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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有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东亚各国通过各方努力，积极寻找应对措施。在东亚，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中国对东亚外交塑造性引领性增强，中国提出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着力打造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机制建设，通过打造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最后形成繁荣共同体、安全共同体。
未来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以一体两翼的形式展开，即以中日韩合作、中国与东盟合作为两翼，或并行或交叉发展，形成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特色。经过10年发展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日趋成熟，已经起到了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作用。为了使这一机制更具有凝聚力，塑造共同的价值理念。三国以互信为基础、以包容为条件、以互利合作为动力、以双赢为目标的价值理念，提倡互商互享互利共赢，以新的观念和思路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开创三国合作新模式，以共识带动合作，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尽管这两年因种种原因，三国合作一度停滞，但在双边关系改善的条件下，三国以“东方智慧”弥合分歧、协调立场、统一观点，促进合作深入。一方面加快FTA谈判为三国一体化发展提供基础和长期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推动RCEP谈判达成一致，以中日韩+X合作机制，联合拓展第四方市场，以合作促发展，引领东亚合作进程，带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同时通过三国制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推动互联互通的网络建设，制定海洋合作规划，推动海洋治理合作，构建海洋合作共同体联盟，以合作化解海上争端
。在这一进程中，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合作尤为关键。在未来，实现中日韩合作的机制化，扩大三国合作在东亚治理方面的引领力是发展的主要方向。
东盟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处于优先位置，双方制定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出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其中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的机制化程度更高。环境合作是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优先合作领域之一，受到中国和东盟的高度重视，在过去十年里得到了稳定、快速的发展。双方采取“南南合作”合作形式，通过区域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提出将“进一步促进科技、环境、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人员交流，改善这些领域的合作机制”。2007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一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同意制订环境保护合作战略。2009年，中国和东盟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 2009—2015》。2010年，中国环境保护部成立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2011年，中国和东盟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3）》，2013年，双方又制定并通过《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4—2015）》。未来将以中日韩合作、中国与东盟合作为两翼形成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模式并行推进。
中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机制建设主要是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但也有优先合作的机制。
美国目前在全球治理领域全面收缩，为中日韩共建东亚环境共同体造就出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首先，中日韩三国可在海洋、气候变化、防范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方面进行合作。在中国与国外的环境合作中，中日环境合作规模最大、效果最佳，建立了运作顺畅的环境合作机制，建立了中日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中日环境合作综合论坛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机构。中日环境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合作与交流中最活跃、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中日韩环境合作所具有的公益性符合民众利益，使中日韩三国在保护环境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责任意识，以双边带多边，采取共同体行动，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突破口。由中日韩外交部和环境部参与的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是以环境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机构，是致力于处理环境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池田大作曾建议：“构建一个能结合日中青年之力，解决环境问题的平台，期待他们通过获得共同利益，携手将日中两国打造成为一个攻克人类史上难题的模范区域。”
环境问题的相似性、公益性有利于中日共建环境共同体。
其次，探讨“中日韩+X”合作机制。中日韩明确提出了今后在可持续经济、生态环保、减灾、卫生、减贫、人文交流等六大领域的合作方向。这些领域中日韩三国优势互补，将有力推动三国合作提质升级。目前，“X”选项既可以是与“一国/多国”合作，也可以针对具体领域开展合作。这种灵活的设计有利于三国凝聚积极共识，提升合作水平。
第三，探讨建立东亚北极合作机制。东亚各国在稳步推进东亚海洋治理的同时，加大在北极地区的合作。2017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俄时，明确提出建立“冰上丝绸之路”的概念，通过在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2018年1月，中国颁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主张。同年中俄两国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提出中俄要在北极可持续发展中进行合作。2019年，中俄签署了共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协议书，加强了中俄在北极海洋科技方面的合作。2019年中日韩作为非北极国家的主要代表，推动筹备并成功建立北极公海渔业管理组织。这些机制的建立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进程的重要一环，中国作为北极事务重要利益攸关方，积极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维护和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三方合作对全球海洋问题的解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将面临着很大的能源需求问题。但在创新驱动下，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东亚能源合作的难点和重点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如果能够在海上可再生能源方面实现三国共同生产、管理，以此方式建立东亚海上能源合作共同体将变得切实可行。欧洲已经普及海上风力发电，在推进规则制定和技术开发方面走在了前面，在11国拥有4000座以下海上风力发电机。在风力发电总发电量上英德已经超过10%。与此同时，欧洲还提出在非洲沙漠地区利用太阳能发电的构想。在非洲沙漠化地带铺设太阳板，生成电力后输往欧洲，从而成为欧洲稳定的可再生能源。这个设想需要两方面的革新，一是可利用的可再生能源，二是智能电网的存在。欧洲的这一设想将欧洲与非洲联结起来，形成比较紧密的能源共同体。欧洲的这一设想也可适用于东亚地区。
东亚能源供给结构正发生转变，中国2018年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增长12%，发电量增长27%。日本的电力消费量排名世界第四，海上风力发电不到1%，几乎为零。日本政府计划将可再生能源培育成主力电源，通过制定新法律和补贴制度支持海上风力发电事业。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大规模开发海上风力发电电量更加稳定。中日韩三国都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为东亚结成可再生能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东亚是拥有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发展区，根据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古屋力观点，东亚建立海上再生能源合作共同体的优势表现在：
一是东亚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东亚海上再生能源的合作，可借鉴欧洲一体化成功经验；二是以经济合作为动力正在稳步地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三是东亚与同质化欧洲相比，更具多样化，意味着更加具有活力；四是具有成熟的技术；五是如果从海上再生能源合作的视角来构建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东亚海域，中日韩三国可以缔结东亚海上再生能源合作条约。三国约定在一个海域尝试建立海上风力发电站，三国共同出资、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建立数万个浮动式海上风力发电站，通过超级电网输往出资国，以此方式使三国的能源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东亚海域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
海洋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涉及东亚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内容很多，如红树林保护、沿海地区规划、珊瑚礁修复以及海洋垃圾污染防治等，但目前迫在眉睫的合作是对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
一是以治理海洋塑料垃圾为试金石，构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共同体。目前全球海洋里漂浮的塑料垃圾超过1275万吨。随着亚太捕鱼业的兴盛，海洋塑料垃圾排放量居前十位的国家有五个是东南亚国家，太平洋上的塑料垃圾岛是法国国土面积的3倍。废弃物中99.9%为塑料，其中46%为渔网。近年来，海洋中生活的鱼类、海龟和鲸体内陆续被发现有塑料瓶和塑料袋。曾经的洋垃圾最大接收国中国于2017年全面“禁塑”。发达国家的塑料垃圾开始涌向东南亚等地，迫使东南亚国家紧随其后也相继颁布了“禁塑令”。2019年在日本大阪召开的G20峰会上，与会代表就2050年前将污染海洋的塑料垃圾减为零的目标达成协议。但如果处理废塑料技术不成熟，塑料垃圾将无法回收，为此加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国际合作势在必行，这也是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试金石。
二是建立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合作机制。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是中国—东盟制定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合作计划”。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参与下，合作计划旨在提高双方解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具体问题的能力。合作内容主要包括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滨海湿地生态保护和管理、红树林保护、泥炭地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陆源污染管理、管理与消除外来入侵物种、东盟遗产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生态友好城市发展等。合作计划支持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制订和实施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实现国际上一致同意的目标和任务，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和爱知目标》、《名古屋议定书》等。
东亚各国沿海城市合作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以缔结友好城市为纽带，城市间合作已经初具规模。城市是人类最持久最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目前东亚沿海大城市已经成为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口和经济集群。这些大型沿海城市之间具有连通性。曾经彼此相距数百公里的城市如今事实上结合成巨大的城市群岛，如日本的太平洋工业带，由东京、名古屋、大阪构成的特大都市圈容纳了日本三分之二的人口。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也通过基础设施走向一体化，中国正围绕20多个大城市群组织建设，每个大城市群最多有1亿人口。韩国首尔的仁川机场周边建立起特别经济区，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地带。这些城市群已经构成由资本、人才和服务推动的超级网络。高速铁路、宽带电缆和海运航线将这些城市连通起来，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由城市中心带动。
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在沿线国家兴建铁路、管道和设施，并建立多个贸易走廊。中国的实践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公共物品，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提供者。东亚沿海大的城市群可通过跨国贸易、运输走廊和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等促进东亚连通性方面合作，促进经济连通性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推动力量。 [1]
近年来，智能城市概念和实践迅猛发展，如果能将智能城市发展与友好城市建设相结合，或将大大推进东亚两国民众交流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智慧城市将友好城市之间的城市服务对接，使市民跨国出行更加便利化。推广城市之间共同使用的城市服务手机应用软件，开发东亚智能城市间互通的轨道交通扫码乘车软件，使市民免去跨国旅游时兑换货币，办理交通卡的繁琐程序。进一步推广跨国电子支付功能，使小额跨境电子交易便利化。另一方面，加强智能城市、智慧海洋建设合作，将海洋工业与海洋信息化深度整合，形成互联网+时代的海洋形态，以东亚沿海智慧城市合作为主体形成海洋城市繁荣共同体。
总体而言，东亚之间因历史、领土等问题导致民众之间还存在着互信程度不高的问题。中国正在探讨建设海洋文明，通过“民意相通”带动海洋文明共同体建设。主要方式一是挖掘传统海洋文明。几百年来，中国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亚各地输送中国的商品和文化。中国依托海洋文化传统，充分挖掘以涉海、遗址、古建筑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和以海岛生活习俗、节日庆典、体育活动等为特色的民俗文化，通过举办各类海洋文化节，带动了东亚文化的交流与互鉴。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又承载了东亚海洋文明建设的纽带，通过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以温和的方式，不断扩大朋友圈，扩大中国在东亚各国的影响力。二是通过移动时代的新媒体新技术，创新与扩大与东亚各国的交流方式。如微信、WIFI万能钥匙、共享单车和支付宝，由中国设计和制造，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了东亚的日常。一些社交媒体软件正在东亚各地广泛使用。中国的抖音、新加坡的BLGO和日本的mysta软件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中国不断涌现的影视作品，也令他国民众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中国大批游客涌向东亚各国特别是各国滨海地区，旅游也成为中国与东亚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方式。
[1] Parag Khanna, Conne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 , Random Hous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