: Joyce, Woolf, Eliot, Yea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Nickels, The Poetry of the Possible 。

[37] Mark Elvin, Changing Sto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p. 174.

[38] Rosanvallon,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 pp. 37, 42, 84. 新近一些政治哲学家重新挖掘“人民”（the people）概念对抗争政治的积极意义，比如Alain Badiou, Judith Butler, Georges Didi-Huberman, Sadri Khiari, Pierre Bourdieu, and Jacques Rancière, What Is a Peop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7); Jacques Rancière,“Politics, Identification,and Subjectivization,” October 61 (Summer 1992): 58–64;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 (London: Continuum,2010), pp. 84–90。当然也有很多当代理论家批判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比如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New York:Semiotext[e], 200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Slavoj Žižek,“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 (Spring 2006): 551–574。

[39] 正如杜赞奇所言：“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32，中文版参：《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关于“人民”概念在中国政党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这种政党政治与议会政党政治的区别，见Wang Hui,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 Retreat and the Road to Equality , edited by Saul Thomas (London: Verso,2016), pp. 27–40, 151–178。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中的“人民”，近期重要研究可见罗岗，《人民至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Cai Xiang, Revolution and Its Narratives: China’s Social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Imaginaries, 1949 – 1966,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ebecca E. Karl and Xueping Zhong(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文版参：《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0]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 pp. 20.

[41] Jean-Luc Nancy,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Fynsk(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p. 38, 14.

[42] Daniel Pick,“Freud’s‘Group Psychology’and the History of the Crow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0 (Autumn 1995): 56.

[43]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现代欧美群众话语的研究，重要专著有（按时间排列）：Robert Nye, The Origins of the Crowd Psychology: Gustave Le Bon and the Crisis of Mass Democracy in the Third Republi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Naomi Schor, Zola’s Crowds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Susanna Barrows,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Nicolaus Mills, The Crow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Volume 2. Male Bodies: Psychoanalyzing the White Terr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1);Barbara Foley, Radical Representations: Politics and Form in U.S. Proletarian Fiction 1929 – 194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98–445; Tratner, Modernism and Mass Politics ;John Plotz, The Crowd: British Litera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Mary Esteve, The Aesthetic and Politics of the Crow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Jaap van Ginneken, Crowds,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1871 – 189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ap van Ginneken, Mass Movements in Darwinists, Freudian and Marxist Perspective: Trotter, Freud and Reich on War,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900 – 1933 (Amsterdam: Het Spinhuis, 2007); Daria Frezza, The Leader and the Crowd: 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 1880 – 1941 (Translated by Martha King,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2007); Stefan Jons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asses: Three Revolu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efan Jonsson, Crowds and Democracy: The Idea and Image of the Masses from Revolution to Fas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Christian Borch, The Politics of Crowd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4]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 Michael Denni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New York: Verso, 2004), pp.65–67. 关于这些文学作品和思潮，详见本书第三章。

[46] Frederic Cooper,“How Global Do We Want Our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Be?”in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 edited by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91.

[47] David Armitage,“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in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 edited by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40.

[48] Jonathan Crary,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9. 在中国研究领域，这样的研究可参考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参：《历史的崇高形象》，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Larissa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文版参：《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栾志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Andrew F. Jones,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arlos Rojas, Homesickness: Culture, Contagion, 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9] 关于《倪焕之》，详见本书第三章。强调小说文本内部不同话语编织而成的纹理，本书受到劳伦斯·罗斯菲尔德（Lawrence Rothfield）研究的启发。Rothfield, Vital Signs:Medical Re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50] Richard Brown, Toward a Democratic Science: Scientific Narration and Civic Communic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3. 这种对人类科学的理解，亦见著名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经典论述：Hayden White,“The Real, the True,and the Figu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Profession 92 (1992): 15–17。

[51] 关于心理学里的修辞，弗洛伊德曾说过：“在心理学里，我们只有靠类比才能说话。”转引自David Leary, ed., Metaphor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0), 18。关于心理学话语的修辞性，亦见Donal E. Carlston,“Turning Psychology on Itself: The Rhetoric of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Rhetoric,”in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 ,edited by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and Donald N. McCloske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 146–162; Michael Billig,“Rhetoric of Social Psychology,”in D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Ian Park and John Shotter(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47–60; Richard Brown, Toward a Democratic Science , pp.153–173。

[52] Plotz, The Crowd , pp. 7. 普洛兹鼓励读者去发现群众形象“内在的不羁”，以反抗对群众的勒庞式、非历史的叙述。 5fEiTtbZdaPZvEeULEZPOiGm/yfbwU9XaltTUCipMqiiLxY209yu89HfI1zbdJ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