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节用节葬

墨家为了推行他们的兼爱主张，在经济方面强调节用、节葬，认为既要开源更要节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墨子善守御，重节用。”节用是墨子思想的重要论题，是墨子的基本学说主张。墨子的节用思想，强调厉行节约，过简朴的生活，其最终目标就是要保障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

首先，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十分节俭、吃苦耐劳的人。墨子特别推崇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夏禹。墨子称赞夏禹亲自拿着土筐、木锨，疏通江河，治理洪水，奔波劳累，造成股上没有肉，腿上没有毛，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不辞辛劳。《庄子·天下》篇说，墨家学派的人物全都是“以裘褐 ^[323] 为衣，以屐 ^[324] 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家弟子都是穿木鞋或麻鞋，又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鲁问》篇记载，墨家弟子穿的都是“短褐之衣”，吃的都是“藜藿之羹”，即穿的是粗布短衣，吃的是粗劣的饭食，而且“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及其弟子们，言行一致，以身戴行，用实际行动和行为践履着自己的思想主张。 ^[325]

墨子一生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墨子认为，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要强本节用。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发展生产，重视对物质财富的生产。节用就是要关注消费，即提倡适度消费。这也就是说，要求生产和消费要构成适当的比例，对社会需求和供给要有宏观调控。在墨子看来，适度消费要以人的实际需要为限度，超出限度就是奢侈浪费。《墨子·节用中》篇说：“凡注意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物质生产必须以满足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为根本，凡是增加费用但却不能给老百姓增加利益的事情都不能做。

墨子认为，节用是实现国家富裕，实现百姓安宁，对人民有重大好处的根本性办法。《墨子·节用上》篇说：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 ^[326] 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 ^[327] ，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 ^[328] 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 ^[329] 不劳，其兴利多矣。

统治者计划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能够增益、实用，不能浪费多余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对物的使用必须增加其用度，不随意浪费，去掉其无用的花销。国家要实现财富倍增计划，不是依靠侵略他国，而是要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来实现，即凡是发令、兴事、使民、用财，都必须增加实际用途而为。当今中国，单就公车消费来说，所造成的浪费也是非常惊人的，同时公车占道也是造成许多堵车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 ^[330]

在墨子看来，能否节用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墨子·辞过》篇说：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 ^[331] ，衣服节而肌肤和。

在墨子看来，统治者必须在衣、食、住、行、性等各个方面都做到节用。“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做好在衣、食、住、行、性等各个方面的节俭、节用，是一个国家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回顾中国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是在国家强盛之后，在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都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迅速由盛转衰。唐王朝在玄宗中期，曾经出现过“开元盛世”，但却很快转向衰落。其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过于追求享乐，贪图享受，追求过度消费，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十分严重，于是终于导致唐代由盛转衰。所以，杜甫在当时才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哀叹。清朝乾隆皇帝也算是很有作为的帝王了，但因为他过分贪图享受，比如动用大量资金修建圆明园、颐和园等浩大工程，加上当时的大量官员贪污腐败，到乾隆中后期，国家就不得不走向衰落。唐朝、清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大致都是这样的。 ^[332]

墨子认为，粮食、兵力和城池是一个国家的三种重要防备。《墨子·七患》篇说：

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 ^[333] ；纣无待武之备，故杀 ^[334] 。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 ^[335] ，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因此，做好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其中做好粮食防备又是国家最根本的事情。我们今天都清楚地认识到，打仗最重要的是后勤保障。战争最终取胜的一方，往往都是得到后勤保障的一方。

墨子认为，节用不是来虚的，而是必须实实在在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即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性等各个方面都必须做到节俭和节用。

墨子认为，在穿衣服上只要能够“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在饮食上只要能够“足以增气充虚，强身适腹而已矣”；造房屋只要能够“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造舟车只要能够“完固轻利，任重致远”，能够顺利地到达要到的地方就可以了。（《墨子·辞过》）

《墨子·节用中》篇记载：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以避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 ^[336] 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 ^[337] ，陶冶梓匠 ^[338] ，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 ^[339] 、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340] 。何以知其然？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 ^[341] ，北降幽都 ^[342] ，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 ^[343] 。逮至其厚爱 ^[344] ，黍稷不二，羹胾 ^[345] 不重，饭于土塯 ^[346] ，啜于土形 ^[347] ，斗以酌 ^[348] ，俛仰 ^[349] 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 ^[350] 之衣，轻且暖；夏服 绤 ^[351] 之衣，轻且凊，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 ^[352] ，此甲之利也。车为服重 ^[353] 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 ^[354] 为舟楫，足以将 ^[355] 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

住房的根本作用是为了人们避风寒，饮食是为了充虚继气的需要，穿衣服是为了冬暖夏凉而已，乘舟车是为了能够安全即时到达，这样就可以做到人力、财力都不浪费，生产不被耽误，老百姓也就不会增加负担，从而使人民群众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356]

墨子提出节用的主张，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社会总供给还远远难以满足总需求。而且墨子发现，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天下为政者”“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节用上》）就是说，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困苦不堪，但王公贵族却奢侈浪费，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墨子提出节用，对于当时实现有效的调控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关系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同时，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一种以民用、民利为标准的消费经济观，它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是墨子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墨家的节葬思想是其节用思想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重要方面。墨子时代，厚葬之风盛行。《墨子·节葬下》篇载：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 ^[357] 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丑陇 ^[358] 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 ^[359] 竭家室；存 ^[360] 乎诸侯死者，虚车府 ^[361] ，然后金玉珠玑比 ^[362] 乎身，纶组节约 ^[363] ，车马藏乎圹 ^[364] ，又必多为屋幕 ^[365] ，鼎鼓几梴壶滥 ^[366] ，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 ^[367] ，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在这里批判当时的王公大人办丧事，所用的棺材一定要多层，葬埋一定要非常深，随葬的衣服一定要非常多，棺材纹饰一定要非常讲究，坟堆一定要高大上，等等。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诸侯死了之后，要耗尽其府库的所有财物，要将金玉珠玑等缀满死者全身，用丝絮组带装束，将车马入墓随葬等。而且，因为要求居丧之后，百姓都不能从事生产，只能少食，还要陪葬，夫妻不能同居。墨子认为，通过厚葬久丧这种做法来求得富裕，就好像禁耕求获一样，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久丧本身也不利于实现人口的增长，久丧完全是寡人之道的错误做法。

于是，墨子认为，将财物都埋在地下，大力修建坟墓，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有害无益，所以必须提倡节葬。《墨子·节用中》篇载：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 ^[368] ，足以朽肉 ^[369] ；棺三寸，足以朽骸 ^[370] ；堀穴 ^[371] ，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

墨子提出，埋葬之法应该是这样的：衣服三件，足以朽肉就可以了；棺材三寸，足以朽骨就可以了；挖墓之深，下不漏水，上无臭气就可以了。关于服丧的时间，墨子主张将三年的丧期改为三日。在墨子看来，节葬并不意味着会让死者没有尊严，恰恰相反，节葬是既让死者有尊严，又没有出现浪费和劳民伤财等情况的正确做法。

墨子认为，厚葬久丧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什么圣王之道，而完全是一种旧的习俗或陋习。墨子指出，从前越国东边有一个国家叫做輆沐国，当父母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会被肢解来吃掉，认为这样做对后面出生的弟弟有好处。当时的统治者还拿这个做政令，下边则当这个为风俗，为而不已，执而不舍，这难道就是仁义之道吗？还有，楚国的南面有一个国家叫做啖人国，当父母死后，孩子弃其肉，埋其骨，还称其为孝子。另外，秦国西面有一个国家叫做仪渠国，父母死后，架其柴火，焚烧尸体，烟雾上腾，叫做升天，这样做的人被称为孝子。当时的统治者同样拿这作政令，下面将之当作风俗，为而不已，执而不舍，这难道也是仁义之道吗？其实，这些做法都是旧习惯，安于旧风俗。因此，厚葬久丧其实不过旧习惯，安于旧风俗而已，是人们需要改变的陋习。

值得注意的是，墨家主张薄葬而明鬼，其实并不存在矛盾。东汉王充说：

墨家之说，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杜伯情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论衡·薄葬》）

墨家薄葬同时又右鬼，以鬼为上，这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在墨家看来，上帝鬼神也都是反对浪费、提倡节用节葬的。因此，死者薄葬的行为，并不妨碍对鬼神的祭祀之情，而恰恰是体现了鬼神的意志，是上天和鬼神的意志的体现和完成的一部分。 xqJUbK8MA2eWHrW+KmsiEPXODBT1YtQ0CAK++sLtvm1Yz6TfyE/kg481cNhHln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