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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大衰退后G20国家公司所得税率普遍下调降低了有效税率。其中自2012年以来，日本、南非、英国和印度四国修订了公司所得税率表，直接导致有效税率下降。日本、南非和英国降低了公司所得税法定税率，截至2015年，日本的最高法定税率从37.1%下调到32.1%，有效税率从2012年的21.7%下降到了18%。南非的最高法定税率从2012年的34.6%下调到了2015年的28%，有效税率从9.0%下调到了6.2%。英国的最高法定税率从2012年的24%下调到了2015年的20%，同时提高了机器设备折旧标准；有效净税率估值也从2012年的18.7%下调到了2015年的15.7%。印度调整了附加税，从2012年的32.5%提高到了2015年的34.6%，有效税率估值也从2012年的13.6%提高到了2015年的15%。
（参见表2—12）
表2—12 G20国家公司所得税率比较，2012年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s.” Mar.2017, p.2.
注：（a）有效企业税率等于边际投资利得缴纳公司所得税的百分比。（b）2010数值。（c）美国计算平均税率的方法不同，因此与其他国家的数据不可直接比较。
主要国家有效税率普遍下降有利于吸引美国跨国投资。为应对2007—2009年经济大衰退冲击，各国都通过税制改革调整了税收政策，按国别分，税制改革主要分三类：
（1）G20国家除印度、英国、美国、阿根廷和巴西外，均下调了税率；
（2）印度和英国实际提高了有效税率；
（3）美国有效税率变化很小，有效税率为18.6%。如阿根廷和巴西法定税率未变，有效税率也未变化。
厂房和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的有效税率拉开了差距。其中，2012年美国等11个国家厂房建筑投资的有效税率比设备投资的有效税率提高了，例如，加拿大对厂房投资有效税率高于设备投资有效税率25个百分点；但是，沙特的厂房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有效税率差别最小；意大利、加拿大、韩国和南非的设备投资有效税率低于零，财政补贴大。据估计，2012年美国厂房的权益融资投资的有效税率比债务融资投资有效税率高出14个百分点，比设备投资的税率高出28个百分点。因此采用权益融资对厂房和设备投资的税率之差稍有所缩小。但总的来看，对于法定税率较高的国家来说，对待国内资产越优惠，权益融资的有效税率提高越大。
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活动较为集中的17个国家和地区税率差异很大。以BEA数据计算美国控股企业的有效税率，一般情况下高于以IRS的CFC数据计算的数值。从IRS的纳税数据发现，以上国家的有效税率水平与美国相比分成低、高和不确定三类情况。（参见表2—13）
表2—13 美国跨国投资集中的东道国税率水平结构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U.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ffective Tax Rates Are Correlated with Where Income Is Reported.”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 U.S.Senate, Aug.2008, p.2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位列美国投资集中的17个低税率国家，与中国同列的百慕大、爱尔兰、英属加勒比地区、新加坡、瑞士均为税收天堂或离岸金融中心。中国2012年的法定税率为25.0%，但是平均税率远低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巴西，还略低于墨西哥和土耳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平均税率却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这一点充分表明上述四国的公司税收制度为企业投资提供了大量补贴，主要补贴方式是税率分级、扣除、抵免以及营业税规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资所取得的成就，是与税制的设计和总体低税负的确定分不开的。图2—2是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50年来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趋势，中国的外资流入大幅增加发生在1992年前后，这个趋势恰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日国务院发布）颁布时间相吻合，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且在此之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高速增长时间长达18年，直到2007年美国爆发“大衰退”才开始下跌。可见中国外商投资税制的确立对于外国直接对华投资带动能力极强，弹性极大。
我们在本研究第一章还发现，美国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的税收体制不敏感问题，到此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边际有效税率之低，与世界上的知名税收天堂和离岸金融中心等量齐观，这才是跨国公司蜂拥中国的主要动因之一。
税率高低不确定的国家是卢森堡、荷兰、澳大利亚和英国。计算还发现，无论是全部按照CFC数据，还是按照制造业CFC数据，或者按照不含权益所得的BEA数据，澳大利亚的有效税率要么接近最高，要么接近最低；而根据CFC数据计算，荷兰和英国的有效税率都很低，但是按照BEA数据计算后，英国的有效税率变得很高，而卢森堡总体有效税率很低，制造业数据差异不定。
图2—2 金砖五国外国投资净流入趋势，1970—2018，单位：% GDP
资料来源：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 of GDP)，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WD.GD.ZS, 5 Oct.2021.
美国跨国投资选址受外国税率高低影响较大。税制差异决定了企业在何地开展经营，同时也激励企业在何地申报纳税。影响跨国投资不同选址活动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税收、工资、熟练劳动力、选址地区资源丰沛情况、销售市场等。不过低工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低端企业具有吸引力，高素质劳动力则跟研发企业有关，其他因素大多跟税收有关，如所得的转移、销售额和增加值变化。而企业的物理资产、就业和报酬则与税收因素关联不大。
一是2017年美国联邦国际税收体制改革前，大部分投资活动仍集中在美国，但是海外份额不断扩大。据统计，2004年美国跨国公司60%的投资活动留在美国。从1989—2004年衡量美国跨国公司经营状况的增加值、销售额、物理资产、员工报酬、员工数量、排除权益投资收益的税前所得六项指标来看，尽管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内绝对数值都在扩大，但是国外的相对份额却在增加。
二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活动存在产业差异。以制造业、金融保险服务业和零售行业来看，以增加值、销售额、物理资产、员工报酬、员工数量、排除权益投资收益的税前收益六项指标衡量，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在排除储蓄业务后，在海外投资占比最低，而零售业在海外投资占比最高。以2004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就业指标为例，金融保险业占19%，制造业占36.2%，批发业占42.9%。再将有关结果与1999年的数值比较发现：（1）美国制造业全部国内增加值、物理资产和排除权益收益的税前所得全面下降了4～5个百分点；（2）海外制造业指标如增加值、物理资产和税前收益从25%左右上升到了30%左右；（4）金融和保险业变化不显著；（3）批发贸易行业变化仅体现在海外全部税前收益，排除权益所得后增加了6个百分点。
三是税率变化明显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所得来源地有影响。根据对2004年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值、销售额、物理资产、报酬、就业和税前收益、排除权益投资的税前收益、CFC的税前收益等八项指标计算发现：（1）除中国以外，在所有有效税率较美国为低的国家和地区，收益份额显著高于受收益转移行为影响较少的三个指标的份额，即物理资产、报酬和就业数量。（2）除日本外，所有有效税率较高国家的收益份额，小于其物理资产、报酬和就业量所占份额。（3）在与美国相比税率不确定的四个国家中，英国与高税率国家特征相似，卢森堡与低税率国家特征相似，澳大利亚则在八项指标中比较平衡。（4）以BEA数据剔除权益收益后计算，荷兰比较平衡；然而荷兰的权益投资利得相对于其他收益的份额很大。（5）卢森堡、英属加勒比群岛的权益投资利得份额也较显著。（6）IRS数据显示，荷兰、瑞士及百慕大是遣返股息总额居前三的国家，卢森堡、开曼群岛也位列遣返资金前八位。但是，1989年前述的17个国家和地区权益投资并不突出。可见冷战的结束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是打勾规则明显增加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这一论断与对1989—2004年有关的数据研究结果吻合。 [1] 其中，除了收益指标外，英国和加拿大的其他七项活动指标数值都最高，德国占非收益指标5%的份额。由于墨西哥、中国和巴西属于三个低收入国家，就业份额与其他活动的份额指标不成比例。与1989年相比，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活动，尤其是有形资本活动明显下降，美国资本在德国的活动也在下降。
五是研发活动受到有效税率变化的影响。（1）美国跨国公司2004年在英国的研发投入占英国跨国公司外国附属机构份额的20.7%，选址地点效应特别突出，德国占16.2%，加拿大占10.6%。（2）在日本的研发活动从1989年的12.6%下跌到2004年的6.3%。（3）美国研发活动增长最快的是瑞典，从0.4%增加到了5.6%，以色列从0.4%增加到了3.4%。
[1] Rosanne Altshuler and Harry Grubert.“Government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Race to the Bottom.” Tax Notes , 27 Feb.2006, pp.979—992; Paul W.Oosterhuis.“The Evolution of U.S.International Tax Policy—What Would Larry Say.” Tax Notes , 27 Feb.2006, pp.1119—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