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汉学史 ²⁸

〔比利时〕巴得胜 撰　刘修远 译

摘　要： 比利时汉学史以比利时历史上与中国相关的重要外交事件和与中国语言文化相遇事件为主线展开，也与欧洲汉学史有历史性的关联。在比利时汉学的发展过程中，金尼阁、南怀仁、柏应理和蒲仙等先驱成就突出，都在中国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史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利时汉学机构主要有：比利时高等汉学院、根特大学汉学系、佛教研究中心与现代中国研究组、荷兰语天主教鲁汶大学汉学系等。比利时汉学史的发展进程体现了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野，也反映了宗教的、政治的、多语种地区的复杂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比利时汉学　中比外交史　多语种　社会历史诸因素

导语

比利时王国成立于1830年，要晚于欧洲汉学兴起的时间。当时比利时还处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统治下，不过比利时汉学的发展也因此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与本国政治的、宗教哲学的、经济的和语言学的发展密切关联，并共同对国家的形成起到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汉学与相关中国研究的多样性也客观存在，这就使对与中国有关的各种研究和课程教学做全面的概括，几乎难以完成，故本文将对汉学“起源”一词做严格的界定，并在此前提下，展开以下简要阐释。

汉学先驱

下面，将限定在“比利时”的范围内，简述汉学史。然而要对各时期、各领域为中国知识交流做出贡献的先贤做全面统计，难免挂一漏万，这里介绍几位重要的“汉学先驱”。第一位是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em van Rubroeck，1210—1270） ²⁹ ，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如其姓氏所示，他出生于鲁布鲁克，现属于上法兰西大区，曾随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参加十字军东征，后又接受路易王的派遣，于1253年踏上传教之旅，向鞑靼人宣传基督教，并劝其皈依。路易王当时看到了传教士寄回的报告，获知景教派基督徒将抵达蒙古统治者治下的元朝（1279—1368），便突发奇想，也要派传教士前往。鲁布鲁克于1254年到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即哈拉和林） ³⁰ 。此行使他成为把中国知识带给欧洲的第一人。

耶稣会士对欧洲人迷恋中国的倾向起了很大作用。利玛窦（Matteo Ricc，1552—1610）是耶稣会传教团的创建者，他认为中国人是有潜质的传教对象，积极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他在个人著作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都加以正面描述，试图说服欧洲统治者对其传教事业抱有信心。比利时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57—1628）也十分突出。他是弗兰德斯耶稣会士的会士，出生于杜瓦（Dowaai，即今法国的上法兰西大区的杜埃Douai）。1610年，他抵达澳门，开始了在明末中国的传教生涯，他撰写了很多书，为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广泛使用。还有一位著名传教士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出生于皮特姆（Pittem，位于今比利时的西弗兰德斯省），也是弗兰德斯耶稣会的会士。1657年左右，他被以传教士的身份派往中国清廷。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他为中国留下了一份科学遗产，即北京长安街东部的古观象台，现在仍矗立在北京建国门外。

还有一位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出生于梅赫伦（Mechelen，位于今比利时安特卫普省），17世纪的耶稣会士。他曾参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的编写，将儒学“四书”中的三部做了翻译。这套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 ³¹ ，为欧洲提供了第一部儒家文献，激发了一批西方启蒙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此书的影响持续到后来的几个世纪。

现在我们的视野也许应该超越比利时，关注法国伟大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即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 ³² 。伏尔泰非常迷恋中国文化，但他的看法与天主教传教士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瑕的，这要归功于伦理道德思想的支配性。从中国的社会文化看，要把注意力放在现实社会的领导力与管理上，而不是一味地祈祷上苍 ³³ 。以后荷兰联合王国（大致包括现在的荷兰王国和比利时王国）的国王威廉一世确立教育政策，就受到伏尔泰学说的影响。威廉一世还于1817年颁令建立根特大学和列日大学，此举意在对抗当时在比利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高等教育 ³⁴ ，也具有革命的性质。正是根特大学，成为比利时首个拥有汉学研究学科的高等院校。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

1929年，比利时高等汉学院（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 Belgisch instituut voor hogere Chinese studiën，IBHEC / BIHCS）成立。该院建立的历史与比利时当时的经济、政治、宗教、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相关。这段历史开始于1830年，荷兰联合王国分化为荷兰王国和比利时王国。比利时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事实上，早在1715年，比利时商人就怀揣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梦想踏上了东方之旅，却发现无法进入荷兰独占的殖民领地，当时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就向国王利奥波德一世（King Leopold Ⅰ，1831—1865在位）提议，在中国建立一个属于比利时自己的贸易机构，以免比利时遭受损失。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争胜获利，也刺激比利时外交部下定决心，向中国派遣商业和外交代表团。1845年7月25日，比利时驻马尼拉领事皮埃尔·约瑟夫·拉诺伊（Pierre Joseph Lannoy）授命兼领中国事务管辖权 ³⁵ 。他与中国的道光皇帝达成协议，准许比利时拥有与在华其他欧洲国家同等的优惠待遇，可以从事商贸活动 ³⁶ 。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Ⅱ，1865—1909年在位）登基前，就表达了比利时在中国享有特惠权的愿望。1865年，他访问亚洲，顺路到达中国的广州和香港。返回后即着手与中国建交。中比成为邦交国后，比利时外交大臣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兰伯蒙（François Auguste Lambermont，1819—1905）派外交官金德俄固斯德（Auguste Pierre Joseph’t Kint de Roodenbeke，1816—1878）前往中国 ³⁷ 。1865年11月2日，两国签订了商业与航海条约，比利时得到最惠国条件 ³⁸ ，利奥波德二世进一步在北京设立比利时公使馆，由金德俄固斯德于1868年出任公使。1884年，年轻的汉学家兼外交官米师丽（Charles Pierre Michel，1853—1920）担任比利时驻华公使署理 ³⁹ ，直到1896年 ⁴⁰ 。

在此期间，比利时工业界开始尝试进入中国。1883年，威尔霍斯拉腾（R. Verhoustraeten）前往中国，他曾在1865年至1886年间担任约翰考克赫尔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 John Cockerill）的总干事 ⁴¹ ，此行的目的，是“从冶金学的角度研究中国资源” ⁴² 。据署理中国公使馆的谢武伯（Hubert Serruys）的看法 ⁴³ ，威尔霍斯拉腾的此次出访并未马上收效，但正是他的考察经历让考克赫尔有限公司后来获得可观的利润 ⁴⁴ 。同样在1883年，中国实业家、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 ⁴⁵ 重返瑟兰（Seraing）。他惊讶地看到，那里的工厂已在1850年发展到当时世界的最大规模。唐景星回国后，50个中国工人被派往考克赫尔公司实习。中比之间早期的工业接触和合作，最终促成了考克赫尔公司参与中国汉阳市（今属湖北省武汉市）钢铁业的开发 ⁴⁶ 。

1870年，李鸿章（1823—1901）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870年出现“天津教案”，法国天主教神父、修女与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李鸿章斡旋于中法之间，在外交上做了妥善解决 ⁴⁷ 。1896年7月8日，李鸿章应邀访问布鲁塞尔，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随后，原在加丹加工作的法兰吉（Émile Francqui，1863—1935）被任命为汉口领事 ⁴⁸ ，一直在中国住到1902年。

法兰吉的业绩是于1898年8月11日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大型铁路建设合同 ⁴⁹ 。该合同涉及北京至汉口之间全长1214公里铁路的营建与开发。该工程的第一段总长184公里，于1899年动工。中途因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暂停，延迟至1905年11月12日竣工。1903年11月12日，比利时与中国铁路总公司（Compagnie Générale de Chemins de Fer et de Tramways en Chine）再度签约，建造河南开封与京汉线的区间铁路，该工程于1905年至1908年修建 ⁵⁰ 。

建立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和开展相关教育和科学的活动经费来源，是使用1901年9月7日所签定《辛丑条约》给比利时的赔款。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民国时期。一战后期，超过10万名以山东籍为主的华工被派往欧洲，包括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这段历史并未被充分研究。2019年，根特大学与上海大学签订共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联合实验室”的合作项目，同时也与世界著名的一战历史博物馆——伊普尔的弗兰德斯战场博物馆合作，研究比中关系史。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有助于解释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前往欧洲建立联系的动机与抱负。1912年，国民政府议员韩汝甲访欧，会见了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和埃米尔·纪尧姆·王德威尔德（Emile Gauillaume Vandervelde，1866—1938） ⁵¹ ，后者是比利时工党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成为该党领袖。1920年，韩汝甲在法国巴黎帮助索邦大学创办了“中国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⁵²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班乐卫（Paul Painlevé，1863—1933），在索邦大学任教，于1906年当选巴黎第五区“独立社会主义者”小组的众议院代表 ⁵³ ，也是建设中国高等研究院的有功之臣。韩汝甲也计划在比利时创办类似的机构，但未能办成，按学院主任史蒙年（Jean-Marie Simonet）的说法，此事归咎于接待韩汝甲的拉乌尔·邦图将军（Raoul Pontus，1868—1947）。

（他是）守旧的人，一心留恋中华帝国。1906年和1910年，他两次会见孙中山，态度都很冷淡。这位炮兵将领也没有在比利时学界获得足够的支持，故未能推进此事 ⁵⁴ 。

前面提到，比利时政府将《辛丑条约》赔款的一小部分（不到 1%）用于资助教育和科学活动，后来在埃米尔·王德威尔德的支持下，1927年，此笔经费被用于建立“中比高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根特大学、列日大学和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校长组成 ⁵⁵ ，资助中国学生赴比利时留学。后来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聂荣臻（1899—1992）曾获此资助，于1922年至1923年赴沙勒罗瓦的保罗帕斯图尔劳动大学学习化学工程。

回头说韩汝甲，虽未办成与法国索邦一样的比利时高等汉学院，但他后来从另一个渠道获得了成功。他联系了汉学家、耶稣会士赫师慎（R. P. Louis Van Hee），后者是根特大学中国考古学和艺术教授卡尔·亨茨（Carl Hentze，1883—1975）的老师，赫师慎也是另一名比利时汉学家夏尔·德·凯泽（Charles De Keyser）的老师，夏尔·德·凯泽曾于1920年至1923年担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校长。经韩汝甲与赫师慎的联袂努力，终于促成比利时高等汉学院（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的建立。但由于当时比利时的意识形态原因和语言分布状况，该学院未能落脚到根特大学或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而是放在了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 ⁵⁶ 。这还是埃米尔·王德威尔德和让·弗朗索瓦·迪兹赫·卡帕（Jean François Désiré Capart，1877—1947）斡旋的结果。卡帕是比利时的埃及学学者，也是“伊丽莎白女王埃及学基金会”的创始人，该协会也隶属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1929年10月5日，比利时高等汉学院落成。早些时候，《比利时公报》（ Moniteur Belge ）于1929年8月23日发布了消息。

时任科学与文化部长对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十分关照，但他要求不能动用国家财政拨款资助学院经费，于是，由中比高校委员会的校长联名提议，使用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的余额予以资助，由外交部长拨给高等汉学院。该款经中比庚款委员会（Sino-Belgian Commission for Instruction and Philanthropy）拨付，共四万美元。这个委员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专门负责《辛丑条约》的赔款处理事务。中比庚款委员会的经费（总计125万美元），还有一部分用于资助青年华人在比利时的学习，以及1931年在上海建立中比镭锭治疗院（Belgian Institute for Radium）和成立其他在华医疗与社会组织 ⁵⁷ 。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与比利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诸多历史联系，这体现在创建人的名单上，我们从中能看到以下姓名：拉乌尔·邦图（Raoul Pontus）、乔治·多尼（Georges Theunis）、巴隆·昂立·兰伯（Baron Henri Lambert）、阿道夫·斯普瑞（Adolphe Spruyt）、让·雅多（Jean Jadot），上文提到的卡尔·亨茨、法兰吉（Émile Francqui）、赫师慎（R. P. Louis Van Hée）。此外，还有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校长、根特大学校长、列日大学校长和天主教鲁汶大学校长 ⁵⁸ 。拉乌尔·邦图（Raoul Pontu）于1929年成为高等汉学院的首任院长。乔治·多尼（Georges Theunis，1873—1966）于1947年继任拉乌尔·邦图成为该院的负责人，他还曾于1921年12月16日至1925年5月13日和1934年11月20日至1935年3月25日两次出任比利时首相，并曾担任国务大臣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董事长。巴隆·昂立·兰伯是前天津比利时租界的行政官员。阿道夫·斯普瑞（1871—1956）在1905年至1909年担任开封与京汉铁路连接段建设专员。法兰吉当时还担任比利时兴业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副总监，让·雅多则是比利时兴业公司的总监。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图书馆落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获得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陆征祥（1870—1949）捐赠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套18世纪的巨著多达万卷，超过一亿字 ⁵⁹ 。不幸的是，这套书的一部分在1946年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的火灾中遗失 ⁶⁰ 。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在最初成立的十年非常活跃，发展迅速，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属蒲仙（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8），他是世界著名佛学家之一，1929年因反对将荷兰语引入为学术语言而从根特大学辞职。蒲仙于1930 年开始在比利时高等汉学院任教。1931年，他创办了《汉学与佛学研究集刊》（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 ⁶¹ ，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学家都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⁶² 。该杂志共出版了21卷，此后《汉学与佛教研究集刊》成为佛教和中国典籍研究的专著系列，由鲁汶的彼得斯出版社（Peeters Publishers）出版。该系列迄至2021年已出版了34卷。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将其活动定义为“促进对中国文化最多样化的表现和最广泛的研究：历史、地理、语言和文学、宗教、艺术和考古学、民族志、民俗学等”，但该院实际上间接地受到新中国的外交承认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影响。正如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前董事会成员兼《汉学与佛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前任委员的戴路德（Hubert Durt）所说 ⁶³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汉学研究的版图令人难以置信地扩大了。中国研究不再是一种奢侈或隐秘而孤立的专业。主流教育机构都认为应该提供中文课程。 ⁶⁴

在比利时高校开始建立和发展汉学研究的同时，比利时高等汉学院涉足于中国艺术研究领域，并与其所驻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合作发展专业研究。该院的图书馆成为中国艺术和考古领域的主要图书馆之一，还以中国绘画和书法课程作为汉语课程的补充。

比利时汉学的学术发端

如前所述，卡尔·亨茨和蒲仙都曾供职于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并且都是荷兰威廉一世于1817年创立的根特大学的教授。但事实上，在比利时汉学史上，高等汉学院并非独树一帜。早在19世纪末，比利时议会议员查尔斯·沃斯特（Charles Woeste）就受到《1890—1891年高等教育法》的启发，呼吁在比利时高校开设东方语言课程 ⁶⁵ 。于是，1900年，蒲仙受命在根特大学开设梵文选修课。除了梵文，蒲仙还精通中文、日文和藏文，根特大学能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佛教研究中心，也得益于他所起的关键作用。1926年，卡尔·亨茨被任命为“中国考古与艺术”选修课的讲席教授。1937年，他被任命为“南亚和东亚艺术及周边地区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席教授。1943年，卡尔·亨茨被任命为德国法兰克福高等教育学院（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的汉学教授和同城的中国学院（China Institut）的院长，1945年，他从根特大学荣休 ⁶⁶ 。同样在天主教鲁汶大学，1932 年被任命为该大学教授的埃蒂安·拉摩特（Étienne Lamotte，1903—1983）将汉语知识与佛教研究相结合 ⁶⁷ 。1966年至1967年，天主教鲁汶大学一分为二，成为一所法语大学和一所荷兰语大学，佛教研究随后转移到位于新鲁汶的法语鲁汶大学 ⁶⁸ 。

1958 年，根特大学成立“东方、东欧和非洲语言学及历史学高等研究所”（Hoger Instituut voor Oosterse，Oosteuropese en Afrikaanse Taalkunde en Geschiedenis），中国研究在这所大学重振雄风 ⁶⁹ 。后“东方、东欧和非洲语言学和历史高等研究所”并入文学院，于 1970 年代重组为东方研究系、东欧研究系和非洲研究系。佛教研究追随蒲仙的脚步不断发展。在中国研究方面，中国现当代史、哲学和政治学成为该系21世纪初以来的新重点。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根特大学汉学系内设立两个研究小组，即“根特佛教研究中心”（Ghent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和“透视东亚文化：身份、历史意识、现代性研究组”（East Asi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 Identity，Historical Consciousness，Modernity）。

此后，比利时其他各主要大学都开始发展汉学或开设有关中国的课程。荷兰语天主教鲁汶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汉学系。该学院专注于中国哲学、17世纪以来中欧文化交流、现代中国和现代汉语的研究 ⁷⁰ 。同样在比利时其他主要大学（于2016 年成立了东亚研究小组的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荷兰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列日大学和蒙斯大学），一并建立了汉语课程、翻译和口译课程与中国文化和历史课程，以及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相关的中国课程。

结论

上述所列的成就证明了以下几点：在当今世界，欧洲与其他地区面对着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没有中国，当代世界似乎很难想象——因此，关于如何界定欧洲，不仅取决于欧洲本身，还取决于全球性的力量和决定因素，欧洲面临着重新定义自身的需要。在评论这种情况时，拉尔夫·韦伯（Ralph Weber）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时代，欧洲的他者（the Other of Europe）对于欧洲人和非欧洲人而言，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欧洲很少被塑造成他者本身，不仅是就其自身而言，对于其他视野中的欧洲也同样如此，即在欧洲的他者眼中作为他者的欧洲 ⁷¹ 。

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的观点如下：

如果我们要分析欧洲社会、欧洲经济或欧洲政治，就必须在了解其他社会科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语境下进行 ⁷² 。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学和中国研究仍然有其特定的价值，并且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助力，对欧洲获得一个符合当代世界秩序的新定义做出重要贡献。要使之成为可能，就需要认真思考，“从辩证角度而言，自身的传统并不是观察其他人的透镜，而是通过其他同行的视角在特定时刻下提供的样本获得认识” ⁷³ 。 /fc4De4gd7fUWVECUS3IFzgq8RXz15h9R5IgfC1RQwBGPpt5sqFoxJJ+YUPmGE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