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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生命的壮年期（1628—1660）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他被卡文迪什家解约（1628）直到长期国会的召开（1640年9月）。我们用“旅行与构思”来概括他在这一阶段的行迹。
§1
【新的聘用】卡文迪什伯爵家辞退他们的秘书霍布斯后，许诺付给他80英镑的年金，确保他 “无须为卡文迪什家族服务” 。对此，霍布斯解释说，只要他生活适度，这些钱足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霍布斯很快就赢得苏格兰贵族 格维斯 · 克利夫顿 先生（Sir Gervase Cliffton）的聘请，担任他儿子的指导老师，陪伴其旅行。他们在巴黎待了18个月，其实本来的计划是去意大利，但似乎因为法国和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而搁浅（霍布斯的信，收录于E.VII，451）。
意想不到的是，1631年初，老东家 德文郡 的女伯爵 [50] 再度聘请霍布斯返回卡文迪什家，教导她年纪最长的孩子——13岁的德文希尔。尽管当初霍布斯离开卡文迪什家时并没有太多的留恋之情，但如今他也欣然接受了老东家的邀请，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许诺这一职务不会妨碍他的研究” （出自霍布斯写于1639年的“Narrative of the Proceedings both Publique and Private Concerning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Will： Earl of Devonshire etc. ”手稿，藏于 哈德威克文献 ）。
§2
【计划】如果研究一下霍布斯的修昔底德译本的前言，我们就会发现，他似乎已经有计划地塑造他关于权利（Recht）与正义（Gerechtigkeit）的思想了。以此为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始终致力于探讨人类本性。
当他研读道德学家和政治家的著作时，他注意到，这些著作不仅相互冲突，其自身也包含着种种矛盾。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论述所立足的不是理性，而是激情（Affekt），是党派的情感。如此一来，霍布斯的理论抱负，乃是要不可动摇地得出权利的原则。换句话说，是要通过严格的推理，从人的本质推导出权利的原则。这使他的注意力聚焦到意志及其原因即感觉（Empfindung）上来，使他考虑 知觉 （Wahrnehmung） 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又把他引向了数学，使他更深入地考察整个自然科学的领域。事实上，在他的庇护人小卡文迪什去世前，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曾写到，某日在一次学者聚会里，当“什么是知觉”这个问题被某人以嘲笑的口吻提出时，竟无人知道该如何作答，这令他震惊，那些平日里高傲得睥睨众生的哲学家，居然不知道五官是什么：
“从那时起，他常常思考知觉的起源，继而得出这样的思想：当有形的物体及其部分都静止时，或者各个物体做同样的运动时，物体之间的一切区别都不存在了，故而一切知觉也都不存在了，因此物体之为物体的原因，必须从各自间运动的区别来寻找。这一思想乃第一条基本原理。接下来，他为了认识运动的区别和运动的关系，就致力于研究 几何学 了。”
就在他同小克利夫顿旅行时，也就是1629年初（霍布斯40岁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留意到 欧几里得 的《几何原理》。当时那本书摊开在桌上，眼前的那一页正好是“定理47”，他读着这个命题，不禁喊出： “上帝啊，这不可能。” 于是他开始看对这个命题的证明，这个证明又引他去看另一个证明，这一证明他也看了，他就这么一直看下去，直到确证了命题的真实。不过在当时，霍布斯对数学研究的 对象 并没多大兴趣，在他看来，这离政治学和日常生活的事务太过遥远。但数学的方法令他印象深刻，他强烈希望掌握这一方法，如此一来，便仿佛得到了一件永不失灵的工具，以此发现问题、掌握真理、反驳谬误。他问自己：为什么在数学领域里，逻辑的思维总能硕果累累呢？因为真理同人的利益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与此相对的情形是，如果某人不是要在线条、图形间做比较，而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做比较，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他们的权利和偏见，一开始的想法只得作罢。 “因为理性总与人作对，所以人总与理性水火不容。” （《法的要素》“献辞”）反之，假如人抛开利益的蒙蔽，直面任务，那么他必然可以遵循数学的方法，像研究几何学那样研究自然法。霍布斯感到他从事这一研究的使命，只要立定基础（Fundamente），任何基于利益的考虑就都不可能动摇之。所谓的“基础”，即运动的学说，它植根于数学本身。
§3
【结交纽卡斯尔家族—几何学与自然科学】1631年初，霍布斯返回了卡文迪什之家。在积极分享他的新观念的人中，值得一提的是卡文迪什之家的近亲——一对贵族兄弟。其中之一是 纽卡斯尔 伯爵 威廉 · 卡文迪什 ，作为“最后一位骑士”名留青史；另一位是 查尔斯 · 卡文迪什 先生，查尔斯体弱多病，但把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了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事业，并且同欧洲的许多卓越学者都建立了通信关系。在纽卡斯尔伯爵的庄园威尔贝克（Welbeck），霍布斯被奉为节日的座上宾，受到热情的款待与赞助。他很可能于1631年（如果不是在驻留巴黎之前的话）为纽卡斯尔伯爵威廉呈献了一篇名为《论光的本质》的简短论文，其中也涉及善与恶的问题，以及关于统一体概念的讨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对于政治理论而言极其重要，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一些简明扼要的命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假如不是更早的话，那么至少接下来的几年内，纽卡斯尔圈子里的自由思想家们已经注意到 伽利略 的著作。因为在1633年1月26日，当他从伦敦拜访威尔贝克之后，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我在伦敦的首要事务，就是寻找伽利略的《对话》 （5） 一书。我相信，这是一桩不错的交易，当我同阁下您 [51] 离别后，我就给自己立下目标，要为您购买这本书。不过，假使阁下您当时叮嘱我要买到这本书，那么结果就变得相当糟糕。这并非钱的缘故，而是因为从一开始，本书的发行量就十分稀少。除此之外，购买本书的人，并非您曾期许值得拥有本书的人。我听说，本书在意大利遭到没收，它对宗教产生的恶劣影响，甚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全部著作。没收者认为，本书将宗教和自然理性置于对立的两方。” （收录于1893年出版的 Reports of the Historical MSS.Commission 一书的信件）
§4
【教师—旅行】除此之外，我们的哲学家并未忽略自己的学生德文希尔，而是为他设计了严谨的教学计划，包括讲授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纲要，锤炼其拉丁语写作风格。但与此同时，霍布斯也期望他的学生坚持学习几何学和天文学原理。作为教师，霍布斯努力 “遵循着教育的基本原则，培养他的学生成才，成为一名好的基督徒、好的臣民和好的儿子” （出自Narrative手稿）。在家度过三年后，霍布斯和他的学生一道开始了出国之旅，正像很久以前，他和眼前这位学生的父亲、自己曾经的主人小卡文迪什游历法国和意大利，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也是这两个国家。
这次旅行对于霍布斯哲学的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在他们首先驻留的城市——法国首都巴黎，由于哲学家对自然科学日渐浓厚的兴趣，他结识了圣方济各修会 最小兄弟会 （fratres minimi） [52] 的修士、当时鼎鼎大名的学者 马林 · 梅森 [53] ，并与之建立了密切的日常往来。梅森与霍布斯出生在同一年（1588），因其对《创世记》的评论 [54] ，被认作一名神学家（1623）。然而此后他逐渐涉足数学与物理学的研究领域，甚至成为巴黎学术圈的中心， 笛卡尔 与 伽桑狄 [55] 这两位新哲学的领军人物，都是梅森圈子的成员。不止如此，国外的众多著名学者也加入梅森圈子。而梅森作为通信者和中间人，在诸学者间活动，同时，他也在致力于翻译伽利略的《对话》。研究伽利略，无疑和当时霍布斯已经展开的探究自然科学 原则 的计划息息相关（V. L.I，XIV）。1635年8月25日，霍布斯从巴黎启程前往威尼斯，他写信给纽卡斯尔伯爵，信中明确指出，他要用自然科学的原则来考察 “灵魂的能力与激情” 。故而首先要做的，乃是理性地谈论研究对象。自此，他日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的行程从法国南部直至意大利，其间骑马、坐车、航海。他终于想清楚了，世界里只有一个实在者（Wirkliches），即事物之内各部分的 运动 ，即便它又可以伪装成不同类型的事物（《自传》，第XXXIX行），他努力赢得的这一思想令他无比喜悦。
旅行途中，他在佛罗伦萨停留了相对较长的时间，其间他很可能经常去 伽利略 在贝罗斯加多山（Bellosguardo）上的别墅，拜访这位令他十分敬仰的大师。不难想象，因他们之间相似的思维和性格，长者伽利略和霍布斯缔结了友好的情谊。对此，有一种说法即 伽利略 首先向霍布斯提议，用几何学的方法来处理伦理学说（Sittenlehre），使之提升到数学的确定性。真实的情形很可能是，霍布斯向伽利略描述了他的研究计划，后者则坚定了他的想法。之后，霍布斯离开意大利，又停留在巴黎和梅森继续往来，并且向梅森透露了自己的所有计划和想法。而梅森应该也向其他朋友汇报了霍布斯的消息。从此时起，霍布斯开始自诩为哲学家（V. c. e. L.I，XC）。这一次，他在巴黎待了八个月，其间写了不少信，寄给纽卡斯尔伯爵的信中说到，他正殚精竭虑地致力于研究 光学 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地同伯爵交流思想，这些信件展现了霍布斯对科学工作的热忱。在1636年6月13日或23日的信里，霍布斯提到了一些新书，其中有他在巴黎读到的，令他产生特殊兴趣的 “塞尔登先生 [56] 的《海洋封闭论》” （参见第36页），还有彻伯里的赫伯特的《论真理》，他称本书乃一部杰出的著作（ “它是一个至高点” ）。此后，在7月29日和8月8日的信里，霍布斯向伯爵表示了同情，认为伯爵并没有获得理应受到的待遇，他这么说，显然出于政治的义愤：
“但我的主人，谁要是冒险驰骋于海上，他就必须决心承受任何天气的风险。不过我更倾向于留在陆地，想必阁下您和我想的一样。因此在您给我写的信的末尾，当您许诺我说将把我的沉思汇编到一起时，我深感幸福，这不仅对我而言是一份荣誉，而且对我以及所有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而言是幸福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想象的生命的真正幸福。” （巴黎，1636年8月8日，M.S文献）
他回到英格兰后，写信给纽卡斯尔，一想到不久之后就又能来威尔贝克，内心十分高兴：
“虽然我的女主人和她的儿子乐意接受我的服务，从我这一方来说，甚至感到有义务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终生服侍之。但是我的最大兴趣仍然是投入研究，它超出了所有其他愿望。我没有想抛弃我的主人，我也不曾想象停止服务他。他也一样，觉得没有人能比我更好地照顾他。不过我无法拒绝继续从事研究，而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地方能像威尔贝克那般适合自己，只要阁下您不把我挡在门外，不因为我在此驻留而厌烦。” （拜弗利特，1636年10月16日，M.S文献）
尽管如此，直到第二年（1637）初，霍布斯才常驻其显赫的资助人的圈子里。 （6） 至于如何评判霍布斯与笛卡尔的关系，我们需要注意，霍布斯在笛卡尔《谈谈方法》（ Essais ，1937）出版之前，就已经热烈地投入光学研究 （7） ，霍布斯很可能是通过梅森对笛卡尔有所了解。
除了对新的自然哲学的狂热兴趣，这一时期的政治事务也持续地攥住他以及他高贵的赞助人和朋友的心，让他们无法安宁。
§5
【一件不愉快的家事】随着海外旅行的结束，霍布斯的家庭教师的职务也完结了。尽管此时，哲学家已经成为年轻的德文希尔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导师，一件不愉快的家事证明了哲学家的忠诚，但无法阻止他已经成年的学生同其母亲的决裂。德文希尔自觉因其母亲的监护，自身权利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正像之前他的父亲（小卡文迪什）凭议会文书（Parlementsakte）掌握了对其子财产的支配权，以此清偿自己的债务，德文希尔当初的利益就已严重受损。在身边没有顾问的情形下（霍布斯那时正待在威尔贝克），德文希尔签署了免除其母权利的文件，但事实上，他对文件的内容不甚理解。果然，不久德文希尔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然后求助老师霍布斯，向其倾诉自己的处境和想法。他希望离开家，并启动诉讼程序，控告他的母亲。1639年4月12日，霍布斯就事态的发展，起草了一份法律文书（出自Narrative手稿），由此，这件事背后的不公统统清楚地显露出来。但他仍然劝告母子双方走向和平，下面的话证明了他的想法：
“我，托马斯 · 霍布斯，曾建议他并且现在仍建议他和母亲和解，今后仍住在家里，不再对母亲展开诉讼。而我，托马斯 · 霍布斯，对于介入这一事件，既没有获得什么报酬，也不要求什么报酬，更不期待什么报酬。我只要求一份证明，即我曾是这个家庭里一位忠心耿耿的教师。如此一来，我就有充分的理据，来对抗未来可能针对我的攻击言论。”
在霍布斯尚同卡文迪什家族保持亲密联系时，他曾在家族城堡所在的高峰饱览山景，写下了一首拉丁文的六音部诗《高峰奇观》（ De Mirabilibus Pecci ），这首诗大体成于1626—1628年。后来，在他离开英格兰期间（1636），他的仰慕者将这首诗印制出版，此后本诗又被翻译成了英文（ The Wonders of the Peak ）。
§6
【政治事件—《法的要素》】在这些年里， 霍布斯 遵从自己的兴致，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肯尼姆·迪格比先生（Sir Kenelm Digby） [57] 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迪格比本人也是一位哲学家，不过同霍布斯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从迪格比写的信里，我们知道，霍布斯在1636年已经开始从事逻辑学研究了。1637年10月，霍布斯从迪格比那里收到了笛卡尔刚出版的著作（《谈谈方法》，其中收录了折光学部分）。与此同时，他与梅森的紧密联系，完美地体现在他们之间的通信里（可惜这些信件都遗失了）。如今，霍布斯已经规划好了他的哲学体系，一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论物体”（De Corpore）、“论人”（De Homine）、“论公民”（De Cive）。他同时研究这三个部分，其中，知觉的理论也即光学问题，首先作为他思考的中心，而知觉理论的实质又是运动学说，不过目前他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相对最不成熟。与之相反，他关于道德和政治人的观点已经成熟，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它不依赖于上述体系性的规划，且最容易完成。可以说，这是一部完全独立的作品，纽卡斯尔伯爵催促霍布斯尽快写完出版，当然，他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当时，苏格兰的暴乱已经发生 [58] ，国家与教会、国王与贵族的冲突日益升级，整个世界都陷入巨大的紧张。毋庸置疑，这些事件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安宁。
1638年，纽卡斯尔伯爵被任命为威尔士王子的总管，进入国王的幕僚圈，斯特拉福德伯爵 [59] 是他的朋友。不过，正像霍布斯理解的那样，如果遵循绝对君主制的逻辑来推理，那么并不存在多少无条件地支持“特权”的人。霍布斯本人后来写道 （8） ：
“英格兰议会里的绝大多数领主还有绅士，显然都更倾向于君主制，而非民主制。但要听从君主的 绝对权力 ，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因此在议会召开期间，他们要缩减国王的绝对权力，将它转换到所谓混合君主制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将绝对的主权在国王、贵族议院和下议院之间瓜分。”
斯特拉福德伯爵秉持的政治原则完全同议会对立，但霍布斯不甚敬重伯爵的立场。因为在他看来，斯特拉福德乃是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者，本性和商人无异。无疑，霍布斯当时和斯特拉福德有个人往来。
尽管如此，霍布斯认为对国王的利益伤害最大的是议会的中间派（Gemässigten），他们的理想是要建立混合君主制，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建立立宪君主制。但这样一来，国家便无异于多头统治（Mixarchie）， “在现实里就成了纯粹的无政府状态” （《比希莫特》，第116页）。霍布斯同议会派的政治领袖皮姆 [60] 和汉普顿 [61] 都认识，也结识了和宫廷亲近的领主们。同时，他和本·琼森、塞尔登、瓦勒 [62] 以及其他精神上相近的人士一道，都属于大图（Tue）的圈子。大图乃是当时（1635年左右）法克兰子爵卢修斯·凯里 [63] 的庄园，它距牛津郡不远，风光优美，霍布斯等人常在此聚会。法克兰子爵后来成了保王党的领袖，他是一位 索齐尼派人士 （Socinianer） [64] ，坚持唯一神论。大图圈子里的大多数人，在宗教这个问题上同子爵观点相似，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就此展开争论。齐林沃斯 [65] 是子爵的一位特殊门客，他在这段时间写出了《新教徒的宗教》（ Religion of the Protestants ，1637）一书。霍布斯十分重视这本书，他曾对奥布里说，齐林沃斯就像一位灵活的剑客，能刺倒他面前的敌人，但又常常从背后捅伤自己人（参见奥布里：《名人小传》，第173、310页；参见狄尔泰：《全集》第2卷，第104页）。纽卡斯尔伯爵很可能想为当时悬而未决的议会投下一颗重弹，因而敦促他的朋友对自然法和国家法的原则展开系统讨论，并尽快呈交这部作品。霍布斯写道（E.IV.414）：
“随着 1640 年 4 月议会召开，后又在 5 月解散（即‘短期议会’），国王的权力所及之处，尤其是关系到王国的和平与阁下的人身安全之必要保障的地方，统统遭到否定。因此霍布斯用英文写了一篇短论，在其中他提出并证明了所谓权力（ Macht ）与法（ Recht ）都不可分割地从属于主权，而主权又在国王之中。当时的议会派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们不理解法权不可分割，也似乎压根就不想去理解。虽然这篇短论没有公开印刷出版，但很多人手里都留有副本。最终，阁下并没瓦解议会的力量，所以本文作者就面临着生命危险。他是第一位站出来为国王辩护的人，也是少有的不抱任何意图，不从自己的特殊利益来谈论义务、谈论自然法原则的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彻底的王党。” （这段文字乃是他针对质疑而写。 [66] ）
哲学家的第一部独立著作题献给了纽卡斯尔伯爵，题献时间是1640年5月9日，著作标题为《自然法与国家法原理》 [67] 。这本书的上半部分讨论作为自然人的人，下半部分则讨论作为政治体的人，以及法律的本质和类型。至于本书给他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毋庸置疑，只要人们知道它，就一定会说起它。例如教士曼维灵 [68] 就像后来的霍布斯那般说道，“他（霍布斯）的学说”所教导的（1628），乃是只有国王的意志才能凝聚臣民的良知。但如今，国王却被议会追究责任，被严厉地惩罚。霍布斯此时有理由担心自己将遭遇和国王相似的命运。这一年（1640）的7月，纽卡斯尔辞去了宫廷职务，这意味着唯一能有效庇护霍布斯的身份丧失了。让我们再次跟随霍布斯的描述，看看他当时的处境：11月， “新的一届议会召开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和国王的利益对立而被选出的。从一开始，他们就激烈地针对那些为国王的任何权力辩护的作者和宣传者，甚至企图夺取国王的权力。同时，他们支持那些被国王贬斥为暴乱的煽动者。霍布斯不知议会人士将如何对待他，因此选择逃到法国，而他又是第一位逃亡者……” （E.IV.414）
《比希莫特》里与此对应的段落（第36页）也清楚地显示： “国王不再能保护为他权利辩护的人。” 无疑，霍布斯当时已经料想到自己的结局，这可从他未来强调的格言推出，即个人安全无法保证的时刻，任何义务的纽带就都松开了。
于是，霍布斯孑然一身地离开祖国，去邻国法国求得宁静、安全的停留之所。那时法国处在黎塞留的精明统治下，艺术与科学的发展蒸蒸日上，成果汇聚于首都巴黎，它乃是当时世界文化的最高峰。这样说来，相比刚离开的故乡，巴黎必然更吸引着霍布斯。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不仅因为他同英国贵族里的精英保持着密切交往的关系，而且更多地因为他的游历经验，这在当时对于像他这样一位出身并不显贵的人士而言是罕见的。由此一来，他的自然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都得到强有力的促进。在这段时期，他研究了威尼斯的贵族制宪法，对此，他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同时他将伽利略或卡斯特里 [69] 的一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自然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两股潮流，相依相伴地存在于霍布斯的精神世界里，在他的人性和意志观中汇合了。他认识到自然王国和文化王国必然会结合到一起，他的心灵里越发滋生起希望，以认识和科学形塑生活、改造生活。在巴黎，他遇见了笛卡尔、伽桑狄和其他几位引领时代的自由思想家。
§1
【梅森与笛卡尔—《论公民》】1640年底的这段时期，既标志着霍布斯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也是英国政治危机的转折点。从此时起，直到返回祖国，霍布斯经历了不寻常的11年。这11年，他几乎完全居住在巴黎，逗留在巴黎的科学圈子里。 梅森 始终是这个圈子的中心，一直到他1648年去世。霍布斯84岁时，创作了诗体自传，如此赞美梅森： “我的忠实的朋友是一位博学、睿智、格外优秀的男人，相比学校的课堂，他更爱在自己的斗室里劳作。” 接着，他怀着澎湃的情绪补充说： “因为教授们的野心勃勃膨胀。” （professorum omnes ambitione tument.）（V. c. e. L.I，XCI）除了 伽桑狄 （他在1645年成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当时许多重要的、能在后世科学史上留名的学者汇聚于修道院的斗室，环绕着他们的斗室墙壁上的图画不再是圣像，而是圆形和方形。来到巴黎的第一时间，霍布斯就因梅森的中介活动，卷入了一场同笛卡尔的争论，这一争论涉及笛卡尔的光学。当然，争论方不止霍布斯与笛卡尔，还有那些保存着笛卡尔《 沉思集 》的学者们，他们向笛卡尔提出了种种异议，但没有人成功地说服这位骄傲的隐士，赢得他的尊敬。除此之外，霍布斯也感受到了朋友们对自己的期待，他们一直焦急地等候着他曾公开许诺的哲学体系的问世。为了朋友，霍布斯觉得至少要写点什么，故而对自己已完成的英文作品 [70] 中的大部分重做修订和加工，出版了一部拉丁文著作即《哲学要素第三部：论公民》。也就是说，他计划里的哲学体系的最后一部率先问世。该书于1642年在巴黎匿名出版，且采用了手稿印刷的形式（“令人印象深刻”［ privatim impressa ］） （9） ，首版发行量很少。但它后来广泛地传播开来，让霍布斯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世界文学的史册上。自该书出版始，霍布斯立刻收获来自四面八方的赞美，即便笛卡尔（一部分人认为该书的作者是他）也不得不对该书表达肯定的意见。然而随后一个棘手的问题产生了：由于首版量太少，该书太难获得。当时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医生索比埃尔 [71] （后来他为伽桑狄的著作集撰写了一篇传记导言）成功地取得霍布斯的许可，拿着《论公民》的手稿，联系荷兰的出版社，发行该书的新版。新版面世时，伽桑狄和梅森都致以热情的祝愿，恭贺该书收录于爱思维尔丛书（Elzevirbändchen） [72] 。伽桑狄给索比埃尔写信道： “我不认识能比他 （按：指霍布斯） 讨论问题更深刻的作者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做哲学思考的时候摆脱先入之见了。噢，要是你能把他写下的其他东西拿到手就好了。”
梅森在他写给索比埃尔的信的结尾，不乏幽默地说：
“我听闻，学识渊博的索比埃尔，你带着无与伦比的霍布斯先生所撰写的优异之作《论公民》。也就是说，你随身带着一件伟大的文学财宝以及你自己到达海牙，由此能增加新的思想，克服许多难题，开辟一条平坦的科学道路。在你的争取下，海牙的这家优异的出版社给这部珍贵的文本配上宝石装帧，使之问世，但不久以后，想必我们对本书的热情也会渐渐消退。尽管如此，你还是要尽力敦促我们的作者，不要一而再地重新想要把他脑海中的完整哲学体系付诸笔墨，因为这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障碍，他说到最后，不过告诫我们尊重国王的权威，这样才能摆脱当前的不利境况。”
后来，在1654年，这部受上述两位学者赞誉的神圣的正统之书（他们的推荐信被出版商一同纳入出版范围，并在未经他们同意的前提下就印制了），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1644年，梅森在其物理学著作中，用若干章节论述了知觉理论和光学理论，这使霍布斯现有的全部拉丁文著作为人所知。
《论公民》的发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由于索比埃尔根据出版商的要求，去收集学者们的意见，因而霍布斯从一开始就相信，自己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他写信给索比埃尔说 （10） ：
“阻碍本书发行的，首先是大学里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如果知道本书即将问世，就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因为他们占有大学的领导地位，就变得狂妄自大。故而当他们靠着某种教条获得教授职位，就不会再去看那些此前不曾看到的学说。所以您务必小心翼翼地行动，除非您能确定某种结论，不然别去寻求什么证明吧。假如本书的发行确实受到阻碍，那么出版商就不会允许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质疑本书的价值。您必须提防那些为了贬低某些东西，而去抬高另一些东西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好为人师者，他们不想公开称赞我，而只在私下里表示赞赏，并且觉得我该为此感激不尽。此外，如果 笛卡尔 先生注意或猜到我的作品（无论是现在的 这本还是其他著作）行将付梓，那么我敢完全肯定，他会想尽办法阻挠，请您相信我所说的，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 （11）
霍布斯一开始是希望把这本小册子取名为《哲学基本原理》第3部，但根据出版商爱思维尔的愿望，这个标题最终省去了。当时（1646年6月1日，编号2），霍布斯甚至想在一年之内，让他的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论物体》）面世，他写道： “我这么长时间的耽搁，部分地归咎于我的懒惰，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我总无法轻易地满足于我当下的观点。因为我希望提出我的道德学说，也努力地在形而上学与物理学领域有所作为，绝不给我的敌手留下任何反对的空间。” 同样，对于他的光学研究（ “我已经呈交给纽卡斯尔侯爵” ），他想 “尽可能迅速地出版拉丁文的文本”。 （12）
§2
【《论物体》的最初稿本】这段时期，霍布斯不断在推进其哲学体系前两个部分的准备性研究。梅森（霍布斯逗趣地称他为“可爱的窃贼”［le bon larron］）一直都没有放弃催促他完成其哲学计划，而且很快地就知道（1644年以前）他写完了一篇稿子，名为《论运动、空间与时间》，霍布斯当时应该是想把它当作《论物体》的第一部分。根据梅森的证明，这篇稿子至少包含了28章，以此为基础， 福里特约夫 · 布兰德特 （F.Brandt）进一步推断说，这篇稿子很可能是《论物体》的完整底稿，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共30章的《论物体》全书。 （13） 那么为什么霍布斯不出版这篇手稿呢？也许他希望更深入地研究作为有机体的生命体，为形成他关于人性的观点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对此，我只需指出，威廉·配第 [73] 在1648年来到巴黎，霍布斯同他一起研读了维塞利乌斯 [74] 的解剖学。正因为对人体的研究工作没有结束，故而霍布斯延迟了《论物体》的发表。然而正像我们后来看到的，《论物体》一书探讨了动物的感觉与运动，探讨了宇宙与星球，探讨了一切物理现象，以至于最后探讨了重力，但并没有涉及生命及其起源问题。即便霍布斯大力赞扬哈维，称自己致力于向哈维的研究靠近，事实仍然如此。在《论物体》的“作者献辞”里，霍布斯提到了动物生育、血液流动的现象，还明确地称赞医生们（他称他们为真正的自然研究者）的智慧与辛勤劳动： “首先是我们来自伦敦的、值得尊敬的科学家同侪”，“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卓越地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果说霍布斯最终没有在《论物体》里讨论生理学问题，那么我们的猜想并非没有根据，即他希望去谈生理学，但他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还无法解决他的机械论自然哲学问题。
§3
【英国内战—王子的老师】《论公民》的出版受到阻滞，新的扰乱又起，打乱了霍布斯的计划。这些年，在他的祖国，反对国王的浪潮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霍布斯隔着一定距离，得以批判地、无偏见地观察和评论事态的发展。他足够清楚地看到，罪责与过失应归咎于党派。他在1641年8月2日写给自己年轻的主人的一封信（收录于E. XI结尾处的自传信件）里说道：
“我已经看了诺丁汉郡反对主教制度的请愿书，人们列举了教会人员犯下的数不胜数的过错，这既无可否认，也无可饶恕。但这些过错是否源于主教制度本身呢？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然而一旦教会人员的贪婪和傲慢的行为让人们厌倦这种制度，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反对人们提出的新制度（即一种议会式的教会体制）。这样一来，如果说应当让许多平信徒做代表决定教会的事务，就会使一部分人不满，那么我认为少数教士就将最大可能地改变这一局面，想办法在他们自己手中瓜分主教的权威（这就是长老制）。在我看来，教士的职责与其说在于统治，不如说在于服务（ Minister ought to minister ），至少所有教会体制都必须隶属于国家和世俗权威，如若不然，教会的统一就不可能实现。阁下您可能觉得我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 哲学的怪论 ，但我对此确信无疑，历史的经验教给我们许多。最近一段时期发生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名位之争（ Rangstreit ），在我们这里，比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爆发得都更剧烈，可以说，它是 一切基督教国家内战的起因 。”
这样情真意切的表达，这样关于当前事态的评论措辞，同时向我们传达出，教会问题如何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态和思想世界里。我们看到，《法的要素》仅仅将教会问题处理为一种政治的难题，但到了《论公民》里，霍布斯已经开辟了一个完整的部分来讨论教会问题。这就是为了表达他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上帝之国”意味着它依傍于（neben）政治体并且存在于政治体之中（in），在此基础上，它才可以自我辩护。在《论公民》的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1642—1647）的几年里，局势越来越明显，民主派的 清教主义 成了最强大的、战无不胜的叛乱力量。马斯顿荒原大屠杀（1644） [75] 和纳斯比大屠杀（1645） [76] 毁灭了国王的军队， 克伦威尔 成了胜利者，此后是克伦威尔和议会的竞争（1647），王党的领袖们纷纷逃亡到国外。
纽卡斯尔伯爵和鲁珀特亲王 [77] 一道，在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失利。此后，伯爵先是在汉堡待了六个月，紧接着又来到巴黎（1645）。一年后，年轻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查理二世带领一大拨随从来此，他的忠实追随者们聚集在他在圣日耳曼的临时庄园里。因为霍布斯以私人手稿印刷的形式匿名出版了《论公民》，而且他的若干论述光学和心理学基础的篇章已经梅森之手传遍整个学术圈，所以作为哲学家的霍布斯已广为人知，他也常被邀请来王子的庄园做客。从一封由查尔斯·卡文迪什写给约阿希姆·雍吉 [78] 的信里，我们看到，自从查尔斯结束了他的汉堡流放迁居巴黎，越来越多的“骑士们”聚集到了一起。而霍布斯已经在1645年完成了他论述运动、空间与时间的篇章，这是他思想的核心部分，奠定了“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的基础（这一部分见于《论物体》第VII章）。 （14） 如今，霍布斯更希望在宁静的氛围里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因而决定离开巴黎。正好此时一位名叫凡尔都 [79] 的年轻贵族，邀请他到自己位于隆格多克（Languedoc）的蒙托邦庄园居住。此后的岁月里，凡尔都一直是霍布斯热烈的倾慕者，而霍布斯也欣然接受了凡尔都的邀请，他把自己的旅行箱都提前寄到了隆格多克。然而这时（1646年秋天），他收到了一封申请，求知欲旺盛的威尔士王子想聘请他为自己的数学老师。王子之所以会找到他，很可能是（尽管间接地）听从了纽卡斯尔伯爵的建议，而纽卡斯尔伯爵很希望这位博学的友人能留在身边。 （15） 霍布斯没有推辞，但这样一来，他的科学研究进程自然会受到一定损害。索比埃尔致信他时写道： “这对您的祖国而言是大幸啊！一位君王留下来了，在您的教导下，他将变得多么有学养，多么智慧啊！” （I.c.p.70）但这旋即招来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强烈异议。霍布斯对索比埃尔的恭贺表示了感谢 （16） ，他接着说：
“但请您注意，您还没有看到比眼前这件事更重要的事实，即我教的是数学，而非政治学。我已经问世的作品《论公民》涵盖了我的政治学说，然而对于王子的年岁来说，这本书不被允许讲授，况且批评者在王子面前极力轻贱本书，阻碍了他接受我的教诲。”
索比埃尔是一个对高贵等级光环有着强烈感知力的人，他也完全不因夸耀的论调而惭愧。尽管霍布斯提出了警告，然而在《论公民》再版之时，他仍然坚持在我们的哲学家的画像下标注“威尔士王子的教师”，并把样书寄给哲学家。霍布斯很可能震惊于他朋友的行径，因而表达了不满之情。 （17） 他的回复既详尽又精致，在我们看来甚至富丽堂皇（verschwenderisch），他讲述了拒绝给自己的画像如此标注的理由。最首要的乃是因忠诚产生的忧虑，他认为，如果将自己的名字和王子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会伤害王室的尊严，他们在英国的敌人将迫不及待地拿起武器，他们将这样说： “看看人们所期许的这位未来的国王是怎样的吧，他公开地接受了一种几乎同所有人的观念相悖的政治学说。”
然而，如果我们通观这封回信的叙述口吻和全部内容，那么就会看到，所谓“因忠诚产生的忧虑”，不可能对我们的作者的内心起到多少作用。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议会派大获全胜的事实，甚至宣称革命者是那些 “现在控制了英国事务的人”。 霍布斯是一位世界公民（Weltbürger），而不像加图（Cato）那样热爱已经被征服的东西。在这封致友人的私密信件里，他足够坦诚地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正因为流亡的宫廷中有不少是他的敌人，所以他只是用“忧虑”这样的说辞，充作一种合理的借口，来指责自己的虚荣，说明自己的危险。不止如此，他还没有做好摆脱僧侣们的充分准备。不过，他避免公开地同王子扯上关系，背后最重要的理由，最终还是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他不愿因此阻断返回英国的道路：
“我为什么不应回去呢 （他以最直接的口吻说道） ？如果我的祖国 以任何一种方式 实现了安宁，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阻拦我回去。我不是威尔士王子的教师，也完全没有从属于他的家庭，这就是我不希望冠以上述称谓的第三个理由。”
然而，他期待的是何种安宁的局面呢？通过整体地审视霍布斯在这段时间写下的信件，我们就能清楚地注意到：早在1647年，这位政治思想家便已冷静地站在了王党的对立面。我们甚至倾向于相信，从其严谨的学说看来，他的心灵里向来就包含着一种强烈的民主主义因素。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要同诸位辩护者与改革者抗辩，在他看来，这些人关于国家与法权的思想完全是不清楚的、错误的，他们绝不屈服于国王与主教。
§4
【在纽卡斯尔之家的争论】同聪明却又轻浮的王子的私人往来，让霍布斯很快地习惯了自己的祖国已转变成共和制政体这一想法。作为流亡者的党羽，教士们为王子的社交圈奠定了基调，从他们的眼光看来，《论公民》的作者不值得信任，而这帮教士的态度，于霍布斯而言根本不值一提。他真正难以割舍的是他同世俗贵族的多方面联系，命运将他们结合在了一起。其中，和他最亲近的无疑是他的老东家——（现在的）纽卡斯尔侯爵，同侯爵的密切交往，让他挂念故乡的急切心情有所平复。侯爵喜欢让当时所有的重要人物汇聚于自己身边，鼓励他们展开辩论。霍布斯同 布兰哈尔 主教 [80] 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激烈争执（1646）就是侯爵之家里的第一次大辩论。除此之外，在1648年的夏天， 笛卡尔 此生最后一次来到巴黎，同他的优秀对手 伽桑狄 及霍布斯会面了。诗人爱德蒙·瓦勒是纽卡斯尔之家的第四位宾客，也是霍布斯的热烈崇拜者。他记叙了笛卡尔同伽桑狄、霍布斯的会面，不过很可惜，他只提到会见这件事，并没有详细说明会见的经过。在此之前，当笛卡尔早先拜访巴黎时（1645），霍布斯有意避免同他见面。 （18） 关于侯爵庄园里的诸多谈话，我们可以从侯爵的生平事迹汇编里看到，他的第二位夫人——勇敢而聪慧的玛格丽特 [81] 曾记载并整理了侯爵的生平事迹（她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哲学集子，以及各种虚构和真实的信件），呈现出一个鲜活的人格图景。她曾记叙说 （19） ：
“在我的丈夫因流放而寓居巴黎之时，有一次他和几位朋友交谈，其中就有博闻广识的哲学家霍布斯。一开始，他们探讨的问题是：人是否可能用一些手段，让自己像鸟儿一般飞翔？聚会里的人们各自给出了看法，他们大多认为，如果使用人造翅膀，那么这样的理想很有可能实现。但是在我的丈夫看来，这完全无法实现。为此，他提出了如下理由：‘人的胳膊安置在肩膀里的方式，和鸟的翅膀的原理压根不一样，故而不可能如鸟儿振翅翱翔。因为人的胳膊连接肩膀的部分是向内固定在人体里的，同鸟的翅膀固定的方式相反，所以他无法像鸟摆动翅膀那样，挥舞着胳膊，使自己飞起来。’霍布斯非常欣赏这一论据，他充满善意地在自己的一本书里使用了它，假如我没记错的话，这本书就是《利维坦》。还有一次，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女巫，霍布斯先生说：‘虽然理性地说来，我并不相信女巫存在，但我完全不能满足于认为其根本不存在，因为当我们仔细地审问她们时，她们通常就把自己认作女巫。’对此，我的丈夫答复说：‘我并不太关心女巫存在与否，在我看来，认定女巫及其痛苦这一事实，乃出乎一种错误的信仰，即相信她们和魔鬼订立了一份契约，她们为魔鬼服务而求得某种报答。她们受魔鬼统治，从魔鬼手中获得力量。这就是她们崇拜与敬慕的宗教，她们对此抱有一种坚定的、无法动摇的信仰。假如合乎她们愿望的事情发生了，她们就相信这是由于魔鬼听到了她们的祈祷与请求，因而向魔鬼表达感激之情；但如果 违背 她们的祈求与愿望的事情发生的话，她们就会极度不安和恐惧，也许开始辱骂魔鬼，宣称自己不再服务它，也许会乞求魔鬼原谅自己的过失。（我的丈夫也讲到）她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把梦当成了真实的外在行动。比如说，当她们梦见自己在空中飞翔或者从烟囱里蹦出来，或者自己变换为不同的形象时，她们就认为现实真就如此。这种低劣的思想使她们致力于用仪式来祈求、崇拜魔鬼，就像崇拜自己的上帝一样，她们准备着为魔鬼而生，为魔鬼而死。’这就是我的丈夫在谈到女巫时的看法。霍布斯先生对此深表赞同，他也在上面提到的书里采纳了这一说法。”
我们看到，霍布斯后来在《利维坦》（E.III.9）里提到了女巫的例子，这个例子又在《论人》（第14章第12节）重现，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很多人臆想女巫想要伤害他人，给他人施加罪恶，但这并不是真的。如果她们希望施加于人的罪恶在现实里应验了，那么她们就会说服自己，这乃是魔鬼根据它的命令产生的作用，有时她们承认，她们自己当为此负责。她们梦见自己看到了魔鬼，和魔鬼订立了契约……就此而言，她们因自己要去伤害他人的意志并且施行卑鄙的魔鬼崇拜，而应当受到惩罚。”
纽卡斯尔侯爵是否在早先同我们的哲学家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思想？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上述记载，就会从中发现一个最勇敢的自由心灵，我们甚至会好奇，侯爵是如何从贵族圈子里成长起来的。 （20） 除了纽卡斯尔侯爵，霍布斯在当时亲密交往的朋友还有 桂冠诗人 （Poeta laureatus）威廉·戴夫南特先生 [82] 。戴夫南特每天都让霍布斯帮忙评判、校正他的英雄诗《宫迪伯特》（ Gondibert ），后来，诗人在前言里将这本书题献给了霍布斯。而霍布斯针对诗人的献辞写了一封详细的、优美的回信，他在其中谈到了自己对诗学的本质和用处的看法。从行文风格来说，这封信是霍布斯所有作品中最上乘的文字之一（E.IV.441-458）。同属于霍布斯的敬仰者的，还有年轻的配第，他乃霍布斯在威尔特郡的“同乡”，他从英格兰向霍布斯带来了问候。正像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霍布斯和配第曾一起研读了维塞利乌斯的解剖学，他在当时也开设过一门化学课程。按照我的猜想，他那时同时在做《论物体》和《论人》的研究准备工作，对此，可以提供证明的是，他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朋友们施加的压力，因而至少完成了未来两部书的最初部分。与此同时，霍布斯做了一些和这两部书完全无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此外也在思考国家学说。
§5
【疾病与《论物体》的写作】王子的学习兴趣想必不是那么热烈。就在霍布斯担任王子的教师不久后，卡文迪什 [83] 于1646年10月12日写信给佩尔 [84] 说： “霍布斯 偶尔地 给我们的王子上一上数学课程，但我相信，他有大把的自由时间来推进自己的哲学研究。” 1648年春天，王子前往荷兰，就在前一年，寓居于圣日耳曼庄园的霍布斯感染了一场重度风寒，处在生死垂危的境地。从8月中旬开始，疾病一直持续了10周之久，紧接着是一段漫长的康复期。关于我们的主人公在这段时间里的轶事，一些有趣的记录保留了下来。他的朋友们劝说病中的他重新投入唯一能行拯救的教会的怀抱，有人告诉他，梅森神父将来到他身边，为他行皈依之礼，但霍布斯大声呼喊说： “梅森不会来的，如果他来了，我就会不停地拿他打趣，最后很可能我让他皈依了。” （出自第戎议会参事兰丁的手稿，手稿的内容见于乔尼对培尔《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的增补。 [85] ）按照另外一份材料的记载，梅森神父过来看望他，和他谈论教会的权力，豁免他的罪，可是病人打断神父说： “我善良的神父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已经同自己达成了协定。现在争论这个问题就太过无聊了，不如您跟我讲讲：您最后一次见到伽桑狄是在什么时候呢？” 梅森神父当即同意了霍布斯的提议，他认识到这两位伽利略的崇拜者应当彼此了解（V.L.I，XVI）。两年前，伽桑狄已经担任巴黎 皇家科学院 （Collège royal）的数学教授，属于霍布斯最紧密圈子中的一员。霍布斯很喜欢伽桑狄，他曾说过，在他的眼中，伽桑狄拥有最温柔的（sweetest-natured）心灵。 （21） 保存下来的多封通信显示，无论霍布斯的圈子内外，在荷兰、丹麦、英格兰、法国，整个学术界都焦急地期待着《论物体》的出版。霍布斯在1647年11月27日的信（I.c.p.207）里写道：假如这期间他没有染病，那么他现在就能完成《论物体》，同样，索比埃尔所期望的，于明年圣灵降临节前后拿到本书手稿的心愿亦能实现。因此，霍布斯仍然有意在荷兰出版《论物体》。但到了1649年，他在6月14日的信（I.c.p.208）里再次写道：对于各个定理的证明，仍然有待他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检验。这段时期，索比埃尔和其他朋友一样，着力于向更广泛的圈子推介《论公民》，他撰写了一部法文译本，于1649年将其献给丹麦的乌尔费尔德伯爵（Graf Ulfeld），乌尔费尔德伯爵乃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的女婿。 （22）
§6
【处决国王—准备返乡】1649年1月，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所谓“残缺议会”（Rumpfparlament） [86] 攫取了国家权力，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一年9月，霍布斯致信伽桑狄，此时的伽桑狄正从一场严重的肺炎里渐渐康复过来，在法国南部的故乡疗养。霍布斯写道： “对于我这个岁数来说，我仍然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我照料着自己，寻求有利的条件返回英国。”
霍布斯的言辞意味着，他对自己的现状并不完全满意，因为他一再中断、推延哲学体系的创作进程。但是现在他准备返乡，怀揣着这一想法，他开始写作《利维坦》。
到目前为止，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同现实的政治实践并无直接关系。尽管他第一篇政治论文《法的要素》着力于伸张王权，而且他希望由自己确证的学说能被运用于现实： “假如每个人在看待法与政治的时候，都能接受这里所说的观点，那么这将为政治体带来无与伦比的益处。” （《法的要素》“献辞”）但他又很清楚，当时没有任何党派会接受他的观点，他只能让 “人自行其是，处在怀疑与争吵之中” （《法的要素》，I.1.2）。仅 宗教的 绝对主义（konfessionelle Absolutismus）有理论的市场，在霍布斯看来，这一观点背后包含着对国家而言最危险的、最不可忍受的敌人——教会。他很清楚，自己的观点同那些认为国王拥有上帝权利的学说背道而驰，两者间存在着极深的裂痕，这部最初的作品并没有被广大的公众看到（直到1650年，他才将该书拆分出两篇论文，以残缺的、部分模糊不清的文本形式公开发表 [87] ）。《论公民》的命运与之不同，它从荷兰通达了世界，又因它是拉丁文版本，故而为整个学者共和国（Gelehrtenrepublik） [88] 接纳。尽管我们从1641年版的“ 献辞 ”里仍然能看到《法的要素》一书的回响，即他对 王权 的支持，但这本书的真正内容则是对道德与自然法的奠基。因此在1646年版的“ 前言 ”（致读者的前言）里，要预先为《论公民》的主旨做一番澄清，避免让人觉得他的理论是要说公民应该更多地服从君主制国家，而非贵族制或民主制国家，即使他用了十章的篇幅，用了相当多的论据来说明君主制是更佳的国家形式（他承认，该书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只是给出了一个或然性的判断），他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指出，无论哪种国家政体，都必须被授予最高的、同等的权力。
霍布斯做出这样尖锐的判断，很可能不光考虑到了自己祖国的共和主义者，也考虑到了荷兰的读者。当时，荷兰正迅猛发展，商业兴旺，科学、艺术高度繁荣，宗教自由，吸引了所有思想家的目光。 共和制 似乎成了解决一切难题的良药，尤其拿这一模式同君主制国家的现状做比较，就能很清楚看出它的优势，君主制国家饱经宗教战争的摧残，故而相对共和制，君主制更是不利的。如今，英国已转型成为共和制国家。对它而言，同荷兰的竞争，在克伦威尔的统治时代已发酵成当务之急的决断，作为政治思想家的霍布斯早已对此了然于心、充满兴致。如今保留下来的信件证明，他那时多么聚精会神地阅读着 塞尔登 的《海洋封闭论》（ Mare Clausum ） （23） ，看塞尔登如何为英国对北海的主权辩护。1648年，经《明斯特和约》，荷兰受到了国际的承认。 [89] 霍布斯意识到，英国与荷兰处在势均力敌的位置，英国应该像荷兰那样变成科学思想汇聚的自由处所（Freistätte）。他感到自己受到召唤，他致力于思索的政治学说必须在自己的祖国，在这片自然的土壤里扎下根来。新的英国必然被塑造成一个完全理性的、世俗的、由市民组成的国家，为此他要去扫灭古老的有机论谬误；新的英国必然被提升为一个科学之光普照的国度，因而他要去摧毁黑暗与迷信的王国。这样的思想和希望如此有力地攥住了我们的哲学家的心灵，他选择不顾自己和他人曾经的期许，中断哲学体系的写作进程。相反地，怀着燃烧着的热情，他全身心地投入神学与教会史的研究，确定了新作品的撰写计划。于是，他开始写《 利维坦 》，以自己祖国的语言，为自己的国民而创作这本书。
§7
【《利维坦》】《利维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 （24） ，它的第一部分以全新的、更广博的形态重现了《 法的要素 》；第二部分则持续地批判教会、教权制国家和法权学说、教会政治。他试图证明，以上所述的所有现象，还有基督教时代的一切宗教统治，都基于对《圣经》文本的错误解释，基于魔鬼学和其他异教的残余，基于空虚的哲学与神怪的传说，基于对理性的压制，它们是教皇和教士为了满足自身世俗利益的产物。霍布斯毫不隐瞒地说，他的全部论辩针对任何声称自我拥有权利的教会，针对罗马教廷。故而他的论述关系着英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来说，赶走罪恶的鬼神并不是件难事：
“这个罗马幽灵现在跑出去，在中国、日本 [90] 的瘠薄的无水之地上来往传道，但谁又能说他们将来不会回来， 甚至带回一群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进到这打扫干净的屋子里并住在这里，使这儿最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呢？ 因为 现在不只是罗马教会的教士声称上帝国在今世，并企图从中取得不同于世俗国家权力的另一种权力，而是大有人在。” （E.III.700） [91]
霍布斯知道并且教导说，人因激情而行动，但激情往往令人产生错觉，让人以为看到了于己最有利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霍布斯并没有放弃推动人们去洞察他们的真正利益。这就需要规训与教育了，它们乃国家的事务。首先是 国家 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也就是说，它认识到自己不可分的、不受限制的、集于一身的主权这一本质，而霍布斯第一次从各个角度发展、说明了这个观点。任何学说的权威都依附于主权，然而直到现在，学说的权威是由教会决定的，教会 “就像一个幽灵” 来回飘动。从概念本身来说，国家和教会是一回事，必须由同一个不可分的意志来表现。为了声称 自己 就是教会，国家必须支配教学场所，支配 “迄今仍然同人类和平背道而驰的种种意见的源泉” ，即 大学 。大学这个主题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以及后来的文本里反复修改的议题，他的规划是要让大学世俗化。在《利维坦》的结论部分 （25） ，霍布斯直言不讳地推荐 “一个基督教政治体的新学说” ，在此 “人们不仅呼吁和平，而且呼吁真理” 之际，他要把自己的学说提出来， “供那些尚在考虑的人参考” ，就像拿出新酒来装在新瓶中，两者便都具备了。总之，这本书并没有违背上帝的言辞，没有违背善良的伦理，也没有扰乱公共的安宁：
“因之，我便认为，印行于世是有裨益的；大学方面可做判断的人如果与鄙见相同，那么在大学中予以讲授就更有裨益了。因为大学是政治与道德学说的源泉，传道士与有教养的阶层（绅士［ die Gentry ］）都从这里汲取自己所能找到的泉水，并在讲坛上和谈话中把它洒在百姓身上。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特别小心使之洁净，不让它为异教政治家的毒素和装神弄鬼的符咒所污染。通过这种方式使大多数人知道他们的义务之后，就不至于那样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用作扩张野心的工具危害国家了。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对于那些和平与防务所需的捐税，不至于那样牢骚不满。统治者本身也就没有理由要靡费国币维持过大的军队，而只需足以保卫公众自由，使之不受外敌侵犯与侵略就行了。” [92]
《利维坦》的结论部分同样包含了霍布斯对其他政治事件的讽刺。他批驳了王党分子企图颠覆现今共和制政府的阴谋，其批判的猛烈程度，不亚于过去批驳君主制敌人颠覆王权的阴谋。一些忠诚的骑士参与了暗杀的行动，他们杀死了共和国驻海牙和马德里的使节 [93] ，并以此沾沾自喜。霍布斯也把矛头指向那些私人的狂热分子，他警告大众提防这些混合着无知与激情的人。除此之外，我们的哲学家要去对这样的问题做决断： “在什么时候臣民对征服者负有义务？” 他在当时印行的各种英文宣传册里都能看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当一个人有自由服从征服者时，如以明确的言辞或其他充分的表征（Zeichen），表示承认成为其臣民，这个时候就是他成为征服者的臣民之时。那么什么时候一个人有这样的自由呢？霍布斯认为，一个人对自己原来的主权者所担负的义务，如果只是一个普通臣民的义务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说，有自由服从的时候就是他的实存（Existenz）处于敌人的看守和武力范围以内的时候。因为这时他已经不再得到原有主权者的保护，只凭自己所交的税（Steuer）而受到敌人的保护，谁要是看到交税是不可避免而合法的（正像保王党中的地产占有者所做的那样，他们会尽力保持自己的占有权利），他就不再会把完全的臣服看作非法的……但一个人如果除开臣民的义务以外，还承担了一种士兵的义务，那么当原有的权力当局还在继续战斗，并在其军队或守备队中发放给养时，他就没有臣服于一个新的权力当局的自由。不过，当这一切也失去了的时候，一个士兵便可以向他感到最有希望的方面去寻得保护，并可以合法地臣服于一位新主人。
霍布斯明确表示，共和国通过征服而获得了既有的权利；谁要是享受着征服者的保护，并且没有其他表示，他就承认了自己的臣服；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祖国被征服时，他在外面，那么他回国以后，就必须服从这个政府。霍布斯后来称赞自己说（E.VII，336），他的书使将近1000位 绅士 选择坚定地、真心地服从当时的政府（共和国政府），在此之前，他们还犹疑不决。另一方面，霍布斯劝告当权者，不要再去索取比他们的必需物更多的东西；一个最有力的导致任一政治体死亡的因子，即征服者不但要求被征服者及其未来的行为服从于自己，而且要求被征服者赞同他们过去的一切行动。作为他的历史认识的一个例证，霍布斯补充说： “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体 的开业创基，在良心上是过得去的。” 最后，霍布斯没有隐瞒自己关于现实处境的清晰意识，正是立足于此，他才认识到自己是一位一以贯之的理论家。 “在发生革命的国家里，由于那些推翻旧政府的人惹得民怨沸腾，而建立新政府的人老是被赶下台，我们在此提出的新学说就总无法从良好的情势里诞生。” [94] 霍布斯非常清楚，他曾经提出的支持英国的绝对君主制的学说，现在必须为国民议会（National-Konvent）的绝对支配权服务，也就是支持所谓的“残缺议会”。如果说他提出了种种理由，表明君主制可能优于集会的政治体制的地方，那么他无非想说，主权的 统一 要比它的形式重要得多；如今，革命终结了过去在国王与各个等级间权力分配的模糊状况，就像1649年由议会确立的征服标语所言： “共和国乃整个英国的创制，而非国王与贵族议会的产物。”
§8
【控诉—失宠】既然已经公开地攻击一切宗教派别，霍布斯必然预料到了后果。他那时曾说，当开始要写些什么的时候，总要将一半的真实想法隐匿起来，这就像人们打开了一会儿窗户，但因恐惧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而又迅速地关上了它。 （26） 很长时间以来，暴风雨的确令他害怕，这不光来自教会人士，而且还有一部分宫廷贵族，他们和主教们来往甚密，对霍布斯被聘为王子教师极尽挖苦之能事，越来越多反对霍布斯的人士凑到了一起。不过在这些人不在的时候，霍布斯还是会经常去流亡的王后 [95] 宫廷，会登门拜访约克公爵 [96] ，并且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利维坦》这部伟大的著作出版后，愤怒的声浪愈发强烈，人们咒骂霍布斯为无神论者、叛徒、宗教和王室的敌人。
爱德华·海德 [97] ，即未来的克拉伦登伯爵，查理二世宫廷的第一任帝国大法官，著名的《叛乱史》（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一书的作者。他是霍布斯的同窗好友，也是追随威尔士王子一起流亡法国的人员，几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27） ：
“那时我从西班牙返回巴黎（ 1650 — 1651 年冬），霍布斯常常来我这里，跟我说他想取名为《利维坦》的书在英国行将付梓，每周他都能收到待修正的书页，他还为我展示了一两页的修正稿。他认为最多一个月本书就将问世，除此之外，他还给我看了他写给哥多尔芬先生 [98] 的信，他说希望将这封信放在新书的扉页 （28） ，并且当着我的面读了它，最后跟我说，他料到如果我将来读《利维坦》，很可能会无法忍受，对此，他跟我提了一些结论。当我问他为什么想发表这样的学说时，他以一种半开玩笑半是认真的口吻说道：‘真相就是我想回家。’这次会面之后，不久我去了佛兰德，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从伦敦寄来的《利维坦》，我怀着强烈的渴望与焦急感阅读着这本书。尚未读完，查尔斯 · 卡文迪什先生（他是纽卡斯尔公爵的高贵的兄弟，当时在安特卫普生活。他汇集了伟大人物的所有优点，尽管身体有所残缺，但无论从其他哪方面看，他都称得上一个完美的人）向我展示了一封来自霍布斯的信，霍布斯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希望我反馈对《利维坦》的看法。因此我请求查尔斯先生，请他跟霍布斯说，我一点都不惊讶，他对民众政府（ bürgerliche Gouvernement ）保有敬畏之心，他将一切所谓的智慧乃至宗教本身都化解成纯粹的服从与屈服，但这本书出版之后，遵循欧洲目前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君主制政府还是民主制政府）的宪法来评判的话，他都必然会面临最严厉的刑罚。由查尔斯先生转达的我的答复，并没有让霍布斯感到满意。后来我回到巴黎的流亡王室，霍布斯已经向国王 [99] 呈献了一部由上等牛皮纸包装的精美的《利维坦》副本，我猛烈地批判了这本书。霍布斯感到我的批判越发在现实里得到证实，就在我到达巴黎后的几天里，他觉得极其不自由，他发现司法部门正在着手逮捕他，因而决定赶紧离开巴黎。不久他回到了英国，在那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克拉伦登的记叙值得我们重视，但并非完全可靠。霍布斯将书呈献给国王，而国王又对他的想法明确表示拒绝，这种可能性根本无法成立。说到底，怀着党派意见的历史学家（按：指克拉伦登）不会轻易地相信真实的情形。很可能我们的哲学家已经谈到了他这样做的理由 （29） ，事实上，对于霍布斯逃离巴黎，其决定性的原因正像他11年前离开祖国一样，乃是他明确地处于被宫廷封杀的境地。在伍斯特（Worcester）的战役（1651年9月3日）失败后，“苏格兰国王”（当时威尔士王子被这样称呼）艰难地返回法国，10月底左右到达巴黎。霍布斯认为自己有义务申请拜谒国王，但他的请求遭到拒绝，此后不久，他的赞助人奥蒙德（Ormond）侯爵告诉他，他如今被王党分子严正控诉为不忠者、亵渎上帝者。霍布斯后来指出（V. c. e. L.I，XCIII），他没有权利抱怨国王， “因为国王将信仰赠予他的人民，而这一信仰又是他父亲早先赠予他的”。 这是多么苦涩的反讽之辞，它多少揭示了那些尊贵者的隐秘想法。
关于促成霍布斯命运转折的整体氛围，我们通过一些信件的表述能生动地予以呈现。它们收录于卡姆登协会 [100] 出版的 尼古拉斯文献 （ Nicholas Papers ）（伦敦，1886年，第284页及以下）里。爱德华·尼古拉斯 [101] 是一位积极的王党分子，当时在海牙经营复辟事业，他在给 爱德华 · 海德 先生的信里（1652年1月11日）写道：
“所有忠于君主制的真诚之人都很高兴地看到，国王最后从他的宫廷里赶走了无神论者之父霍布斯先生。正像人们所说的，他让皇后的整个宫廷以及约克公爵家里的许多人士沦为无神论者，假如我们继续容忍他，那么他将最大限度地毒害国王的宫廷。”
在随后的一封信里（1月18日），他又写道：
“我听说，佩尔西勋爵（ Lord Percy ）很积极地参与了驱逐霍布斯的行动，有人说您和其他主教是这次驱逐行动的源头。不过我也听说，瓦特 · 蒙塔古（ Wat Montagu ）与其他教父（他们使所有真正的新教徒感到耻辱）才是驱逐这位大无神论者的引领人士。无论如何，我应该告诉您，一些人认为奥蒙德侯爵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人，他把国王所下的将霍布斯从宫廷驱逐的命令，通知给霍布斯本人。我并不相信这一说法是真的，但许多人都对此坚信不疑。”
一位伦敦的王党分子早在1646年就写信控诉过霍布斯： “有人‘希望’让一位无神论者陪伴在威尔士王子身边，做王子的老师，这简直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他后来又说： “如果国王查理一世 （当时他还活着） 不希望让无辜的王子和自己一道毁灭，那么他应该立刻使王子搬离法国；或者，如果国王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把托马斯 · 霍布斯和那些败坏的人从王子的圈子里赶走，只保留品行最好的人士在王子身边服务。” （30）
§9
【染上新病—离开巴黎】霍布斯是否因在乎自己被贫乏的宫廷重视，故而迫使自己和一群被祖国驱逐的、败落的宗教人士为伍呢？ （31） 我对此表示怀疑。作为“流亡的国王”的依附者，他曾享受着王党分子的保护，然而他的失宠令他丧失了庇护之所。与此同时，他还不是新生的共和国的公民，无论面对两者中的哪一方，他都面临着人身危险。我们尚不能确定真实的情形是否像克拉伦登所报道的，法国的司法部门已经准备逮捕霍布斯，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应当是霍布斯的同胞们说服凡尔赛宫，发布了通缉令。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由于《利维坦》里充斥着猛烈攻击罗马教会的言论，故而那些手握权力的教会人士的敌意与复仇的冲动都指向了霍布斯，他如今孑然一身，必然对此感到恐惧。相较于教会人士，更可怕的想必是他曾经的那些朋友，因为在他们当中弥漫着狂热的情绪。《利维坦》这部英文著作并没有立马激怒法国人，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将异端交给流亡宫廷来处置。霍布斯多次指出，他不再信任法国教士，更不会把自己的人身安全交到这些他从一开始就蔑视的人手中（V. L. I，XVII，对比E. IV. 415）。他深深地回忆起了过去的一些念头，正像他在诗体自传里写到的，他想起了“弑君者” 德瑞斯拉斯 与 阿斯克姆 的命运（这两位即被王党分子谋杀的共和国使节），他此时 就像一位被驱逐者 ，活在恐惧与惊骇当中。 （32）
§10 [102]
对已经64岁的老者来说，这样的处境是难以忍受的，霍布斯的健康状态迅速恶化。就在不久前，他染上了胃病，并接受了著名的盖伊·帕丁 [103] 医生的治疗，帕丁在一封信里描述说 （33） ：他遇到了不幸的《论公民》的作者，此刻正遭受着痛苦的折磨，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是一位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是一位忧郁的英国人。” 一开始，霍布斯拒绝放血治疗， “尽管他的确需要这样的治疗方案” ，但他以年岁太大为借口否决了。不过第二天，医生还是帮忙给病人放了血， “这大大地缓解了病痛” 。霍布斯此后为自己辩解说，他之前没想到一个人在这么大岁数时，还能流出这么多败坏的血液； “在此之后，我们成了同志和要好的朋友”。 哲学家向帕丁许诺： “如果自己回到英国，一定寄给 他美好的礼物。” 帕丁在这段记录的最后写道： “只要哲学家能平安健康地回到故乡，他就不再期许任何报酬。”
很可能霍布斯希望在巴黎度过冬天，但因为失宠，他决定加快回国的进程。当他还在巴黎时，路易十四正进入成年期，这位15岁的小伙子在光辉耀眼的骑兵团护卫下步入议会大厅（1651年9月14日）。当时霍布斯的一位同乡，伊夫林 [104] 先生正拜访毗邻圣米歇尔大桥（Pont St.Michel）的霍布斯的寓所，他们一同在窗边观看了这部壮观的行进礼。 （34） 在这里，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对岸的故乡如何呢？是不是也能期待朝霞的来临呢？9月16日，从抗击查理·斯图亚特的战场得胜而回的克伦威尔掌控了议会，同一天，自1649年7月以来一直拖延的大赦法案再次被批准通过，宣布1650年2月起生效。整个冬天，当时充当着自由思想的受难者角色的霍布斯因被排挤，走上了回国之路，这离家的11年，先后经历了内战与无政府状态的祖国一定满目疮痍。而这归咎于谁呢？在霍布斯看来，这要归咎于神学家的统治欲（Herrschsucht）和他们煽起的冲突：
“干寒的天气，大雪皑皑，我，一个垂垂老者，迎着刺骨的寒风，骑着性烈的马匹，步履艰难地行进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我如此地到达伦敦，但世界之大，何处是我的安居之所呢？要回到故乡，我就必须与国务委员会和解（也就是向它表示我的臣服），此后，我将隐退，去享受最平和的生活，像我曾经希望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事业。” （V.c.e.）
§1
【克伦威尔时代的个人地位】回到祖国后的霍布斯，注定要去经历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变命运，见证 奥利弗 · 克伦威尔 独裁统治的兴衰。在此之后，为了摆脱困局，一位亲王 [105] 被召回国，掌握统治权。没有人像霍布斯那样清楚地看到，这位亲王的性格和他的身份那样格格不入。霍布斯细心观察着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它们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他在《比希莫特》（ Behemoth ）里着重叙述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自传的证词，以及一部分论辩文章涉及的事情，这些都是不安时代诱发他思考的缘由。在霍布斯到达伦敦之前，“残缺议会”已经投票通过了各教派的良知自由（Gewissensfreiheit）的法案， “也就是说，他们拔掉了长老派（ Presbyterianismus ） [106] 这根毒刺。长老派致力于向人民灌输奇怪的意见，这些意见虽无关信仰，却有助于增强长老派教士的权力”。 霍布斯写下这段话时，明白无疑地带着赞许清教徒与独立派 [107] 的态度 （35） 。
在他看来，当时英国的教会体制相对而言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利维坦》里提到，根据 综合 （Synthese）的原则，教皇最终必然占有绝对的权力。如今的解决办法便是反其道而行之，根据 分析 （Analyse）的原则，用“拆结”的办法来清除道路。在英国，首先是剥夺教皇的权力，随后通过长老派推翻主教，最后瓦解长老派的专制。
“于是我们便又回归原始基督教徒的独立状态，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愿跟随保罗、矶法或亚波罗。这种情形如果没有竞争同时又不根据我们对教士的个人感情来衡量基督的教诲…… 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 1. 除开上帝的话语本身，应该没有任何权力凌驾于人们的良知之上； 2. 有人教导旁人说，每一个小错里都存在着极大的危险，于是便要求有理性的人去服从另一个人的意见，或服从其他多数人的意见，这是不合理性的，其情形并不好过用掷扑克看‘人头还是数字’的方式评判灵魂是否得救。” 他进一步补充说： “这些教士们失去自古传下的权力时也不应该感到不高兴……因为保持权力要依靠取得权力的同一类美德。” （E.III，第695页及以下诸页） [108]
他公开地承认（就像我们上面引述的文字所呈现的），他本人视良知自由为善行。不止如此，似乎目前统治英国的党派也一再向他表示了敬重之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尼古拉斯先生，在1652年2月致信伦敦的通信伙伴 （36） ，说道： “霍布斯先生在伦敦很受宠，因为他通过他的作品证明了叛逆者的武力行动是理性的、合法的。” 实际上，早在《利维坦》出版前，克伦威尔的新闻代言人马扎蒙特·尼德汉姆 [109] （可以说他是战地记者这一行业的早期典范，同样，他后来忠诚地为战后政府服务）就在《政治信使报》（ Mercurius Politicus ） [110] 上刊登过《法的要素》的摘录，把它当作真正的政治理论。 （37） 就连克伦威尔本人致信爱丁堡城堡的统治者，谈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反驳长老派权力时，其言辞也反映出他仿佛读过霍布斯：
“无须惊讶，他们（按：指长老派）总以权威的、严苛的方式评判别人。但我们并没有掌握基督的教诲，因而我们将教士看作帮手，而不是上帝子民的统治者。我呼吁他们的良知，当任何人去检验他们的学说，甚至持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能否停止诉诸审查，避免将这些人恶意判定为宗派人士？英国的教士有传播福音的自由，但这绝对不能成为诽谤的借口，不能根据他们的心愿凌驾于公民的权力之上，或者说败坏公民的权力……” （38）
据说克伦威尔有意愿之后让霍布斯担任国务秘书的职务，不过这一消息对内并无可能，对外则无充分的证据能证实。 （39） 但无论如何，霍布斯如今享受着被庇护的权益，当他想起一切权力如何从军队转到一个人手里，他就更能理解这种权益： “我曾致力于用笔来捍卫王权，那么我现在有何理由苛责这么一位追求王权的人（按：指克伦威尔）呢？每个人都有描绘对他而言善的事物的自由，如果他满足于按照本国的伦理秩序来生活的话。” （V.c.e.L.I，XCIV）
在这里，公民的自由被提升到伦理的高度，也正由于《利维坦》的反教会特征，霍布斯强调公民的自由，既和英国的主教无关也和教会无关，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作” 。
§2
【友谊】霍布斯在伦敦度过了1652年，周边的环境令他感到愉快，尽管此前长途跋涉的劳累加剧了胃部的疼痛，给他的惬意感打上折扣。他注意到，自从1640年离开英国后，伦敦迅速发展为一个大都市，人口数量及居民的精神生活品质都有了较高的提升。如果说他此前同优秀学者们的交往，仅仅在贵族的乡村庄园里展开，那么现今则是 城市 取代庄园为其提供了新的交往平台。霍布斯很快就和 威廉 · 哈维 成为朋友，后者此刻的名声正达到顶峰，除此之外，霍布斯在伦敦的朋友还包括著名的法学家、博学者 约翰 · 塞尔登 。哈维曾是两任英国国王以及培根大法官的医生， “他非常敬重培根的才智与风采，但他不承认培根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常常打趣地说，培根做哲学思考的时候就像一位帝国大法官（Aubrey Lives）。相反，哈维无疑对霍布斯的哲学有很高评价，当时的风尚可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哈维在写遗嘱时就考虑到了自己的朋友（他给霍布斯10英镑的遗赠）。 （40） 霍布斯的朋友圈子主要由医生组成，这些人都是伦敦 医师学院 （College of Physicians） [111] 的成员。斯卡伯勒 [112] 医生（他当时还享有“数学家”的名誉）之家成了他们往来的聚集点。除了医生，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考利 [113] 的诗人也是霍布斯的狂热崇拜者，他遵照当时的审美趣味，写下一篇华丽的、品达式的赞美霍布斯的颂诗。 （41） 在法学家群体中，除了塞尔登，另一位著名的法学家约翰·沃恩 [114] 也和霍布斯走得很近。
§3
【大学改革】1653年，霍布斯很愉快地接受了早年学生德文郡伯爵的邀请，迁居伯爵在其拉特默斯（Latimers）庄园为他安置的住宅，他得以在此从事自己的研究。1642年，德文郡伯爵签署了约克声明，表示臣服于议会的统治，几年后，伯爵在他母亲的命令下，从法国返回故土。他的母亲之所以如此命令他，是因为她不愿意看到富裕的家族财产无人打理而一点点败落下去。德文郡伯爵似乎和大多数高贵的贵族不同，他并非“消极地服从”新的政权，而是遵循着他导师的教诲，充分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毕竟他姐姐的儿子是罗伯特·里奇勋爵（Lord Robert Rich），而勋爵又娶了克伦威尔最小的女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爵仿佛有意远离首都，而霍布斯常常在首都度过春夏时光。一方面，尽管他可能仍然和王党分子有联系，但时刻小心翼翼地和他们的阴谋划清界限 （42） ；另一方面，当后来指控他的声音响起来时，他在一篇为自己的声名做辩护的文章（他去世后收录在E.IV，416）里自我赞美说，他既没有向奥利弗，也没有向奥利弗的党派求得舒适之所。无论回国前还是回国后，他都绝没相信过奥利弗麾下的任何人，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好处。不过无论如何，霍布斯积极参与克伦威尔政权的活动，为他赢得了一个机会，让其思想付诸实践，这就是 大学改革 。众所周知，克伦威尔当时考虑在英格兰北部建立一所新的大学。霍布斯认为变革大学，将大学从旧式体制里解放出来，即便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也是目前容易上手去做的事。1653年，霍布斯通过他的朋友、博学的医生亨利·斯塔贝 [115] 参与了牛津大学的辩论活动。 （43） 第一位攻击大学者是 威廉 · 戴尔 [116] ，他还引用了《利维坦》里的论据及其独特的表达。 （44） 当韦伯斯特 [117] 的《学院审查》（ Academiarum Examen ）激起天文学家赛特·沃德 [118] 写作辩护文《为学院辩护》（ Vindiciae Academiarum ，1654），沃德这位好辩者并没有忘记在一篇 附录 里将戴尔与霍布斯归到一处，在他看来，霍布斯明显是主导批判大学的阵营里的幕后人士。这段时期，霍布斯还介入了其他争论。
§4
【《论物体》—论辩文】1655年，霍布斯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论物体》终于在伦敦出版，该书包含了他的逻辑学、第一哲学与自然哲学。在给德文郡伯爵的献辞里，霍布斯多处提到了神学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战争。他把神学比作阿里斯托芬笔下的恩浦萨（Empusa），恩浦萨是一个鬼魂，一条腿由黄铜制成，另一条腿则是驴腿，且不断变换着身型。如果说神学也有双腿的话，那么稳固的一条是《圣经》，而腐烂的一条是神学的形而上学。
似乎霍布斯并未因为《论物体》的出版而遇到更多挑战：
“因为《利维坦》，我成了所有教会人士的敌人。无论哪个神学阵营，都把我视作可恨之人……一开始，他们写了很多诽谤文，攻击《利维坦》，不过他们的攻击越甚嚣尘上，读《利维坦》的人就越多。从那时起，它变得更强壮了，我希望，它永远坚强有力地抵抗一切攻击。” （V.c.e.L.I，XCIV）
但事实上，随着中伤之辞不断翻新，霍布斯陷入了持续的愤怒情绪当中：
“在此期间，《论物体》里的学说几乎诅咒了一切学者和宗教人士，相反，它褒奖高贵之人和有学问的俗人（ Laien ）……对《论物体》报以友好态度者和敌视态度者各占一半，前者认为它不应被抑制，后者则认为它不应被抬举。” （V.L.I，XVII）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推论出：对霍布斯来说，具有高贵地位与丰厚财富之人是合乎他期望的读者。也许只有总和他的心灵贴近的理想读者，才应当 讲授 他的哲学。
然而在他的许多朋友看来，有一种争论逐渐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展开。这一争论关乎数学的原则性问题，从那时直到霍布斯去世，始终没有停止。争论的双方是霍布斯与牛津大学教授 约翰 · 沃利斯 [119] ，在当时，沃利斯作为数学家闻名于世，他们的辩论又直接关系着大学改革问题。沃利斯与沃德结成了同盟。沃利斯乃长老会派成员，他集中于攻击这位令人畏惧的对手的最薄弱环节，即几何学 （45） ；沃德则放胆向霍布斯的哲学基础开火 （46） ；沃利斯和沃德的书都出版于1656年初。在同一年，《论物体》的英文译本问世，其中修改了若干讨论数学的章节，附录部分收录了《给数学教授上的六堂课》，霍布斯激烈地为自己辩护，批评沃利斯将代数学运用于几何，而沃利斯的突出贡献正在于此。在当时的一封信里 （47） ，霍布斯解释道，他之所以同沃利斯论战，是因为沃利斯充当了英国整个教士阶层的代表；同样，与其说他将矛头对准沃德只不过是对准一个对手，不如说对准的是大学的代言人（Vindex）。他们的争论极其引人注目，因为它肇始于克伦威尔统治的繁荣期。霍布斯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是在推介他在《利维坦》里谈到过的大学理念，即现今的大学无非 “教士的戏台和作坊” 。他并不希望将大学视作一个结合体（Korporation） [120] ，而是视作一批独立的人，他们知道要把教会的权威从共和国里分离出去：
“正如您呼吁的那样，我建议的并非要在大学讲授我的《利维坦》，而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新的、由俗人组成的大学。在其中，俗人应当学习物理学、数学、道德哲学与政治学，教士如今怎么能独霸大学，只讲授关于上帝的腐朽思想呢？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在避免巨大代价的前提下，尽可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改善人类的教育。对此，我认为只需要 一栋 屋子，再配备若干教授即可。为了让教学活动更好地进行，来此的不能是那些被家长送来的学生，即那些想在今后为生计而从事某一特定行当的人。大学的大门只为具有高贵天赋的人敞开，他们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他们只爱真理，为真理而学习。”
此处极其明确地显示，霍布斯的思想和克伦威尔的计划多么切近。后来，他进一步引证说，几何学的发展，与其说归功于大学，不如说归功于 格雷欣学院 [121] （48） ，或者说应当归功于在伦敦、巴黎以及其他地方从事研究的个人，他们既没有任教也没有受教于任何大学 （49） 。
§5
【同布兰哈尔主教的争论—《论人》】在同一年，我们的主人公同布兰哈尔主教的争论文也问世了。其实霍布斯并不希望他撰写的“论意志自由”的文章公开发表，因为他认为这对无知之人不利，或者说这会被无知之人误用。在此之前，纽卡斯尔侯爵曾邀请双方来自己庄园，展开口头论辩， [122] 并把各自的论据草拟出来。在侯爵的请求下，霍布斯只是向这位高贵的主人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即侯爵自己保留这篇短文，不要公开。然而事与愿违，这篇文献的副本广为流传，一位名叫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的青年，为了强化自己批判教士的文章的激烈程度，冒冒失失地将霍布斯和布兰哈尔的论辩文公之于众（1654）。这导致布兰哈尔主教又撰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答复，为了反驳答复，霍布斯又进一步做出了回应。最后，他们争执的所有材料都汇集在一起出版了，霍布斯希望呈交给无偏见的读者来评判（E.V.）。除此之外，霍布斯哲学体系的第二部《论人》于1658年出版，尽管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已在1649年付梓。 [123] 这位70岁的老人希望就此封笔， “然而当我看到那些从事科学研究者的行径时，便选择决然放弃自己的念想，还要紧握手中的笔，与之抗争” （《论人》“献辞”）。《哲学要素》的这一部分并没有招致什么攻击。事实上，这个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推迟发表的，而且他写作这个部分，总处在持续中断的状况里。《论物体》的情形一样，当他还在巴黎之时，他的朋友们为他着想，就常常劝说他尽快完成《论物体》。
这段时间里，霍布斯还撰写了一篇共1123行的讽刺作品《教会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汇集了他对教士的谴责。在他去世后，历史学家、《条约》（ Foedera ）的编者托马斯· 莱默 [124] 编辑出版了这篇文献（L.V.，341-408）。莱默在前言里高度赞扬了霍布斯，称他从来没有宣誓服从于任何学派、教派、党派以及某位导师。
§6
【通信往来】这段时间里，同尚在人间的法国旧友们的通信往来，于霍布斯而言乃人生乐事。他的声名早已在海峡对岸广为流传，对此，他常常流露出自豪之情，现今保留下来的信件 （50） 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名叫杜·普拉特（Abraham du Prat）的数学家写信给他，向他致以伽桑狄的最后祝福（1655年10月4日）： “伽桑狄先生谦卑地亲吻您的手，他已经病了 43 天了。” 伽桑狄于10月24日离开人世 （51） ，在此之前，霍布斯已经成为他思想的主宰，没有任何一位古代或近代的哲学家能像霍布斯那般占领他的心灵；普拉特提到自己与马特（Thomas de Martel）（另一位数学家）、索比埃尔谈起快乐与痛苦的本质及原因，但最终，他向霍布斯承认，这样的谜团不是像他这样的一位大卫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如您”这样的一位俄狄浦斯来解决。 [125] 另外一封信（1656年11月）报道说，霍布斯去世的谣言引起了整个巴黎的骚动。不过，霍布斯最忠实、最狂热的追随者，要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弗朗索瓦·德·凡尔都。 [126] 很可惜，此人之后寄来的信件，越来越显示出得了迫害妄想症的痕迹。不止他一人，霍布斯在1647年也曾中过妄想症的毒，因为他那时坚信自己不久将告别人世，他写下的文字和手稿似乎也留在了法国，长久以来它们湮没无闻，直到今天重见天日。 “长寿意味着活过更多苦难” ，这想必是霍布斯在生命的最后 [127] 时期痛苦地体会出的内容。在他得知又一位法国朋友离世时，他致信索比埃尔说 （52） ：
“因为命运的必然性让一切事物都通向死亡，所以我们不必为 某个 人之死而长久悲怀，否则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哀悼更多的人了。尤其当我们高龄时，曾经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纷纷离去，几乎已成我们的日常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