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自然教导人们在法和其他事物中辨别善恶的第一种手段，就是他们自己的斟酌（discretion）能力。所以，圣保罗（Saint Paul）经常提到他的听众要思考他的讲话：“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察我的话。”（《哥林多前书》10：15）之后他又说：“你们自己审察，女人祷告上帝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哥林多前书》11：13）我们的救主也要求犹太人锻炼这种判断力（《路加福音》12：56—57）。对于庇哩亚（Berea）的犹太人，《圣经》便是如此推荐的。
最后，无论我们做什么，哪怕这事情本身可被允许，但倘若我们隐秘的判断（secret judgement）
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或不好，那么该行为对我们而言就是罪恶（sin）。因此，总的来说，圣保罗的规则就是，对于自己所允准或者已经做了的事情，“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马书》14：5）。
[1]
［2］有些事物是如此常见，又是如此清楚明白，即便能力平平的人也能轻而易举地从中区分对与错、善与恶。具有此种性质的，绝大多数是对于所有人的得救而言必不可少的事物。对于此类事情，我们要么保留它们，要么拒斥它们；要么做到它们，要么避免它们。因此，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承认它们不仅被记了下来，而且被明明白白地写在了《圣经》里。于是，任何听到或读到《圣经》的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它们。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尽管没有那么重要，但同样属于基督徒的职责。由于它们更加含混晦涩，对它们的判断就更为复杂和困难。所以上帝便指定了一些人，让他们穷尽一生光阴，主攻神圣事物的研究。到最后，在这些更为疑难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力就能成为指引他人的明灯。那位大医学家说道：
假如灵魂的理解力就像肉体的视力一样，并非所有人都同样敏锐，那么，就像视线昏暗的人能够在视野清晰之人的引导下感受到可见的事物，同样，在事关更为艰深的论述时，智慧的心灵也能让天真愚钝的心灵看到他脚下的路——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 [2]
在我们关于法（law）的疑难问题上，还有谁看不到，让那些掌握了相关技艺的专业人士担任我们的向导是多么必要？对于其他所有类型的知识而言亦是如此。在这类事上，主也照样指示我们，“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真理”，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玛拉基书》2：7）。
人民恣意傲慢地控制这类人的判断力，对此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Nazianzen）感到十分不悦。在他看来，在此情形下，人民应当交出自己的判断，通过诚心诚意地恳求，设法让自己待在他们的边界之内：
不要擅自以为，你们这些羊群可以引领那些应当做你们向导的人，也不要试图越过他们在你们周围扎好的羊栏。如果你们能够有序地安排好自己，这对你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不要审判你们的法官，也不要让他们服从于你们的律法，他们应当成为你们的律法，因为上帝不是暴动和混乱的神，而是秩序与和平的神。 [3]
［3］但是你们会说，如果人民的向导瞎了，那么普通人就不能闭上自己的双眼，被他们带着走（《马太福音》15：14）；如果祭司在律法上瞻循情面，那么羊群就一定不能偏离真理之道，不能天真地屈膝臣服，因为他的地位和高高在上的官职而对他亦步亦趋（《玛拉基书》2：9）。
虽然就其本身而言，你们的话是正确无误的，但是，用来为你们自己辩护却不够有力：因为尽管在你们心目中，你们看到并以为自己的道路是真实的，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的考虑，比你们五百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为的都要深入得多。
你们当中的粗浅之辈应当明白，即便在这项事业最细微的方面，都无法像他们那样做出定论，为了检验其正确与否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我写下这些，并不是为了羞辱那些受到引导的、头脑极其简单的人，可是，我还是乐于让他们知道这项事业的性质是怎样的——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指导，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感觉不到自身的危险，就这样每天驱使着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便如使徒所判决过的那类坏人一样，“毁谤他们无知的事”（《犹大书》1：10；《彼得后书》2：12）。
［4］如果我们认可，在不诉诸公共协商的情况下，由私人（private men）来争论哪种才是公民政治体的最佳状态（对于此类争论，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想要引入另外一种政体，以取代他们自己国家的政体）是不合法的；如果我们承认，由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处于特殊的情势之下，所以他们无法轻率地对这件充满疑难的问题做出决断，并且对每一种政体都能提出在数量上不亚于其他政体的理由； [4] 那么，为什么还能说他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哪种教会统制（regiment Ecclesiastical）最为合适？因为在公民国家中所需要的洞察力，以及处理此类事务所必需的经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可能获得的程度。当他们在笔端为你们的戒律辩护，并且颇为狡猾地将它推荐给至高者（the Highest）时，他们还是被迫承认，“他们不知道”，也不确定“谁掌握了真理”； [5] 在这个问题上，大众又能有什么确定性或知识呢？
［5］请你们衡量一下，是什么促使普通人如此热衷于这些革新。你们很快就能发现，大众从来不曾，也不可能认为，你们所声称的用以支撑你们某些观点的特定理由拥有完全的说服力。但是，还是有某种一般性的诱惑，能够让你们的事业赢得普遍的青睐。而且，一旦有人对它产生了幻想，任何不起眼的特殊声明，都将有助于引领这些已经有所倾向和准备的心灵。
［6］为了赢得人民对“那项事业”（the cause）——因为这就是你们给它的称呼——的普遍热忱，他们采取了如下的办法。第一步，他们在群众面前，尤其严厉和尖锐地谴责身居高位者犯下的错误；经常这样做，就会给那些不停谴责罪孽的人带来一种正直、热诚和圣洁的良好感觉，亦即除非他们特别虔敬，否则他们绝不会对罪恶感到如此愤怒。
［7］第二步，就是将充斥尘世的所有错误和腐化堕落，都归咎于现有的教会政府。就像之前那样，通过谴责错误，他们为自己和群众挣得了美德的名声。而由于找到了这些原因，他们就被断定拥有超出其他人的智慧。然而，事实上，借助于类似的推理表演，他们甚至能把（以色列）先知们对国家统治者的责备，归罪到由我们的主亲自建立（他们也都承认这一点）的犹太政体上去。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英格兰的教会统制（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是上帝亲自创造了它）以及我们国家暴露出的污点和瑕疵的，而后者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软弱和腐败。无论采取怎样的政府形式，它们都会遭到抱怨，这种情形不仅现在如此，并且长久以来基本都是如此，（为了我们所知的不遂他们心意的事情）这种抱怨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世界终末的那一天。
［8］在充分控制人们的心灵之后，第三步就是推出他们自己的教会政府形式，作为荡涤所有邪恶的唯一救世良方，而且他们还要尽可能地为之装点上一切光荣的头衔。他们在本性上就像躯体染病的人，以及那些神志癫狂、厌恶且不满于现状的人，想象随便什么东西（他们听到有人赞扬这些事物的优点）都能够帮到自己。然而，对于那些获得最多称赞的东西，他们所做的尝试却是最少的。
［9］引诱的第四步，就是以这种方式塑造人们心中的观念和概念，让他们阅读《圣经》的时候，认为自己耳中的每一个字都指向戒律的进展，而与之对立的事情则是完全的耻辱。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用关于数字的理论知识培养自己的学生，使他们的概念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当他们开始沉思自然事物的时候，他们就想象，在用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每一个如其所是的具体事物中，数字的要素是如何为自然的作品赋予本质和存在的。 [6] 经由他们错误塑造的先入之见，原本在理性看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也显得毋庸置疑了，就像自然已经把它写进了所有上帝造物的脑子里一样。
一旦那些“爱之家”（Family of Love）
的成员脑海中有了这种观念，那么基督就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位格，而是一种被许多人分有的品质；“复活”也不是别的意思，而是和这种品质一同再生，或被赋予这种品质；而“审判”，就是此种品质的拥有者和缺乏者的分离得以在此实现的那一刻。他们何以清楚地想象《圣经》的话语到处都在支持他们的宗派呢？毫无疑问，那事业使得单纯无知的人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上帝之言现在是如何在你们这一边运行的，它通过教导，抢先占领了他们的心灵、扭曲了他们的观念：它将“长老”（elder）说成是只能担任教会管理官职的平信徒；“博士”（doctor）则只能进行教学，既不能传道，也不可主持圣礼；“执事”（deacon）只能管理布施箱，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职责；基督的“权棍”“节杖”“王座”“王国”，则成了只由牧师、长老、博士与执事支配的一类统制形式；借助于一种神秘的类比，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就是接受了这种统制形式的教会，而撒玛利亚和巴比伦则代表了质疑上述统制形式的教会。类似的说法还教导着他们，要运用以斯得拉（Esdras）、尼希米（Nehemiah）和其他人说过的一切关于修复上帝的垣墙、坍圮的城市和神殿的话：仿佛圣灵已经特意地预示了，那些创作了致议会的劝诫文、对枢密院的恳求信、对女王陛下的请愿书以及其他类似文件的人，应当作为他们事业的代表，要么采取行动，要么忍受苦难。
［10］从这里，他们迈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亦即去说服那些轻信的人们，这些人非常容易犯下一种令人愉快的错误——圣灵的特殊光照。借助着这种特殊的光照，他们能够在圣言中分辨出其他读者看不到的东西。圣约翰（Saint John）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约翰一书》4：1）但是，这灵仍然通过两种方式将人引向全部的真理：一种是特殊的，另一种则是一般的；一种只属于少数人，另一种则将自身的范围扩展到属上帝的所有人；一种我们称之为特殊且无比神圣的启示，另一种则被称作理性。
如果借着这样的启示，那个灵让他们从《圣经》中发现了这套戒律的秘密，他们一定会宣称他们当中的所有人（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是先知。或者，假如那个灵借助理性之手来引导他们，由于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信念的强与弱，取决于作为其根基的理由本身的力量，所以，他们当中的每个人——从最伟大的到最渺小的——就一定能够为其中的每一项条款说出某种特殊的理由，这理由就和他们在此类事情上的热忱信念一样强大。那些信念的过剩力量若不是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切又如何可能呢？毋庸置疑，当人们的意见被情感塑造时，他们为谬误辩护时的认真劲头，（在大多数情况下）比那些明智可靠的信徒们要强烈得多，后者依据《圣经》提供的证据的性质，坚持着他们所理解的真理。在一些事情上，这些证据是清楚明白的，在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原则问题上便是如此；而对于另一些事情，比如那些关于戒律的问题，它们则显得更为模糊和可疑。相应地，这些证据塑造着内心的同意，而上帝那最仁慈的灵就是借助着这内心的同意而运作的，正如借助着他最有效的工具那样。因此，内心之同意的基础，不是他们的信念当中所包含的炽烈的热忱，而是那些理由自身的准确可靠。后者必须宣称，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的意见是由圣灵铸就的，而不是由邪灵的虚谎（《帖撒罗尼迦后书》2：11）造成的，哪怕这邪灵拥有强大的幻象。
［11］在这之后，普通人的幻想一旦彻底认识到是那个灵创造了他们关于戒律的信念，那么，这种幻想就会逐渐渗透进他们的内心，让他们以为就是这灵引导他们获得了这种意见，进而为他们打上了上帝的子女的印记。在现今的情况下，能够将他们作为上帝的子女识别出来，并且与其他人加以区别的最特殊的记号，就是他们那种最为热忱的情感。这已然使他们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高度地分离（separation），通过这种分离，其中一种人被称为那些弟兄、那些虔诚者等等；而其他人，则被叫作凡夫俗子、趋炎附势者、取悦人而非取悦神的家伙等等。 [7]
［12］于是，他们很容易认为，为了防止熄灭那个好的灵，就极有必要采取一切手段，使这个灵在他们自身当中得到加强，同时也要对其他人清楚地显现出来。这使他们孜孜不倦地听从那些众所周知具有此类倾向的人；这使他们渴望寻找并抓住一切机会与他们举行秘密会议 [8] ；这使他们乐于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比如合同、遗嘱等等）将那些人当作自己的顾问和导师；并且，由于无比迫切地想要从这个团体的主宰那里得到指导，这使得他们不再关心与他们的产业最密切相关的事务，并且觉得自己就像玛利亚（Mary）那样，因为选择了那更好的部分而值得称赞。最后，这还让他们承担起了那些人的生计和救济，有时甚至为此苛责自己，生怕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在如此强大的煽动力之下，那些可怜的、受骗的灵魂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呢？
［13］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注意到，最多的努力被用来赢得某些人对这项事业的长久支持。而这些被争取的人，因为其性别的原因，她们的判断力通常又是最弱的。即便情况不是圣保罗所说的那样，“妇女担负罪恶”（《提摩太后书》3：6），而是（因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真心地尊重她们）倾向于圣洁的女性会在其他方面受到良好的熏陶，不易于受人蛊惑，在任何一种罪孽与邪恶中沉沦堕落（这些人进入她们的屋子，目的是在那里种下对于那套戒律的热情和热爱），但是，某些情形还是可以让人们思考：假如这项事业的进展是通过可靠的证明所获得的，并且以之作为自身的基础，那么它就不会竭尽全力地想要在判断力最薄弱的人们那里占得上风了。
这一使皈依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杰出产业正蓬勃增长，这是因为，妇女被认为更容易在这项事业中成为他们的工具和帮手。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她们的那种渴望的情感，这种渴望使得她们用尽一切手段，费尽心力地把她们的丈夫、孩子、仆人、朋友和伙伴领到同一条路上来；是由于她们易于同情的自然倾向，使妇女在面对他们当中那些经受着贫困之苦的传道人时，比男性更多一分慷慨之情；是由于妇女们尤其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为她们的众弟兄争取鼓励；最后，还是因为当她们苦心孤诣地思考，如何让身边的所有人都受到这项事业的影响时，她们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快乐。
［14］然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他尝到了其中滋味，那么无论哪个与他意见相反的人开口劝说，他都会紧紧捂住自己的双耳。他们不会考虑对方给出的理由，而一律答之以约翰的话：“我们是属上帝的，认识上帝的就听从我们。”（《约翰一书》4：6）至于其余的人，你们是属世的，所以论到你们所说的这世上的浮华与虚妄，与你们一起的世人也听从你们。当上帝的官长的尊严、权威和荣誉坚持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事业和再洗礼派（Anabaptists）
的事业一样适用于这种托词。一旦向这些热心的人们表明，他们并没有能力在此类问题上做出判断，他们就会回答说：“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哥林多前书》1：27）一旦让他们明白，他们干下的荒唐事是如此昭然若揭，就连五尺小儿也要对他们大加斥责，他们就用下面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基督自己的使徒也被认为是癫狂的”
，“世人总是断定最好的人偏离了正确的心智”
[9]
。
［15］当教导对他们没有好处时，一旦让他们感受到最轻微、最仁慈温和的严厉对待，他们就把无论在哪里找到的、任何对嗜血的残忍之人所说的话，用来责备上帝设在尘世的代理人。而且他们还会把《圣经》中一切有利于为了真理而受迫害的无辜者的语句都用在自己身上。和那些古代的扰乱者一样，他们因为自己应当遭受的痛苦而感到骄傲。对于古代的扰乱者，圣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那些人们被正确地称作殉道者，他们受苦并非因为他们的混乱无序，也不是因为他们以亵渎的方式破坏了基督教的团结，而是由于为了公义的缘故而遭到迫害。夏甲（Hagar）也在撒拉（Sarah）的手上遭受迫害
，而那个施加迫害的人是圣洁的，承受重负的人则是不义的。同样的道理，主和盗贼一起被钉十字架，他们所受的痛苦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受苦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的
[10]
。假如非要说真正的教会只能忍受迫害，而不能施加迫害，那么就让他们问问使徒，当撒拉令自己的侍女受苦的时候，她代表了怎样的教会。因为即便是我们自由的母亲，那天国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上帝的真正教会——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也是在那个严厉地处罚了自己的女奴的女人身上得到预表的。然而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了所有事情，我们会发现事实的真相是，相比撒拉对她的严厉惩罚，夏甲通过骄傲的反抗对撒拉施加了更多的迫害。
[11]
［16］这就是你们普通人走过的道路，这就是你们踏过的台阶，以及你们的向导在那个学校当中训练你们时经过的几个明显的阶段：让你们的耳朵特别习惯于针对你们统治者的错误的责备；把这些错误都归咎于你们生活于其中的属灵统制；大胆地保证他们的戒律拥有治愈一切邪恶的力量；塑造你们的观念，让你们臆想《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有利于那套戒律；说服你们相信，你们之所以能够在《圣经》中发现这一点，是由于灵的光照，这个灵正是你们接近上帝的标志，你们要用尽一切办法在自身当中滋养它、见证它，并且在各个方面强化你们的心灵，以抵御任何可能将它从你们身边夺走的力量。
[1]
［译注］《日内瓦圣经》脚注的重点与之不同：
在我们的良知当中，我们必须确认，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出自上帝之言：如果我们强大，我们就能知道什么是我们的自由；假使我们弱小，我们也能学会每天有所收获。
[2] Galen， Of the Best Kind of Teaching （ed. 1965，1：52）。［译注］盖伦（Claudius Galen，129—199）是希腊人，被罗马皇帝雇佣，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大师。他写了许多有关逻辑学、伦理学、语法和医学的著作。胡克的翻译“更为艰深的论述”（deeper discourse），指的是限制在更加复杂的级别的智性活动。
[3] Gregory of Nazianzen， The Oration by Which He Excuses Himself （ PG ，35：1053）。［译注］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Nazianzus，329—390），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作为教父时代的修辞文体学家而广为人知。作为一名受过古典教育的演说家和哲学家，他将希腊文化引入了早期的教会，并确立了拜占庭神学家和教会官员的模范。他和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并称为“迦帕多家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他们共同为捍卫《尼西亚信经》的三位一体教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4]
Calvin，
Institutes
，Bk. 4，ch. 20，sect. 8.［译注］在《基督教要义》的这一节中，加尔文讨论了三种经典的政府形式：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尽管“贵族政治或某种贵族政治和民主主义的混合，这远超过其他政府的形态”，但是，他也判断道，特殊的“情势”要求不同的结构，并得出结论，如果上帝喜悦“给国度安排国王，给民主的都市安排议会以及市政官员，我们就顺服上帝给我们自己安排的统治者”。这一节以如下的话开篇：
私人若争辩哪一种政府最适合他们的国家，这显然是徒劳无用的，对他们而言，讨论任何国家的设计乃是不合法的……因为答案完全依靠各国家特殊的状况。你若在自己的国家特殊的状况之外将各种政府的形态互相比较，若要决定哪一种是最好的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各种形态有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
参见
The Institution of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Norton（1561；
STC
4415），part 3 fol. 162
v
；《法则》I.10.5；VIII.3.3（Keble：2：11，12-13），3.4（Keble：2：18）（1：100.16-28；3：340.8-13，341.19-343.2，349.23-350.1）；拉丁文版本，参见
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1576；
STC
4414），p.729；
CR
，30：1098。中译参见钱曜诚译本（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译文有改动。
[5]
Petition directed to her Majesty
（
STC
，1521），p.3.［译注］《致女王陛下的请愿书》作者写道：
我在这里所写的东西，不是为了推翻主教的职位，也不是为了树立起长老的权威。我不会决定谁掌握了真理，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我所知晓的，只是对我而言看似最可信和最真确的东西。至于如何让真理显露出来，这是一个问题。
[6] Aristotle， Metaphysics ，Bk 1，ch. 5（985b）.［译注］在《形而上学》1.5.1中，亚里士多德将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形容为：“第一个掌握了数学……而且沉浸其中，他们认为数学的第一原理（即数字）就是万事万物的第一原理。”
[7] ［译注］1590年针对卡特赖特的第22条罪状是：“从他来到沃里克（Warwick）开始，他就时不时地通过本人及其门徒的演讲，通过虔诚者或赞同真诚的弟兄（Brethren favouring sincerity）和渎神者（The profane）这些名号，着手在居民之间制造内讧和妒忌。”Thomas Fuller， The 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 ，b. ix. p.200.
[8] ［译注］班克罗夫特在两部作品中收集了大量关于清教徒私人集会的证据，这两部作品与《法则》第一至四卷的出版年份相同。 Daungerous Positions ，pp.65-128； Survay ，pp.66-67，364-371.
[9] Mercurius Trismegistus， Concerning Thought and Sense Perception ， to Asclepius （ed. 1924，1：178-179，181）. See Lactantius on justice，Bk 5，ch. 16（fol 17，of The Divine Institutes ）.
[10]
［译注］参见《路加福音》23：39—43：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11] Augustine，Epistle 50（ PL ，33：796-797； N1 ，4：639-637； FOTC ，30：149-151）.［译注］大约在417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写信给卜尼法斯（Boniface）——一位非洲的帝国护民官——讨论多纳徒派（Donatists）的问题。多纳徒派是分裂了北非基督教社群的一个裂教团体（see V.62.7-10 and Auto. Notes，3：490.8-30）。奥古斯丁在信中指出，多纳徒派信奉同样的基督论教义，他们之所以分离出来，是因为他们相信，由于开其良努（Caecilian）是被一个不相配的叛教者按立为主教的，因此就污染了所有仍然和他身处一个团契中的人。奥古斯丁支持帝国的法律，反对多纳徒派，他主张将所有的人从这种恶劣的裂教行为中召回：“一些人可以通过大公的传道人的布道词唤回，其他人则通过大公的统治者的法律召回。”（Epist. 50［185.9］）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多纳徒派分裂了教会，而且因为遭受迫害而自我骄傲。接着他就写下了胡克翻译的那段话。参见 Opera （1569），2：211-212； CSEL ，57：8-10； PL ，33：796-797；对比 NPNF.1 ，4：636-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