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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机构之所以很迟才发现，原因之一是人们违反了小心谨慎的做法。这种做法就是要展示出协作社的巨大好处的图景，借以引起人们的希望并且刺激人们去研究它。用这个题目可以写出很多卷书。我只用几页的篇幅来叙述。我叙述的时候，假定到处都已经建立了协作社，乡村已经被大约拥有一千八百人的劳动法郎吉所代替了。
让我们把这种协作社的好处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
消极的好处是什么也不必做，就能比文明制度的人在强迫劳动下生产更多的东西。
例如，我曾经证明过，协作制度下的一个厨房，同家庭经济的厨房相比，会节省十分之九的燃料，二十分之十九的劳动力。除了所有这些节约带来的收入外，还会有由于炊事工作大大改进而获得的收入——这种好处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因为，大量节约燃料会带来恢复森林、水源和水土气候的好处。
现在让我们继续谈谈协作经营这种设想。我试以小河捕鱼为例。用大家一致同意停捕的办法，用大家商定开放和禁止捕鱼的时间的办法，就能够使鱼的数量增加十倍，并且使鱼保存在池塘里养殖。
例如，仅仅通过停捕这种办法，称为劳动法郎吉的协作组织就能够只用我们现在十分之一的时间和劳动力，遵照全区达成的消灭水獭的协议，捕获多十倍的鱼。
这就是各种能够提供比我们现在多二十倍收益的工作项目的例子。所以我估计协作制度下的生产量将是我们现在产量的四倍。这样估计绝对没有夸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均估计是低于实际情况的。对于是否确实发现了符合本性的协作方式以及诱人的生产方式这个问题，应该有多少理由来加以研究啊！让我们继续估计吧！
由于根除了小偷小摸而得到的节约，将是一笔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而获得的巨大收益。水果是一切收获物中最容易到手的产品。但是水果被偷窃的危险使人们无法种植应该种植的果树的十分之九。人们不得不修建费用昂贵而且有害的围墙来防止水果被人偷窃。
协作社摆脱了被盗窃的危险，使果树种植的数量增加三十倍，这将并不怎么困难，比现在为果树修建围墙和看守果树的困难还会少一些。协作社将生产大量水果，可以供应儿童全年食用，并且可以用科学方法保存水果，用水果做蜜饯和果子酱。这种蜜饯和果子酱更加便宜。这是因为情欲谢利叶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它能够创造出劳动引力，使蒙昧制度的人、黑人等从事农业劳动。热带的每个地方很快将被开垦。糖的价格将不会比数量相等的粮食贵。在这种情况下，加了四分之一的糖的蜜饯对贫苦阶级说来会成为比面包还要便宜的食品。因为用不着再担心被人偷窃，果园面积大大扩展，普遍而有系统的种植使水土气候恢复，保证获得丰收。这时候，三等水果，即做蜜饯和果子酱的水果，几乎不值一文。实行协作制度后五年内就能够使水土气候恢复。现在的收获量仅及将来水土气候恢复后的收获量的三分之一。
文明制度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富裕的。他们甚至缺乏必不可少的水果，因为害怕被人偷窃的思想妨碍他们让仅有的少数水果成熟。善良淳朴的乡民竟然这样狡猾调皮，以致人们如果不在水果成熟之前就采摘的话，在没有围墙的果园里的果树上，就连一个果子也不会给你剩下。被偷窃的危险迫使人们不得不一次，而不是分三次，就把水果全部摘下。这种摘法，对水果的质量也极为不利。
在文明制度下，一个小市镇的三百个家庭需要三百道石砌的围墙。这就需要比果树栽培本身的费用还要大一倍的开支。而且，向苗圃所有主购置树苗时有遭受欺骗的危险，这就更加大大妨碍了果树的栽培。只有当商业制度从欺骗的行为方式，即文明制度的行为方式过渡到诚实的行为方式时，这种欺骗行为才能根除。
由此可见，毫无疑问，协作制度的人即便是不做什么事，或者做得极少，也会挣得比文明制度的人付出力不胜任的劳动所挣得的收入多十倍，而且往往会得到下面举出的例子中所说的双重意义的收入。
我们看到，在文明制度下，一百个卖牛奶的女人提三百壶牛奶到市场上出售。在协作制度下，这三百壶牛奶可以装在一只大桶里，放在由一个人或一匹马载运的马车上，而不需要一百个妇女、三百个壶和三十头毛驴。这种节约将会从简单发展到复杂，从生产者发展到消费者。因为往城里送牛奶的人将会把一大桶牛奶分给由三四个进步的家务管理机构组成的经济单位（在协作制度下，城市是由这种大约拥有两千人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在运输上可以节约五十倍，在分配上也可以有同样的节约，因为只分给三四个工作场所，而不是分给一千个家庭。
协作制度经营的光辉面之一，就是在商业制度中实行诚实买卖的原则。由于协作制将用集体的、团结的、诚实的、简单的和有保障的竞争代替个人的、不团结的、欺骗的、杂乱的和任意的竞争，这种制度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将几乎不到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所占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二十分之一。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或者说欺骗性的竞争，从农业中抽出这些劳动和资本，然后又把它们耗费在完全寄生性的行业中。不管经济学家们会怎么说，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一个机构中所有能够废除而又不减低这个机构的效果的东西，都起着寄生性的作用。回旋轴的接头是用两个轮子做成的，如果某个工人发明一种在接头处装置四十个轮子的办法，那么，其中三十八个轮子将毫无用处。欺骗性的商业，或者说这种使竞争复杂化和使经纪人的数目迅速增加的制度，正起着这种无益的作用。
劳动法郎吉或协作乡只消进行一次买卖谈判，就能代替占用三百个家长的三百次需要使用心计的谈判。而三百个家长要在市场上或小酒店里浪费三百天时间，才能把协作制的法郎吉可以整批卖给附近两三个法郎吉或省代销处的那样多存粮一袋一袋售完。在商业中，也和在其他任何一种人们发生往来关系的部门中一样，文明制度的机构永远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是最浪费的和最错误的行为方式。令人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我们那些自称为最热烈拥护庄严的真理的哲学家们，竟然会如此热情地忠于个人贸易，也就是说热情地忠于骗人的无政府状态。难道他们在什么时候曾经在某个商业部门中见到过庄严的真理吗？难道庄严的真理在马贩子或酒商那里找到避难的地方吗？——在那里真理不会比在交易所的柱廊下更多一些。
除了生产劳动以外，我们还有几千种寄生性行业。其中有些行业的寄生性极其显著。司法部门就是这种行业。这种行业只是建筑在文明制度的弊端上，它将随着协作制度的建立而告终。
其他非常富有的寄生性行业是不大容易看见的，甚至被认为是有益的。例如学习外国语就是一种非常艰苦而丝毫不能生产的劳动。
的确，从一开始建立协作制度起就可以采用一种临时性的统一语言，或许就采用法语。不过必须补充它所缺乏的大约三四千个词汇。每个小孩从幼年起就被教会用这种共同语言讲话。从那时起，人们不必学习任何外国语就能够同全人类交往，就比现在花费二十年工夫学习二十种语言还不能同现有民族的四分之三讲话的人，知道多得多的事情。
公益事业方面的改进将更加巨大。现在被认为是富国的法国，还缺少两亿法郎来修整它那些坏得可怜的道路。而在协作制度下，整个地球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将筑有带各种人行道的大路。很好的道路中除了供邮政运输和畜力车辆通行的公用大道外，都由每个县修筑保养，并且免征通行税。
在法国，土地测丈据说必须花费一亿法郎和五十年时间。而这项工作几乎是徒劳无益，因为当它完成时，财产的界限将会完全改变。在协作制度下，全球土地测丈仅需一年时间，而且差不多不需要任何费用，因为每个法郎吉将自费提出本乡计划，其中将注明各个地段的土壤性质。
在文明制度下有些事花费的时间比真正需要花费的时间多达千倍。例如，仅仅就选举而论，选举前的竞选会议，旅行竞选等就使每个选民大约浪费五天的时间。而在协作制度下，选举只需要四十秒钟就行了，即大约等于现在选举所花费的时间的四千分之一。我将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这种用不了一分钟而有三亿选民参加的选举的方式。
我很少提到正常产量，只有在明白了称为情欲谢利叶的行为方式的作用，明白了它所提供的改进工作和厉行节约的办法时，才能评价这种正常的产量。人们将会看到，在协作制度下用这种行为方式所获得的产量，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提高三倍多。
例如，阿尔登马是欧洲最瘦弱的一种马。阿尔登的法郎吉就可以不买这种连一百法郎都不值的阿尔登马，而买现在值一百路易和寿命比它长一倍的良马供本地使用。
对于那些在我们看来连两倍产量都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例如对一年不能收获两季的葡萄，协作制度将可以结合各种办法使它的收入达到四倍以上。这些办法是：
一、有条不紊而且全部搭起支架
二、成熟以前严禁采摘
三、选种杂交和每天剪枝
四、保持温度均衡使品质精美
五、由于同样原因增加收获量
不仅这些办法结合起来会使葡萄的收入达到四倍以上，而且即便是其中一种办法，也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使收入达到四倍。下面对这一点加以证明：
我曾经看见过一种在葡萄收获后只能按五个苏的价格出售的葡萄酒。但是这种酒很好地贮存五年后，它的价格就达到十个苏。有人还按五十个苏，即以比实际价格高出四倍（包括利息和其他开支在内）的价格购买它。
但是，在这个县的全部葡萄酒中，这样贮存五年的酒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数种葡萄的人不得不赶快出售。该贮存五年的葡萄酒连五个月也贮存不了。这种酒在达到它可能达到的价值的四分之一以前，就在小家庭和小酒馆里被人喝光了。
如果在靠贮存本身就能使某些葡萄酒的实际价值增加三倍的这种可能性之外，再加上其他四种可能性所获得的收益，那么毫无疑问，协作制度甚至在葡萄上就能使收入增加到十倍。因为五种机会中的一种就能使收入平均增加一倍。此外，还有一种特别因素即自然灾害这种因素将会消除。这种自然灾害叫作第二个冬季或红月，它使葡萄的生长期延长，妨碍第二季的收获，并且经常危害第一季的收获。
一般而论，整个文明制度的人有三分之二不事生产劳动。这一点我将提出一个详细的表解。表中不仅列有像军人、海关官员、国库职员这类已经证明是不事生产劳动的人，而且列有像家庭仆役这样的被认为是有用的工作者的大部分，甚至还列有在很多工作中是寄生者的农民。有一次，我看到五个小孩看管四头母牛，却让牛吃掉了谷穗。在文明制度下，事务管理的这种混乱现象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再能保护各级人员，使他们不致因劳累、纵欲、冒失的航海、瘟疫、传染病而死亡，那么我们就能发现，文明制度下的人民与协作制度的人民之间，就某一个地区的居民群众的生产能力或者所能提供的产量而论，将相差十倍之多。
实际上，如果男子、妇女和儿童，从三岁到老年都由于乐趣而从事工作，如果由于人们的灵巧，情欲、运用力学、行动一致，流通自由、气候恢复、体力增加、人畜寿命延长等因素，生产资料增加到不可估量的程度，那么这些可能性加在一起就会很快使总产量增加到十倍。我只是由于照顾到习惯，由于怕非常宏伟的（虽然也是非常确切的）远景会使人们反感，所以才说增加三倍。
改善工作主要是改善儿童的命运，因为家庭主妇对他们教养很差。这些主妇在自己的茅屋内、阁楼上和小店铺的后房里，缺乏照顾儿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她们既没有金钱和热情，也没有知识和鉴别能力，而这些都是照顾儿童所必需的。
在像巴黎这类大城市中，甚至像在里昂和卢昂这类较小的城市中，儿童成为不卫生条件的牺牲品竟达到这种程度：他们的死亡率比在合乎卫生的乡村地区高八倍之多。事实证明，巴黎的一些街区，由于狭窄的院落妨碍了空气的流通，因而臭气熏天。这种恶臭对未满周岁的婴儿的健康危害最大。八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中就有七个未满十二个月就夭折。而在合乎卫生的乡村，例如在诺曼底的乡村中，这种年龄的婴儿的死亡率仅为八分之一。
在协作制度的法郎吉内，这种婴儿的死亡率将几乎不到二十分之一。法郎吉尽管有增添人口的可能性，但是生育的儿童不会和文明制度下一样多。土地即使将提供三倍甚至十倍的产品，但是，协作制度如果没有能力像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部门建立平衡那样在人口方面也建立平衡的话，那么大地上就会很快像现在一样遍布穷苦悲惨的不幸者。
我曾经在若干细节上说明过协作社的好处是多么大。这些好处所构成的全部图景可以写成几大卷书。人们忽视这部评论集的发表，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评论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会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最高主宰者的上帝，不可能不设法来组织这种节约和诚实的制度，以便创造出种种奇迹。如果以为上帝忽略了这点，一般说来，这就等于含蓄地责难上帝是节约和机械力学的敌人。
有人反驳这点说，上帝没有为人们创造出这样完美的境界。关于这件事，他们又知道些什么呢？为什么还没有研究过上帝在永久的社会启示或情欲引力的计算等方面的观点，就对上帝的明智感到失望呢？这种计算的目的只有通过正确进行分析和综合才能够确定。
如果硬说，上帝没有为人们创造出这样完美的境界，那就无异于责难上帝怀有恶意，因为上帝拥有可靠的手段来把他所中意的制度应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办法就是引力，而引力的分配者只是上帝。引力是上帝用来使一切生物对履行神的意志产生强烈兴趣的魔杖。因此，如果上帝对这种臻于完美境界的制度，亦即协作方式的统一、公正和诚实的制度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为了使我们采用这种制度，他只要使这种制度成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诱人的制度就行了。这正是上帝已经做过的事。大家谈到关于划分为情欲谢利叶的协作结构的那篇论文时，就会确信这一点。那时候，每个人都将高呼：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对我说来，这将是最大的幸福。
因此，这种完美的境界是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正如人们所不能怀疑的那样，这种完美的境界是上帝的心愿。只是由于人们对上帝指望得太少，我们才忽略了达到社会完美境界的途径。这种途径用计算引力的方法本来是很容易发现的。
但是，乍一看，这种计算似乎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任何人都有希望得到一笔几百万法郎的财产和一座宫殿。用什么办法才能给所有的人这么多东西呢？
这种反对意见是轻浮无聊的！难道这就是放下研究工作不做的理由吗？你们大胆把这种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吧！要遵循那些叫你们整个地研究科学领域的哲学家们的训导。你们要完成牛顿创始的工作——研究引力的计算。这种计算会向你们表明，希望得到一笔几百万法郎的财产和一座宫殿的人，他的希望未免太小了，因为在协作制度下，最贫苦的人都将有五十万座宫殿。在这里，他无偿地得到的乐趣，比拥有三千万法郎的收入和十二座宫殿的法国国王的乐趣要大得多。国王住在宫殿里，他的乐趣只限于听到想钻营肥缺的人的奉承，听到党派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情，受到繁文缛节的烦扰。他除了斗牌或者狩猎以外，没有其他休息的办法。这种狩猎已经蜕变为杀戮动物，蜕变为屠夫的快乐。
因此，我们的希望太小了，——这就是引力计算将要向我们证明的。上帝为我们准备的幸福大大超过我们平凡的企求。让我们要求那能够给予人们很多东西的上帝多多给予吧！只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平常财富和平常愉快，这是对他的慷慨大方的一种侮辱。人类的命运是：要么在上帝恩赐的协作制度下享受无限的幸福，要么就在人为的法律的支配下，在分散的、欺骗的经营制度下遭受无穷的苦难。这种经营制度与协作制度比较起来，还不能够提供实际收入的四分之一和享乐的四十分之一。
我们看到，文明制度的人不畏艰难困苦和风险，为了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一倍或获得不多的财产而去冒生命的危险。现在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有利可图的机会，可以不背井离乡，不冒失去健康或金钱的危险，而马上就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增加三倍。于是，人们叫道：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只是从早到晚从事娱乐活动。因为娱乐活动将吸引人们去劳动，而劳动成了比现在看戏和参加舞会还更加诱人的事了。
协作制度的这种前景愈是使人眼花缭乱，就愈有必要使人们去检验它的理论是否确切，去检验劳动引力和情欲结构的计算是否已经真正发现。为了使人们的脑子习惯于这种奇异的新鲜事物，就必须让他们去认识一下那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被无法穿透的帷幕遮盖着的运动和命运。的确不错，有一种帷幕存在，有一种使人的精神变得盲目起来的十分厚实的白内障存在。这种白内障是由大骂情欲和引力却不研究情欲和引力的五十万卷书籍构成的。
乍一看，不管引力怎样令人感到奇怪和荒唐，但是不应该根据这种表面印象，而应该根据结构的整体来判断它。因为引力的推动力是朝向结构的整体的。这些推动力分开来孤立加以考察时，对我们说来似乎是坏东西。为了使人相信这一点，我说明一下被认为是坏东西的这些推动力之一的目的。
我要谈的是一种最一般的，也是教育所最反对的癖性——儿童的美食癖，也就是儿童不听教员的教导，他们有一种总想吃好东西的欲望，教员则总是劝告他们要爱吃和多吃面包，少吃副食。
这岂不就是说，自然界十分笨拙，它竟赋予儿童这样违反合理的学说的嗜好！任何小孩都把早餐吃干面包看成是一种惩罚。他想吃甜酱、带奶油的菜肴、加糖的点心、果冻和蜜饯、生水果和果子酱、柠檬水、橘子水和白葡萄酒。让我们看清楚这些食品是所有儿童的主要嗜好。这个问题势必引起一场大争论。问题在于要确定究竟是谁错了——是上帝，还是道德。
上帝，即引力的分配者，赋予了所有的儿童这种吃甜食的嗜好。他本来也可以赋予他们吃干面包和喝白开水的嗜好。这样，他就会为道徒的意图服务。但是他为什么竟有意识地违反文明制度的合理学说呢？让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些原因吧！
上帝赋予儿童喜爱在协作制度下将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的嗜好。当整个地球都住满了人并且被开垦耕种、货物可以自由流通而没有任何关卡时，我上面所说的那些甜食品的价格将会比面包便宜得多。最丰富的食物将是水果、奶制品和糖，而不是面包。面包的价格将大大提高，因为种植粮食作物和每天烤面包是一种艰苦而不大诱人的工作，——必须对这种劳动偿付比果园工作和制造糖果点心的工作高得多的报酬。
由于儿童在膳食和抚养方面比父辈花费少些是适当的，因此上帝明智地赋予他们对甜食和美食的嗜好。这些食品在人们进入协作制度之后，将比面包便宜。那时，关于儿童食品的健康的道德学说，将会是完全错误的，正像这种学说在凡是反对引力的其他问题上也将会是完全错误的一样。那时，人们就会承认，上帝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做得很好，他有理由赋予儿童对乳制品、水果和甜点心的嗜好。人们还会承认，不应该不近情理地把三千年的时间都浪费在大肆攻击上帝最明智的创造上，即嗜好和情欲引力的分配上，而最好的做法是研究一下上帝的目的。研究的方法是计算一下这些推动力的总和。道德学借口这些推动力在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下有害，因而对每种动力都一一加以辱骂。这固然对，但是上帝并不是为了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而创造情欲的。如果上帝只想支持这两种社会制度，那么他就会赋予儿童对干面包的嗜好，而赋予父辈对贫困的嗜好，既然这就是文明制度下不可胜数的大多数人的命运。
仔细研究每种引力在协作结构中的应用和每种引力的好处，将是一种引人入胜和令人乐于从事的工作。那时，人们就会承认所有各种引力和儿童的美食癖是同样正当，同样合适的。每个人都会相信，在这种新制度下，他的情欲，他的最受人批评的本能都会得到有价值的运用。难道什么时候曾经有过比这种发现更为大家所乐于接受的发现吗？
也许有人说：“但是，这样有价值的发现怎么竟由一个默默无闻、在学术界毫无地位的人做出来呢？从柏拉图到伏尔泰，该有多少著名人物探索过科学领域，难道可以设想他们都忽略了这种最有价值的发现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啊！这种引力和协作的计算只能是一种江湖骗术，一种妄想，一种空想。”
这就是狂妄自大的人们的推理。因为他们看到一位无名小卒得到了其他许多人在他之前本来可以得到的荣誉时，便大为不快。他们宁愿拒绝幸福的发现，而不愿从不速之客那里去得到这种发现。加之，有自尊心的人总是贬低新思想而沾沾自喜。例如，在十五世纪，成千上万个自命为天才人物的侏儒，就曾经嘲笑过向他们证明地球是圆的和新大陆可能存在的哥伦布。
我对这些诽谤的答复是：像马镫和马车的吊架这种非常有用的、任何人都力所能及的发明，怎么竟被学术界忽略了两千年呢？在罗马和雅典，并不缺乏能够作出这种轻而易举的发明的能工巧匠。任何一个马车制造匠，任何一个骑马的人都能够发明吊架和马镫。这是对大家都很有用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要乘车或骑马。恺撒和伯利克里 （8） 的大马车也像我们的小车一样，开动起来摇摇晃晃。罗马的骑者很容易患那种有马镫就能够预防的重病。当时沿途每隔一定的距离都竖了一根小木桩，帮助骑者上马。
如果考虑到古代学者对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两种发明有过这样的疏忽，那么对于渊博而辉煌的理论，即情欲引力的理论曾经被学术界忽略，是否还会感到奇怪呢？其实，自从牛顿探出矿脉以来，人们有这种理论的萌芽才不过一百年。因此，既然人们在两千年期间对象马车吊架和马镫这类简单的发明表现得这样轻率冒失，那么，在一百年期间对象引力研究这种最高深的研究表现得轻率冒失，是完全可能的。引力的研究计算，现在已经作出并且整理就绪，非常容易理解。但是要想探求它，对学者说来，要比别人更加困难，因为在学术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道德的学说，而这种学说正是情欲引力的死敌。
道德教人要克制，教人要抑制和鄙弃自己的情欲；认为上帝不善于安排我们的灵魂和情欲；认为需要依靠柏拉图和塞涅卡的教导才能学会分配人的性格和本能。学术界充满了这种关于上帝无能的偏见，没有能力来计算自然界的推动力即情欲引力，而道德则反对情欲引力，对它加以排斥，并且把它归入邪恶之列。
诚然，人们单独地醉心于这些推动力时，这些推动力会引诱我们作恶。但是，计算这种推动力的作用，应该以联合为协作社的大约两千人的群众为对象，而不应该以分散的家庭或个人为对象。这正是学术界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学术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便会承认，当协作社社员的数目一旦达到一千六百人的时候，称为引力的自然推动力便力求组成包含对比小组的谢利叶。在这种对比小组的谢利叶中，一切都把人们向着劳动和美德吸引，因为劳动已经变得诱人，美德已经有利可图。
人们看了这种社会结构，或者估计一下它的特性，便会了解，上帝把他应该做的一切都做得很好。不应该轻率地浪费三十个世纪的光阴去责骂上帝创造出来的引力，而应该像我们这样花费三十年的光阴去研究它。科学应该遵从自己的法则——整个地考察自然领域，研究人、宇宙和上帝。科学本来就不应该局部地批判我们的引力，而是要研究它的整体和它的总和，研究它怎样应用于广大群众。引力是人的动力，它是上帝用来推动宇宙和人的工具，因此，只有把引力的情欲和物质方面整个加以研究后，才能够研究人、宇宙和上帝。
最后，疏忽大意终于得到纠正，情欲引力的计算已经发现，世界现在就可以向幸福的命运过渡。在这个时机，世界应该只专心检验理论是否正确，而不应该就它的形式去对引力计算的发现者吹毛求疵，问题的实质才是应该仔细检验的东西。人们曾经为了协作社而给了江湖骗子多少优待啊！真正的发现者却只需要公正。江湖骗子们得到了他们二十年来在英国和美洲创办二十来个机构所必需的资财。这些机构却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发现者则希望只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两个月之内就会达到目的，并且由于它的利益和快乐的诱惑，将引起世人普遍仿效。
但是，这个发现者同某些享有信誉的科学没有协调一致。这一点他做得不对。唉！如果我同政治学和道德学的意见一致，那么我就只会成为另一个诡辩家。伽利略、哥伦布、哥白尼、牛顿、林奈曾经揭穿他们时代的谬误。发现者原来应该起来反驳占统治地位的谬误。江湖骗子们为了招摇撞骗，对所有的诡辩家谄媚奉承。这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值得人们信任呢？
人们断言，历史启发、开导人民，并且纠正他们的判断。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加虚假的了，因为他们现在比伽利略时代更加敌视发现。历史曾经千百次告诉他们：“我们把伟大的发现归功于巧合比归功于天才的空谈的时候更多；在才子、墨守成规的人和不易接受新思想的人中间，天才和真正的智慧是罕见的。”
尽管有历史的和经验的教训，但是人们仍然要求发现者个人在形式上和风格上是学院式的。可是，难道发明眼镜和罗盘仪的人是院士吗？那是些小孩子和如此默默无闻的人，以致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传到后代。
当获得宝物时，要赶快利用它，而不应该起来反对发现宝物的人。为什么还要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去责备他呢？让他用老百姓的土话讲话好了，这无关紧要。难道因为这一点就会使发现的价值减少吗？
你们这些佐伊尔 （9） ，硬说院士精神是发现者所必需的。可是你们饶舌多嘴究竟给了近代人什么好处呢？这篇导言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