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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以，接下来要谈一谈你们。你们的判断力乃是指引其他人的明灯，因此，也正是你们塑造了人民的心灵。（我很乐意说服自己相信，）你们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的目的，不过，你们自己首先被更伟大之人的判断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么，在你们的肩上就承担着论证你们事业的义务。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念出了各种各样的出自上帝之言的语句：但是，当我们讨论这些语句的时候——它总会以某种方式被讨论的——我们发现，那些被视作完全必要，并被你们用来敦促我们的东西，却只不过是被你们用贫乏而又不可思议的脆弱猜想推论出来的。
我不需要对这样被宣称的任何一句话提出例证，因为我觉得为这样的话语举例是不容易的。有一件事着实怪异，你们口中的戒律应当是基督和他的使徒以上帝之言教导的，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教会发现了它，也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接受了它。相反，你们所屈从的政府，在基督教世界中却世世代代，随处可见。从来没有哪个教会发现上帝之言是与之对立的。我们要求你们在这整个大地上找到哪怕一个已经受你们戒律规制的教会，或者说不受我们的制度管辖的教会。我们的制度，也就是主教的统制，从神圣的使徒所熟悉的时代开始，它就已经存在了。
［2］你们引入了很多古代的东西，好像教会最纯净的时代曾经服从过你们所要求的规制；仿佛你们的欲求就是，我们应当追随那些古老教会的模式，甚至要以之为镜鉴，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你们在《圣经》当中找到的那些模式的实践。但事实上，你们表达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意思：如今的一切都只是出于时髦的缘故，你们对它大加抱怨，将它视作一种伤害，认为人们理应主动地去寻求过去时代政府的范例或模式。 [1] 你们直白地主张，从使徒的时代一直到你们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戒律模式的当下，无论追随哪一个时代，都是不安全的。于是你们就竭力证明这一点。你们引用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话：据赫格西普斯（Egesippus）记载，尽管当使徒们活着的时候，教会一直保持着纯洁，但是，一旦他们死去，一旦这些被上帝赐予了聆听神圣智慧之能力的使徒离开了这个世界，邪恶的错误就开始出现在教会当中了。 [2] 在其他地方，克莱门（Clement）也证实，在使徒的时代过后，立刻就出现了教义的腐化，他还说出了那句格言：“子不类父。” [3] 苏格拉底（Socrates）也谈及了罗马和亚历山大城的教会，它们是使徒时代最具盛名的教会，但是到了430年，罗马和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们就背离了神圣的职责，堕落到世俗的统治和支配中去了。 [4] 于是，你们就得出结论，从除了使徒时代以外的任何时代寻找我们政府（的形式），都是不安全的。
［3］顺带一提，我们应当注意，当你们把使徒时代提出来作为教会应当遵循的模式之时，尽管你们有相同的愿望，但是你们的意旨和目标却并不统一。平信徒改革者们最主要的吁求，就是圣职者（the clergy）
[5]
可以保持和使徒同样的处境和条件，亦即像基督的使徒们一样清贫。如果他们将此种环境想象得如此完美，那么他们肯定认为拥有众多托钵修士
的教会在这方面是最幸福的。
假如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他的教会的好处，圣职者真的应该像使徒一样衣不蔽体，既没有拐杖，也没有口袋，
那么我希望，那位将使徒的处境赋予他们的上帝，也会赋予他们和那位圣洁的使徒同样的情感。这位使徒所说的话——“知道怎样处缺乏，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腓立比书》4：12）
——道出了他心中正直且高洁的满足，这才是最恰当的主教箴言。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奥秘之体（body mystical）。
[6]
除非它的各个部分保持均衡，否则这个身体就无法维持下去。所以，假如对这两种人都提出要求，让圣职者像使徒那样，身处卑贱粗劣的环境，并且也要求平信徒们和曾经生活在使徒照管之下的人们一样，那么，这样的改革虽然没有包含多少智慧，但起码还算是中立无偏的。
［4］可是，你们有关圣职者的改革（如果这样不冒犯你们，我应该说你们也属于圣职者）似乎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你们认为，无论谁若要进行完善的改革，都必须要将那种教会戒律的形式引入它所在的国家。这件事既不可能，亦无把握，同时还一点都不方便。
第一，《圣经》并未充分说明使徒时代所使用的（戒律）是怎样的，所以当你们将他们的时代当作教会政治体的规则和典章时，你们就构造了一种不可能被完全了解的规则，正如它不可能被维持一样。
第二，即便在使徒自己的时代，也有一些事情是后人考虑到，而前人未曾料想的。因此，当你们笼统地鼓吹使徒时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确定应当遵循什么。你们尤其让我们感到怀疑，你们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认可这些时代。因为你们说，敌基督者高楼的天窗 [7] 虽不是当时所立的，但是它的根基却隐秘地藏于地底，并且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就奠定了。因此，令人讶异的是，你们明确地拒斥其他所有的时代，而当你们赞同使徒自己的时代之时，也带着满满的疑虑。于是，你们就令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变得错综复杂而且令人生疑，而我们却要遵循这种模式。
第三，普通群众的错误是只考虑什么东西是古老的，而且（假如它的确古老）只在乎它是否仍然得以延续；假如并非如此，他们就谴责现存的事物，永远不去寻找使变化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原因。这种粗野的习性不可能出现在你们这些天资优异的人们身上。你们的学识和判断力让你们能够更为可靠地分辨出，教会的时代与规制可以在没有过犯的前提下发生多大的变动。的确，宗教的仪式越古老越好； [8] 但是，这句话并不是绝对正确且没有例外的，只有当这些不同的年代与事物的状态——那些仪轨、规制和典礼最初就是为了它们而建立的——相一致时，这个判断才具有真实性。在使徒的时代，这一切都是无害的，但是如果在今天复活它们，就是一件可耻且丢人的事情。他们的oscula sancta［圣吻礼］ [9] 就是这样的例子。使徒所创立的爱席（feasts of charity） [10] 曾经在教会中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到了现在，也没有哪个地方还需要它了。向圣职者供给什一税（tithes）、为穷人提供的济贫所、让人民分别归属他们各自的教区，还有许多其他措施，它们都确立于当下，不可能存在于使徒的时代。比起为了符合最古老、最原初的时代而将其废除，这些措施对基督的教会有利得多也适合得多——哪个拥有理解力的人不能看到这显白昭彰的道理呢？
［5］所以，人们并不会大力提倡在使徒时代得到遵守的规制，并将其视作一条普遍充分或必要的规则。就算真的有人这样看待它们，你们也仍然需要更好地证明，那被你们冠以使徒之名的戒律形式，在使徒的时代得到过施行。因为在这件事上，你们甚至不能触及你们最看重的、被视作戒律之本质的事务——我指的是你们的平信徒长老们的权力，以及在所有教会中，你们的博士与牧师的区别。因此，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除了你们近来的几次糟糕透顶的实践之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们傲慢、骄傲且无礼地蔑视所有优良的秩序），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你们做出真实的断言，号称你们的戒律曾以完整的形式，或在实质上得到过施行。
［6］古代的证据无法帮助你们，于是你们就去求靠博学之士的判断，似乎他们的著作主张，所有的基督教会都应当接受你们的戒律，并舍弃我们的。你们堆砌了许多可敬之人的名讳，所以你们提及的人物众多。然而你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争取那些无知粗俗之人，他们衡量事情的砝码，是流言和传闻，而非事物本身的分量。如果有人真的了解这些人物的品质和价值，就一定会认为，你们引来的不过是一些糟粕渣滓。可是，即便他们都被视为最优异和最重要的人物，对我们而言，他们也既不会，也不应该做出如下断言，认为英格兰教会的法律应当屈服于他们的意见或猜想。更不用说，他们从来都没有一致赞同那个观点；而在那些意见一致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也由于受到殷勤的引诱，将某一个人作为他们追随的向导；最后，这个人自己也完全有可能改变立场。
假如有人碰巧说过在使徒的时代或许存在平信徒的长老；或者并不反感让他们一直存在于教会之中；或者断言，主教最初只是一个名称，而不是一种与长老不同的权柄；或者对没有主教统制的那些教会表达过一些赞赏；又或者对滥用这一职司的错误加以责备——你们就为了和你们有同样信念的人将这些话记下来，你们都相信所有受上帝律法约束的基督教会都应当消灭主教，代之以长老职位，并批准你们在每个教区的政府中都设立这样的职位。于是，他们深受欺骗，以为在这项事业的支持者中，那些你们提到名讳的人物，都一致赞同上述的裁断。
［7］不过我们承认，国外改革派教会的许多神学家在涉及你们戒律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首先，为了效仿日内瓦教会过去的做法，其他一些教会中的博学之士就必定需要更为强烈的意愿，他们采取了类似的方式——不是借助公共权威的缓慢而沉闷的程序，而是利用人民更为迅捷的努力来寻求改变。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我看不到他们怎么可能停下脚步，仔细思考一下其他类型的统制，而不是那种已经被他们设计好了的制度，后者曾在类似的情况下得到过实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迅速建立起来，而且由于它将某种影响力赋予了人民，所以最能够让人民感到满意。所以，当一个教会的范例最初几乎是靠着一种强制或必然性而被许多教会效法，那么，它们对于同一政体的某些关键问题持有相同的信念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对此我们不会感到讶异，如果这些教会都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么它们也易于用相同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
［8］除此之外，我还请求你们留意盖伦在哲学问题上的洞见，因为甚至在有关更高知识的问题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11] 人们的意见就像流言和传闻一样，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可靠之人所说的话很容易让被他说服的人们感到信任。但是，如果两个人，或三个人，或四个人都一致同意一条传闻，他们也都会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于是，由于缺乏应有的考虑，人们就会经常犯错；要么是某种共同的原因将人们引向谬误，要么某一个人的失察利用了众人的轻信而蒙骗了他们。对于任何事情，即便有十个人被带来作证，但是如果他们关于将要作证的事物的知识，尽是出自其中的某人之口，并在他们当中口耳相传，那么他们所有人的话加起来也只有一条证言的效力而已。
我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作为女儿的诸教会一起说着她们母亲的方言，许多人合唱同一首歌曲，因为他
担任着这个歌队的指挥——即便在最伟大的神学家中，他也有应得的权威，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不少了。你们或许会问，若非论证的必然性的强迫，又是什么促使众多博学之士服膺一个人的判断呢？其实你们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你们眼里，有些人和使徒时代以来的其他人一样，已经在教义的一切问题上获得了完备的知识，你们不愿意认为他们会在有关戒律的问题上犯错误。
[12]
我们非常敬佩那些从事伟大事务的人物，这是我们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我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会做错任何事情。其原因在于，正如几只死苍蝇能使做香料的膏油发霉变臭，一点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的尊荣（《传道书》10：1）。在每一个赋予了少数人的判断过多权威的基督教支派中，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德国人已经让路德变成了这样的人，而在许多其他教会当中，加尔文则在所有事情上一言九鼎。对于这一点，难道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吗？哪怕是为了防止我们过高地评价某个人，上帝的智慧（他在《圣经》中为我们树立了众多令人钦佩的美德的典范，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不曾看到自己的过错，到最后，唯有上帝才能永远得到我们承认：“唯有你才是圣洁的，唯有你才是公义的。”）也会允许承载其荣耀的珍贵器皿在一些事情上遭到人性弱点的玷污。
[1] T.C. ，Bk 1，p.97（ W ，2：181-184）.
[2]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k 3，ch. 32.［译注］卡特赖特引用过这一段。尤西比乌斯（约260—约340）的《教会史》之所以重要，部分是因为它包含了早期作家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亡佚了）。赫格西普斯就是其中一例，他是公元2世纪皈依基督教的原犹太教徒。有关赫格西普斯描述的图拉真（Trajan，98—117）统治时期的教会生活，尤西比乌斯评论道：
这位史料编纂家透露：“在那些年代，上帝的教会仍然是一个不曾堕落的纯洁的处子。那些想要腐化健全的法规和正确的讲道的企图（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将自己隐藏在浓雾和黑暗的地牢之中。但是，一旦使徒们的神圣团体消失，一旦这一代人——他们的耳朵能够听到神子的天国智慧——逝去之后，随着被他们传达的教义的消亡，那些由阴谋造就的可憎的错误就开始生根了。”
见3.29（32）；
The Auncient Ecclesiasticall Histories
，trans. M. Hanmer（1577；
STC
10572），pp.53-54；for Greek，see
（1544），fol. 30
v
；
GCS
，9：270；
PG
，20：284；
NPNF. 2
，1：164.在4.21中，尤西比乌斯也引用过赫格西普斯对早期教会的描述：“他们将这个教会称为纯洁的处子，因为那时候，邪恶尚未散布，在那里还没有错误教义的腐化种子。”p.70；Greek（1544），4.22，fol. 41
v
；
GCS
，9：370；对比
NPNF. 2
，1：199。
[3]
Clement of Alexandria，
Miscellanies
开篇。［译注］卡特赖特引用了这段话。克莱门是亚历山大城第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约150—约215），他的《杂文集》（
Stromateis
or
Miscellaneous Studies
）的开头是一段自传式的叙述，提到了他的老师们：
他们保留着神圣教诲的真正传统，这些教诲是从彼得和雅各、约翰和保罗以及圣洁的使徒那里直接获得的，正如儿子从父亲那里接受教诲那样（尽管很少有儿子和父亲相像），然后就一直从上帝传到我们这里，保存下那些来自教父和使徒的种子。
Stromata
，1.1.11.3；
Opera
（Greek；1592），p.118；
Opera
（Latin；1572），p.89；
GCS
，52：9；
PG
，8：700，702；对比
ANF
，2.301. 在《奥德赛》（
Odyssey
）中，荷马（Homer）写道：“很少有孩子像他们的父亲；大部分不如父亲，只有很少能超过他们。”（2.276-277；
Loeb
，pp.56-57）卡特赖特暗示“儿子们”败坏了他们“父亲”的教诲，与他不同，克莱门则证明，那些“儿子”——也就是他的老师们——保留了“真正的传统”（
），接着他引入了那条“格言”，有可能是暗指荷马的对句，并且加上了一个小品词
［尽管］，这带有一种转折的意味：使徒的儿子们是不一样的。
[4] Socrat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k 7，ch. 11.［译注］卡特赖特同样引用了这段话。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约380—450）是君士坦丁堡本地人，他续写了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包含了305—439年这一时间段。苏格拉底忠于大公教会，但是他仍然尊重诺瓦替安（Novatian）派的裂教者，后者在公元3世纪中叶遍布整个帝国。苏格拉底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受到了较为温和的对待，但是他被罗马主教塞莱斯廷（Celestine）激怒了，因为他禁止诺瓦替安派的信徒为公共礼拜举行集会：“当罗马的主教（还包括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越过他的教士命令的界限——那本来是用来抗衡他自己的世俗权力和权威的——他们就受到了极大的憎恨。”（7.11） Histories ，trans. H. Hanmer，p.381；Greek（1544），fol. 267 v ； Socratis... Historia，ed. Hussy（1853），2.750； PG ，67：757；对比 NPNF. 2 ，2：158.在7.7，苏格拉底描述了亚历山大城主教西里尔（Cyril）的类似行为。
[5] ［译注］“圣职者”这个词对16世纪的许多新教徒来说是非常令人不悦的，因为它暗示了一种对牧师和平信徒地位的等级制区分，而不是一种功能描述。所以，卡特赖特就对尤西比乌斯提到的“圣职者”进行了限制——“如同他们所称呼的那样”； The Rest of the Second Replie ： agaynst master Vuhitgiftes second answer （1577； STC 4715；H’s “lib. 3.”），p.219. 胡克一贯将圣职者视作基督教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参见III.11.20，V.77.2，VII.15.8（1：267.27-31，2：425.24-30，3：235.31-236.7）。
[6]
［译注］参见《法则》III.1.3。胡克在这里写道：
……这个可见的教会（visible Church）是一体的，从世界的开端一致延续到终末。这个团体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基督降临之前，另一部分在基督降临之后。在从基督降临算起的那一部分当中，又有一部分已经皈依了基督宗教，另一部分将在今后皈依基督宗教——对于这个整体，我们给了它一个更适当的称谓：基督的教会。因此，那位使徒明确地断言，所有人都是基督徒（《哥林多前书》12：13）。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他们都被包含在一个团体当中，他们所有人构成了一个身体（one body）。这个可见身体和基督的教会的统一（unity），在于所有人都拥有，并且归属于其中的一致性（uniformity）：因为他们都宣示自己是那一主（one Lord）的仆从，都承认一信（one Faith），都因着一洗（one Baptism）而开始成为基督徒。
[7] ［译注］ T.C. ，i. 97. 天窗（louver）是开在房顶的一个口子，让烟能够排出去。在英格兰的北部，天窗则开在鸽舍的顶部。胡克引用卡特赖特的话，这里的天窗指的是罗马教宗。
[8] Arnobius，p.746（Minucius Felix， Octavius ； L . pp.328-329）.
[9] 《罗马书》16：16，《哥林多后书》13：12，《帖撒罗尼迦前书》5：26，《彼得前书》5：14。在他们侍奉上帝的集会上，他们的规矩是最后要用亲吻的方式相互行礼，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平安与你同在。”因此，德尔图良（Tertullian）称其为signaculum orationis［祷告的标志］。见《论祷告》（ On Prayer ， ANF ，3：686）。
[10]
《犹大书》1：12。关于这种宴席，金口约翰有言：
在固定的日子里，他们让大家共享餐桌。在完成了礼拜仪式，结束了奥秘的圣餐礼之后，他们就会召开宴席，富人为宴席提供食物，一文不名的穷人则反倒受到邀请。（
Homilies on 1 Corinthians
，27［
PG
，61：223-224；
N1
，12：157］）
关于这种宴席，德尔图良也有类似的描述：
我们的晚餐的性质就展示在它的名称里。因为它被叫作
，在希腊语当中，这就是“爱”的意思。无论花费多大，都被认为是以虔敬的名义得到的收获。（
Apology
，ch. 39［
PL
. 1：538；
ANF
，3：47］）
[11] Galen， Concerning the Diagnosis and Cure of the Errors of Every Soul （ed. 1965，5：96-97）.
[12] A Petition to her Majesty （ STC 1521），p.14. ［译注］《呈递给女王陛下的请愿书》支持日内瓦的长老职司，它立论的基础是来自教父的证据、宗教改革家对《圣经》的使用、同时代神学家的观点以及许多外国教会对这一制度的使用和赞扬（p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