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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的汉学起源和十九世纪初英国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最早的代表罗伯特·马礼逊在字典编纂、中英翻译、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但对其汉字观及汉语教学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尚还不多。本文旨在简要回顾英国汉学起源、发展和汉字教学关系的基础上，以其《华英字典》为例，阐述马礼逊汉字观对其汉语教学观及英国汉学传统之影响，及其对现在欧洲汉语外语教学之启发和意义。
关键词： 英国汉学 汉字教学 马礼逊 汉字观
近二十年来，用中文发表的有关英国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研究数量可观，其中包括马礼逊夫人写的《马礼逊回忆录》（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Robert Morrison ）中文节译和全译版也在此期间时隔15年先后面世 74 。马礼逊一生的工作时间基本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其主要身份是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但也是“兼职”的汉语教师及作家和翻译家，而且建树颇丰，对后人影响很大，所以有关他的研究也十分丰富多元。其中有些研究涉及了马礼逊在字典编纂和汉语教学等领域里工作及其意义，但对其工作对英国汉学传统建立之影响，尤其是对该传统中基于汉字教学的文本研究方法之确立方面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本文旨在以其《华英字典》和汉语观为主要依据，对马氏所倡导的汉字为先的汉语教学理念及其对英国汉学及传统研究方法形成之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和评述，并就其对现代的汉语外语教学之启示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19世纪之前，英国商界、政界和知识界就都有人对中国及汉语表现出一些兴趣，而这和英国的商贸发展及势力扩张历史有关。如成立于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早期最为重要的海外贸易工具，并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英国汉学研究重镇之一的牛津大学，其博德莱图书馆（Bodelian Library）的首批中文书籍，就是由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中叶带回英国的。据史料记载，绕道法国到英国生活的中国基督徒沈福宗（Michael Shen F-Tsung，1657—1692）1687夏年就在该图书馆协助整理和编纂这批中文书籍的书目 75 。
由于当时中国清政府采取限制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政策，严重地制约了英公司的在华贸易活动。英王乔治三世在1792年特派马戛尔尼勋爵（Lord McCartney）率团到中国，向乾隆皇帝呈交了其信函和礼物，试图说服乾隆皇帝开关通商。虽然这次外交活动没有取得其预期的效果，但其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后续发表的旅行札记和感想，为英国了解中国提供了不少第一手信息和资料，也激发了英国社会对于中国及其文化和社会的兴趣。其中就有作为马戛尔尼勋爵书童——随同作为勋爵私人秘书的父亲老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一起出行——和其父亲同名的小乔治·斯当东。
小斯当东当时只有12岁，已开始学习汉语。1816年再次随国王特派前往中国觐见嘉庆帝，他已经是副使之一。小斯当东后来对英国的汉学及汉语教学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26年他不但将自己的中文藏书捐给了刚成立的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后来又作为设立汉学/汉语教授职位的条件，将马礼逊在1824年回英国休整时带回的大量中文书籍捐给了伦敦大学学院，1837年，学院任命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为英国首个汉学/汉语教授，标志着英国大学的汉学正式诞生。基德是马礼逊的学生，也曾在中国传教。此后的几十年里，牛津、剑桥等大学也先后设立汉学/汉语教授席位，汉学在大学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
英国第一批大学汉语/汉学教授基本上都是任职前有过多年在华经历的传教士，其自身的汉语学习和应用经验及汉学研究奠定了英国汉语/汉学教学和研究方法之基础，如在汉语教学中对不同方言的区别，对汉字技能的重视及对注音系统的开发等。在汉学研究方面，则表现为通过汉字对中国经典文本的翻译和解读，诠释和传授其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所认知的中国文化。而这些传统无一例外都来自于马礼逊。尽管他本人不是英国大学汉语/汉学任职的第一人，但英国大学及最高学术机构在十多年前对他的礼遇无疑说明了对他工作学术价值的高度认可 76 。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大学汉学和汉语教学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十分缓慢，到1904年，全国只有五个汉学/汉语教授，基于汉学传统的汉语教学和学生数量也十分稀少。汉语教学重点也往往是汉语书面的解读，以口头实用交流为目的的汉语教学则主要见于社会和机构的汉语培训课程里。这个局面在两次大战期间因对可用汉语进行交流的人才的需求增加才开始发生变化。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大学在这方面的工作。如根据1909年发表的《瑞伊报告》（“Reay Report”）的建议，1916年建立了东方学院，即现亚非学院之前身，同时教授古代和现代汉语；采纳1947年《斯卡伯洛报告》（“Scarborough Report”）之建言，为大学年轻的汉学学者提供海外汉语学习的机会，以提高和培养实际的汉语交际能力。与此同时，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也较以前更为广泛。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1961年《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的发表和美国区域研究之兴起，英国大学对近现代和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多个以中国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大学中国研究所或东亚研究院所先后问世，并伴随出现了汉语/中国研究加另一个专业的双专业学位课程。和二战之前相比，新设立的中国研究课程更注重现代汉语，更重视对现当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尽管1976年成立的British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中文名字依然为“英国汉学学会”，以古汉语为媒介专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学等的传统汉学已日渐式微。2016年在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成立的汉语院，是目前英国唯一一个提供冠以汉学名称的学位课程的机构。几年前，亚非学院的“汉学教授”退休，其汉学硕士也就不再招生。如今英国大学已无以汉学为名的教授。
然而，这不等于说英国也没有了从事传统汉学研究的专家。事实上，英国现当代的汉学研究还是比较活跃的，而且不仅局限于大学之内，如著名的翻译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和当代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等等。2022年，全球奖金最高的“唐奖汉学奖”得主就是以考古和古代中国文化交流研究著称的牛津大学汉学家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不可否认的是，和日趋热闹的以现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研究相比，传统的汉学研究显得十分冷清，就业机会也稀少，因此鲜有年轻的学者驻足问津。但这种文化研究在中国研究汗牛充栋的今天，对于真正地了解中国是极其重要的。不久前，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发表了对在英的中国研究及汉语教学进行了全面调研后的咨询报告，报告作者指出“专家一致认为，在中国问题上，英国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来做睿智的决定。这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已经拖延了很久了”（Natzler，31 March 2022）。
尽管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的汉学研究逐渐让位于中国研究，语言教学也大都转向了注重口语交流的现代汉语教学，但除了教学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外，英国大学汉学注重汉字学习并借助掌握汉字进行原文文本分析的传统则基本传承至今。即使是对汉语口语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视，也是由近代传教士汉学家们因其在华工作之经历和需要而奠定的基础。所以，英国汉语教学在汉语官话及方言的注音方面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除了极少的例子外，英国大学的汉语教学都一直较为重视汉字的教学。
虽然马礼逊一生创下了多个第一 77 ，但从漫长的欧洲基督教和中国接触和交流史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审时度势、勤奋执着、思想开明并颇有建树的后来者。
有资料记载，罗马教皇早在汉朝时就派遣过特使到中国。我们也知道，经过丝绸之路来自中亚的商贾也曾将基督教带到了当时的中国，大唐盛世时有过昙花一现之辉煌的景教。此后有忽必烈元朝对基督教（主要是受罗马教皇批准的方济各会）之宽容和支持，因而成就了马可·波罗之传奇。文艺复兴后的罗马教廷重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明清时期不断有天主教教士前往中国。虽然早期的几位先驱都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而随后进入中国的，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郎世宁（Guiseppe Castinglione，1688—1766）等，都开始借助展示西方的科技和艺术，结交朝廷命官甚至皇帝本人作为传教的立足点。为了可以更有效地和中国官员交流，他们还刻苦学习汉语和中文传统文化，甚至言行举止也刻意入乡随俗，以为其传教工作带来方便。此外，他们还尝试编纂词典，翻译中国经典，撰写中国见闻，可谓是最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使者和跨文化交际之先驱。由于罗马教廷保守派认为这些传教士的行为背离了唯上帝为尊之教旨，开始向他们及清朝廷施压，也因此激怒了朝廷。传教士乃至外国人在华所有活动都被加以严格地压制和限制。
与此同时，欧洲文艺复兴正在发生的两件事也和后来马礼逊的故事密切相关。一是自17世纪初开始欧洲列强在亚洲地区的贸易活动日趋活跃，多个国家都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荷兰和英国的。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这些贸易活动被仅局限于澳门和广州等地，而且明令禁止臣民和外国人往来及传教活动，违者严惩不贷。18世纪末英王特使马戛尔尼中国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要说服乾隆皇帝同意开关通商，让中国成为自由贸易市场的一部分。二是欧洲伴随文艺复兴和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新教运动。和组织上等级森严、仪式上繁文缛节的天主教相比，尽管新教也希望将上帝之福音传遍天下，但在组织和仪式上都更加注重个人自由和亲近平民。因此，他们往往把传教的目标锁定在平民百姓，通过接近平民和慈善活动来传递其信仰，达到传教之目的。天主教和新教可以说也是代表着基督教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前者旨在走上层路线，后者更注重融入平民生活。自19世纪起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属于新教，而马礼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中国的，也是其先驱和佼佼者。
马礼逊1807年抵达中国，直到他1834年在广州去世，如包括1824—1826年他回国述职休假的两年，他多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澳门墓碑上的墓志铭基本概括了他一生在华27年的六大工作和成就（1. 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2. 编写《华英字典》；3. 创办英华书院；4. 翻译中文圣经；5. 受派于伦敦传教会；6. 在东印度公司供职25年）。并且用大写来凸显其编纂《华英字典》和翻译《圣经》为两大主要成就。根据马礼逊夫人的回忆录记载，这两个成就都是伦敦传教会派遣马礼逊来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如此强调也在情理之中。有关马礼逊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华英字典》以及其学习认识中国文化和语言过程所反映出的汉字观。
马礼逊来自一个基督教气氛十分浓郁的家庭，16岁受洗，开始认真研读《圣经》和接触在异域的新教传教士的事迹。19岁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到海外传播福音，并开始系统地学习一些相关的神学知识和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及速记等技能。次年申请并获准进入伦敦的一个神学院学习，在学期间，以其对“上帝之真诚与敬虔、对学习之勤奋与执着和对处事之认真与热忱”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8 。在学期间，他向伦敦传教会递交的海外传教申请获批，决定派他到中国传教，并给他规定了除了宣教之外的两大任务，编纂词典和翻译《圣经》。马礼逊从1805年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准备活动，其中包括学习自然科学、医学和天文学等知识，当然也有其工作必需的中国语言。
目前就马礼逊当时是如何学习中文的情况，基本都只能用零星的记载拼凑并推断。我们知道，他当时的中文老师是在伦敦学习英文的基督徒广东人容三德（Yong Sam-tak，也有说这是音译，其中文名字为杨善达 79 ）。在学习方法上，则主要是抄写和背诵，估计内容涉及的主要是经典的文籍及早期的《圣经》节选文言译文手抄本 80 。开始时马礼逊无疑对此方法是十分不解和抵触的，而这时常会引起他们师生之间的不快。有次马礼逊因撕掉了老师让他抄写的纸张，更是让老师无法容忍，直到他赔礼道歉后怒气方有所平息。经过两年的学习，去中国前的马礼逊已经有了一定的中文基础，包括抄写了白日昇的《圣经》中文译文。从这些记录来看，我们可以推断：1. 马礼逊因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动机，无疑是个异常刻苦的人；2. 在此过程中，马礼逊对中国的师道尊严及对书写汉字的崇敬的文化传统有了初步的体验和认识 81 ；3. 马礼逊因学习过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古典语言，对汉字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之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4. 对汉语的语和文的特点也有了一些了解。这些都为他到中国后继续深造汉语、从事翻译工作及完成字典编纂和《圣经》中译打下了基础。
马礼逊1807年抵达中国，之后两年，主要是熟悉环境和继续学习汉语。由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他的一切活动都需避开官方耳目悄悄地进行。加上经济拮据，他经历过不少挫折，也包括他亲身体验到汉语方言和文体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在外国教友及华人朋友的协助下，他靠着顽强的意志、自己的勤奋和天赋以及已有的汉语基础，提高了中文水平，而且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和认识。1809年他作为翻译入职东印度公司是他在华工作及事业的转折点，他一直供职至去世。马礼逊由此不但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在华身份也合法化，也为他应用中文、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提供了条件。1816年，英王派遣包括小斯当东在内的特使抵华，当时陪同使团进京面见嘉庆的翻译就是马礼逊。而且当时因中方的翻译没能到场，中方认为马礼逊的中文可以沟通，故他成了中英双方的共同翻译 82 ，足见他的中文水平之高，已得到两国政府的官方认可。
马礼逊入职后的十几年里可以说成就惊人。除了完成公司的日常工作（包括为公司对其相关人员进行汉语培训）和私下传道和结交教友之外，他不但完成了伦敦传教会交付他的两大重要任务——编纂出版了第一部三卷本中英-英中字、词典《华英字典》（1815—1823）和翻译出版了全本中文圣经《神天圣书》（1823，《新约》1814年就已完成），还在马六甲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培养了一批英、汉语和教会人才。同时他还刻苦研习中国文化，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和汉语教学的书籍，其中与汉语相关的重要著作除了字典以外，还有《通用汉言之法》（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和《广东省土话字汇》（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1828）等。在马礼逊暂回英国的两年里，还协助建立了伦敦语言学校（Language Institution）并亲自在那里教授汉语。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是其墓志铭上大写的两大成就之一。字典共有三卷六册，自首册出版后，前后历时八年（1815—1823）出齐。前两卷是以汉字部首和汉字音序编排的汉英字典。马礼逊在相关的介绍里明确说明，这两册在编排上分别参考了《康熙字典》和《五车韵府》以及欧洲的手抄本字典，并根据他自己的汉字知识和收集到的各种信息，第一卷还收入不同的字体和一些不常用些汉字，例句和说明也比以前罗马教会手抄本字典的多得多，特别是弥补了欧洲字典中的例句通常都没有汉字之缺陷 83 。马氏字典的主要篇幅是前两卷，均以汉字为基本条目，故为字典，而第三卷是单册的英汉词典。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两本字词典，就不难看出马氏字典的一些特点和他的汉字观，而这又都和他字典的主要服务对象即欧洲的汉语学习和使用者有关。
虽然马氏字典前两卷在编排上参考和继承了《康熙字典》和《五车韵府》 84 ，但绝不是简单地照搬。首先，注音方式不同。对于非汉字背景的使用者而言，原著的中式反切注音方式显然不合适。因此马氏在改进了天主教传教士研制的汉字罗马注音方案基础上，不但为每个条目的汉字都加注了拼音，改进了字典的注音检索功能，而且为所有例句也加注了拼音，提高了字典使用的方便性。其次，注释内容不同。虽然马氏字典注释也引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古籍和书面语，包括四字格成语（如“一概而论”“朝三暮四”等）和习语（如“三思而后行”“不得已而为之”等），但在坚守书面语同时也十分重视当时日常用语和口语（如“一个人”“巴不得”等）之举例，大大增加了其字典的实用性。第三，字典收入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如涉及道教和佛教的“三清”“三宝”等）及其他相关信息，尤其是首卷的第一册，故也被称为是部百科全书式的字典 85 。作为一部汉英字典，所有汉字条目及例句都有汉字及英文注释，在这方面也可谓是开创了汉外字典之先河。
图1 《华英字典》和《康熙字典》对比之一：“一”字
图2 《华英字典》和《康熙字典》对比之二：“三”字
图3 马氏《五车韵府》中的“不”字
显而易见，汉字在马氏的字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了他对学习和使用汉语时汉字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华英字典》的引言中，马礼逊就明确地向欧洲的汉语学习者建言“要特别注意汉字的学习”，因为这“是掌握该语言速度最快、效果最好的办法”。特别“要记住汉字的部首”，而“汉字必须通过眼睛和大脑来理解和认识”。并指出，欧洲人过多地注意语音声调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比起汉字来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需要关注的是汉字的构成及适量的词汇积累。除了一些口语对话，任何用罗马拼音来表示汉语的做法都是相当不明智的 86 。
马礼逊之所以对汉字如此重视，是建立于其对汉语书写和汉字特点的充分认识和正确理解之上的。他从汉字的象形来源、演变及结构特点入手，谈到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明显不同，即重表意而非表音以及一般的汉语外语学习者因不能洞察汉字的特点而往往视汉字为随意无序的符号。换言之，在马礼逊看来，掌握汉字是汉语学习入门之钥匙：
在笔者看来，汉语文字起源于对有形物体之图画，然后通过隐喻之类似，逐渐由有形之物扩展至可代表之物，再延伸至非物质之物，并超越了感官的直接认知。汉字作为视觉物体的图形现几乎消失已尽，因而其隐喻之类似对一般的学生而言，已经很难觉察到了；因此，对这些人来说，汉字所呈现的只不过是一些任意的符号而已。但汉字是由一些部首所组成的，每个部首通常都被附加了一个含义，这就使汉字比假如是随机组成的要容易记得多得多。显而易见，汉字不适合像字母文字那样来代表发音。 87
也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其语法书《通用汉言之法》里，马礼逊也先专门介绍了汉字和部首等基本知识，在具体的例句中也是句句不离汉字，充分体现了其在《华英字典》编纂中汉字、拼音和英文三位一体的原则。
图4 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目录及例句
不仅如此，这个原则及他对中国文化知识和汉语实际应用的重视也在字典的第三卷单册英华词典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这部分的英语词目是以字母排序的，对应的汉语则均是汉字字词加拼音注音，然后或引用中文文献典故，或加入基督教内容释义。必要之处，还会有相关的例句说明具体的用法，以便“对于汉语学习者提供重要的帮助”。马礼逊还特别说明，对于一个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仅靠这本英汉词典是无法用汉语来表达其思想的。但“如果学习者把在这部分看到的汉字，和它们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汉字进行交叉对比，有时就会发现存在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88 。
图5 马礼逊《英华字典》之一例
作为一本工具书，马礼逊字典受到很多好评。张西平在评价该字典的应用价值时，就专门强调了其对汉语和英语学习者的作用。一是作为“一部汉字字典，对西方人学习汉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作为“一部英汉字典，对于中国人学习英语来说功不可没”。马礼逊的重要传记作者之一马歇尔·布鲁姆佛尔（Marshall Broomfall）在近百年前就转引了马礼逊同时代的两位重量级欧洲汉学家——意大利学者孟图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和世界首位汉学教授法国人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对马氏字典的高度评价：
我们可引用受人尊敬的汉学家孟图奇博士的话来作证。“我可以自信地断言，对欧洲学生而言，马礼逊博士在这十年中出版的书籍对他们之帮助远远超过了传教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出版的所有印刷和手稿作品。”巴黎的雷慕沙先生说：“马礼逊博士的汉英词典比任何其他词典都好。” 89
孟氏的评价是就字典对于欧洲汉语学习者之帮助而言的。在这方面，马氏字典之工具性超越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所有类似的印刷和手抄本字典。雷慕沙说到马氏字典比其他的都受欢迎也是因为考虑到使用者的需求。事实上，马氏字典之所以可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三卷本字典编纂既有教会之使命的驱使，更有建立在他自身汉语学习和研究基础之上的对汉语特点及欧洲学习者需求的充分了解。在马氏看来，就欧洲汉语学习者而言，汉字学习是汉语学习之基础，汉语学习和应用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之理解。而他的三卷字典似乎在对象上也是有所区分的。以《康熙字典》为参考的无疑是给有一定基础的汉语学习和使用者，而以《五车韵府》为基础的第二卷及自创的第三卷更适合一般的汉语和英语学习和使用者。
在马礼逊看来，作为书写形式，汉字无疑是汉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他在《华英字典前言》里特别指出，汉字是图像，因其隐含（并非大家都能看到，尤其是欧洲汉语学习者）的形意关系，视觉性强，和拼音文字相比，具有根本的区别性甚至优越性。因为借助汉字通过视觉将意思传达至大脑的速度快于听觉，并更加生动。其次，因其图形，汉字也更具美感和稳定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国长时间的统一。他随之又评论说，虽然他之前介绍汉语的传教士先驱们也都谈及汉字，但看到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因为不懂汉字，往往误解而导致错误百出。 90
由汉字和拼音文字不同的来源和结构特点出发，马礼逊还以其学习体验和研究心得敏锐地觉察到了汉语中的字词关系。毫无疑问，当时不少的欧洲人都认为，汉字即词，因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语字间没有空隙，所以汉语没有复合词。马礼逊在其首卷前言里就此特别加以澄清并举例说明：
说汉语中没有复合词，似乎是一种误解。汉字互不相连的确是事实，但对于聪明的读者、讲者和听者来说，音节通常都是从其复合意义上来理解的。字典（Tsze-tëen），或字汇（Tse-hwuy），就像是英文的“词汇，或词典”，都是作为复合词来理解的。 91
除了上述两个例子，他还用了三字结构的“本土人”一词对应英文的 aborigines（ab+origine）为例，说明汉语中也有类似英文的复合词结构。从今天来看，马礼逊因不是专业的语言学家，对复合词的理解也不完全准确。尽管当时在汉语里也并没有现代意义的“词”的用法，“词”主要是指诗的别体。但在马礼逊眼里，汉语的字（character）和字汇（lexicon 或 word）是显然不同的，而对于英文的 word，他沿用了中国当时常见的“字汇”一词。因为在汉语里，字汇之基础是汉字。也正因如此，他称自己的首卷为字典，即“汉字之标准或规范”（“A standard，or Canon of the Character” 92 ），而其第三册则没有这样，而是在前言里提及了为了准备这卷的编纂和出版，在过去的13年里一直在收集可以编入这卷词典（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dictionary）的词和短语（words and phrases） 93 。同样，其后来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一书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他也是用字汇来对应英文的vocabulary（词汇）的。换言之，字典是因汉语注重汉字和使用汉字而独有的。
不难看出，尽管马礼逊从未探讨过汉语本体意义上的字词二元论 94 ，但从其字典编纂原则与对欧洲汉语学习者建言的汉字观上，无疑可以看到他在汉语教学方面的二元论 95 理念。甚至可以视其为彻底的“字本位”汉语教学法鼻祖。究其原因，很可能和在英国就“以文字”为始学习汉语及到中国后的自我深造及翻译工作等经历密切相关，而且这也明显影响了他对汉语学习动机以及学习内容的看法。
就英国乃至欧洲的汉语教学及汉学传统而言，这种以汉字为基础并兼顾词汇学习的方法一直是主流，直到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各种交流增加才有所改变，如德国的柯彼得教授在1993年和2003年就此做过探讨，并提倡汉字和拼音双轨制汉语教学。这种变化也可以放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和多种需求的环境里来看，毕竟现在学习中文的人无论是从数量较以前有很大的增长，需求也有不同，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也必然会有所变化。尽管如此，汉字作为汉语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是所有汉语学习者都应该有所了解的，只是在教学中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样也有助于改善汉语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
马礼逊的故事表明，和学习任何外语一样，学习汉语也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尤其是有强大学习动机的支撑。因为语言间距离（linguistic distance）较远，欧洲语言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往往对汉语学习，尤其是汉字的学习望而却步。早年的马礼逊也不例外，这也是其切身经历和体会。他对中文之难度曾这样评价：“与天下任何其他语言相比，即使有最好的帮助，中文仍可称为一种很难掌握的语言。” 96 因此，对中文的学习者就有较高的要求：
“想掌握好汉语，”他写道，“需要一个人有铜身钢肺、巧如弹簧之钢手、雄鹰一样之利眼、宣道士的虔诚、天使的记忆和‘玛士撒拉’生命（玛士撒拉为《圣经》故事中的人物，诺亚之祖父，一生长达969年。——译者注）并付出汗流宛如橡珠般的努力方能成功。” 97
显然，在马礼逊看来，要掌握好中文，没有钢筋铁骨的体魄、百折不屈的精神、勤奋劳作的双手、洞察秋毫的眼睛、近似天使的记忆、宣道先驱的信念和玛士撒拉的长寿是难以达成目标的。的确马礼逊起初的学习环境和经历都证明了其学习历程之艰苦。但就和自己所说的，支撑他克服困难、孜孜不倦地苦读中文的是其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感。这种动机和努力在很多学习中文的传教士身上都能看到。
要学好一门语言，仅靠努力是不够的，方法也十分重要。从马礼逊的经历和体会来看，他既从老师身上汲取了有效的方法，也非常注意通过语言的实际应用、特别是交流来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而最终他达到很高汉语水平的原因还有上面提及的他对汉字的专攻以及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关系的深刻认识，而后者也成了他持续研习汉语的部分动机。可以说，也正是由于他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和建树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他才奠定了英国汉学研究途径和内容的学术传统的基础。
从现在日趋多元化的欧洲汉语外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学习动机，尤其是内化的学习动机会直接影响汉语学习者的行为和结果。我们对于汉语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关注得较多，比较注重从学习环境及功利性方面研究相关问题，而对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这种研究在外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的时代尤其重要，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往往会影响其一生的学习态度与抉择。
在近代西方到华传教士中，马礼逊是较受社会和学界关注的人物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也已相当丰富，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其汉语学习、宗教活动、英汉翻译、字典编纂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笔者认为，马礼逊的三卷本字/词典也反映了其汉语汉字观、汉学教学观和汉学文化观，即汉字是汉语的特点之一，学习汉语必须重视汉字，而研究中国必须以汉语语言为途径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经典与思想。马礼逊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对于我们现在的欧洲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依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