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郑和下西洋，奏响了中国航海史上的最强音，也是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航海史上的最强音，但中国的航海史乐章却在这一最强音之后戛然而止，明清两朝走向闭关锁国，连带着朝鲜、日本也几乎同步地走向了闭关锁国。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学界始终存在不同认识， 但试图掌控正在兴起中的海洋社会应该是明朝统治者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之一。从目前的史料记载来看，郑和船队在各地的活动主要是两个方面：颁诏赏赐、贸易。前者的目的是与各国建立友好往来，宣扬大明国威，并吸引各国赴明朝贡，为永乐皇帝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后者的结果不仅仅是获取利润以弥补船队的巨额开支，更将各地的稀奇物品带回中国。但是，如果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仅此而已，那么每次出海都要有近两万部队随行就显得没有太大必要了，而且这构成郑和船队规模过于庞大、支出过于庞大因而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传统的解释，不论震慑海外诸国、防海盗，还是消灭可能存在的建文帝在海外的残存势力，似乎都无法解释为何需要率领规模如此之大的部队，毕竟元朝征爪哇的主力部队也仅有5000人。

如果我们不囿于传统的视域，就容易理解，郑和下西洋可能正是明朝做出的控制新兴起的海洋社会的努力，因此必须给予郑和足够威慑、压服海洋社会的力量。不仅仅是海商，还有船上的水手舵工、随行仆人，大陆上的造船业、仓储业、旅店业、相关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不仅包括各类手工业工匠、店家、分销商、仆人，甚至还有各港口的掮客、妓女，林林总总的人群构成海洋社会的基本人口，其人数以几十万计，相对于如此人口基数的海洋社会，郑和的船队若想充分地体现出威慑力，少于两万的部队还真是显得单薄。

我们不敢肯定，在郑和航海的时代，明朝政府或者郑和的船队，已经能够控制或至少是压服海洋社会，但不久明朝政府就主动中止了下西洋，也就是主动放弃了对海洋社会的控制，最主要的原因是郑和船队的支出实在是数额过于巨大了，为控制海洋社会而花费如此巨额开支，是明朝决策者无法说服自己的，毕竟他们还没有发现控制海洋社会能给明朝带来何种直接的益处，是尚不足以支付郑和船队开支的进出口贸易税收？还是郑和从非洲大草原带回来的长颈鹿？

中止下西洋以后，明朝对海洋社会的态度发生转变，由此前的试图掌控、压服、利用，转变为隔离、打压、破坏，一句话，明朝希望彻底铲除海洋社会这一新生事物。明朝的统治者正确地认识到海洋贸易是海洋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可以说海洋社会的特殊经济类型就是海洋贸易，这是一种既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两大经济类型农耕和游牧的新兴经济类型，也不同于后来我们称之为工业社会的近代经济类型，于是，铲除海洋社会的措施就从中止海外贸易开始了。

可能明朝政府对当时海洋社会已有的规模和体量严重估计不足，明朝政府并不清楚一旦中止了海外贸易，仅仅在中国大陆就有多少家庭完全丧失了谋生手段、失去了生活来源，还不包括海外各地尤其是东北亚各地依赖海洋贸易为生的人群。结果是，中止海洋贸易的政策引发激烈的反弹，海洋社会在生存压力下，被迫走私，当明朝政府严厉禁止走私时，就出现了武装走私集团与政府军正面对抗的结局，事变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明代东南沿海的大规模“倭乱”， 与“北虏”一起，成为困扰明朝统治者的两大边患之一，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虽然明朝最终号称平定了东南“倭乱”，但实际上明朝一直未能消灭海洋社会。至明末清初，海洋社会的代表人物就是郑芝龙。

郑芝龙小名一官，生于福建，因家庭生计艰难，赴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郑芝龙到过马尼拉，会卢西塔尼亚语和葡萄牙文，曾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Gaspard），一名尼古拉（Nicolas），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后赴日本经商，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的属下。李旦拥有自己的船队，是当时日本华侨的首领，也是当时海洋社会的代表性人物。郑芝龙后来迁居肥前国平户，受到当地诸侯松浦氏的优遇。松浦氏为其在平户附近的河内浦千里滨（即今长崎县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并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与郑芝龙结婚。天启四年（1624年），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长子郑森，即后来非常有名的郑成功。五年后又生一子，即田川七左卫门，又称“田川次郎左卫”。李旦死时没有继承人，把他包括在台湾的产业在内的一切都留给了郑芝龙，从此郑芝龙成为海洋社会的代言人。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 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向台湾移民的第一人。

1633年郑芝龙于福建沿海金门海战中击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以后，“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廿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郑芝龙几乎统一了当时的海洋社会，并给海洋社会带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郑氏船队的通商范围包括大泥、浡尼、占城、吕宋、魍港、北港、大员、平户、长崎、孟买、万丹、旧港、巴达维亚、麻六甲、柬埔寨、暹罗。甚至有人认为，郑氏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包括汉人、日本人、朝鲜人、南岛语族、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总数可能达20万人，控制的大小船只超过3000艘。

明清鼎革之初，双方都在争取海洋社会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却要复明，父子反目，海洋社会分裂。郑芝龙由于失去了来自海洋社会的支持，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失去了利用价值，因而于1661年被杀，但其子郑成功领导下的海洋社会却在同年由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拥立明帝，与大陆上的清政权一直对峙到1683年。台湾郑氏政权一直控制着海洋贸易。 对付台湾郑氏政权成为清初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理由。

郑芝龙从中国的澳门开始接触到海洋社会并最终融入其中，经常往来海上，但也曾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南部海域的马尼拉和属于东亚北部海域的日本居住，最后定居中国福建，这里正是一体化之后的东亚海域重心区的核心地带；他既在中国的大陆及台湾岛拥有自己的根基，也在日本有自己的家业，甚至娶日本妻子生了长子郑成功；他既要与明清两朝合纵连横，也要以武力驱逐荷兰势力，表面上看似乎其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实际上他的目的非常单一，就是不允许其他势力进入他主导的海洋社会；郑芝龙曾受洗礼并娶日本妻子，透露出海洋社会在文化方面的开放性，甚至与陆地的东亚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一段时间里郑芝龙成功了，他成为海洋社会的统治者，从郑芝龙至郑成功，在大陆地区出现不同的政权势力进行激烈对抗的时期，海洋社会已经可以与之鼎足而三，但海洋社会毕竟处在兴起之中，还无法真正与陆地相抗衡，因此，当清朝统一大陆之日，也就是台湾郑氏政权的终结之时。

清朝收复台湾后，表面上看似乎海洋社会陷入沉寂，但实际上，一体化的东亚海域仍是贸易繁忙的区域，中朝日三国的闭关锁国也并未能改变这一点。下面仅引几条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在日本的见闻，以窥一斑。

姜弘重《东槎录》甲子（1624年）十二月十八日戊戌：

留江户。玄方义成来见，……与玄方言及日本通信卖买诸国，则如琉球、暹罗、安南、交趾、南蛮吕宋、于兰歹等国，而自此抵彼，皆由海路，必经数月而到。中原之人亦多潜相来往。凡诸国商船，皆泊于萨摩之笼岛、肥前之长崎，往来无常，至有数岁留连者。马岛人亦相往来于浙江等处云。

金指南《东槎日录》壬戌（1682年）八月二十一日丙申：

一日与李耳老、李锡予散步中庭，……一倭自初随行，移晷不去。……余偶以汉音私谓曰：“人同话不同。”其倭听之，喜而汉语曰：“字同音不同。”余甚讶之，更问：“尔从来理会华语么？”对曰：“略略学些。”试问数句，粗能酬对，余仍携来所馆，问其学语之由。曰：“大君之从祖水户侯门下，多有医师、画工、方术之类，而尤留意于诸国言语，转译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等语之人，并皆处以别馆，厚廪尊奉。”……曰：“敝邦与中国，不啻如风马牛也。……而琉球、暹罗、安南，则相去远近，帆有利钝，往来无常，有似一域。”

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

长崎一岛，即肥前之所属，亦万货交辏之所，所以他国之商多集焉，咬哂、吧东、浦塞、暹罗、交址、琉球等人，频数来市。……所谓阿兰陀，一名即红夷国。所贩凡物皆极奇巧，洽似西洋国物种。而其人则身长白晳，鼻梁高大，甚恶黑色，染发为黄。

由姜弘重《东槎录》的记载来看，日本不仅与琉球，还与东南亚的暹罗、安南、交趾、吕宋等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中国走私商人也参与到这个贸易圈中来，马岛（即对马岛）商人也私通中国浙江等处，跨越东亚北、南部海域的贸易仍旧十分发达。金指南作为朝鲜王朝最著名的翻译，其记载的着眼点又不相同，《东槎日录》的记载可以证明，当时日本还在培养朝鲜语、琉球语、安南语、暹罗语的翻译人才，有大量的翻译人员的需求，可见其贸易规模之大。但金指南的记载称，日本与琉球、东南亚各国保持贸易往来，而中国却被排除在此贸易圈之外。所谓“阿兰陀”指荷兰，从曹命采的记载来看，日本已经与荷兰商人存在联系了。

由上述史料来看，东亚海洋社会仍旧存在，只不过从正史的记载中隐身而已。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都是大陆社会留下的文献，而很少有海洋社会自身留下的文献。立足于海洋社会的历史文献去研究海洋社会，这也许是历史学家正在面临的新课题。在大陆社会留下的历史文献中很少见到海洋社会的身影，已经足以说明，在明清两朝坚持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坚持打压海洋社会之后，最终的结局不是海洋社会的覆灭，而是海洋社会与大陆社会的分离，两者渐行渐远，真正地成为两个社会、两个世界。对绝大多数东亚人而言，海洋真的成为了另一个世界。学界通常认为的东亚古代国家基本皆具有大陆属性，皆是其与海洋社会疏离之后的结果，并不是东亚各国一贯的特质。

尽管有关这一时期海洋社会的历史文献非常少，但我们还是能够窥见此时期东亚海洋社会的发展。如：琉球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对东南亚的贸易中来，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已经把东亚历史海域和美洲连接起来， ^[1] 东亚历史海域正在突破太平洋广阔海域对其的限制，使太平洋不再是亚洲与美洲之间不可逾越的自然地理障碍，而是逐渐成为联系亚洲与欧洲、促进世界一体化的重要通道。

东亚海洋社会的缓慢发展，虽然未曾引起闭关锁国的东亚三国的关注，但却已经引起进入东亚的欧洲人的注意。也许只有依赖海洋社会发展起来的欧洲人才对海洋社会更具有敏感性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沙勿略，为了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来到今广州以南的上川岛，这个小小的荒岛在当时却是海上贸易的季节性集散地，避开政府视线的商船在特定的时间里悄悄来此交易，然后再悄悄离去，连清政府都不清楚他们眼中的这座荒岛实际上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但沙勿略却知道并来此地想搭乘走私商船进入中国传教。

由于失去了海洋社会这一道天然屏障，侵入东亚的西方殖民者轻易地就将鸦片卖到中国的大陆部分；由于没有海洋社会的配合，中国在抵抗来自海上的侵略时显得是那么的无力。更为重要的是，从清朝府前期设计的广州一口通商，到后期建设海军时分为南洋水师与北洋水师，这些重要政策透露出，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对东亚历史海域的认识，仍受传统意义上划分为南部、北部海域观念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从一体化的东亚历史海域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许这是清末未能振兴海防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自清末开始，东亚历史海域除传统上的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南亚、西亚、东非的联系外，更因此传统航线与绕过非洲好望角的航线相连接，而具有了联系欧洲的新渠道，又跨越太平洋沟通美洲。概言之，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海洋越来越成为世界一体化的通道，而不再是限制大陆板块之间联系的障碍，东亚历史海域也日益发挥着这种新的功能，迎来自己的新时代。

［作者简介］杨军，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东亚史、东北亚史。

[1] 关于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 New York,1959. nLn3Ja62tOYe6czRrH5QA0CFD2sAqM2tgxwLVSg+8VOIDJTeC1z/ldq9bdErb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