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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汉学三百余年，与中文教育密不可分。中世纪之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兴起，在法国掀起东方热，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两次大的交汇，即以诗歌、绘画和文学创作为载体的法国文艺与汉字汉语的第一次交汇，以及哲学与汉语的第二次交汇。近现代以来，雷慕沙（A. Rémusat）、沙畹（E. Chavannes）、戴密微（P. Demiéville）和汪德迈（L. Vandermeersch）等法国汉学家都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汉字汉语著作为此做出重大贡献，促进法国的中文学习向学术化领域转型，并进入中文教育学科建设的新阶段。
关键词： 法国汉学 法国的中文课程 中文教育学科 中法文化交流
先讲四点。1.知识论（epistemology）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科学哲学或学科知识论是该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discipline epistemology）。2.必须从障碍的角度提出科学认识的问题，此观点基于法国学者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知识断裂论（epistemological break）”，原意指在一般学科史上，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一种质变，从意识形态阶段跳到科学阶段。巴什拉也是汪德迈先生的老师。我经常引用他的一段话，就是必须从障碍的角度，提出科学认识的问题。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科学、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克服各种成见或偏见；有时也会发生倒退的现象，经历种种曲折，才能达到比较稳定的科学状态。3.中文教育学科应包含中文教育史。4.教师要具备的基本知识中应包括本学科史的基础知识及其分析。
20世纪法国还有一位著名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 25 曾提出过“知识形态（epistemè）”的概念，要求对知识进行发掘研究。他的观点是，要研究某个特定学问或学科如何起源、如何成形、如何保存、如何逐步发展、如何发生质变，如何暂时落后，在哪种特殊气候和土壤中获得发展。学科史的研究，把知识论、知识断裂论和知识形态论都包括进去。这是一个重大研究任务。学科史的发展模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巴什拉在讨论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也讲过这个观点 26 。
关于法国的汉学渊源及其文化背景，我想指出两个特征。第一，法国是以拉丁文教育传统为教学楷模，促成语法翻译倾向和重书面语、重文化的教育模式与理念。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语第二语言教学在外语教学论起到了牵头作用。在法国，与其他外语教学不同，对外法语教学是直接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而成立的一个门类，其在教学理念上、教学手段、教学法等方面，都走在前列，但这两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矛盾的。以下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法国汉学起步于16世纪的传教士时期，或者说耶稣会士时期，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第二阶段是17世纪至18世纪末。
第一阶段，在汉学初创上，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教士为主，也有个别的葡萄牙传教士。直到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都没有起到显著作用。
第二个阶段，法国传教士发挥主导作用。出现这种局面的转变，与法国传教士的以下素质有关。
他们是多语种人才，除了母语法语，还精通拉丁文，有人的拉丁文水平可达到母语法语的最高水平。有人精通古希腊文，有人精通欧洲国家的其他语言，如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
他们拥有理性思维，这种特点的形成，与上面提到的语言学习背景有关。他们从小学习拉丁文，学习的重点不一定是使用拉丁文进行日常交际，而是分析拉丁文的语法句法，这就培养了他们的分析能力。这种情况延续至今，我个人自上初中起就开始学习拉丁文，一直学到高中毕业班，每周三课时，共学了七年。上拉丁文的课，大部分时间是讲文化，如古罗马文化；再就是翻译，即从拉丁文到法文的互译；还有就是语法学，分析拉丁文古典著作选段中的每个句子，这些训练对日后从事汉学研究都是很重要的，有利于培养现在所说的“多语能力”。
他们视野开阔，是真正的学者，而且大都出身理科。他们的兴趣的重点不只停留在中国传统思想上，而是开始对中国各门学问都很关注，包括汉语语法本身。当时还没有关于汉语的语法著作。我在上面提到的第一阶段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也有法国的传教士，都还没有真正地掌握中文，达不到写语法书的程度。中国人对语法这个概念也很陌生，中国自古以来也没有产生语法书。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教士编过所谓的中文语法书，但都是照搬拉丁文的语法书。他们把拉丁文的语法范畴套在中文的语法上，误以为两种语法大同小异，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所以这样的语法书是不科学的。法国传教士在第二阶段迈出了这一步，他们可以用科学的头脑分析中文语法。
法国的中文传播源头要追溯到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太阳王”路易十四听取了一些从中国返回法国的传教士的报告后，批准向中国的康熙皇帝宫廷派遣一批人，后来被称为“国王数学家”，共五人，分别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和刘应（Claude de Visdelou）。这五位法国人都是耶稣会士，也都是科学家，其中三位是数学专业的，一位是天文学专业，还有一位是药学专业的，其生卒年都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他们被派往中国的目标是收集关于中国的知识，开展学术考察，进行汉学建设。他们一行由洪若翰（1643—1710）带队，于1685年从法国启程，乘船出发，先抵达澳门，然后在宁波等了很长时间，后经朝廷允许，他们前往北京，拜见康熙大帝，在皇宫中待了几年，与中国皇帝开始近距离的接触。在现代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当时双方互不了解，中国不大了解法方，法方也不是很了解中国，康熙皇帝和几位中国学者与这批法国学者传教士确实开展了一场互动的对话。法国传教士已掌握中文和满文，康熙又亲自颁布圣旨提供中文和满文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顺利开展工作。他们从法国带来许多科学设备，包括天文观测仪器，有的赠送康熙皇帝，有的留作自己工作使用。康熙皇帝在他们返回法国前，赠送了一批中国历史典籍。这些书籍由国王数学家们带回法国后，存放于法国的国王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此后汉学专业成立，他们还将这些中文文献用作教学资料。有个小故事，国家数学家第一次拜见康熙皇帝的时候，发现康熙皇帝的身体不好，得了疟疾，他们当中的药学家就给康熙皇帝服用了奎宁。当时中国还没听说奎宁，也不知道奎宁能治疟疾，药学家正好从法国带了奎宁，就在几天之内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病。
法国汉学在这一代传教士身上产生了质变，代表人物是马若瑟（Joseph-Henri Marie de Premare）。他撰写了《中国语言札记》（ Notitia Lingua Sinicae ） 27 ，首次以科学的眼光分析中文语法，成为第一本有学术价值的汉语语法书。自1662年起，洛瓦雅尔（Port-Royal）逻辑学成为语言哲学的参照系，马若瑟这本书受到了洛瓦雅尔理性主义语法学的影响，当然也有个人建树，所以他的这本书与此前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照搬拉丁文语法编写的中文语法书完全不同。马若瑟的《中国语言札记》是用拉丁文写的，他的观点是，“坚决不愿意把汉语纳入我们的语言体系中”。他是18世纪最优秀的中文语法学家，思维严谨，注重汉语内在有规律性的特征，第一次坚决排除机械模仿西方语言（主要是拉丁文）的语法去研究汉语。马若瑟还于 1731 年在广州翻译了《赵氏孤儿》，后来对伏尔泰有较大的影响。
法国传教士还写了大量的信件和报告寄回法国，后来被编为《耶稣会士中国感化人的珍奇信笺》（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s Jésuites en Chine ），共有34部，旧版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这是在西方国家建构第一个全面描写中国形象的基础性文献，所收信件几百封，都是法国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各方面的介绍文字，涉及语言、文字、民俗、园林风格等。比如，有个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神父，最早通过这些书信，向西方国家介绍和分析中国的园林风格，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独特风格，后来，在1749年以“传教士书简集”的方式公开发表，随即在欧洲贵族界和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法国乃至欧洲都产生很大反响。当时欧洲不同国家的学者都精通法语，王致诚神父的信是用法语写的，所以大家阅读法语信件没有任何障碍。
这一阶段法国传教士的贡献，除了五位国王数学家之外，还有其他人，在此也略加介绍。冯秉政（Joseph-François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精通满、汉双语，熟悉中国古典文化。康熙皇帝命他将中国正史译成法文。
国王数学家中的白晋（1656—1730），供职于康熙王朝。他在巴黎做过演讲，认为《易经》与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有共同之处。这个分析如果成立的话，可以看出这些传教士兼学者堪称早期汉学家，他们精通中国古老的《易经》，有的还精通《论语》和《中庸》，他们希望真正地融入中国文化。他们中间也有人改变西方的服饰习惯，穿上康熙朝中国官员的服饰。还有人能熟练地使用满语和汉语，进行满汉互译，还能将法语译成满语和汉语。
西方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归功于法国传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5—1737），这个译本的出现，对欧洲学界了解中国古代思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写了《耶稣会传教士富于教化和趣味的书简集》。书中所收是1703年到1818年在中国和印度的法国传教士的书信，重点汇编部分是1703年至1818年。
宋君荣（Père Antoine Gaubil，1689—1759），是18世纪最伟大的法国汉学家，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yot，1718—1793），为末代北京传教士汉学家，他撰写专著讨论中国古典音乐，可能是首位研究分析中国古典音乐的学者。他还编撰了满法词典，以及另一本梵汉藏满蒙词典。
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传教士兼汉学家。他的学术贡献比较多，其中之一是编纂《汉字》一书，于1895年动手，1915 年完成，1925年在法国又出了新版。这本书对于后来的几代汉学家，包括普通汉语学习者，都影响极大。我个人在20世纪 70 年代初进入巴黎大学中文系读书，在大一的时候，我就主动去买了这本书。我认为，它就是向法国人介绍中文的《说文解字》。作者借用《说文解字》的内容，向法国人做介绍和分析，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国国内编写对外汉语教材很丰富，但却忽略了汉字教学。而对在法国学习汉语的人来说，了解每个汉字的意思和相关字词知识是必要的。我们看到戴遂良这本书有茅塞顿开之感，能掌握词素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很多助记办法。
回溯法国汉学渊源不能离开中国学人的贡献，在此要提到三位历史人物，即沈宗福、黄嘉略和马建忠。三位的共同特点是都到过法国，都出生在中国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信徒的原生家庭，后在外来传教士的带领下离开家乡。
沈福宗（1658—1691），二十多岁时跟随一个西欧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去了英国牛津，在博德利图书馆服务半年，途径巴黎时滞留几个星期，还去过罗马，拜会了教皇。1684年，他应邀访问法国，9月15日，法国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会见了沈宗福一行，沈宗福把《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拉丁文译本献给路易十四，并请求在法国出版。9月26日，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宴请沈宗福，沈在宴会上向路易十四表演了如何使用筷子和如何用毛笔写汉字，让路易十四大开眼界。沈宗福成为史料记载第一个到达法国和英国的中国人，是历史上第一个会见法国国王的中国人。当时法国最流行的娱乐时事刊物《优雅信使》（ le Mercure galant ）饶有兴致地报道了这个事件。很快整个欧洲学界、贵族界都知道了这个信息和事情的细节。
黄嘉略（1657—1692），原名黄日升，黄嘉略是他的教名。与沈福宗不同的是，他定居巴黎，娶了一个法国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在法国去世。最近经法国汉学家研究发现，黄嘉略也曾在法国早期汉学家史上起到重要作用。他收了两个法国弟子，两人都不是传教士，只是求学者。他们拜黄嘉略为师，主修中文，后来成为法国汉学家。黄嘉略讲授《康熙字典》的部首，编撰《汉法词典》，也编语法书，开辟了非宗教色彩的汉学。
马建忠（1844—1900），出身天主教家庭，在法国传教士办的徐汇公学（Collège St-Ignace）读书，受到教会的西式教育，学习过法语和拉丁语，在语法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是三人中最有名气的，以编纂《马氏文通》闻名。《马氏文通》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的汉语语法书。中国此前没有真正的语法书和语法学，这是中欧学界最大的不同。20世纪以后中国才出现了王力、吕叔湘等著名语法学家。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法国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对东方和伊斯兰文明都更为深深地着迷，东方是广义的，指远东的中国、日本，还有中东和北非；早期的东方主义覆盖远东文明、中东文明和北非文明。在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时代就已出现的这种迷恋，又以诗歌、绘画和文学作品为载体，大量地表现出来。
19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席卷各个文化领域，文艺作品中充满表现自我、幻想、激情、怀旧等倾向。该思潮与东方主义有明显的交叉。1704年，法国人加朗（Antoine Galland）将《一千零一夜》译成法文，不久此书便风靡欧洲。自此以后，东方女性的形象在西方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法国的著名文学家、作家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个思潮影响，都在寻找异国情调，即所谓的异国性。在浪漫主义时期，“东方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连年轻的雨果都赞成这一点。1829年，他在巴黎的沙龙里撰写了《东方》。他在巴黎的寓所客厅墙上布满了中国古董，东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梦想，也是一种激情。法国另外一个大文豪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就不一样，他游历了从希腊到突尼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写了一部旅行记，叫《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行程》，1811年出版。夏洛布里昂的法文应该是法国文学历史上最美的语言之一，他这样一个大文豪也打了背包去了东方国家。
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创作了油画《阿尔及尔女人》，阿尔及尔在北非，当时也归于东方，当然是想象中的东方，于是北非女性也成为画家笔下的重要题材。当时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说，中东的贝鲁特可以遇见几与雨果齐名的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Alphonse Lamartine，1790—1869）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在君士坦丁堡可以遇见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人物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戈蒂耶比雨果年纪稍长，雨果特别尊重他；或者在耶路撒冷也可以遇到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我是说，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诗人、画家、思想家都到过所谓的东方。
东方主义与文学艺术在封闭的背景下还会形成另一个特殊的交汇，即哲学与中文之间的联系。著名诗人戈蒂耶之女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受到父亲的中国朋友丁顿龄的熏染，小时候学过中文。朱迪特长大后，跟父亲一样，也成了比较有名的诗人。她出了一本书，书名叫《白玉诗书》，简称《玉书》，是一部中国古代诗选的法译本。此书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很畅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本书在文学研究、翻译研究、中国传统诗歌向西方传播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个小故事：《白玉诗书》出版后，朱迪特想送给雨果一本，她又不认识雨果，就在书的扉页上给雨果题了词，又用五个汉字给雨果起了中文名字，也写在扉页上，以吸引雨果的注意。她给雨果起的中文名，当然不是现在通用的“雨果”，现在的“雨果”是音译名，她起的名字是她自己选的五个汉字。她还给每个汉字标了意义和读音，让汉字成为女诗人激情的媒介。她的做法果然奏效，雨果收到了《玉书》，看到五个汉字，十分惊奇，非常欣赏，他明白这是朱迪特送给他的中文名字，于是亲手将这五个汉字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这可能是雨果平生第一次写汉字，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次。雨果的日记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那里查阅。朱迪特去世后安葬在法国西部海边的一座小城市的公墓里。有一位越南外交官得知她的爱好，在她的墓碑上刻了几个汉字。
克劳德尔（Paul Claudel，1868—1955）的作品，反映了法国诗人与道家传统的文化交汇。这位法国诗人兼戏剧家深受道家的影响，还把道家思想渗透到他的诗集和戏剧作品中。法国诗人谢阁兰（Victor Ségalen，1878—1919），让汉字充任“他者的语言”的角色，创作了小说《天子》，诗集《碑集》和《西藏》。法国诗人马拉美（Mallarmé）从中国书法中获得灵感，认为诗歌、绘画、音乐和舞蹈可以像中国书法一样，在空间上体现出曲折性。马拉美没有学过中文，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文的想象。圣琼·佩斯（St-John Perse，1887—1975）和米修（Henri Michaux，1899—1984）的情况类似，也都没学过中文。米修是西方文化的叛逆者，20世纪30 年代访华，接触过程抱一、赵无极。米修的艺术创作深受中国水墨画的影响。他也写过关于中国美学的书。
欧洲汉学联合体的渊源与现状这一话题应该是从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去探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个渊源的话题贯穿着不同学术范围及相关的概念，如中国学、汉学，甚至更早的东方主义、亚洲学、东方学等。
东方主义，法文写作orientalisme，是最早的一个相关词，需要从两个层面意思理解这一词语所涵盖的内涵。我在前面提到，近几个世纪以来，法国比其他欧洲国家对东方和伊斯兰文明更为着迷。这种迷恋仅在启蒙时代和浪漫时代出现，以诗歌、绘画和文学作品为主要体现方式。1826年。它们以东方主义的名义，汇集在一起。此后，这种文学艺术上的东方主义，逐渐转化为学术上的东方主义，即汉学的前身。
东方主义的表层是艺术思潮，诗人、作家和画家都是寻找异国情调的，但其背后是对他者普遍关注的理念，故容易被纳入学术领域。在学术领域，以东方主义的名义，研究东方的语言、文化、文字、文学。
与艺术方面的东方主义密切结合，形成了学术的东方主义，即东方学，这是中国学、日本学、阿拉伯学的前身。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的是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
雷慕沙是法国汉学之父，亦可称专业汉学之父或现代汉学之父。1814年年底，他在法兰西公学院担任第一任中文教授。据我所知，他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在官方设立的中文教席担任中文教授的学者。雷慕沙的时代没有任何中文教科书，他只能自学。他在自学时使用什么方法呢？也只能是非专业的。比如说现在西安的《景教碑》，《景教碑》记录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耶稣会士把西安的《景教碑》翻译成拉丁文，雷慕沙就拿着中文和拉丁文的两个版本对照分析，他就是这样学中文的。然后，他去看法国耶稣会士写的关于中国的介绍，相当于大百科全书，那些耶稣会士在写法文或拉丁文时，也会插进一些汉字，雷慕沙就借用这些汉字，对照法语和拉丁语去看，就这样学会了汉语和汉字，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从他翻译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
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1758—1838），著名东方学家，1795年成为新成立的东方语言学校的第一位阿拉伯语教授和第一位波斯语教授，他是研究这段学术史不可忽视的学者。
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是大名鼎鼎的埃及学家。拿破仑登陆埃及时带去了数百位学者和画师，他们带回了众多古文献。年轻的商博良曾使用这些文献钻研古埃及文字，他在发现罗塞塔石碑之后成功地识读出埃及古文字，成为揭开埃及古文字奥秘的第一人。值得注意的是商博良像当时的学者一样，是多语人才（曾学叙利亚语、科普特语、拉丁语、希腊语、阿姆哈拉语、阿拉姆语、迦勒底语），并精通多种语言的语法，所以具备较高的语言转移和语言分析的能力。商博良与雷慕沙建立了友情，并进行学术对话。他和雷慕沙都是亚洲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1806年商博良用拜耶尔（Bayer Gottlieb Siegfried，1694—1738）著的语法书《汉文博览》（ Museum Sinicum ，1730）开始熟悉中文。商博良家庭图书馆现存耶稣会士1773年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书简。他在1807年至1809年逗留巴黎期间，在东方语言专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前身）学习了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波斯语课程。
从这个年代起，欧洲学界开始追求远距离的文化、远距离的语言，法国和德国学界则关注像埃及古文字这样的远距离文字。雷慕沙特别关注汉字，在他的研究和教程里，汉字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他成为理性汉学的创始人。他从不单纯地介绍和分析汉语和汉字，也同时介绍和分析中国文学，还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编纂了一批中文教程，包括《汉字简要》（中国语言文字论，1811）、《汉语词典规划》（1814）、《汉文启蒙》（1815）、《汉语语法要素，国文、古文、官话的一般原则即中华帝国的日常用语》（1822）、《中文的起源与构成》（1827）等。它们侧重于阅读理解，贯穿了理性思维。他对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理解至今没有过时，仍然可以参考。
下面讨论法国现代中文教学。继 1814年建立法兰西公学院中文教程之后，法国于1843年建立了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简称“东语”，于1795年成立）。两者的区别是，法兰西公学是最高等级的学府，但不是大学，至今只用讲座形式，即各学科顶级水平的讲座，没有固定的学生和文凭。东方语言学院是一所大学，讲授全世界最多的语言，现在共104个语种。中文和日文是两个大系。中文系于1843年开设（1840年开课）。原来只有阿拉伯语系、波斯语系、土耳其语系，没有中文系。担任中文系教授的是什么人呢？是雷慕沙的学生。早期的中文教材，有儒莲（Stanislas Julien）编《千字文》（1864）和歌士耆（Klesckowski）编《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教材》（1876）。
1900年，里昂大学创设一个中文教席，原计划建一个中文专业，但因大学内部有不同意见作罢。所幸设立教席获得里昂工商会的支持，这个工商会是里昂的传统行业行会，跟中国的丝绸业有交流。
现在来看两种交汇，一是文学艺术与汉学的交汇，一是哲学与中文的交汇。后者吸引了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等，把中国作为他们进行思想投射的长久之地。在法国汉学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主修哲学出身，在他们看来，哲学与汉语的交汇，是因为两者都是具有猎奇性的学科。我曾就此咨询汪德迈先生，他马上回答说，哲学与汉语的交汇是因为两者都具有元好奇心。我本人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上巴黎大学的时候，同时主修哲学和中文。
20世纪50年代之后，法国的中文教学在中学中得到推广。1958年，法国在中等教育机构创设正规的汉学教学课程；我认为这是破天荒的举措。据我所知，这是除中国外全世界第一次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一个特定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纳入中等教育。几年以后，据我的考察应该是1968年，法国教育部正式批准，将汉语纳入高中毕业会考的必考科目之一，这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举措，在中国之外是第一次。因为汉语只要纳入高中毕业会考，就应该具备相关的教学目标、教学大纲，明确走向汉语学科化。我所说的学科化，是把汉语作为一个正规学科，而不是只教汉语一项。法国的另一项第一，是出版了第一本面向西方中学生的汉语教材《基础汉语教程》（ Pénélope Bourgeois ，李平著），1966年在巴黎正式出版。如果翻看一下这一部教科书，就会看到像“喜欢”这个生词是怎样介绍的，在“喜欢”这个词的下面，有对“喜”的基本意思的解释，也有对“欢”的基本意思的解释，即把汉字作为最小教学单位之一。自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到21世纪，法国一直是把汉语作为一个二元性语言进行教学的。这是汉语的独特性，与其他外语不同。汉语有自己最小的语言教学单位，而且不止一个。比如说“喜欢”是一个单位，可以说，我喜欢，你喜欢，他喜欢，我不喜欢等。如果同时也把“喜”“欢”当成最小单位，这就存在字和词的关系，就是我说的中文教育二元论。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汉语教育一元论，这样汉语就跟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一样，最小语言教学单位只有词，没有别的。喜欢就是喜欢，就是like，是不可分的整体，没有“喜”与“欢”作为最小教学单位的教学，而法国及其他很多国家的中文教育是贯彻二元论的。
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据对建交后法国派遣来华留学生的初步统计，四十年来成绩明显：
1964—1965 21名法国留学生
1964—1965 20名法国留学生
1973 中国恢复文化交流，30名法国留学生
2003—2005 扩展至中法文化年交流
中法建交的重要成果是双方互派留学生，其长远意义是在双向了解的基础上推动法国的中文教育。
中法文化交流的目标是增进两个历史文明大国的相互了解。在这里我想回顾三位顶级法国汉学家。他们都曾多次来华从事研究和教学。第一位是戴密微先生（Paul Demieville，1894—1979），他是汪老的恩师，是研究中国考古、中国古典文学和佛教史的专家，曾在厦门大学和位于北京的中法大学执教。第二位是谢和耐先生（Jacques Gernet，1921—2018），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与考古发掘的专家。第三位是汪德迈先生（Léon Vandermeersch），是研究甲骨文、古汉语文字学、中国儒学、中国文化思想和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专家。他们三位都对中国社会文化做了全方位的研究，在多学科领域都有学术贡献，不是单一学科的专家。他们也都是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员，其“了解他者”为学问的共性，今天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国远东学院（EFEO）是法国的国家学术机构，1898年建立，最初研究越南西贡一带的风土文化，1900年更名法国远东学院，1901年创办《法国远东学院学刊》并延续至今，研究范围包括南亚、南东亚和东亚文明，研究范畴涉及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学和文献学。汪德迈先生曾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
法国汉学协会（AFEC）成立于1980年，吴德明（Yves Hervouët）先生曾任首任会长，宗旨是将对各时期的中国学感兴趣的学生、教授和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
法国汉学协会的理念，如法国汉学之父雷慕沙所说，要成为一个汉学家就要去了解和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于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位置及其文明的独特性，中国经常被视为西方的另一极。汉学家有责任将这种差异“翻译”成了解和尊重中国特色，以丰富西方的精神和内心，促使地球上两个关键极点之间的最开放的交流。
法国汉学协会通过AFEC网站，实时发布汉学研究和协会活动信息。创办权威性的学术期刊《汉学学刊》（ Études Chinoises ），又译为《中国学刊》。1982年以来，AFEC每年出版年刊，发表论文、书目文章、研究笔记和书评，还用英语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和评论，是唯一一份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多学科法语学术期刊。AFEC的目标之一是支持年轻研究人员的工作，建立AFEC“青年学者”学习日，每两年邀请他们在青年学者研讨会上介绍他们的研究，并遴选优秀论文在《汉学学刊》上发表。AFEC资助研究重要汉学问题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会议。AFEC博士学位项目，设立AFEC博士学位奖，每年奖励在古代和当代中国学研究方面成绩突出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在协会年度大会上颁奖。
法国汉语教学协会（AFPC）成立于1984年成立，本人是创始人之一，曾担任会长二十多年，现为荣誉会长。协会的宗旨是在法国推广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教学，以吸收汉语教师为主，也适当在更大范围内接纳支持其宗旨的同道。
法国汉语教学协会的理念，是促进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在学校系统的发展（主要是中学，也包括高等院校等），在官方行政机构（如有关各部门、使馆等）代表中文教育界发言和提供决策意见，促进法国的中文教学方法的交流，推动与中国各种学校的交流活动。
法国汉语教学协会是法国唯一的汇集初、中、高等教育的中文教师的专业性协会，现有会员510名。每年在法国组织汉语水平考试（HSK），每年资助20名教师到北京进行汉语培训。每年组织一次年会，为法国汉语教师提供教学经验推广平台。
1996年2月和1998年2月，主办两次法国国际汉学教学研讨会，会议资料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出版，2004年作为法国国民教学部的协办单位举办首届全法汉语教师培训与研讨会。主办《会员通讯》，每年出版八期，与网站配合，发布中文教学领域的信息，促进中文教学经验交流，交换汉学界的信息，交流各类教材。2016年开创协会微信群。
以法国汉学三百年历史为依托，在法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纳入中文教学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中文教育学科，是一次新的时代转折。它是在法国从前文艺、哲学与汉语交汇之后的新交汇，是法国汉学与中文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成熟点有四：（1）汉语科目归属于国民基础教育体系；（2）汉语列入拥有全面教学大纲的外语范围；（3）汉语被列入其他外语项目；（4）已开始列入《欧洲语言通用参考框架》的范围。
以上工作的两个标志性成果是：（1）1966年法国教育部创立首届中文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考和基础教育的中文教学大纲；（2）2002年法国教育部开始发布小学、初中、高中的全套中文教学大纲。
迄今为止，法国的中文教育，已走过了二百余年的历程，得益法国汉学的深厚背景的支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标志有；
1814年，在法国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
1843年，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成立第一个中文系；
1958年，在法国开办第一所中学中文课程；
1966年，法国教育部创立汉语专业师资认证会考（CAPES）；
1968年，中文考试纳入法国高考；
2001年，《利氏汉法词典》这部全世界最大的汉语法语双语词典在法国出版；
2002年，第一套完整的汉语教学大纲（小学至高中精英课程）在法国发布；
2006年，法国国民教育部开始设置国民教育汉语总督学，首任总督学为白乐桑教授。
最后，本文用以下两点来突出概括法国汉学及中文教育的独特性。先以《利氏汉语词典》为例，利氏协会编写，共七卷，为20世纪法国汉学历时50年辛勤耕耘所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法汉双语词典，一项伟大的语言学成果。关于这项工作的缘起与理想，如利氏的创立者之一、法国耶稣会士甘易逢神父（Yves Raguin）所说：“这是一项疯子才能做的事业，但如果不把它完成就是傻子。”
另一点是法国汉语教育的规模：现在法国汉语的学习者近十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一半是归属于基础教育。十万人中，800所初中和高中学生近5万人，高等教育机构设置中文系31个，大学生2万余人。这些数字都表明，法国的中文教学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的阶段，已为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打好了基础。
〔法〕加斯东·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钱培鑫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法〕白乐桑：《法国汉语教育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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