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任何科学中，虚假事物的统治总是先于真实事物的统治。在实验化学产生以前，炼金术士占据着舞台。在精确的天文学产生以前，裁判式的星相学居于统治地位。在协作经济学产生以前，反协作的经济学在一百年的期间居于统治地位。这种经济学，或者可称之为分散论，它鼓励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则是经济领域里起破坏作用的小蛮人。
在理性为新的科学指出它必须遵循的途径以前，诡辩就已经到处占领了新的科学部门。因此，协作思想刚刚露头，人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被黑暗势力引入歧途，而无法认识协作的方法了。这种黑暗势力就是盘踞在舆论界的欧文主义者。
有多少科学，包括最值得尊敬的科学，现在还处在真理统治时代以前的黑暗时代啊！例如道德就是这样。怎么使它自圆其说呢？一方面，它向我们宣扬要蔑视财富，要爱好庄严的真理。另一方面，它又鼓励人们去爱好商业。商业是只图积累财富而不惜采用任何狡猾的手段的。我们在所有称为哲学的科学中都发现有这种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
在十八世纪，孔狄亚克曾经这样谈论过称为哲学的科学的著作家们：“没有了解词句的含义之前就滥用词句。这种手法，是他们进行论证的手法。他们从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出发走到另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在许多谬误中间迷了路。而由于这些谬误成了偏见，他们便把这些谬误都当成原则了。事情既然已经弄到这个地步，谬误已经这样堆积起来以后，只有一种整顿思考能力的办法，那就是像培根所说的那样，忘掉我们所学到的一切，重新创造人类的智力。”
那是一个谦逊的世纪。人们并不耻于承认，某些科学、特别是社会政治学还处在摇篮时期。科学界的大师们曾经怀着痛苦和蔑视的心情揭穿了科学的真相。让我们听听他们是怎样说的吧！
孟德斯鸠说：“文明社会已经被萎靡消沉的病症，内在的缺陷，隐蔽的和潜藏的毒素损坏。”（支离破碎）
卢梭说：“那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有某种我们无法洞察其原因的骚乱动荡存在。”
伏尔泰说：“请你们把人指给我看看：我因为不认识自己而感到羞愧。我努力去认清我自己这个人，认清我本身……然而，多么深沉的黑暗，还笼罩着大自然啊！”
巴特尔米说：“这些图书馆，这些所谓最崇高的知识的宝库，只不过是充满矛盾和谬误的可耻的储藏室。”
斯塔尔说：“不精确的科学没有确定过任何一条真理，却打破了许多幻想。我们忠于推理因而重新陷入了模糊不清的状态，经过老年时代而重新陷入了幼年时代。”
今天情况正在改变。这一整座哲学体系的迷宫已经变成知识智慧的滔滔巨流，变成向种种尽善尽美的境地迅速前进的出色的飞跃。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的时代正在显示这种骄傲。这个时代因为物质方面的某些进步而骄傲，却没有觉察到，在政治方面正在后退。它的迅速前进，好像虾的爬行一样。虾虽然往前爬，其实却是向后退。
工业主义是我们最新的一种科学幻想。这是一种混乱地进行生产的躁狂症。生产毫无秩序，在按比例给予报酬这个方面，没有任何办法，丝毫不能保障生产者即雇佣劳动者从增加的财富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因此，我们看到工业占优势的区域同对这种进步漠不关心的边区相比，乞丐同样满坑满谷，甚至更多。
重要的是，在工业主义的幻想，或工业的流弊刚刚露头时，就应该加以铲除，因为它是一种最违反协作政策的制度。协作政策的基础是：劳动引力、比例分配、动力节约、人口平衡以及其他法则。而工业主义制度，这种生产混乱，不能保证公平分配的制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与这些法则相去十万八千里。
让我们在这里根据效果来判断体系。且来看一看英国的情况吧！这个国家是人们向一些国家推荐的样板，是这些国家羡慕的对象。我将用无法反驳的证据来评定英国人民的福利。
1827年3月21日曾经举行过一次伯明翰手工业主会议。会议宣称：“工人熟练的技能和俭朴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免于贫困。农业中使用的大批雇佣工人都是衣不蔽体的贫民。这些贫民在这个粮食特别丰足的国家里有的快要饿死了。”这一供认因为出自工厂主阶级之口，所以更加不会被人怀疑。工厂主阶级所关心的是，削减工人的工资和掩盖他们的贫困。
下面是第二个同样热衷于掩饰本国缺点的见证人。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工业主义者。他将揭穿自己的科学的面目。
1826年2月28日，在伦敦下议院的会议上，贸易大臣哈奇逊先生说：“我们的丝织工厂雇佣几千个儿童。他们从每天早上三点钟到晚上十点钟一直受束缚。一星期给他们多少钱呢？一个半先令，等于法国的三十七个苏。也就是说，大约每天五个半苏。但是他们却在手执鞭子、对每个稍停片刻的儿童无情鞭打的工头的监视下被束缚十九个小时之久。”
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显而易见，过度的工业竞争使文明制度的人陷于贫困和受奴役的程度，同自古以来就以农业和工业的奇迹著称的中国和印度半岛的贱民的处境一样。
除了英国外，让我们举爱尔兰做例子。爱尔兰由于农业过分发展和地产过于分散，已经陷入和英国由于工厂过分发展和大地产过多所处的相同贫困的境地。同一个帝国的两部分之间这种明显的对照，很好地证明了文明制度的经营办法的恶性循环。
1826年都柏林的报纸中曾经写道：“这里民间流行病猖獗：送到医院去的病人，只要给他们东西吃就会恢复健康。”他们患的是饥饿病，不是魔法家也能够猜破这一点，因为他们只要有东西吃就会痊愈。不必担心达官贵人们会染上这种流行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都柏林的省长或者大主教因饥饿而得病。他们倒会由于消化不良而患病。
文明制度下的人在不是死于急性的饥饿的地方，却死于穷困造成的慢性饥饿，死于迫使人们吃不卫生的食物的那种饥不择食的饥饿，死于迫在眉睫的饥饿，即因工作过度疲劳而死，因贫困而被迫从事非常有害的和极其繁重的工作而死，死于因此而发生的寒热症和虚弱症。因为患这些病症总是意味着接近死亡。
而当他们不挨饿时，又靠什么来活命呢？要判断这一点，就得实际去看看法国农民，甚至去看看被吹嘘为土地肥沃的省份的农民吃些什么。有八百万法国人没有面包吃，只能吃栗子和其他很少一点食物。有两千五百万法国人没有葡萄酒喝。与此同时，却有大量葡萄由于过剩而不得不扔到臭水沟里。
这就是经济制度向着完美的境地的出色飞跃，而每年还是有成打成打谈论国家富裕的新哲学著作问世。书里描述得多么富裕，而茅屋里又是多么贫困啊！
让我们把现实同这种幻想对照一下。且看伦敦的情况吧！伦敦每年发给贫民的救济费多达两亿英镑，而且还要赡养：
十一万七千个靠教区照顾的公认的贫民；
十一万五千个被遗弃的贫民、乞丐、骗子和流浪者。
在这些人中间有：
三千个窝赃者，其中有一个拥有两千万财富；
三千个制造伪币、唆使奴仆盗窃主人，唆使儿子偷窃父亲的犹太人。
这个大工业中心城市总共有二十三万二千贫民。——难道这是出色的飞跃吗？法国也正在走向这样的贫困。在巴黎，已经知道的贫民有八万六千人，也许还有同样多的没有被人知道的贫民。法国工人的生活极其贫困。在像毕加第这样生产高度发展的省份，在亚眠，康布雷和圣康坦之间，农民的土窑中根本没有床铺，他们用干树叶做小床。干树叶经过一个冬天就变成长满蛆虫的粪堆。因此，睡觉醒来，父亲同儿子就得互相把粘在身上的蛆虫弄掉。这种破旧屋舍里的食物同家具一样简陋。美丽的法兰西的幸福命运就是这样。还可以举出一打同样贫穷的法兰西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利木赞、赛文山脉、阿尔卑斯山、汝拉、圣太田，还有甚至被称为法兰西花园的美丽的土伦。
工业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答复是，应该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可是，知识对于没法生活下去的不幸者又有什么用处呢？——它将会促使他们起来造反。
人类的这种堕落产生了无神论。无神论随着文明制度的工业进步滋长起来，而工业似乎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嘲讽。无神论是文明制度的必然产物。文明制度已经拖延得过久，并且使生产普遍高涨，然后人们才了解到按比例的分配方法和保障人民最低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人们才认识到关于生产关系的符合本性的或神的法典。
上帝甚至为昆虫都制定了社会法典，——难道他会忽略为比蜜蜂、黄蜂、蚂蚁更大大值得他关心的人类制定这种法典吗？难道他在创造生产的情欲和生产的因素时竟不懂得这些东西供什么制度使用吗？假如是这样，上帝就甚至比我们的工人还要愚蠢，因为建筑师在为某种建筑准备材料时，就一定会预先画一张他想使用这些材料来修建的建筑物的设计图。
上帝本来应该预见到我们的立法者——梭伦之流、查士丁尼之流、孟德斯鸠之流、塔尔日 （10） 之流的无能。如果这些人自称能够编制社会法典，那么，上帝就更有理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只能靠强迫手段、暗探和绞架来作他们的法律支柱。上帝则用引力来作自己的法律支柱，而上帝是引力的唯一的分配者。许许多多其他征兆已经使人预感到神的法典的存在。因此，应该举行竞试来探讨这种法典，并且首先确定这种研究所应当采取的方法。
要使神的法典成为有系统的法典，首先必须就经济制度作出决定，因为经济制度起着主要的作用。管理则只是随它之后产生的。这就是说，必须探求上帝关于经营的法则，以及关于他为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所规定的秩序。
恰恰相反，政论家们在三千年期间仅仅研究了管理、研究了行政的和宗教的舞弊行为。只是在最近一百年他们才开始考察经营问题，却没有想到要纠正它的混乱现象。不管是一时的疏忽大意也好，或者是一贯的错误也好，他们赞美过经营上的两种根本缺陷——生产的分散性和用自由竞争的名义装扮起来的商业欺骗。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由此可见，科学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它不对称为农业和工业的这两个部门的罪恶进行斗争，而只是在政府和僧侣的这两个部门中起作用。但是，触及这两个部门，不能不引起骚动不安，往往还会使营私舞弊行为加倍猖獗，而用协作制度来纠正农业和工业的缺陷，则是政府当局完全可以同意的。政府当局会发现，使收入增加三倍和停止一切党派纠纷对它有很大的好处。而一旦过渡到幸福的协作制度，人们将会怀着怜悯的心情来看待党派纠纷了。
在讲到这个关于经济和科学的一般缺陷之后，还应该谈谈个别的缺陷和制度的错误。这是一个需要写一卷书的题目。我准备只简略叙述一下。
——————————
贫困现象根深蒂固，甚至还有所发展。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被这种景象弄得惶惑不安。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他们的科学是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不久以前，萨伊先生和西斯蒙第先生两人曾经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西斯蒙第先生在观光海外奇迹归来之后声称，拥有大规模工业的英国和爱尔兰，只不过是一大群贫民；工业主义直到现在还只是一种幻想的境界。让·巴·萨伊先生为了科学的荣誉进行反驳。但是老实说，政治经济学已经被1826年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危机弄得晕头转向。它力图为自己辩解。已经听到像已故的杜·斯图亚特之流的学派领袖们在说，科学只限于起消极作用，它的任务仅止于研究现存的灾祸。
这就好像一个医生向病人说：“我的职责只是分析你的寒热病，而不是给你指出治疗寒热病的方法。”这种医生在我们看来是最滑稽可笑的。然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想扮演的却正是这种角色。他们觉察到他们的科学难于找出解除疾病的药剂，而只会使疾病恶化。他们像狐狸对掉在井里的山羊那样，对我们说：“用劲往上爬，把劲全都使出来。”
如果容忍这种消极作用，容忍这种他们认为可以用来原谅科学的无能的利己主义，那么他们还是非常难于履行“对疾病作分析”的这个诺言。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疾病普遍存在，不愿意承认经济体系中的一切都有缺陷，它各方面都是是非颠倒。让我们根据不久以前西斯蒙第先生无意之中作出的半承认来评断这件事。他承认消费是用颠倒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消费以游手好闲者的随心所欲为基础，而不是以生产者的福利为基础。这已经是向诚实的分析迈开了第一步。但是，难道颠倒的结构只限于消费方面吗？难道下述情况还不很明显吗？
由名为商贾的中间人进行的流通是倒行逆施的，因为这些人变为生产品的所有者。他们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撞骗欺诈、巧取豪夺、使人破产等阴谋诡计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敲诈勒索，引起经济体系混乱。
由于工业进步而使工资降低和人民贫困的竞争是倒行逆施的，因为竞争愈发展，工人愈不得不接受工资微薄的、众人争夺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商人愈多，由于牟利困难就愈采取欺诈手段。
上面已经谈到经济结构中用倒行逆施的方式引导的三种动力。我很容易举出三十种这样的动力。可是，我为什么只承认其中的一种，亦即倒行逆施的消费呢？
经济制度有一种更加突出的破坏性，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和群众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对群众不怀好意。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需要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打碎；裁缝和鞋匠希望公众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两套衣服，多穿坏两双鞋子。为了商业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老生常谈。法院认为法国每年连续发生应该审理的十二万件犯罪案件和违法行为是适当的，因为这个数字对维持刑事法庭是必需的。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战斗的状态中。这是反协作制经营方式或倒行逆施的世界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在协作制度下，这种滑稽可笑的现象将会消灭。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只有在全体群众的利益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利益。
在所有必然会使人们对目前的经济制度发生怀疑的指数中，没有比分配方面的简单比率更加使人吃惊的了。我说简单比率，指的是只从一方面增长，而不是从另一方面增长的比率：下面就是把这种比率适用于五个阶级的例子：
穷苦阶级 生活拮据的阶级 中间阶级 富裕阶级 富有阶级
A行代表社会初期的状况，当时财产的差别还不明显，0表示穷苦阶级还不存在。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正如在B、C、D、E等行所看到的那样，穷苦阶级应该按照每行所表示的比例获得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E这个财富等级中，当富人每天有一百二十八法郎作为开销时，穷人至少应该有八法郎。在这种情况下，比率是复合比率，对五个阶级都是按比例增长的，但不均等。
但是，在文明制度下，比率只是从一方面增长，穷苦阶级永远停止在零这个数字上。因此，如果财富达到第五阶段即E行时，富有阶级全部获得它一百二十八法郎的份额，而穷苦阶级却只获得零，因为他们获得的份额永远少于必需的份额，以致文明制度的比率是按照0、2、8、32、128这样成倍增长的。群众，即贫苦阶级，简直得不到财富增加后应得的份额，而只是越来越贫困。他们眼见各种各样的财富日益增多，而自己却无法享受。他们甚至连获得令人厌恶的工作也没有把握，虽然这种工作会折磨他们，除了使他们不致饿死外，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在这方面，懒散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就比爱劳动的人民幸福。因为西班牙人愿意接受工作的时候，就有把握找到工作。法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则得不到这种好处。
我并不由此就得出结论说，西班牙的社会制度是值得赞美的。远非如此。我只是想达到本文标题中所表明的目的，证明在分散经营的制度下，即在文明的经济制度下，一切都是恶性循环。这种制度的成就所创造的是幸福的因素，但不是幸福。幸福只有从劳动引力和按照E行的按比例的分配制度中才能够产生。当劳动还使人厌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必须使人们停留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中才能使他们同意从事生产劳动的时候，按比例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既然文明制度的生产量只是协作社将有的产量的四分之一，而人口又显得过多，那么，就不能保证给予文明制度下的广大平民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即适当的必需品。
经济制度的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是大家公认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了。人们开始从各方面对它发生怀疑，而且觉得奇怪：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我刚刚叙述过五种缺陷，其中每种都足以单独造成这种混乱。当所有的五种缺陷同还没有列举出来的五十种缺陷一起发生作用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呀！
证明了文明制度的人民遭受厄运的必然性之后，让我们再注意这一点：工业的发展使富人的幸福增加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增加。现在巴黎的资产阶级拥有比十七世纪的高官显贵更漂亮的家具，更美丽的小玩物，这增加了什么幸福呢？难道那披着开司米羊毛披巾的太太比谢温叶和尼侬 （11） 这类人更幸福吗？现在我们看到巴黎的小资产者桌上摆着镀金瓷器，难道他们比路易十四的大臣，如考尔贝、卢甫瓦等有陶瓷器皿的人更幸福吗？
毫无疑义，有的东西改进后使用方便，效果好，的确令人感到愉快。如马车的弹簧架就是这样。但是有些奢侈精美的东西经过一个星期后，人们便对它们感到厌腻了，如瓷器就是这样。因为它们的用处只是激发穷人的贪欲。在穷人看来，富有阶级拥有这些玩意儿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些东西在协作制度的时代才有用处。那时，它们将具有双重的属性——激发劳动引力和增加情欲的协调，而情欲的协调才是一种真实的享乐。这种协调对于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虽然他们在财产上极为悬殊。那时，最贫穷的人得到的快乐将比现在最富有的国王多得多。因为，情欲谢利叶制度可以创造社会的协调，也就是现在的高官显贵们几乎无从知道的精神愉快，而且可以把感情上的辨别能力提高到文明制度根本无法想象的精细完美的程度。
总之，我重复一遍，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相反，事实将会证明，如果不能发现循着社会发展阶梯真正前进的办法，则工业的过分发展会给文明制度带来极大的不幸。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政治家，一方面夸耀飞速的进步，一方面却像虾类那样爬行前进。对两个派别——自由主义者和工业主义者、蒙昧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所促成的这种倒退运动进行分析，将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题目。
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在于：蒙昧主义这一派并不否认他们的目的在使第十世纪复活，而自由主义这一派则自认为他们能够使社会臻于完善。这是虚假的，因为自由主义者旨在用双重办法使车轮倒退。在我写的专门章节中，人们将会看到，科学并没有能够把文明制度提高到它能够达到的唯一的进步程度，即上升到第四阶段。
称为文明时期、野蛮时期、宗法时期、蒙昧时期或其他名称的社会时期，与人的年龄相似，它们各自又分为四个阶段，即一、幼年时代，二、青年时代，三、壮年时代，四、老年时代。称为老年时代的第四阶段有时倒是一种有益的进步。这一点，可以根据埃及的情况来判断。埃及在掌握了军事战术、航海术和某些科学之后，便进入了属于第四阶段的衰老的野蛮制度，而这种野蛮制度又逐渐导向文明时期的第一阶段。因此，这是一种真正的进步，正如夜晚再进步就接近白昼一样。
如果文明制度能够从它的第三阶段，即现在它所处的阶段，进入还未诞生的第四阶段，那么这会是一种极端有利的转变。因为我们便会接近下一个时期，社会保障时期，即同文明制度连接的最高阶段。保障乃是一切哲学家所幻想的幸福。可是，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到这种幸福。为了获得保障，必须越出文明时期，上升到下一个阶段。我们的科学不能使我们这样从一个时期进入另一个时期，甚至无法使我们循着文明制度发展的道路前进，也就是说无法使我们至少从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关于第四阶段的结构，我将在第七编中加以解释。
让我们在这个题目上注意这一点：人们尽管对文明时期进行了那么多考察，可是，还没有考虑到要对文明制度作正确的分析，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确定每个阶段之所以形成为阶段的独有的特点（譬如第三阶段的商业无政府状态），以及确定那在四个阶段期间居于支配地位的共同特点（譬如以扼杀小强盗为目的的大强盗联盟），然后再确定从其他时期借用来的前后衔接的特点。军事法典就是从被称为野蛮制度的低级时期借用来的，而货币制度则是从高级时期，即从尚未诞生的团结一致的保障制度的时期借用来的。它是人们在交往方面得到真实保证的唯一领域。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科学竟然忘记了对文明制度进行分析，忘记了这种有系统的序列所指示的基本的首要的研究，那么人们难道还会因为我们的科学忽略了对其他许多构成新颖而浩瀚的科学的研究，譬如忽略了对下述科学的研究而感到奇怪吗？下述科学，我把它们同它们所归属的各类学者加以对照：
道德学家——文明制度的分析
政治学家——团结一致的保障制度的理论
经济学家——协作的近似值的理论
形而上学家——情欲引力的理论
自然科学家——全世界普遍类比的理论
如果每类学者都这样忽略了自己的首要任务，那么就不会因为他们忘却了那个不很重要的细节（如对经营方式的恶性循环的分析）而感到奇怪。这种经营方式，显然是违背英明政策的下述四种原理的：
适用于三类固执的人——儿童、野蛮人和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劳动引力；
按照每个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等三个特点使每个人都得到满足的按比例实行的分配；
保持在会使下层阶级生活拮据的人口数字之下的人口平衡；
力量的节约，或最大限度地缩减非生产者——商人和其他的现在人数多到约占文明制度的人口三分之二的那一类人。
工业主义者回避这些问题，也回避了上百个其他问题。这上百个其他问题本来可以向那些认为通过发展分散的农业和无政府状态的商业（即欺诈的竞争）的途径会使社会制度臻于完善的人提出来的。作家们只知道对主要的缺陷交口称赞，以免提出防止这些缺陷的办法。在基本问题方面，例如在人口平衡问题上，我们看到科学对它略而不提，说这是无法理解的。斯图亚特正是这样来解答人口过多这个谜的。在他之后，华莱士和马尔萨斯也来解答这个谜，但是，他们对这个谜的理解也并不比斯图亚特好一些。
如果还对文明制度存什么指望，那么，社会政策的问题就会完全无法解决。文明制度在各方面已经成为理智的迷途，在各方面都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但是，为什么还不努力去发现新的社会制度呢？对那些白费力气寻求新主题的作家们说来，这正是他们的锦绣前程。
当他们偶然涉及某种新思想，例如涉及劳动协作社的思想时，他们就赶快把这种思想弄得模糊不清，把自己的陈腐的诡辩，直至最滑稽可笑的东西，例如财产公有和意见完全一致的真正慈善家的温良博爱，都塞进这种思想中去。
情况远不是像欧文派所炫耀的这些精神上淡而无味的论点所说的那样。协作制度需要的分歧意见和需要的一致意见在数量上一样多。一切正是应该从意见分歧入手。为了组成情欲谢利叶的法郎吉（由一千八百人组成的协作社），在促成人们意见一致以前，必须使人们至少发表五万种分歧的意见。从这个例子可以判断，我们的世纪距离协作社的道路何等遥远。它还把关于情欲和社会和谐途径的种种虚妄的道德观点带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中。
——————————
我已经谈过，既然工业主义在我们的科学幻想中是最新，而且是最享有盛誉的东西，那么，我就应该在谈这个问题的实质以前把这种幻想拆穿，使它的拥护者醒悟过来，而且向他们指出工业主义的努力方向是不对头的，指出这种无目的和无方法的经济制度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中。
但是，为什么这样有学问的人，这样能干的作家们，竟会这样无能呢？为什么他们卓越的才能只是把我们从一种弊端引向另一种弊端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指南针在迷宫中乱走。
在这方面，我们且来回忆一下他们关于类比的基本原理（上面引证过谢林的基本原理）。如果说在自然的体系内存在着统一和类比，那么在政治领域内，也和在物质领域内一样，我们就应该有两种罗盘仪。航海者有磁针和星辰辨明方向；社会政策也同样应该有自己的两种向导，即自己的罗盘仪和反罗盘仪。如果上帝没有像给物质世界一样也给社会世界两种向导来指导它的行程，那么就既不会有体系上的统一，也不会有类比。在指出这两种社会的罗盘仪以前，必须使人们多多少少觉察到还缺乏这两种罗盘仪，觉察到应该在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中努力去发现它们。
在经济领域中，我想拿天赋和发扬这种天赋的艺术来作为说明。这是一种人们完全不知道的艺术。现在，我拿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来评论这一点。
一个二十三岁的赶大车的青年工人运送五金到夏朗德市的曼比和威尔逊两地的工厂。这个以建筑规模庞大而闻名的工厂的外景迷住了他，发展了他的天赋，即他那种直到目前为止连他的父母和他本人还不知道的劳动引力。他干这种工作后，进步很快，以致到年终就能代替一个每天挣二十二法郎的熟练工人。
根据这件小事，人们就可以对我们的生产方法、对我们的教育理论，以及改善人类和研究人类的理论表示多大的不满啊！这些理论为什么不能从幼年起就辨明并且发展每个儿童的劳动天赋，并且使他适应本性要他去做的各种事情呢？对文明制度说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明制度只希望梅塔斯塔奇奥 （12） 作个看门人，希望卢梭和富兰克林作两个愚昧无知的工人。只是在万分侥幸的场合下才能看到某些劳动者从这种被埋没的状态中得到拯救，并且往往是很晚才被安置到本能给他们指定的岗位上。这个赶大车的工人到了二十五岁才找到了这个岗位，而且是偶然才找到的。
因此，我们显然缺乏罗盘仪和钥匙，来解释这部关于劳动和科学的引力的天书的密码。只有应用情欲谢利叶的方法，才能使这种引力和天赋显示出来。因为情欲谢利叶是社会机构的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的主要罗盘仪。
就这方面来说，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是，要使每个三岁的儿童不仅发展出一种天赋，而且发展出二十种天赋。他应该从四岁起就能很熟练地参加二十种劳动谢利叶的工作，并且在那里挣得超过他们的生活费的工资。他们在那里轮流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使之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文明制度的人不仅缺少四岁时就可以得到发展并且充分发挥作用的二十种天赋，而且往往在二十岁时还不能发展出应该发展出来的任何一种天赋。如果他是平民，他的父母就会不按照他的本能而强制地把他安顿在某一工作岗位上。于是，他就在这个岗位上糊里糊涂混日子。因为任何人如果不能发挥本性指示他应该发挥的作用，他将是不幸的。如果他出身殷实阶级，也许他三十岁还不会有成就。因为送到大学、法科学校和医科学校去的一百个青年人中，毕业后未必有二十个人会有成就。
使人的天赋开花，这种从幼年起就使天赋得到发展的艺术是我们的科学的暗礁。这说明，我们在指导本性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罗盘仪，甚至在农业上也是这样。因为在乡村儿童看来，这种职业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们的科学，在劳动教育方面和在其他各个方面一样，显然处在本性或引力的途径之外。而且，事实很清楚，为了获得指引劳动活动方向的罗盘仪，就必须采用新科学：情欲谢利叶。如果它能按照我在第一编里将要叙述的规则正确地组织起来，那么人从小到老都会一直兴趣勃勃地参加工作。他能够为社会利益服务，同时也为自身利益服务，并且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
还有应该确定的第二个社会罗盘仪。因为自然界对各种行动不是只赋予一种罗盘仪，而是赋予两种罗盘仪。因此，它还应该赋予我们社会力学方面的反罗盘仪。现在我首先指出在什么方面缺少这种罗盘仪。
在行政管理方面，本能使我们发现了自然保障的萌芽（诚实和节约的保障）。但是，人们都只能把它应用于货币制度，亦即在人的关系上诚实和节约唯一占支配地位的领域方面。什么是货币制度呢？这就是对于国库的管理，而国库具有由交换业务和金银生产业务所构成的两种平衡力量。它们的竞争把政府保持在节约和诚实的途径上。这就是说，这是一种本来应该用于整个商业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方面，以便在这些方面引进节约和诚实的保障的制度。
货币业务是一种垄断，而且是一种复杂的垄断。它具有两种平衡力量：它与简单的垄断，例如烟草的垄断完全不同，因为烟草垄断没有平衡力量而是任意的垄断。
我们手里有两种社会罗盘仪中的一种，即本能使所有的政府去发现的复杂垄断。但是政府却没有本领把它应用在商业方面，操纵它来为人民谋福利，而人民在流通机构内是需要诚实和节约的保障的。
受到关于自由的诡辩的欺骗的行政管理机关，竟然听任自己的领域最好的一部分被人夺去。它放弃商业，让给私人去经营，听任商业处于欺诈的竞争之中，处于欺骗和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
下述两种方法中究竟哪一种可取：是在货币垄断中占优势的保障的方法呢？还是每天都在增加代理人、吞没更多的资本、到处招摇撞骗和使机构复杂化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贸易自由方法呢？为了判断这个问题，可以假设暂时把货币业务置于商业制度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样一来，每个国家马上就会出现两万个造币厂主，他们一面表白自己是正直的，一面却依照商业习惯彼此竞相铸造成色不纯的钱币，因而阻碍一切交易，使金融陷于混乱。
因此，显而易见，经济领域的保障，就在于复杂的垄断，或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国库管理，而欺骗的竞争制度则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所以，第二种社会罗盘仪是复杂的垄断，把它应用在商业上，就会为我们开辟一条摆脱文明时期的出路，使我们上升到协调的保障时期，亦即介乎文明状态和协作状态之间的中间阶段。
就这样，我们的哲学家们梦想实现社会保障而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财宝，其实财宝就在他们手边，并且已经在我们的交往关系的最明显的领域中，在通过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垄断实行管理的货币业务的领域中看到它的萌芽。
哲学家们关于社会平衡力量的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喋喋不休地议论什么均衡、平衡和保障，等等，但由于他们是古代哲学的怪癖的继承者，他们就想把这些本来应该放在经济领域中的平衡力量用在行政管理工作中。
这条错误的途径只能引起混乱。虽然人们希望用宪法来约束政府，但是政府总会完全成功地摆脱这种约束的。要改造的只应该是经济制度。只要经济制度是以保障制度或协作社制度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任何政府便会把压制舞弊行为看成是自身的利益所在，而在文明制度下它却要庇护这种舞弊行为。
这就是说，改革家们应该注意的只是经营制度，并且为了在这次改革中有方向可循，必须利用两种罗盘仪之一——
或者是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垄断。这种垄断已经萌芽，而且由于它自身不断扩大，将会导致社会保障时期；
或者是情欲谢利叶。情欲谢利叶的发现虽然比较困难，但它会引导到协作社制度，即达到人类最终的命运（保障只是一种过渡，只是一种介乎称为文明制度的厄运与幸运——协作状态——之间的混合状态）。
复杂的垄断的发现更加适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枉费心机地对英国在海外贸易方面实行的简单垄断进行斗争。这种经济的暴政在复杂的垄断面前，如同所有别的东西一样，会自然而然垮台的，而且英国本身也会从这件事里得到好处的。这种发现会使被称为经济学或经济主义的科学闻名于世。可是这门科学却宁愿退却，并且硬说它的任务仅仅限于分析现存的制度。那就请他至少要去完成这个职责，去从事那会向我们揭示出种种怪诞的卑鄙可耻的行径的商业分析吧！由此，便会得出必须把这种罪恶渊薮、这种荒唐结构加以改造的结论。这种荒唐结构会合六十种有害的特点（例如已列举过的颠倒的消费、流通和竞争等），曾经用工业为各族人民设下了陷阱，并且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贫困和堕落。有人硬说，人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虚伪。然而，半世纪前，用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不褪色的布料和真正的食品，而现在却到处是赝品和欺骗占统治地位。庄稼人也成了像商人那样的骗子。乳制品、牛油、葡萄酒、白酒、咖啡、糖、面粉——这一切都被厚颜无耻地加以伪造。贫苦大众再也无法买到真正的食品；卖给他们的只是些慢性的毒物，——商业精神竟发展到遍及穷乡僻壤的地步了。
当蒙昧主义派引证这种结果来论证自己倒退的观点时，他们可以自认为拥有充分根据，特别是1826年发生了过分富裕的危机之后尤其是这样。但是，在当前这个时机，蒙昧主义毕竟是可鄙的和危险的根源。曾经有过一种极其光辉的作用，而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却没有能够掌握它。他们本来应该完成自由主义者无法完成的事：循着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梯向前进展，通过改造商业制度的方法来实现真正的进步，以及进行一项非常轻而易举的工作，可以使法国国库有两亿收入，使全民族有十亿收入，进一步（这是更有价值的优点）则在被目前无政府状态弄得引起公愤的流通机构中实现诚实和节约的保障。半个世纪以来，商务作为一种工作，虽然只有很少改变或完全没有改变，但是商业已经把自己代理人的数目提高三倍，欺诈则随着资金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如果蒙昧主义者能够发明这种做法，能够把货币制度即复杂的垄断或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国库管理制度，应用到商业上，他们就会从自由主义者手里夺去舆论的同情，并且能够向他们说：“看，我们把社会制度引到了完美境界，你们却只会使它倒退。你们只会崇拜金钱，只会糟蹋自己口若悬河的口才，用它来歌颂无政府状态和商人的欺诈，而不是把自己的全副力量用来寻求诚实的贸易方式。”让我们结束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吧——
诡辩主义者们硬说他们创立了协作社，或者写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有两种罗盘仪，甚至不知道称为具有两种平衡力量的垄断的第二种罗盘仪，而这第二种罗盘仪，如同被踩在脚下的不易发现的宝石一样，就存在于我们中间。
另一方面，这些实践家们和理论家们都陷于烦琐哲学的无神论的恶习中，都陷入一种错误中。这种错误在于期望从称为立法的人的理性中获得知识，而这些知识却应该是通过对引力或自然规律的研究而向神的理性去祈求的。
人们可以看到，一些自称是协作社的团体，不去从事这种研究，而去参与政治和宗教的学术争论。其中某些人几乎发展到同上帝决裂的地步：废除崇拜上帝的公共仪式的欧文派就是这样。一看到这种可怜的革新，就足以甚至在未了解他们的教条和方法以前就得出结论：他们对于协作社毫无认识。
如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模糊地预感到协作社这种机构，他们就会知道，在协作制度下，爱上帝将成为所有的人的热烈的情欲：他们时时刻刻享受新的愉快，并且在欢乐的海洋上乘风破浪地行驶时，将会感到有必要时时刻刻向如此美妙的制度的创造者表达自己的敬意。他们绝不会在举行礼拜时慢吞吞，而会把它变成一种富于魅力的习惯。庙堂中的宗教集会，还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感激心情。他们还希望在劳动小组或者娱乐小组中看到有创世恩人的标志。他们希望用某种方式来使它同自己共享幸福，并且希望在每次集会时歌唱颂扬上帝功德的赞美诗。
令人厌恶的情欲和性格达到了和谐。生产劳动甚至对骄奢淫逸之徒也成了诱人的事情。儿童从幼年起就经常参加有益的事情。引力提供优越的冲动。当无神论者自己看到神的智慧的这些杰作时，我是说，当无神论者看到这些奇迹时，就会把自己对宗教的精神的赞同看成是一种胜利的标志。他们会变成最热烈赞美上帝和痛斥文明制度的法律的人。文明制度的法律，看来确实正像它实际的情况一样，是地狱精神的产物。这些只会贬低美德的法律，使恶习处处得逞，而使人对天意产生怀疑。因为在文明制度的种种叛逆行为中，在工业生产的可鄙的结果中，看不到一点天意的迹象。而这种工业生产对于注定从事它的人说来，乃是一种折磨，使文明制度的人的处境远不如蒙昧制度的人和牲畜。
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必须缩短叙述，我们不得不略去许多初步的概念。对学者和艺术家们略述一下他们在新制度下将会享受到的无数财富和荣耀，这本来是特别适当的。他们很容易因为这种发现而感到沮丧，他们担心新的科学会损害他们理论体系的销路。他们为了获得一点可怜的额外收入而不得不曲意逢迎，竟把关于这种制度的思想称为妄想。其实，在这种制度下，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将被列入最高等级，并且很容易挣到文明制度只是给予证券投机者和阴谋家的那种财富。
他们迷恋自己在其中居于末位的那种秩序。这是上了多大的当啊！因为在那种秩序下，再没有比学者和艺术家的地位更受奴役、更受压迫和更受卑视的地位了。他们称颂崇高的真理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可是，这种崇高的真理并不是哲学家们的朋友。因为，如果他们敢于使人们听到崇高的真理，他们就不只会丧失一切，而且还会受到迫害，如维尔曼 （13） 、拉克莱捷尔 （14） 、米舒 （15） 、勒让德 （16） 、蒂梭 （17） 、莱弗甫·瑞诺 （18） 等人一样。
我答应向他们证明，在协作制度下，他们将会享受完全的自由。他们挣几百万法郎，比现在挣几千法郎还容易。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乡村教师，都会成为高贵的人，更不要说那些能够在某一方面领导某一省的师范学校的人了。在协作制度下，必须有使人民都成为有知识的、熟悉科学和艺术的人。这是共同发财致富的手段，因而连现在的蒙昧主义者也将会赶快来推进教育事业。
学者们这个即将到来的命运的图景对那些过惯困苦生活的人说来，会过分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始终怀疑我在夸大其词，并且认为我也像金融家一样，在一个数字后面加的零太多了。这种提法完全不对。什么都是完全可以用算术来证明的。我并不想夸大数字，却有缩小总数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到，光是一门新的科学——类比学，它的每一十六开的印张就会使作者得到稿费五六百万法郎。类比学的内容至少可以写成三千卷篇幅像本卷这样大的书，并将一个印张一个印张地问世，以满足读者的迫不及待的心情。这只是社团制度保证给予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一笔巨大的收入而已。
在这以后，难道他们还有理由抓住自己在巴黎的四十万法郎的菲薄的个人收支不放吗？那就无异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人：这个人在能够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因而可以抛弃自己的木板屋而住进私邸时，竟会想到他如果失去他的土罐子和木调羹就会饿死。
可以原谅因催眠术的发现而感到惊慌不安的医生，因为催眠术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缩小医生的活动范围而不给予补偿。引力的计算学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引力计算学对所有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是一条帕克多尔河 （19） 。
我转而谈到这个理论时，只有向读者讲这个理论会使我们达到的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地引起读者们的注意！这个理论将使人获得财富和幸福，而且这种幸福并不是仅仅由于财富就能够得到的。这种幸福在于情欲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文明制度最富有的人还远远不能得到的幸福。人们将会深信，文明制度下最幸福的人，像有权有势的年青、漂亮而又强壮的君主这样的人，都无法获得协作制度下同样年龄和同样健康的人们中最贫苦的人所享受得到的那种幸福。在这里，所有关于真正幸福的哲学的学术争论都会宣告结束。必须承认，这种幸福不是为文明制度创造的，即使最受人夸耀的骄奢淫逸之徒距离这种幸福仍然是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