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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东亚各国山水相邻，地理位置接近，具有建立共同体的天然地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亚地区基本由海洋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都有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东亚各国特别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一直跌宕起伏，至今难以找到政治合作的方案。尽管东亚至今没有正式的安全合作机制，但本地区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地区合作势头高涨，正如林华生所指出的，整个形势看起来正朝着“整合而非分裂、团结而非对抗的方向发展。在本地区，经济整合、政治合作、外交协调基本上是主流，而经济排斥、政治对抗和外交竞争是非主流。总之，我们认为地区性经济整合、东亚共同体乃至亚洲共同体的构建终究能够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亚地区基本由海洋国家组成，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上存在着只是针对“海洋问题”的狭义上的“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也存在着针对东亚各国多数是海洋国家的特性，在范围界定上指与中国毗邻的东亚海洋国家组成的广义上的“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本文由于研究上的需要，主要指广义上的“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
处于海陆地缘连接处的东亚地区，历来是大国势力争夺的焦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方兴未艾。世界正在改变，东亚地区也处于此变局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导致这一地区的安全结构处于重构过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仍然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对比，推动了新的秩序重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不仅成为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而且是“构成稳定东亚地区走势的‘压舱石’”，“海洋命运共同体”始于东亚的壮阔愿景。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仍然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同盟安全体系。日本和韩国处于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美国有选择、有条件地向其提供如市场准入、投资、援助和核安全保护伞。这个同盟安全体系具有排他性和针对性，缺乏包容性，东北亚国家中国、朝鲜、蒙古国、俄罗斯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试图将其原有的缺乏横向联系的轮辐体系联系起来，建立网格化管理，使盟国之间的横向联系增加，并朝着三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化转化。如在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美日韩三边合作框架，以此方式主导东亚的安全秩序。但日韩之间由于历史、领土、经济、贸易等问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三边合作进展并不顺利。特别是最近日韩贸易摩擦，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且具有长期化特点，韩国取消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极大地影响了美日韩之间的合作，致使在东亚地区，双边同盟关系仍占据优先地位。但自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以“不再是世界警察”为由，要求日韩为维持现行秩序支付成本。虽然形式不同，但美国政府仍然试图在东亚建立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主导的单极政治，不过，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及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东亚地区的区域力量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东亚地区存在突出矛盾的海洋领土争端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尽管美国提出了“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其后疫情导致各国经济的困难，实施此战略的成本和收益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在印太地区存在着多个版本的战略互相对冲，本身说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的弱化。有学者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下降。2021年9月美国组成美英澳军事联盟，而印尼不赞成美国在该地区采取“力量投射”行动。中日之间因2012年日本非法购岛事件所造成的紧张状态，正朝着竞合方向发展。2018年中日启动了“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并签订了《中日海上搜寻救助协定》。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理性而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南海局势稳定。韩国在东亚地区寻求早日从美军手中接手朝鲜半岛战时指挥权，主动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并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整个东亚的安全形势正朝着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的方向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中国的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恢复正常，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此次抗疫过程中，截止到2020年5月，中国已向将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为170多个国家举办了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向24个有紧急需求的国家派遣了26支医疗专家组，仅口罩和防护服这两项就分别向世界出口了568亿只和2.5亿件。
中国在地区秩序重建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作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明显增强。中国倡导在东亚建立多边协商、大国协调、和解和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的国际关系，通过结伴不结盟，共同参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伙伴型安全架构，中国希望在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构建新型安全伙伴关系，通过大国协调以非联盟的形式实现安全合作。
在东亚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六方会谈机制，曾为东亚建立安全磋商机制带来了希望，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目前这一机制处于停滞状态。但中国在组织会谈过程中，深切地了解到中俄朝韩在东北亚的利益关切具有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协商性，对六方的战略利益、政治意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积累了将存在着一系列复杂而相互冲突的国内和国际利益国家组织起来，找到战略上合作平衡点的经验和做法。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未来将东亚国家团结起来，建立互利共赢的安全机制将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东亚缺少一个类似于上合组织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安全的机制，中美在东亚安全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权力竞争、机制竞争和观念竞争，但这并不是零和游戏，并不一定走向冲突和对抗，未来将有可能并行发展，有交集有合作，如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东亚各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东亚海洋环保、流行病等方面的合作，将会对冲传统安全的矛盾，扩大兼容共存的合作共赢空间，寻找妥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和平之道，为建立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铺平道路。
东亚国家目前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这受益于东亚国家良好的经济互动，经济合作领域广泛，互补性强。在经济合作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就需要东亚国家以自愿联盟的意愿达成制度性的合作和机制上的安排，推动东亚各国经济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
中日韩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二、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的20%。三国的经贸合作被认为是推动东亚乃至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2018年4月12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博鳌论坛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会时指出，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共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日韩是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核心力量，中日韩的合作对于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2008年中日韩首脑举行了第一次三方会谈，至今已经举办了7次。在经历了岛屿主权、慰安妇问题、萨德问题之后，2018年5月三国首脑会谈在时隔两年半后再度举行。三国针对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贸易自由化问题、三国FTA问题达成了共识。中日韩作为世界上三大经济体，三国经济规模占全球总量的20%，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负有重要责任。三国会谈积累了互信，确认了多边自由贸易原则，确认将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谈判。并且打造中日韩+X合作模式，汇集三国优势，共同开拓第四方市场，带动和促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从而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为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实现奠定扎实的基础。尽管日韩关系紧张，但中日韩仍于2019年8月举行了第九次三国外长会议，确定了在六大领域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三国合作的提质升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日韩双边、三方以及与东盟之间展现出良好的合作和互动，为加强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2020年底RCEP的签署达成了中日韩三个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第一项自由贸易协定，未来中日韩在国际合作抗疫的基础上，将由经济领域的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共同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和“逆全球化”的冲击。
中国制定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到2020年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9.5%，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取得重大成果。但我国海洋经济占GDP总量的10%，远低于美日等传统海洋强国50%—60%的比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这也为中国发展海洋经济、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机遇。中国远洋渔业、海洋油气开发和海洋旅游产业领域有着非常大的国际合作潜力。
由于海洋资源具有流动性、渗透性、开放性和不可分割性，同时对深海的开发利用上具有未知性和危险性，使得东亚沿海国家在开发利用海洋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且东亚地区除日本、新加坡、韩国之外大多数国家仍是发展中国家，海洋产业发展不平衡，在海洋开发的资金、技术、人力方面存在着困难，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无法独立而系统地进行海洋开发，因此，发展海洋经济的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和合作日趋活跃。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2010年的2928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415亿美元，2020年1至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4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6%。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亚经济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中日韩澳新（“10+5”）于2020年11月15日召开的东亚首脑会议上签署了RCEP，全球最大自贸区由此诞生。至此，东亚地区在经济领域一体化进程取得较大进展，东亚海上非传统合作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有了重要平台和黏合剂。
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各国的关系。面对严峻海洋生态环境的挑战，东亚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困扰东亚非传统海洋安全的问题主要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洋自然危害、海上跨国犯罪、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以及一般海洋自然灾害。
近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台风、巨浪、风暴潮以及海岸侵蚀等极端海洋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给东亚沿海各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据《卫报》一项计算，过去150年，全球变暖使海洋升温相当于每秒爆炸大约1.5颗广岛原子弹。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90%以上的热量被海洋吸收，只有很少一部分热量分别被空气、陆地和冰层所吸收。海洋中增加的大量能量导致海平面上升，使飓风和台风变得更加猛烈。过去150年，海洋吸收的总热量大约相当于全球总人口能源消费量的1000倍。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美国科学院学报》月刊上。海平面上升一直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最危险的后果，威胁着生活在沿海城市的数十亿人，未来海洋输送热量的变化可能对东亚地区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灾风险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未来东亚地区海洋国家组织起来，了解海洋温度的变化以及海洋环流对气候变暖模式的影响，预测东亚地区乃至全球气候及海平面变化情况，做好防范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海洋不仅代表着人类的命运，还承载着海洋其他生物的命运。世界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广袤的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海洋资源有限、东亚还面临着严重的海洋环境问题。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对海洋的经济潜力产生兴趣。蓝色经济成为利用海洋资源创造经济财富的重要手段，不仅涵盖渔业、海运和造船等传统活动，还造就了海底勘探、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但在东亚人口压力倍增的形势下，蓝色经济的开发潜力却不是无限的。人类为了这片地球上最后的未开发地而展开竞争，引发了有关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诸多疑问。蓝色经济并不完全是可持续的。海洋和沿海旅游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造成海洋和沿岸污染。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或将比鱼类还要多。全世界90%的货物都依靠海洋运输，但由此也产生了温室气候排放问题。虽然新技术降低了环境污染，但海洋运输没有被《巴黎协定》纳入考虑范畴，目前也尚没有海洋运输减排官方目标。与陆地上空间不同，海洋没有明显可控的界限。有些国家和企业利用缺乏监管的可乘之机，大肆掠夺海洋公共资源。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海洋资源获取和开发协商机制，但这些机制尚无强制权和惩罚权。随着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海水倒灌现象日趋严重，如日本政府于2020年宣布计划将福岛百万吨的核废水排到太平洋，必然对我国长三角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绿色和平组织甚至称其含有放射性物质，有可能损害人类的DNA。韩国和中国对日本的举动表现出严重关切，因此类似问题需要东亚各国通过创新方式加以解决。
东亚海域具有陆海兼备、半封闭的特点，自身调节能力相对比较脆弱。特别是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都面临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海洋塑料垃圾、陆源污染、海水酸化、海上钻井、海上运输和核污染等威胁着东亚海洋生态环境。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东亚各国国情，东亚周边海域海盗事件频发，尤其集中在东南亚海域。据《2018年全球海盗事件报告》指出，2018年全年全球共发生241起海盗事件，较2017年全年上升了63.9%，其中发生在东南亚的就有88起，仅次于西非的89起。海盗对东亚海域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环境灾难。而海上恐怖主义对全球海上商贸通道造成极大威胁。同时这一地区还存在着大量海上难民问题，截止到2015年，亚太地区有380万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和缅甸等国家。走私、人口贩卖等跨境有组织犯罪活动对东亚海上安全构成极大的挑战。
东亚海洋灾害种类繁多，包括海啸、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绿潮，以及海平面上升、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和咸潮入侵等。我国每年受灾情况严重，如从2011到2015年，中国共发生风暴潮、海浪、海冰等海洋灾害470多次，平均每年有7个热带气旋登陆，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亿元。东亚其他海上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2013年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和越南，造成菲律宾11万家庭房屋受损，死亡人数超4600人
。2019年8月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致浙江28人死亡、20人失联。东亚的大片海洋地区极易受到极端天气的袭扰，台风、洪水、风暴和其他环境灾难影响严重，特别是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增加。随着对于灾难援助的需求，需要东亚国家利用水陆两栖舰船迅速将救援物资投入到遭受风暴侵袭的沿海地区，同时需要发展高精度海洋环境预报系统，提供准确的海洋环境预报用于减灾防灾。
气候变暖导致北极冰川逐渐融化，专家指出，即便到2050年实现了《巴黎协定》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北极海冰也会大量融化，届时通行时间也会随之继续缩短。通往亚洲的航线到2050年将比过去缩短10天时间，到本世纪末缩短13天，破冰船甚至可以全年航行。开辟出来的两大主要航道，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的可通行时间也逐渐延长，两条航线分别途经俄罗斯和北美沿岸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可以开采北冰洋底丰富的能源资源，但对地球而言并非完全是一件好事，将给脆弱的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严重风险。海冰融化让太平洋和大西洋联系更加紧密，被海冰覆盖的北冰洋或将成为新的地缘政治舞台。
北极是全球海洋最后一块“未定之域”。随着北极自然环境的快速变化。将对我国和广大东亚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专家认为，北极航道可通行时间延长或将给全球环境造成影响。如果油轮发生石油泄漏事故，北极的野生动物或遭遇灭顶之灾。而航运噪音也将给海豚等海洋生物造成伤害。可能引发气候变暖加剧，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现象增多。北极冰的减少，将影响大气环流，导致中国北方大气扩散条件减弱，引起冬春季雾霾的增加，这需要我国与东亚国家一起针对北极海冰跨季节预测等科学问题进行联合研究。
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联系日益紧密，都有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
东亚是一个文明差异很大，多种文化和谐共处，多样文化融合包容的集合体。传统的东亚文化以华夏文明为核心、以韩国为中层、以日本为外圈并影响到东南亚等地。东亚各国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偏向：推崇和谐、集团主义、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不仅影响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也产生了东亚特色的政治文化，这是东亚认同的历史文化渊源。
美国学者康灿雄认为“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够出现具有如此强大稳定性的国际秩序，原因在于文化观念在其中发挥了和军事、经济因素一样的作用”。
而“拥有共同文明”为区域一体化、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
根据东亚地区“和平主义”的模式和历史传统，中国的崛起是稳定的，也是东亚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在《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一书中，作者康灿雄分析了从明朝到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东亚国际关系是如何运转的。他指出：“在1368年至1841年间，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之间只发生过两次战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在1300年至1850年间与法国或针对法国共展开了46次战争，甚至连瑞典在这期间都展开了32次战争。”
这期间基于朝贡体制的东亚外交关系让各国互惠互利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曾经强大的中国为东亚各国带来了更多和平。因此想要了解东亚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从而看到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必然会造成冲突，这种崛起是和平的，一个强大的中国意味着一个更加稳定的东亚。西方针对中国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本质上具有冲突性，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与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经贸摩擦是一个霸主因害怕被取代而采取的行动，从而引发一场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战争，导致“修昔底德陷阱”，必将导致东亚地区不安全感和区域冲突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忽视了东亚自身的历史。东亚的和平理念越来越成为东亚的共识和民意基础，民心向背的纽带。
根植于儒家思想的东亚各国国民崇尚集体主义，在危机面前表现出良好的自律。在危机时期，国家在保护人民和优先分配资源以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抗击海上各种自然、人为灾害还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东亚各国政府都表现出危机时刻的决策能力和动员能力。同时在危机面前，东亚加强区域合作。能够及早采取措施的国家具有优势，东亚各国在危机面前表现良好，对提升东亚国家的自信心方面是一个良机，也成为后疫情时代加强东亚海上安全合作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