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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乡间小路边走过，蝗虫咔嗒咔嗒地跳开去了。蟋蟀躲在蓬乱的杂草丛中唧啾。一只网纹蝶（fritillary butterfly，也译作豹斑蝶）翩跹飞过。每隔一两分钟，就碰上一团薄雾似的小飞蚊，我得挥动双手驱赶它们小黑点一般的身体，才能从中穿过。昨天下午一个劲儿欢唱的蝉，在这个凉爽的早上，只发出零星嘶哑的鸣声和断断续续的呜咽。
路的一侧，峡谷坡上露出深赤赭色的岩石，嶙峋兀立。石壁里面，埋藏着在我周围飞舞和歌唱的昆虫们的祖先。其中有一个化石群具备了已知最早的动物发声构造——远古蟋蟀翅膀上的脊。这种化石是最古老的声音交流形式的直接物理证据。
我们应该在这里建一座庙堂，树立一块丰碑，来纪念尘世间已知最早的声音。然而朝圣者舍近求远，不去参拜法国南部这些山脉，反倒不远万里去寻低地地区的大小礼拜堂。圣地亚哥卡米诺著名的朝圣之路途经此地，而沿阶而上的朝圣者浑然不知：世间一切歌声和言语所能找到的最深远的根源，就静静潜伏在他们脚下的石头中。
我所在的地方，位于法国中南部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的南部边缘，四面是连绵的山峰和蜿蜒插入内陆的陡峭河谷。河谷沿地中海海岸逶迤，随后绵延向北。整个高原占据了法国近六分之一的陆地。不像沿海平原，此处的地形崎岖，人烟也稀少。火山活动、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碰撞，以及大陆板块的推移，锻造出了中央高原上交错的山石。我走过的这条道路边上暗红色的石头，数亿年前诞生于一片炎热干燥的大陆。铁掩埋在风吹来的土壤之中，留下氧化的痕迹。这里的岩石以当地一条河流命名，被称为萨拉古地层。整个地层由半干旱盆地上的沉积物构成，暴雨有时在上面冲刷出湖泊和溪流。在湿润地带边上，矮小的蕨类和针叶树生长出来，给这片原本光秃秃的大地增添了小块绿洲和绿色走廊。萨拉古地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2.7亿年前的二叠纪。那时候，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联合成一块巨型大陆——泛古陆（Pangaea）。
20世纪90年代，当地医生让·拉佩里（Jean Lapeyrie）在他家附近色彩斑斓的岩石露头中，发现一些地方蕴含着丰富的昆虫化石。他采集了一些标本，与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合作，独辟蹊径地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时代的窗户——那是现代昆虫家族中最早一批成员与现存类群混杂共生的时期。蜉蝣、草蛉、蓟马和蜻蜓与远古的种类一同飞舞，其中包括现代蟋蟀和蝗虫的几种近亲。
这些昆虫化石多数有翅膀。昆虫的身体很容易腐烂分解，而翅膀是由干燥、坚韧的蛋白质构成的。在风雨作用下，翅膀被吹拂或冲刷到河道或泥缝里，掩埋在粉砂淤泥下。后来，当地质学家们用锤子将它们从地下墓穴中挖掘出来时，翅膀脉络和轮廓清晰可见地印在了石头上。每种昆虫的翅膀形状和脉络构造各不一样，因此，从翅膀特征可以鉴定每种逝去已久的化石昆虫属于何种类群。
在形成于二叠纪的萨拉古地层中，有一种昆虫翅膀具有不同寻常的特征。通常来说，翅膀脉络呈现为网状，支撑起薄薄的膜。然而，在一类化石标本上，紧挨翅尖的一簇脉络加粗并凸起。略微弯曲的中脉凸起，由侧脉支撑。浮雕般凸起的脉络交会的地方仅长一两毫米，相当于书页上一个英文字母的长度，整个翅膀则有我的拇指一半那么长。这种凸起的脊状结构无助于支持膜翅，倒很可能是昆虫鸣唱的工具。双翅相互摩擦时，翅膀上凸起的中脉在另一个翅膀的基部刮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巨大的扁平翅膀则可能起到扬声器的作用，将声波扩散出去。
现代蟋蟀用类似的翅膀结构来发声，不过设计更巧妙一些。它们用右翅上波状的脊摩擦左翅上的小隆起。小隆起充当拨器，在音锉上拉动，这种行为被翅膀上紧挨着的薄膜窗口放大并投射出去。音锉和窗口的形状是每种蟋蟀所特有的，弹奏的节奏亦然。由此便有了现代蟋蟀丰富多变的声响：从柔和的啁啾，到持续的颤音，再到音调高得人耳无法察觉的哀鸣。化石昆虫翅膀上凸起的脊缺少蟋蟀音锉精准的起伏，也没有扩大音量的窗口迹象。因此，这种动物很可能只能发出单调的刮擦声，音调远没有今天蟋蟀们精准调频的结构所能达到的纯净。
以奥利维尔·贝瑟克斯（Olivier Béthoux）为首的法国古生物学家于2003年描述了这种化石。这些科学家与化石发现者让·拉佩里一同工作，将这种昆虫命名为二叠纪发声昆虫（
Permostridulus
）。拉丁名的前半部分源于二叠纪（Permian），即这种化石诞生的地质年代，后半部分
stridulate
则是动物学术语，意思是“肢体摩擦发声”。二叠纪发声昆虫翅膀上的脊由一组不同于现代蟋蟀翅膀构造的脉络组合而成。这种昆虫在分类上属于独立的一支，它们是现已灭绝的一个族群，现代蟋蟀的远古近亲。
在二叠纪发声昆虫生活的时期，与其相伴的节肢动物是另一些昆虫、蜘蛛和蝎子。同一时期的池塘里，还生活着众多小型甲壳动物。我们远古的祖先和它们的亲属也出现在那里。它们蜥蜴般的身体在泥中留下脚印，作为化石遗迹留存下来。这些爬行动物被称为兽孔目动物（therapsids），体形不等，有从鬣蜥到鳄鱼大小，双腿直立在陆地上行走，不像如今大多数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那种爬行的步态。在接下来5000万年中，其中有些种类的动物体形将会缩小，体表变得毛茸茸的，演化成现在所说的哺乳动物。然而在二叠纪，兽孔目动物是披着爬行动物外皮的食草兽和捕食者，也是很多陆地环境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大型动物。
这些哺乳动物的祖先很可能无法听到昆虫的鸣声。为哺乳动物传递高频声波的鼓膜和中耳三块听小骨此时尚未演化形成。兽孔目动物的声波世界只包括低频，这些声波通过外耳孔和动物身体各处的骨骼传递给内耳。它们所能听到的，也许只有砰砰的脚步声和轰隆隆的雷声。它们大概也能听到其他爬行动物的喃喃低语，尽管没有化石证据表明那些动物能发出声音。有朝一日，当森林和平原上到处是可食的鸣虫，兽孔目动物的身体也变成早期哺乳动物那种适合捕食昆虫的矮壮身体结构时，它们才会演化出适合听更高频声音的耳朵。
然而，那个时期的节肢动物能听到二叠纪发声昆虫的声音。在它们那个微观世界里，对更高频声波的敏感性是与生俱来的。对一只埋伏在灌木丛中狩猎的蜘蛛或蝎子来说，昆虫步足的刮擦、翅膀的扇动，甚或微小的身体在地被植物上轻轻掠过，都能带来下一顿美食的信息。对猎物来说，空气或地面的震动也大有用处，能在危险临近时起警示作用。通过声波意识到其他动物的存在，也有助于在交配中亲密互动。这些昆虫用身体和行动发出的声音——呼呼声、气息声和沙啦沙啦声——极其轻微，只能传播几厘米，即便最大的动物发出沉重的窸窸窣窣，也只能传播1米。
远古时代的蟋蟀腿部有发达的听觉器官——一组具有纤毛的细胞，能察觉到任何风吹草动。二叠纪发声昆虫的时代过去之后，蟋蟀前腿上又演化出一张薄膜状的鼓膜，能力进一步提升。这项创新可以追溯到约2亿年前，无疑是演化出能发出声音的翅膀后才应运而生。一旦开始采用声波交流，自然选择就会青睐更卓越的听觉。
我们不知道二叠纪发声昆虫为何出声。现代蟋蟀唱歌是为了吸引异性、保卫领地。对远古昆虫而言，用翅膀发声可能于繁殖季有利，也许能博取关注、吓退敌手，或是让心仪的配偶找到自己，正如今天蟋蟀切切嘈嘈的声音一样。只要在繁殖上的优势大过招来更多捕食者的风险，歌声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不过，翅膀上可以发出声音的脊或许起到防御作用。突如其来的声响能使逼近的捕食者大吃一惊，从而获得逃跑的机会。在此类惊呼还十分罕见的世界里，这种声波防御可能尤其有效。想象一下，一只跳蛛突然感到嘴巴里发出嗡鸣或是听到近距离陡然爆发出的刺耳响声，该会多受惊吓啊。如今，震动惊吓反应（vibratory startle response）十分常见。把一只节肢动物从巢穴里拖出来，你通常会听到一阵短促的声响。龙虾、蜘蛛、马陆、蟋蟀、甲虫和鼠妇等各类动物都能产生防御性的震动。用掠食性胡蜂、蜘蛛和小鼠做实验，结果表明震动警告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足以震慑攻击者，让被捕杀对象逃出生天。
声音功能的不确定性，尤其突显出人类语言的窘迫。我们描述其他生物的声音，总是用人类的名词来表述非人类生物。“歌声”泛指一切我们认为有美学根源的、用来取悦或劝服的声音。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仅限于用这个词来指称在重复中体现音阶或旋律的悦耳之声。我们把更短的声音称为“叫声”：巢中雏鸟乞食的叽喳、蜂鸟尖锐的高音、青蛙在繁殖季击鼓般的咕呱，还有猴子寻找食物和分食时发出的咕哝、叫喊和呜咽。叫声用于召唤群体、亲子交流、发布警告或宣示领地权。但是动物声音的功能更为多样，并非我们简单的分类所能囊括。很多时候，“歌声”和“叫声”之间的界限模糊，人为划分通常更多体现了声音对于人类的美学效果，而非声音在非人类动物生活中的用处。我遵循通常的用法，但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像二叠纪发声昆虫这种，声音的社会功能未知，或是像大多数非人类动物那样，只有部分功能已知，那么术语就只能是个概述。
不管功能是什么，二叠纪发声昆虫翅膀上的脊都预示着，有一类昆虫将进一步发展，其亲属将成为世界上的歌唱冠军。二叠纪发声昆虫在分类系统上属于直翅目，顾名思义，翅膀是直的。如今直翅目昆虫包含2万多种，多数会鸣唱。有些种类，比如蟋蟀和螽斯，通过摩擦前翅基部的有齿横脉与刮片发声。还有一些，比如蝗虫和不会飞的大个头蟋蟀沙螽（weta），用后腿在腹部耸起的脊上刮擦。有些种类不单靠翅膀和腿，还有其他方式辅助发声，包括摩擦口器、挤压呼吸管、振动腹部鼓膜，以及飞行中改变翅膀形状来发出噼啪声和咔嗒声。
就目前来说，二叠纪发声昆虫是已知化石记录中最早的鸣虫。但它肯定不是最先用声音来交流的动物。化石记录并不完备，我们只能保守估计远古时代的演化创新，尤其是像昆虫翅脉上微小的脊，这种创新并不能很好地保存在石头中。要让耳朵回到比化石证据更早的时期，我们可以依据现代物种的遗传学比较来重建系统演化树，由此间接推断过去的情况。将演化树的节点与已知化石出现的年代精准对应，就能推算出不同种类的昆虫分化的时间。蟋蟀家族似乎出现在约3亿年前。这些最早的蟋蟀留存至今的后裔几乎都能鸣唱。因此它们共同的祖先很可能也是如此。早期参加鸣虫争霸赛的选手还有角蝉、蝉和其他半翅目昆虫的祖先。它们的共同祖先，可能靠振动身体某些器官发出穿透枝叶的声波来相互交流。像蟋蟀一样，这些远古昆虫也可以追溯到约3亿年前。石蝇是很多水道常见的昆虫，成体在河岸植被上繁殖。它们用腹部敲击植被，以鼓乐二重奏来交流。每种石蝇都有特定的鼓点。它们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约2.7亿年前，因此这类轻缓的打击乐很可能是早期动物用于交流的另一种声音。
随后，直翅目其他成员留下了大为可观的化石。在三叠纪，亦即二叠纪之后的地质时期，化石中的蟋蟀翅膀具备了用于摩擦发音的挫，大概也有了基本的“发音窗”。这些发音窗是膜状组织构成的扁平镜面，没有已知的飞行功能，看起来像现代蟋蟀用于聚集和扩大声波、使唧喳的虫鸣变得清晰悦耳的发音镜缩小版。三叠纪蟋蟀的鸣声可能听起来很甜美，不像二叠纪发声昆虫粗糙的音锉只能发出刺耳的刺啦声。所有直翅目昆虫化石中保存最好的，是1.65亿年前中国内蒙古侏罗纪岩石中的螽斯翅膀。这件化石保存状况格外好，连前翅宽阔的黑色带状花纹都清晰可见。每扇翅膀贴近躯干的部位，都有一个能发声的脊，上面足有100多个音齿。音齿之间的空隙逐渐增大，就像现代蟋蟀的情况一样。昆虫翅膀合拢时，速度逐渐加快，间隔均匀的音齿会发出越来越高的音调，就像指甲从梳齿上加速划过一样，波零零一阵响。但是小齿之间空隙逐渐增大，就抵消了这种加速，出现音质纯净的零零声。灭绝种身上的小齿很可能也是如此。
以顾俊杰和费尔南多·蒙特雷格雷（Fernando Montealegre-Z）为首的科学家团队在报道这块化石时，描述了其翅膀形态，并复原了这种螽斯的鸣叫声。他们将翅膀化石的尺寸与现生物种比较，推断这种螽斯的鸣叫声频率为6400赫兹，脉冲组持续时间16毫秒。对人耳来说，这些都是纯正的单频率，像铃声一般响亮悦耳。与这种螽斯保存在同一组化石中的植物表明，这种鸣虫居住在长满针叶林和大型蕨类的开阔林地上。这种栖息环境格外有利于螽斯声音频率的传播，因此这种鸣虫的叫声似乎很适合这种生态背景。与二叠纪发声昆虫不同，这种螽斯的鸣声很可能也会被脊椎动物听到。到这个时期，两栖动物、恐龙和早期哺乳动物已经能听到更高频的声音。像很多现代螽斯一样，这种古代昆虫可能在夜间鸣唱，减少了引来捕食者的风险。
昆虫翅膀最初演化出来，只是作为外骨骼上粗短的附属物。研究现代昆虫翅膀的发育，表明这一演化创举是由控制甲壳形成的基因与控制腿部生长的基因融合取得的。我们没有最早的翼状翅膀化石，但是用现存物种基因建立的演化树，有力地表明最早的翅膀于4亿年前到3.5亿年前演化出来。这些最早的翅膀也许能减缓昆虫从植株上跳落的速度，这种情况在现代昆虫的表亲缨尾虫身上依然能见到。当时很多昆虫以植物枝条末端孢子囊中的孢子为食。在遍布蕨类和针叶树的森林里，滑翔可能是一项有用的技能。翅膀便于动物接近食物、快速扩散到新的栖息地，以及更高效地寻觅配偶。最早出现的完备的翅膀化石距今有3.24亿年的历史，上面有翅脉，前缘和后缘已经成形，整个翅膀大到足以支撑飞行。到大约3亿年前，化石记录中已经包含数十种有翅昆虫。
昆虫翅膀也提供了方便发声的材料。扁平且轻巧的翅面能传播振动，是动物身上类似于电子扬声器内部纸盆的天然振动膜。飞行肌能快速地重复运动，并且有充足的氧气供应来支撑行动。任何喜欢反复摩擦翅膀而不飞行的昆虫，都有可能发出声音。翅脉加粗或有波状纹，会令声音更响亮、更谐和。
对于像远古蟋蟀这类生活在茂密的树叶或地面杂乱碎屑中的动物，发声可能特别有利。错综的微型丛林遮挡了视线，声音却能让配偶找到彼此。
地球沉寂长达35亿年后，昆虫给大地带来了第一阵歌声，使古老的蕨类、苏铁和石松林熠熠生辉。这些声音将是人耳熟悉的。当我们听到城市公园、高山草甸或乡间小路边蟋蟀的切切嘈嘈时，我们便穿越到了地球上最早出现歌声的年月。
为什么要如此长的时间，声音交流才演化出来？30亿年来，没有发现任何细菌和单细胞生命有声音信号。虽然这些细胞能感觉水的运行和振动，但是它们都没有用声音去触及对方。动物在最初3亿年的演化中，似乎也没有任何交流信号。这个时期的化石中没有出现音锉之类发声构造。我咨询过很多古生物学专家，他们都说，据他们所知，在最早期类似蟋蟀和蝉的昆虫演化形成之前，动物身上没有任何发声构造的迹象。当然，化石记录并不完备，一些发声构造，例如鱼类的鱼鳔，极少甚至根本不会在岩石中留下痕迹。因此在这段悠远绵长的时间，我们听到的并不完全。
长久的沉寂成了一个谜。声音是发送信号的有效手段，而且成本低廉。埃迪卡拉纪的盘状和带状生物出现后不久，动物身体演化出了骨骼和其他很容易发出声音的结构。它们在海底爬行、游动和咀嚼时，无疑会偶然发出声响。然而就我们所知，早期海洋中没有声音交流。莫非突变的路子不对，或发声的原材料没能演化出来？这种情况似乎不可能，毕竟早期动物多样化的演化有足够的创造力来产生如今动物界所有分支，且配备结构繁复的眼睛、带有关节的肢体和错综复杂的神经系统。虽然无法确知，但很有可能是捕食者尚未孕育出的耳朵阻碍了声音的创造性演化。只有当动物能迅捷、机敏地逃脱凝神静听的天敌之口时，这种停滞状态才会终止。
埃迪卡拉纪之后，化石动物的数量和种类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个地质时期被称为寒武纪。寒武纪始于约5.4亿年前，当时海洋中充满各种新的生命形式，包括我们今天所知的主要类群（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环节动物和后来演化成脊椎动物的蝌蚪一般的生物）的祖先。最早期的骨骼，有关节的肢体，复杂的口器，神经系统、眼睛、头部和大脑，全都出现在时间跨度约3000万年的化石记录中。寒武纪海洋到处是聆听者。动物们从单细胞祖先那里遗传来的纤毛，如今附着在皮肤和棘上，嵌在外骨骼中，也出现在体内器官表面。于是，天生对水流运行——包括声波传动——敏感的动物王国出现了。
所有早期海洋动物都能感受水中的压力波和振动。节肢动物，例如甲壳动物和如今灭绝的三叶虫，身上覆盖着大量感应器阵列。最早的掠食性头足类动物，以及后来的有颌鱼类，给海洋增添了危险。早期头足类动物通过皮肤上的感受器和头部带有敏感毛发的器官——平衡器（statocyst）来感知水波振动与运行。远古鱼类则通过侧线管系统和早期处于雏形阶段的内耳来感受振动。
化石记录揭示了海洋中危险渐增的模式。尤其是在奥陶纪、志留纪以及继寒武纪之后的地质时期泥盆纪，很多贝类和其他猎物的化石都显示出受到捕食者攻击的痕迹。随着时间推移，处在食物链底端的动物演化出了更繁复的防御机制——棘刺和更厚重的壳，甚至钻进泥里度过蜕皮期，这种行为可见于一些动物在蜕去外骨骼时死去并被掩埋而留下的化石记录。
在早期海洋中发出声音，就是把自己的位置暴露给一群掠食性的头足类动物、鱼类和软体动物。没有哪种水生动物在移动和觅食过程中能完全避免发声。无疑有很多动物因为划水和咀嚼时暴露位置而牺牲了。率先尝试用声音交流，很可能会受到死亡的惩罚。
对早期陆地动物来说，发声可能也很危险。小型节肢动物在大地上留下的化石足迹，可以追溯到4.88亿年前。这些殖民者可能以陆生藻类和蠕虫为食，抑或只是冒险上岸寻找适合产卵的沙滩，就像今天的鲎一样。肉食性的蝎子和蜘蛛于4.3亿年前登上陆地。到4亿年前，大地上已经栖居着螨虫、马陆、蜈蚣、盲蛛（ Leiobunum vittatum ，英文俗名直译为“长腿爸爸”）、蝎子、蜘蛛的近亲，以及昆虫的祖先。这些生物都能通过腿上的感知器探测土壤或植物中的振动。
早期的海洋和陆地群落，似乎都不是能让动物随便发声的地方。在水中，声波引起快速的分子运动，波及范围广，危险尤其突出。即便在陆地上，早期登陆的殖民者也不乏肉食性蝎子和蜘蛛，这个事实很可能让发声的代价高昂。如果海洋和陆地最早期动物都是植食动物，世界上声音多样性的爆发应当会早得多。
这不单是远古的传说。现生动物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种观点：捕食者是强大的“消声器”。时至今日，那些蛰伏不动或是行动缓慢，同时又缺乏先天武器的动物，都是静寂无声的。例如，在蠕虫和蜗牛中，已知能发出声音的只有一两种。有一种海洋蠕虫栖居在太平洋深处的深海海绵（六放海绵纲，又称玻璃海绵）内部，它战斗时会把水流吸进嘴里，然后急速排出，发出砰砰的声音。蠕虫的“玻璃房子”上联结成网的硅质骨针，能保护这些战斗者不受外界捕食者伤害。巴西热带森林有一种蜗牛，在受捕食者攻击时会渗出一股可能产生毒性的鲜亮黏液，与此同时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大概相当于蜜蜂受惊扰时嗡嗡的警告。其余8.5万种软体动物和1.8万种环节蠕虫，就我们所知，除身体运动产生波动和气泡，再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线虫、扁形虫、海绵和水母也是如此。沉默并非解剖结构上的缺陷使然。蜗牛壳板状的门完全可以发出哒哒的声音。柔软的肌肉组织同样能发出声音，弹跳虫、鱼游水用的鳔，还有我们的声带都证明了这一点。
动物家族树上单单两个分支，几乎囊括了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声音和歌声。那就是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前者是鱼类及其陆地上的后裔，包括我们；后者是甲壳动物、昆虫及其亲属。两者通常都很敏捷，或者有武器装备。首次发声的动物，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力量。
头5亿多年，地球的声音史包括风声、雨声和岩石之声。随后30亿年，出现了细菌的杂音，还有早期动物搅得水花泼溅、水面荡漾的声音，以及它们吃食磨牙的声音。这段时期有很多生物偶然发出声音，但是并没有用于交流的语声。生命界长久地保持沉默。
接着来了一场巨变。陆地昆虫演化出了翅膀。这很可能打破了捕食者对声音的禁锢。一只小虫有了翅膀，就能逃之夭夭。发声的成本陡然下降，声音交流有了立足之地。
昆虫获得飞行能力后才演化出发声机制，这并不能证明动物最早的叫声和歌声是因为摆脱了捕食者才出现的。在如此广阔的时间跨度内，因果关系很难推断。虽然不知道捕食者是否确实起到“消声器”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在比二叠纪发声昆虫还要古老的生物化石记录中，如果能找到动物发声的例子，那也必定是一种凶猛、迅捷或是有多重防护措施的动物。或许是一种具有粗壮后肢或翅膀的早期昆虫，又或是一种古老的原始蝗虫。在水中，有可能发出声音的将是肉食性的三叶虫或甲壳动物，若是鱼类，则要么能迅速逃跑，要么身上长有防御性的棘刺。
走在法国南部的小路边，四周昆虫热情澎湃的鸣唱令我震撼。在路上任何地方驻足，都能听到十多只蝗虫啾啾唧唧。无数蟋蟀的切切嘈嘈在空中混作一团。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昆虫诗人亨利·法布尔曾写道，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地区的蟋蟀“单调的交响乐”响彻天空。
这条山路两旁都是未加修整的林地，远处则是低地地区的农田。两处的声景（soundscape，又称声音景观或音景，日本译作“音风景”）大相径庭。在农业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区域，田野和乡间小路旁昆虫的歌声黯淡下去。被除草剂和频繁耕作打理得整饬干净的田野里几乎没有自然植被。多样化的原生态草地和树林，已被单一种植的一年生作物取代。农场喷雾机喷洒出杀虫剂，风雨也带来如今被禁用的农药在几十年前残留下来的雾气和烟尘。2016年，一份综合60名昆虫生物学家研究结果的报告指出，欧洲的蝗虫、蟋蟀及类似物种面临危机。其中30%左右有灭绝的危险，大部分我们掌握了可靠数据的物种种群数量都在下降。在北美，就连远离翻耕和杀虫剂烟雾的地区，蝗虫种群数量也在缩减。20年来，美国堪萨斯州康扎大草原（Konza Prairie）的蝗虫数量减少了30%。这与草原植株中氮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急剧减少有关。很可能受大气中过多的二氧化碳影响，草原植物在20年里生长速度翻倍，营养物质分散在如此大体量的植物体中，自然被稀释了。如今蝗虫的食物更像是粗壮无味的稻草，而不是营养美味的沙拉。
遭遇困境的不单是蟋蟀和蝗虫。近期汇总160项对蜜蜂、蚂蚁、甲虫、蝗虫、苍蝇、蟋蟀、蝴蝶、石蛾、蜻蜓等各类昆虫的长期研究，发现陆生昆虫数量平均每十年减少10%以上，少许生活在淡水中的昆虫则正好相反。昆虫构成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从生物量来说，昆虫比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加起来还多20多倍；从物种数量来说，昆虫种类至少比其他动物多400倍。陆地上，数亿年演化形成的声音多样性正大幅消减。从森林到草地，日益沉寂的虫声让我们听出了，那些维持着所有陆地生态系统活力的动物正在衰落。
感官多样性的灭绝有多种原因：技术带来有毒物质；二氧化碳含量水平不断上升；经济体系把产品成本强加给其他人群和物种，也就是所谓的产业外部性
；人类的欲望和人口数量日益膨胀，将其他物种排挤出局。这些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植根于一种漠不关心和缺乏欣赏认同的文化。法国南部这处堪称生命演化史诗旅程中一大里程碑的化石遗址默默无闻，周围大地上的生命之声沉寂寥落，这两者是有关联的。我们的耳朵是内向的，专门听自己同类的闲言碎语。而关于我们周围数千种友邻之声的概论，在多数学校的课程表上排不上位置。我们通常认为人类的语言和音乐是外在于世界的，与其他物种的声音毫不相干。当音乐会开始时，我们关上门，隔开外部世界。教我们“外语”的图书和软件只收录了其他人类的声音。极少数场合为声音树碑立传，也是为了纪念几位殿堂级的人类作曲家，而不是为了纪念鲜活的地球声音史。二叠纪发声昆虫的发现在媒体上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即便在环保主义行动的领域，我们也用“气体浓度”和“灭绝速率估算”之类化学与统计学术语来谈目前的危机。那些学科都是认识世界进而治愈世界的重要方式，但是忽略了感官的生活体验。生命不仅由分子和可数的物种构成，也由生物之间的关系构成。“自我”和“他者”相生相爱的联系和关系，要靠感觉来协调。丰富多样的感官体验并不仅是演化创造力的产物，它本身也是驱动力，也是未来生物创新和扩展的催化剂。
二叠纪结束于2.52亿年前的一场大灭绝。海洋中90%以上物种灭绝。陆地上动植物种类减少一半以上，消失的物种包括构成萨拉古地层化石的大多数昆虫和脊椎动物。这场全球大灾难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最有可能的还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其中包括大规模火山活动、全球变暖、海洋脱氧作用，以及海底沉积物释放出达到中毒级别的硫化氢。如今我们正处在一场人为制造的物种快速灭绝之中，然而迄今为止，情况还远不像二叠纪末期的毁灭那么严重。我们对这场快速灭绝所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重新唤醒我们的感官，让人类文化回归生命共同体。
凝神静听声音，能启发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觉醒。因为人类主要依赖听觉来交流，我们的耳朵和思想随时准备去听，去理解。当然，声音是一种补充，生命共同体还有很多财富：土壤和树木的芳香，鸟类、鱼类和节肢动物的色彩，动植物多变的形态和动作，以及握在手心和送入口中的植物的质地与滋味。我们的好奇心、关注和热爱，都因这一切感觉体验而起。然而，声音具有独特的性质。不像光线，声音能穿透障碍；不像气味和触感，声音能传播到远方。这使得倾听成了一种格外重要、有趣的活动，在这个危机时代，有时甚而令人心碎。
我在一块暗红色的石板上坐下，闭上眼睛。四周蟋蟀的歌声如烟花绽放。我微笑，并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