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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也取得了同时代人无法忽视的成就。对于文学创作，他更表现出了多方面的天赋和才能，因此常被与文艺复兴时期博学多才的“巨人”相提并论和媲美，堪称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大文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然而，大文豪和大思想家歌德首先是一位诗人，特别是杰出的抒情诗人，虽然他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作品，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更加为人所熟知，都在文学史上占据着更加显要的地位。
在长达7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歌德不仅写下了各种题材和体裁的长短诗歌2500多篇，其中有大量诗歌是可以进入世界诗歌宝库的“明珠”和“瑰宝”，而且他的整个创作都为诗所渗透。例如《浮士德》本身便是一部诗剧，《少年维特的烦恼》更被公认为是以散文和书信形式写成的抒情诗。歌德曾将自己一生的事业比成一座金字塔。在这巍峨宏大的金字塔的塔尖上，安放着一个花环。这花环，按照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说法，就是用歌德自己的抒情诗编成的。对于诗人歌德来说，这个评价可谓中肯而又崇高。
从纵横两个方向上放开眼界来加以考察，歌德作为诗人可谓出类拔萃，异常伟大。德国的或者说德语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由于他才发展到空前的高峰，才真正受到了世界的重视。与他同时代的欧洲各国诗人，没有几个取得可以与他比肩的成就。难怪英国大诗人拜伦要尊他为“欧洲诗坛的君王”，并以能与他交换作品为荣；难怪海涅要视他为统治世界文坛的三巨头之一的抒情诗巨擘，与作为小说巨擘的塞万提斯和戏剧巨擘的莎士比亚并立。也就是说，歌德的诗歌创作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8岁时作第一首献给外祖父母的贺岁诗算起，诗歌创作贯穿歌德的一生。他的诗歌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有以下突出的特点和优点：1.思想深刻博大，为此我们可以举出他的《普罗米修斯》《神性》《重逢》和《幸福的渴望》以及诗剧《浮士德》中的许多片段作为例证；2.题材丰富广泛，几乎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3.情感之自然真挚，为此您不妨细细品味一下他的《五月歌》《漫游者的夜歌》《迷娘曲》和《玛丽温泉哀歌》等抒情诗；4.风格多彩多姿，不仅有早年的牧歌体、民歌体、颂歌，还有中年时代独创的短诗和从意大利借用来的哀歌和十四行诗，不仅有晚年阿拉伯风的《西东合集》以及中国情调浓郁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还有数量同样不在少数的格言诗和叙事谣曲，等等。如此长的创作时间，如此大的数量，如此众多的优点，而所有这些因素又都通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真想说，像歌德这样的抒情诗人，真是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进入20世纪以来，歌德的诗歌先后经过马君武、苏曼殊、王光祈、郭沫若、冯至、梁宗岱、张威廉、钱春绮等前辈的译介
，逐渐在我国流传开来，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重视。郭沫若、梁宗岱和冯至等前辈先后将他与我们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诗人相提并论，足以证明即使在欧洲以外的更广大的世界上，即使在他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歌德仍然受到极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崇敬。
那么，是什么条件造就了伟大诗人歌德？他的出现是偶然吗？
选译歌德诗歌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我心中释然、怡然、畅然，于阖上眼睛稍事休息之时不由堕入遐思。适才，我仿佛流连于一座花园，那么广大辽阔，那么生机勃勃，好似世界各地的名花异卉在这里争妍斗艳，满园姹紫嫣红、芳香扑鼻；繁花丛中固然也偶见几棵杂草，却无损整个花园的美丽和神奇，倒使它显得真实和自然。须知培植这座花园的歌德也是人，不是神。我这个更加平凡的人徜徉园中，东挑西选，采摘来自以为是最美丽的各色各样的花草，准备把它们送给自己的友人……
就像自然界的花园需要种子、土壤、养料和阳光，歌德诗歌的大花园也少不了它们。
生活，就好比一座取不尽、用不竭的种子仓库。歌德享年83岁，一生经历了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变革，诸如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继之而来的欧洲封建复辟，北美的独立和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等等。歌德自称这对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他是一大便利。确实，享有高龄的歌德人生阅历之丰富，体验之深刻，都非那些虽说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大诗人可比。翻开一部世界诗歌史，面对荷尔德林、海涅、拜伦、普希金、里尔克等英年早逝的天才，我们会发出多少感叹，心生几多惋惜！
歌德一生几乎没有停止过诗歌创作。把自己的思想情感用艺术化的、凝练的诗的语言和形式表现出来，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已成为了他生存的一大需要。在70多年的漫长文学生涯中，歌德的诗歌之泉几乎从未干涸、枯竭，而是自自然然地涌溢、流淌，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滞塞和中断的危机，但危机终究会被克服，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生机盎然、流水欢歌的春天。尤其让人惊叹的是，常常甚至是在写信和创作小说、剧本的过程中，歌德的诗泉会突然喷涌出来，使正在写的散文一下提高为诗——他赠给封·施泰因夫人的许多诗和著名的颂歌《普罗米修斯》都是这样产生的。1823年9月18日，歌德对他的秘书爱克曼讲：
我全部的诗都是即兴诗，它们被现实所激发，在现实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
这段话很好地道出了歌德的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事实上，歌德的诗歌几乎没有哪一首不是反映着他的一段生活经历的，反过来，他的所有重要生活经历又无不在诗中得到了凝聚和升华。
歌德的人生阅历之丰富，实非常人可比。他出身市民，后来却封了贵族；他既是诗人、作家，又担当着魏玛宫廷的多种要职；他一生热衷于科学研究和试验，还酷爱漫游和旅行，至于在文艺作品里神游，在幻想遐思中徜徉，更是他自小养成的习惯。所有这些，都在歌德的诗歌中得以体现，使其诗的内容题材变得异常丰富。特别是他一生多恋，从17岁至74岁，先后倾心于10多位女性，而每一次恋爱，都使他给后世留下一大批动人的情诗，其中实在不乏传世的杰作和精品，如脍炙人口的《塞森海姆之歌》《罗马哀歌》《西东合集》和《激情三部曲》，等等。
是的，我的老师冯至先生说得对，一部按产生的时间顺序编排的歌德诗选，也就是歌德的一部生活史或者说一部诗传。
歌德不仅长寿和阅历丰富，他的诗歌也不局限于对它们做记录和整理。他还如此热爱生活，对爱、对美、对光明、对事业的追求还如此执着；从这些执着的追求中，又产生出许多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这些，都在歌德心里引发了理性的思考，同时化作诗的感兴，催出诗的萌芽。也就是说，对歌德这样一位内心充满爱的追求者，生活的种子仓库才会慷慨地敞开大门，任其拣选、索取。难怪歌德对爱克曼说：
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景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
这段话，道出了歌德创作遵循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是他入世的人生观在美学思想中的折射，表明他是生活宝库的自觉而积极的发掘者。正因此，歌德以他70多年的生命写成的数以千计的诗歌，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宇宙的恢宏深邃，自然的仁慈博大，时代的风雷雨电，人生的幸福痛苦，还有爱情的离合悲欢，通通得到了表现。正因此，歌德的成功之作才那么情真意切，自然感人，内涵深沉、丰厚。
敏锐的天性、良好的教养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歌德诗歌大花园肥沃的土壤。
歌德出生于富裕市民的家庭，从小受到爱好文艺的父母的熏陶，加之资质聪明、生性敏感，8岁时为向外祖父母祝贺新年便作了第一首长20多行的诗。稍长，他已从父亲的丰富藏书中读到了前辈诗人们的作品，尤其喜爱中世纪的工匠诗人汉斯·萨克斯和其时正风靡德国的抒情诗人克罗卜斯托克。歌德16岁时到莱比锡大学学法律，受洛可可风影响，写下了不少绮靡轻佻的爱情诗，但同时也接触到了温克尔曼和莱辛的美学理论和诗歌理论。1770年，歌德到地处德法边境的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这是他一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不仅受到来自国境另一边的自由思想之风的吹拂，感到神清气爽，而且有幸结识了赫尔德。在赫尔德引导下，歌德不仅认识了荷马、品达、“莪相”，读了他们的史诗、颂歌和哀歌，而且开始搜集民歌民谣，从而在古代和民间两个方面找到了诗歌清澈纯净、永不枯竭的源头。德国的近代文化、文学和诗歌，一般讲是建立在古日耳曼、希腊罗马和希伯来这三大传统之上的。从小熟读《圣经》的歌德，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过在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的生活和学习，全面地接近和继承了传统，便使诗的花朵在肥沃的土壤里健康而茂盛地开放起来。音韵优美自然而富民歌风的《塞森海姆之歌》和《丽莉之歌》，节奏有力、气势雄壮的《普罗米修斯》等颂歌，还有色调典雅、绚丽、浑厚的《罗马哀歌》等，都是歌德学习传统的重要成果。
纵观德国的民族文化，迄于近代，它明显是以哲学、音乐、诗歌见长，而仔细观察，我们又会发现三者在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拿诗歌来说，便常常以哲理为底蕴或灵魂，以音乐——以富于音乐美的语言为外形，或者说是羽翼。特别是丰富深刻的哲理内蕴，更为德语诗歌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歌德的诗歌创作中，这个特点也表现得格外充分。不但他咏叹宇宙、人生的诗如《致驭者柯罗诺斯》《漫游者的夜歌》《神性》《水上精灵之歌》《遗嘱》和《守塔人之歌》等，有着深邃的哲理，爱情诗如《二裂银杏叶》《重逢》和《致维特》亦然。就说《重逢》吧，它把歌德与自己情人玛丽安娜之间的离合悲欢，把男女之间的爱情，放在世界形成和万物产生的大背景和大框架中，从宇宙观的高度来加以观察和阐释，认为正像光明与黑暗的一分一合产生了世界与万物，原本便“相依相属”的男女一旦“又聚在一起，相爱相恋”，也创造了幸福与欢乐，创造了美好的世界。因此诗中说，“创造世界的已是我们”，是热烈而真诚相爱的人，而非上帝或者真主。真不知世界上还有没有另一首诗，能把男女之爱写得如此崇高神圣，如此气势恢宏，如此哲理深刻、丰富。还有那首《幸福的渴望》，也生动形象、言简意赅地讲明了“死与变”的深刻人生哲理。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歌德也是个善于哲学思辨的地道德国人，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德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而诗人加哲人，文学家加思想家，正是歌德在世界诗坛上出类拔萃，成为“诗国的哲人”的本质特征。一言以蔽之，这是歌德之为歌德的本质特征。
歌德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传统，还乐于和善于借鉴、学习，还善于创造和创新。借鉴和学习，为他抒情诗的大花园摄取了充足而多样的养料，使它开出千姿百态的花朵，长满奇葩异卉。创造和创新，则不仅使歌德诗苑中的品种更加丰富多彩，而且赋予了它们永远蓬勃、鲜活的生命力和无穷无尽的生机。
在歌德之前，德语诗歌的创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可以说都相当贫乏，在世界诗坛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除了向自然、清新的民歌学习，年轻的歌德能从本民族的前辈诗人如汉斯·萨克斯和克罗卜斯托克那里继承的东西，事实上是不多的。因此，向外国诗人学习，就显得更加重要。不用说歌德怎样从古希腊罗马学习颂歌体（Ode）和哀歌体（Elegie），从意大利学习十四行诗（Sonette），从英国学习叙事谣曲（Ballade）等，这对于欧美的诗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我们只需看一看他是如何带着热忱成功地向处于其他文化圈中的阿拉伯和中国学习的吧。
在歌德的全部诗歌中，《西东合集》（1814—1815）可以算得上是最辉煌和引人注目的一部，无论从质还是量方面，我以为它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这样一部杰作，正是他向14世纪的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s）学习的收获。在《西东合集》中，歌德不仅让哈菲兹做他东方之旅的精神向导，与他比赛作诗，而且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阿拉伯商人和歌者。整部诗集不仅富有阿拉伯情调、气氛、风格，而且充满着东方哲理、智慧。
再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827），也是歌德有意识地学习中国诗歌的结果。歌德曾长时间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在1814年前后读了大量中国的作品和有关中国的书籍。在上述组诗产生之前不久，他又读了《好逑传》《玉娇梨》《花签记》等我国明清小说及诗歌《百美新咏图传》。在组诗中，歌德不仅学习、模仿中国古诗的格调与意境，而且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陶情诗酒、寄身林泉的中国士大夫。所有这些，都说明歌德的胸怀是多么博大，思想是多么开明，多么善于从其他民族吸取、引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向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则不仅仅丰富了歌德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自然地表现出最伟大的德国诗人对别的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同时使他的诗中常常洋溢着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意识。后面这一点，似乎可以说就是歌德的诗歌能超越时代和国界，在全世界流传，为全人类珍视的根本原因。
当然，歌德之所以能成为歌德，不只因为他善于继承、借鉴、学习，更重要的是他还善于和勇于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永不满足地探索，大胆地创造和创新。他什么原有的诗体、格律都要尝试一下，但又从不满足和局限于任何一种体裁和格律。这样，他的笔下就产生出德语诗歌的上百种新的格律样式，以致“令人担心他70年的诗歌创作几乎穷尽了德语语言和诗歌格律的一切变化和可能；正像他从前辈那里继承到的东西很少一样，他的后继者也没给德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增加多少新意”。
在艺术形式的丰富多彩这一点上，歌德同样可以说是超群出众，无论古今都很少有人可与之比拟。
尽管歌德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不断地发展变化、创造创新，尽管他的创作力有时旺盛，有时衰退，但其精神、资质始终如一，总能让人感受、体会到歌德诗歌的一些本质特点。凭借这些特点，歌德的诗歌创作构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而他的每一首哪怕再短的诗，也像一滴水一样反映着七色的阳光和整个世界。然而，要给这些特点以明确的界定和描摹，又几乎不可能；不但不可能，而且常常还会弄巧成拙，顾此失彼，造成对歌德诗歌的损害，因为诗人歌德太博大、太复杂、太深邃。
我把时代的影响放在最后来讲，是因为我认为它格外重要。对于歌德的诗歌大花园，时代的影响就犹如花木生长和兴旺所不可缺少的雨露和阳光。歌德生活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他虽然身处鄙陋落后的德国，狭小湫隘的魏玛，却亲历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瓦解、美国独立以及建造第一台火车头和动工开凿巴拿马运河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时刻关心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拿歌德自己的话来说，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便利。还不止于此。歌德生活的时代，本身应该说就是一个十分有利于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发展的时代。
16至18世纪，欧洲经受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的束缚。待到歌德于1770年前后登上文坛，正值狂飙突进运动在德国兴起。这个文学运动是上述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在要求人性的发扬方面走得更远。它崇尚天才，皈依自然，高唱“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反对一切束缚人的制度、规章、教条和它所谓干枯的理性。对于德国诗歌特别是抒情诗的勃兴来说，狂飙突进的时代气氛可谓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条件。正是在“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呐喊声中，在“天才”时代的阳光照耀下，很快成为这个运动初期的旗手和主将的青年歌德才自然地放开喉咙，尽情歌唱，唱出了《五月歌》，唱出了《伽倪墨得斯》，唱出了《普罗米修斯》等激烈奔放、气势磅礴的人性和自然的赞歌。
继狂飙突进运动兴起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象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后来兴起的现实主义的直白”。
这样的思想倾向，应该说是“个性解放”和“感性自由”的主张的扩展和深化，同样适宜于以情感为生命的诗歌，特别是抒情诗的蓬勃生长。事实上，在浪漫主义风靡欧洲的大约100年间，便涌现了拜伦、雪莱、雨果、贝朗瑞以及海涅、裴多菲等杰出诗人；而在此前和此后，在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抑或自然主义时期，称雄文坛的则更多是戏剧家和小说家。歌德虽与德国本身的浪漫派格格不入，但思想和创作都深受时代风尚的影响。不说他那天上地下、神奔鬼突、任想象自由驰骋和充满神秘气氛的《浮士德》，就讲他中、后期的主要抒情诗《罗马哀歌》《西东合集》和《激情三部曲》吧，也无不闪射着奇异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光彩。歌德生性聪颖，敏感好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精神，本身可称是一位个性鲜明突出的“天才”。但是，很难设想，在一个感情受到窒息、个性受到禁锢、天才受到压抑的时代——不管窒息、禁锢和压抑它们的是宗教，是道德礼仪规范，是“干枯的理性”，还是畸形发展的物质文明和机器——歌德的诗歌之泉仍然能涌流得如此激越，如此欢畅，他诗歌的百花园仍能如此美不胜收、欣欣向荣，能如此长久地保持色泽香味，流传后世，一代一代！
综上所述，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久远的诗歌传统，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学习、借鉴和不断创造、大胆创新，崇尚个性、放纵感情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再加上本人的秉性、气质与才华，多种主客观有利因素幸运地聚合在一起，为德国、为欧洲、为人类造就出了歌德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遗憾的是，这样幸运的遇合在世界文学史上实不多见，歌德也就只能像高高站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一样，成为一位孤独者。他不但在精神和形式两个方面集欧洲古典诗歌特别是抒情诗之大成，而且标新立异，唱出了自己的音调（像他的《漫游者的夜歌》可谓得诸天籁的千古绝唱），并融进了东方的和音。不用与平庸之辈进行比较，就说产生于歌德前后的杰出诗人克罗卜斯托克、席勒、海涅乃至拜伦、雪莱吧，他们在丰富与深刻方面都还与歌德或多或少地存在差距。正因此，我又想重复本文开头提出的一个观点：绝代大文豪歌德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选译和评析歌德的诗歌，真是一件既艰苦又愉快的工作。正像在一座神奇的花园中挑选、采摘和移植最艳丽可爱的花卉，园子很大，五光十色，花团锦簇，真令人眼花缭乱，要不是循着先前的赏花人和采花人——他们在国内是郭沫若、冯至、钱春绮等前辈，在国外则为埃里希·特伦茨（E. Trunz）和赫尔曼·奥古斯特·科尔夫（H. A. Korff）等先生的足迹，我很可能已迷失在花丛中，顾此失彼，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这个集子虽总共只选收了歌德的诗歌300多首，但各种题材、体裁都努力兼顾了，当然，尽管如此，仍不免有遗珠之憾，只好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力和经验的增长，不断地进行增补和完善了。
至于我采摘和移植的方法是否得当，编排和翻译的原则是否正确，是否会损害花朵的姿容、芬芳和色泽，自己却不能说很有把握，虽然在下手之前也考虑再三，未敢轻率。我的总原则是以我国广大读者的欣赏与接受为重，力图比较忠实传达出原诗的思想内涵，尽量再创原诗的情调、意境和韵味，在格律形式上却只求一个“似”字。这些仅仅是我自己的希望和追求，实际效果如何却心中无数。译诗之难远胜于移花。作为译者，我始终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然而真诚的心，等待着专家和读者的品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