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与文本的互证

一

近两年来，我专注于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故宫文物南迁》，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故宫人带着13427箱故宫文物精华从北平撤离，辗转大半个中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守护国宝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同时，一部同名的历史非虚构作品也在写作中。我计划把这一部纪录片、一本历史非虚构作品，献给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1945—2025年）和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1925—2025年）。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汪伟先生的电话，说他翻译了一本书，叫《“帕内”号疑云：揭秘南京大屠杀前夕的“珍珠港事件”》，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日本侵略军与美国军舰之间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的电话，燃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寄来的打印稿，我在飞机上一口气读完，从而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历史，也对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这绝对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堪比一部惊险的战争大片，可惜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把它遗漏掉了。此前，我只在张宪文先生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全史》中读到过相关的记述，对这一事件有些印象，但那部三卷本的大部头著作，重点是讲述南京大屠杀之前后经过，对“帕内”号事件只是一笔带过，此外再找到有关“帕内”号事件的其他记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们的历史叙事，有时过于宏大，以至于一些散落在这些宏大构架下的历史细节（哪怕是相对重要的事件），都成了漏网之鱼。

所幸，有一位美国作家汉密尔顿·达尔比·佩里，追踪历史的线索，完成了一部有关“帕内”号事件的专著《“帕内”号疑云：揭秘南京大屠杀前夕的“珍珠港事件”》（以下简称为《“帕内”号疑云》），从而补上了这一空白，也让我们详细了解了这样一个被尘封已久的史实：

1937年12月12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已驶出南京的美军巡逻舰“帕内”号，在靠近芜湖的水域上，遭到了由24架日本飞机组成的编队的轰炸。尽管舰上悬挂着美国国旗，但日本飞机仍然未做任何警告，就向“帕内”号投下了炸弹。“在轰炸后，‘帕内’号被日本陆军快艇用机枪扫射，飞机对幸存者也进行俯冲射击。”“帕内”号在经受了前后五波攻击之后，最终在芜湖附近的江面上沉没。

被“帕内”号保护的三艘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油轮，英国海军“圣甲虫”号、“蟋蟀”号、“瓢虫”号、“蜜蜂”号军舰，以及载有难民的怡和洋行“黄埔”号商船，都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与炮兵攻击 。“整个攻击中，天气晴好，能见度高，少云甚至无云。” 这表明，日军轰炸美、英两国船舰“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帕内”号事件与我所讲述的“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着关联性——正当美国军舰“帕内”号在长江上遭遇日军袭击的时候，原来存放在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里的故宫文物，几天前刚刚从同样的江面上经过。

由于战事紧急，运筹船只艰难，几经周旋之下，1937年12月3日，故宫博物院终于雇用英轮黄埔轮，载着5250箱珍贵文物驶离南京，前往武汉。“帕内”号事件让我知道，纵然是美国军舰，也躲不过日军的袭击，更不用说英国商用轮船了。假若满载故宫文物的黄埔轮晚10天离开南京，那么这批文物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以故宫文物南迁为视点来审视这段历史的，但放在整个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框架下看，“帕内”号事件的意义更非同寻常，因为日军飞机对美国军舰的这次偷袭，比后来的珍珠港事件早了4年，所以书前的题记说：它是“二战日美对抗的序幕”。诚如译者汪伟先生在译后记里所说：“日军对‘帕内’号的轰炸，对中美日之间的国际关系、二战东方战场的历史走向和最终结局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事件后，美国从民间到官方，开始了解了中国抗战的惨烈和艰难，激发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苦难的同情和理解，进而不断增加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与此同时，也开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觉，随后的谴责、制裁和禁运，最终导致日本在战略压力下发动对珍珠港的偷袭。”

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骄横、不可一世，也终将失道寡助，激起全人类的同仇敌忾，最终只能走向彻底覆灭的耻辱结局。

二

用眼下时髦说法，《“帕内”号疑云》是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但它是一部很独特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除了事件本身的跌宕起伏，它的作者汉密尔顿·达尔比·佩里也十分注重叙事技巧，使它像一部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首先，它的叙述角度是双重甚至多重的，并不是单一地以“帕内”号军舰为视角。它有时以“帕内”号军舰上的人们为视角，有时以日本飞行员为视角，就像电影一样切换镜头。当然，作者对镜头的切换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来自他在美国、日本采访所获得的一手资料。也就是说，他所采用的这些当事人的视角都是有根据的。于是，在这本书的第六章，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

日本海军航空队村田重治上尉驾驶着三菱96式轰炸机，透过挡风玻璃在3300米高空紧盯着左侧下方宽阔而又模糊的长江。他迅速地瞄了一眼，发现后方左右两侧两架本航队的轰炸机紧跟着。他发出命令，使三架飞机保持队形，拉开距离。万一他的两位战友机动投弹，他可不想发生相撞 。

《“帕内”号疑云》一书是讲究叙事技巧的，甚至是很“电影化”的。它的叙事视角，既是美国人的，又是日本人的；既是地面（江面）的，又是空中的。这使本书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的叙述具有了多维的角度，使那段历史犹在眼前，愈显真切和立体。

当然，本书在叙事方面的魅力，不只在于作者对现场镜头的切换，其叙述角度的多重性，还体现在他对不同原始文献的援引比对上。这些文献包括新闻报道（如《纽约时报》）、官方调查报告（如《事实认定报告》）、当事人回忆录（如阿本德1943年所写《我在中国的生活》）、美国官方电报、现场照片、活动影像，等等。这些文献彼此穿插、对照、证实，形成了一组叙事蒙太奇、一个多音部的合唱、一种跨文体的魅力，在叙事中浑然一体，使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追述更加浑厚生动，铿然有声。

三

关于在事件现场拍摄的影像，我要多说几句，因为这是《“帕内”号疑云》最吸引我的地方。“帕内”号军舰上载有多名记者，其中，《纽约时报》记者诺曼·宋“拍了差不多75张‘帕内’号受到攻击、沉没，和他们在岸上逃亡的照片”；《福克斯有声电影》摄影师“也用他的电影摄影机拍摄了很多画面” 。最关键的，是美国记者诺曼·阿莱，一位出生于芝加哥的新闻电影摄影师，在“帕内”号军舰被袭击之前的12月4日，拍摄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埔口火车站的惨烈场面——就在那次轰炸十几天前，故宫博物院存放南京的一部分文物，从那座火车站装上火车，经由郑州、西安运往后方。而当日军飞机偷袭“帕内”号时，阿莱就在这艘军舰上，刚好可以拍下事件的全过程。

汪伟先生和我都是纪录片工作者，我想他痴迷于这部书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帕内”号事件是一段始终有影像伴随的历史。在军舰上，至少有两位电影摄影师拍摄了事件的活动影像。我没有看到过他们冒死拍下的镜头，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看见它们，相信那些画面会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这些镜头，与《“帕内”号疑云》的作者汉密尔顿·达尔比·佩里的叙事构成了某种“互文”性，即不同文本之间的互证关系。

这种“互文性”，一直被我偏爱，也是我在创作中一直追求的。比如我写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同时主创一部6集纪录片《苏东坡》；我写作《辛亥年》（后改名《最后的皇朝》）一书，同时主创一部10集纪录片《辛亥》；而我目前正在写作《故宫文物南迁》，我也同时导演一部同名的纪录片。我认为，影像叙事和文本叙事可以形成“互文性”，互相补充，彼此成全。而“帕内”号事件的纪录片，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由摄影师不顾安危同步拍摄的，就愈发显示出它的珍贵。这些真实的历史镜头不仅成为后人追溯那段历史的宝贵文献（如我在《历史的复活术》一文中所说，活动影像也是历史文献），也成为认定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重要物证，让军国主义者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这就是我在《历史的复活术》一文中所说的，影像不仅能“再现”历史，还能够“创造”历史。

这批记录着“帕内”号事件真相的活动影像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因为“这些胶片将证明日本飞机飞得多低，现场的能见度，日本飞机对‘帕内’号和幸存者扫射的可信性”，“如果在这中间，胶片被毁或被偷——华盛顿，整个世界，就再也没法拿出证据以证明这个案子” 。所以，它们能不能被保存下来、冲印出来、公之于世，就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线索、另一层叙事。它叠加在“帕内”号事件之上，成为本书中牵动人心的一部分。所幸，当日本飞机轰炸“帕内”号的时候，拍摄者阿莱把这些胶片用帆布包好埋在土里，即使他们全部被日本人杀死，这些胶片也会保留下来。后来他又带着他拍摄的53卷电影胶片（每卷30.48米长）从上海经香港转马尼拉，又经过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和火奴鲁鲁返回华盛顿，其中的过程可谓步步惊心。最终，阿莱在《环球新闻》总部的放映室里，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拍摄的画面，而画面上的有些人物，此时已经死去。

《“帕内”号疑云》是一部历史之书，但它是一部有着叙事魅力的书。它的作者有着小说家一般灵活多变的叙事技巧，有纪录片一般的真实感。它用最贴切的方式告诉我们，所谓历史，其实就在我们眼前。

本文为作者为《“帕内”号疑云：揭秘南京大屠杀前夕的“珍珠港事件”》一书中文版所做序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版 WKmV+Rf4g6IgP7tRtHTiL3KLalSbEdthItu/HLD+eA0DgrBCckNm3d+fhIG59p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