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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刚才说到，张永和的设计尽管现代性很强，但他吸收了许多古典的和民间的元素。您在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时候，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十分高妙。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开济： 设计这个空廊，说起来还是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而我这边，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方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怎么办，我就来了这么一手，打肿脸充胖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还挺好，算是因祸得福吧。
祝勇： 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您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您坚持己见，说服了周恩来。
张开济： 对。总理很重视专家的意见，绝不越俎代庖。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45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
祝勇： 按照“古”“今”“中”“外”四种尺度，梁思成非常形象地把建筑分为四个档次：最好是“中而今”，其次是“西而今”，再次是“中而古”，最差是“西而古”。历史博物馆，我认为是“中而今”。经历了这么多项目的设计，您内心一定有很多感触。
张开济： 设计要以人为本，任何建筑，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中国人搞建筑，喜欢把规模当成最高目标，一味追求“宏伟”“气派”，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大而无当，内容不好。比如有些办公楼，光台阶就几十层，人走上去要老半天，累个半死，还有什么工作效率？这种高台阶，是封建意识的表现，根本不实用，也谈不上美观。
祝勇： 是尺度的问题吗？
张开济： 不仅仅是尺度太大，是观念问题、方法问题。
祝勇： 我正写一篇长篇散文，通过解读故宫来透视封建王权制度，实际上是想写一本书，名字打算叫“旧宫殿”。
张开济： 太好了，很有意思。建筑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体现。我（20世纪）80年代曾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办过一个展览，通过建筑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建筑是为生活服务的，那个展览十分生动，引起外国人很大兴趣。建筑不是为了讲排场。
祝勇： 您理想中的广场是什么样的？
张开济先生设计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外用的柱子设计，为博物馆内部提供了较好的采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张开济： 有座椅，有水池，有鸽子，有植物，有无障碍设施。
祝勇： 您特别强调建筑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您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是一座政治性建筑，专为政治仪式服务，它在造型和色彩上的隐蔽，一定是“别有用心”吧。
张开济： 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当时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有的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想和故宫配套。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一般人眼中的天安门城楼的确没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好像本来就是那样的。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时候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