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刚才说到,张永和的设计尽管现代性很强,但他吸收了许多古典的和民间的元素。您在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时候,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十分高妙。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开济: 设计这个空廊,说起来还是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而我这边,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方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怎么办,我就来了这么一手,打肿脸充胖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还挺好,算是因祸得福吧。
祝勇: 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您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您坚持己见,说服了周恩来。
张开济: 对。总理很重视专家的意见,绝不越俎代庖。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45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
祝勇: 按照“古”“今”“中”“外”四种尺度,梁思成非常形象地把建筑分为四个档次:最好是“中而今”,其次是“西而今”,再次是“中而古”,最差是“西而古”。历史博物馆,我认为是“中而今”。经历了这么多项目的设计,您内心一定有很多感触。
张开济: 设计要以人为本,任何建筑,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中国人搞建筑,喜欢把规模当成最高目标,一味追求“宏伟”“气派”,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大而无当,内容不好。比如有些办公楼,光台阶就几十层,人走上去要老半天,累个半死,还有什么工作效率?这种高台阶,是封建意识的表现,根本不实用,也谈不上美观。
祝勇: 是尺度的问题吗?
张开济: 不仅仅是尺度太大,是观念问题、方法问题。
祝勇: 我正写一篇长篇散文,通过解读故宫来透视封建王权制度,实际上是想写一本书,名字打算叫“旧宫殿”。
张开济: 太好了,很有意思。建筑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体现。我(20世纪)80年代曾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办过一个展览,通过建筑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建筑是为生活服务的,那个展览十分生动,引起外国人很大兴趣。建筑不是为了讲排场。
祝勇: 您理想中的广场是什么样的?
张开济先生设计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外用的柱子设计,为博物馆内部提供了较好的采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张开济: 有座椅,有水池,有鸽子,有植物,有无障碍设施。
祝勇: 您特别强调建筑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您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是一座政治性建筑,专为政治仪式服务,它在造型和色彩上的隐蔽,一定是“别有用心”吧。
张开济: 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当时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有的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想和故宫配套。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一般人眼中的天安门城楼的确没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好像本来就是那样的。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时候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