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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3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青岛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讲话中所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包括“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共同增进海洋福祉”、“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平等协商，妥善解决涉海分歧”等重要内涵。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历史海域研究”（18ZDA207）从史料出发，探寻东亚历史海域自古以来互动机制及其网络的形成与变迁，以便对东亚海洋史进行重新书写。该选题承载历史、对接现实，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数千年来，从远古时代的近海航行到横渡东亚海域（横渡黄海与东海）的发生，多条海上航道将东亚历史海域编织成一个巨大的海域网络。这一海域网络发挥了文化交流、经贸交往、宗教传播的历史作用。换言之，这一海域网络将以国家行为体为单位的各个共同体连接在了一起。从原生态发生的角度考察，自古以来，各个国家行为共同体在东亚历史海域互动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崭新的共同体，亦即“海上文化共同体”、“海上经济共同体”以及“海上宗教共同体”等。它们的出现源于海域内部的交往与交流，并在不同时期展现出各具时代特色的海域互动机制。对于这一互动机制的衍生、形成、发展及变化，学界有必要加强研究。
古代东亚历史海域，因和谐的交往，曾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繁荣期。汉唐以来，古代中国就已成为东亚海域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包容、开放的“海上共同体”。尤其在“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被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主要是帆船。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世界里，中国的帆船在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上最为先进，海洋政策相对宽松，完全掌握了东亚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当时的海上交通，在东亚世界的航海活动上独占鳌头”（松浦章语）。可见，古代中国宽松的海洋政策创造了东亚历史海域共同繁荣的景象。如今，探索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解决东亚历史海域互动机制的研究范式；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强国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建立基于“关系理论”的东亚海域问题上的国家战略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理论基础等，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将东亚历史海域问题纳入国家战略系统和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将有助于促进东亚历史海域的共同繁荣。
以实证研究再现东亚海域史是课题的主要研究法。挖掘新史料，用史料说话，探讨东亚历史海域的海上社群、帆船—舰船、航海技术、情报传递、物资流动、钱币等重金属的流动方向等，从而归纳总结东亚历史海域的互动模式与规律。理论研究则重在发现东亚历史海域自古以来和谐共生理念的延展、扩大以及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可行路径等。在异质文明进入东亚历史海域后，在模仿与赶超上，近代日本的海上扩张打破了原有东亚海域的宁静与和平。对“日本海洋国家意识”、“海上万国公法体系”、“日本的‘霸权体系’”、“日本的‘海上帝国’”、“日本‘海上帝国’与‘文化共同体’的细部关联”的探讨，为东亚历史海域研究在理论创新上提供了诸多可能。在大力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及“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从理论上探究东亚历史海域，可为上述理论概念的阐释增加实例。
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构建学科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东亚历史海域课题在阐释“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可以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相应的历史案例。因此，一并考虑建设可以与“海上命运共同体”互动的海域研究学科体系，理应成为东亚历史海域研究课题的重要使命之一。海域研究学科体系涉及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划界和海洋文化学意义上的海洋观等内容，在今后的具体实践中，将其纳入到示范课程建设和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试点建设中来。同时，以该项目为依托，构建“东亚海域研究所”等学术平台，探讨海域的可持续发展与海域环境的安全保障。
2018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历史海域研究”（项目编号：18ZDA207）成功获批，该项目明确提出以构建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海上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构建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东亚海域学科体系为宗旨。“东亚历史海域研究”丛书将牢记宗旨，从新海洋史的视角，采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法，推出系列成果，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历史海域研究”首席专家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
陈秀武
2020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