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在故宫，2021年，孙佳妮摄

我很早就对汉字表现出由衷的迷恋。我相信汉字是古代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对中华文明有奠定之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汉字当作一种语言交流工具，任何一种文字都可以是语言交流工具，但汉字不同，它决定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决定了我们文明的走向。假如没有汉字，还有王羲之、颜真卿吗？假如没有汉字，还有李白、杜甫吗？试想，如果王羲之、颜真卿用英语写书法，李白、杜甫用拉丁文写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月落乌啼、江枫渔火，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有立体的层次，有无穷的魅力。是汉字，唤起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创造性，让华夏文明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从小喜欢读书，是因为那些书是用汉字印刷的，哪怕是外国文学，也是翻译成汉字的。所以我是从汉字笔画转折里去了解世界，去体味人生的。假若没有了汉字，我们的生命可能都无所依托。假若我们的祖先发明的是另一种文字，汉碑晋书、唐诗宋词就都不存在了，我们的文明史都要重写。汉字是长在我们身体里的文字，是我们生命中的文字。假若我们的文字不是汉字，我简直不能肯定我是否还会热爱文学。

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沉醉在汉字的世界里，至少在读中学时，就开始在自习时读托尔斯泰、雨果、茨威格，把物理、化学这些教科书衬在外面作挡箭牌。到北京上大学，正逢20世纪80年代，莫言、余华、马原、王安忆方兴未艾，我更为他们的文字所吸引。我读莫言《红高粱》，读余华《一九八六年》，读王安忆《小鲍庄》，读张承志《黑骏马》，读乔良《灵旗》，读马原《虚构》，读洪峰《瀚海》，他们的文字给我带来的冲击力，至今记忆犹新。我崇拜写作者，惊奇于他们能够在方寸之间创造一个浩瀚无穷的世界，他们是真正的魔法师。我从不崇拜所谓的明星，在我心里，唯有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才配得上“明星”这两个字，就像李白，因母亲在生他时梦见太白星（长庚星）才有了“太白”这个字（李白，字太白），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明星”。那些靠流量吃饭、胸无点墨的表演者怎么能称“明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心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哪怕成为他们的十分之一也好。我从那时就开始写作，当然还不能叫写作，最多只能叫写，从不自量力的年轻时代，一直写到今天。

自1993年出版第一本习作，转眼30多年过去，我拉拉杂杂写下几十本书，有小说，有散文，有非虚构，也有学术理论文章，已不下数百万字。201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祝勇作品系列”，收选了我此前出版的12种单行本。202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祝勇故宫系列”也刚好出版了12卷，其中有“艺术史三部曲”（《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也有“非虚构三部曲”（《故宫六百年》《最后的皇朝》《故宫文物南迁》），虽然还没有收入我的第三个“三部曲”，即长篇小说《国宝》三部曲，也不包括我正在写作的多卷本《故宫艺术史》，但依旧有人说，我写得太多了。不知从何时起，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写作。在我看来，没有量，哪来的质呢？一个人吃七张饼，吃到第七张饱了，难道要他直接吃第七张吗？其实我写得不能算多，只是因为每日坚持，从不放弃，集腋成裘，慢慢就显出了规模。写作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一生的事业。俄罗斯出版《托尔斯泰全集》多达90卷，这是一个终生写作者必然累积的成果。我不敢与托尔斯泰攀比，但我知道写作有赖于日复一日的努力，偷不得懒。有人认为我写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比我更有才华的人中途转行，很少有人能在写作的世界里从一而终。聪明人都放弃了写作，纷纷投向回报率更高的事业，写作这片疆域，就留给了像我这样的愚人，怀揣写作梦想，始终执迷不悟。创作是一条艰苦的路，需要上下求索，许多人等不得，他们要马上可以看见的功和利。但写作这件事，恰恰与急功近利没有关系，不仅“急”不得，也没有什么“功”和“利”。因此商品大潮一起，80年代的文学热潮就不见了，当初的写作者作鸟兽散，队伍于是越打越少，轰轰烈烈的创作队伍，变成了寥寥落落的三五个人、七八条枪。

当代文学史上我最敬佩的作家是柳青先生，他当年为写《创业史》而自降级别，放弃了当年在北京的优越生活，到陕西省长安县挂职副书记，其实是在皇甫村扎根，脱掉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换上农民穿的对襟袄，把自己变成农民的一员。他的《创业史》，自1952年动笔，直到1978年他去世仍未写完，真正成了一场文学马拉松。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具有某种自我牺牲精神的写作，才使得已经完成的两部《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在红尘世界里，柳青先生可能被看成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但在文学的视野下，假如以权和利来衡量柳青的价值，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在这个世界里，孤傲的李白、潦倒的杜甫、郁郁不得志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王。我喜欢刘刚、李冬君在《文化的江山》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试问有唐一代，有多少帝王？翻一下二十五史里的《唐书》就知道了。他们从字里行间列队而出，向我们走来，除了李世民、武则天，我们还认识谁？还有一位李隆基。对不起，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杨贵妃，一首《长恨歌》便盖过了他的本纪。他是王朝的太阳，光芒万丈，可在《长恨歌》里，美是太阳，集中在杨贵妃身上，留一点落日余晖，让他来分享。还有滕王阁的滕王，谁知道他的名字？而一篇《滕王阁序》，都知道是王勃作的，久而久之，滕王消失了，一提起滕王阁，人们就说王勃”。这是因为在世俗的、权力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一个更广大、更深远、更永恒的世界，那就是文学的世界、美的世界。我不敢望这些大师之项背，也从来没有野心去成为他们，但我可以从他们的文字生涯中汲取信心和力量。在这个以金钱来衡量成败的年代里，文学需要一点儿牺牲精神，需要心无旁骛，需要呕心沥血，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付出。

择一事，终一生，这在今天成为一句流行语，但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又是何其艰难！我之所以一路写下来，心无旁骛，不能只用“坚持”二字概括，归根结底，还是热爱，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对汉字所缔造的那个博大、深厚、瑰丽的世界充满迷恋。写作不是苦刑，而是一种精神享受，乐中有苦、苦中有乐，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我无法摆脱它，更不愿摆脱它。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富足，什么样的现实利益，都无法取代文字世界里的自我实现感。好的文字，可以让人获得力量。更重要的是，写作赋予我们独立的人格，不依靠奴颜媚骨，不需要摧眉折腰。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一个在文字世界里纵横捭阖的王。尽管世俗世界有它的运行法则，连文坛也是一个坛，也有挥之不去的关系网、利益链，但真正的写作者，只能依附于文学本身。

倏忽间，人生已过大半，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然是“尘满面，鬓如霜”了。我没写下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只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写作。蓦然回首，我不知道算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许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只有选择的不同而已。人的一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种成功可能就意味着另一种失败，反过来，一种失败也暗藏着另一种成功。我选择了在写作中度过此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无怨无悔。

《祝勇著述集》的出版动议来自我的好友、辽海出版社社长柳青松先生，这套著述集涵盖的范围比“祝勇故宫系列”更加广泛，因为我的笔下不只有故宫，还试图容纳一个更加深远广袤的世界，不只有天下运势、王朝兴废这些宏大主题，更涵纳了小桥流水、紫陌红尘里的日常生活，以及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乡愁。因此这套书中有记录我多年行止、领略山河、感悟人间的散文（《月枕山河》），有我向前辈大家访谈求教的对话（《大家的大家》），有我关于写作的粗浅感言（《历史的复活术》），有我回答媒体采访一抒胸臆的表白（《文学的故宫》《洞见故宫之美》），甚至有我与名家师友的通信精选（《恰如灯下故人》），还有一些著述正在整理中，不日也将收入这套著述集中。总而言之，这是一套跨文体的著述集，有著，有述，还有一些体现我创作历程的原始资料，生动地还原了我在文字的世界里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一路走来的艰辛，也透露出“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快意与自足。

最后我要感谢文化部原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为我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书提供摄影作品，感谢辽宁出版集团董事长张东平先生给予的莫大支持，感谢柳青松先生对出版流程的垂注与把控，感谢责任编辑甄贞女士、设计师杜江先生等的细致工作，感谢所有为我的写作事业默默付出的师长、朋友和亲人们。

2021年11月25日写于北京
2023年10月10日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