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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文》： 祝老师，您好。很高兴能与您进行一次对话。您一定经历过很多次这样冒昧的“采访”了，这样机械的强制性对话可能会给您造成一种反感。但我心存侥幸，希望这是能够使您轻松和愉悦的一次。
在我的工作中，每天都会看到许多学生寄来的形形色色的稿件，我喜欢猜想他们的表情。从那些文字背后延伸下去，或许就抵达了他们的内心。那些刚刚过去的以及过去很久的经历，那些正值韶华、青春年少的经历。每个人的命运都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想知道您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您对年少时期的记忆是清晰而完整的吗？有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对您有特别的影响？
祝勇： 我生活中一件乐事，就是与老人在一起。春节前从美国回来，访了张仃、黄永玉、黄永厚、杨宪益几位先生，都是好朋友。同他们在一起，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很多经验。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小的 80 多岁，大的 90 多了，我的年龄乘二乘三。简直成了精，见过的东西太多了，随便什么事，都能说出一二三。他们的成长经历，太富于传奇性，听他们的故事，如听一部天书。与他们比起来，我们这一代简直乏善可陈。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工作，就这些。我在一篇文章中把这叫“规定性成长”，就是你逃不出来的一种成长模式。所以，我从事写作以来的主要志向，就是“逃出来”。
《新作文》： 您的作品表现出对于历史的强大兴趣。这种兴趣是在学生时期培养起来的吗？
祝勇： 我对历史的爱好跟成绩没有关系。我对历史的兴趣不是历史老师培养起来的，在这方面，应该感谢我的父亲，尽管在我几乎整个少年时期，他都在外地工作，但他为我留了一屋子的史书。那是他自己的书，他没想到我看。那时候正闹“四人帮”（我曾向 5 个学生考过一道题，请他们解释“四人帮”这个词，可惜他们没人答出来），没书看，能禁的都禁了，有点价值的书，只有两样没禁：一是鲁迅的书，二是史籍，只好看这些书，像《史记》《隋书》，李贽的《焚书》什么的，都是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的，看不懂，但培养了兴趣。那时候种下了病根，现在一看到中华书局的书，就想买下来。历史是不需要强制性记忆的，一切怀有好奇心的人，对历史都会有兴趣。
《新作文》： “远走高飞”几乎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毫无边际，完全是一种对未知人生的不具体的勾勒。因为无从了解，所以向往。看过您的博客，您一直处在“出走”的状态。很多人都羡慕这样的生活，这本身就像是一种神话。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种生命方式呢？
祝勇： 昆德拉早就得出了结论：生活在别处。就是我所说的“逃出来”。中国现代的文学大师，像鲁迅、沈从文、萧红、巴金，没有一个不是“出逃者”。环境的同化力量太强，这种同化力量，对于有创造性抱负的人来说，都是有害的。我们太容易被一种生活、一种观念所催眠。很多观念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世界给我们预备好的，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误以为是从自己的身体里生成的。我们认为一种生活最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呼吸过另外一种空气。人永远都处于坐井观天的状态，因为与世界相比，我们的自身太渺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不可语冰”的夏虫。只有“出走”，才能够使自己的身体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那时候，我们会发现世界的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可以使我们站在不同位置上观察世界，我们的视角也就是多元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逃出来”，实际上是对自我的拯救。当然，这种出逃不需要强调形式感。即使身体无法出逃，至少眼睛要出逃，这样我们才能在观察的基础上作出判断。
我的“出走”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身体的“出走”，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出走”。我写了许多关于历史、地理的书，比如我的《祝勇文化笔记》，以前出过 5 种，去年又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过 4 种，像《西藏：远方的上方》《美人谷：尘世里的桃花源》等，这方面的轨迹，基本是可视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写作上的冒险。我不愿意寄居在一种文字形式里，总是企图尝试新的形式，让下一部作品与上一部不一样。文学与地理一样，空白地带多得很，为什么大家都挤在一处？我总是希望挑战自己的极限。我的朋友邱华栋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我希望能超越自己，因为超越自己就等于超越了别人。”
《新作文》： 您在美国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即将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对于写散文的您而言，这是否也是一种自我超越？
祝勇： 我去的地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许多人常说加州大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加州大学”。所谓的“加州大学”，是一个系统，由许多分校组成，有点像连锁店。其中两家连锁店最有名，一家是洛杉矶分校，一家是伯克利分校，即UC Berkeley，这两家分校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经常处于第五位和第六位的位置上。
我在那里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和写作。感谢他们抬举我，给了我一个驻校艺术家的头衔，在该校历史上，也算是先行者。说起来我很对得起他们，不仅给老师学生讲一点儿课，而且完成了一部很厚的学术著作，叫《反阅读》。我的腿很忙碌，但我的大脑也没闲过。我前面说过，我喜欢冒险，这次写作就是一次十足的冒险，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学术专著。当然，这不是一部学术八股，我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乃至整个进行过程中，我都不知道它是否能写成。实际上，我几乎每一次写作都是这样。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兴趣。如果这本书有朝一日得以出版，我希望同学们给予关注。
每天半夜，中国研究中心的办公楼最后一个关灯的，就是我的办公室。那边的学术资料太丰富了，令我痴迷。所以那段时期，我很少出去玩儿。最令我激动的，莫过于我正在写的那本书稿。在这里，我想谈谈对美国大学的印象。第一，是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我接触了许多知名教授，都是一副皓首穷经的样子，十分敬业。第二，我最想说的，是图书馆。我第一次去中国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长就专门抽出时间教我使用图书馆的电脑系统，馆员们也向我请教我的研究内容，以便她们更好地配合我，而且，她们把图书馆里与我研究方向有关的资料收藏情况，主动向我做了介绍。后来我发现，他们会趁我不在的时候，帮我找出许多资料，放在我每次坐的固定座位上。如果我不需要，他们又会拿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主动做的，没有任何强迫，简直像劳动模范，但她们将此视为正常工作。这为我提供了极大方便，我有机会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珍贵史料，有些还是原件。大学里有许多图书馆，比如有一个总馆，下面每个学院，像法学院、商学院等，都有自己的图书馆，但每个馆的服务都如此。这是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容易出成果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去图书馆是生活的一项内容，美国全国图书馆遍布，每个小镇、城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所有的图书馆都可以联网调书，许多家庭都在周末带孩子去图书馆，成人书、孩子书，各自把守一块。
《新作文》： 在您到达过的所有地方中，您最喜欢哪里？
祝勇： 全球化像一个怪物，突然闯入中国，把这一古国文化生长的连续性切断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化继承已经成了天方夜谭。中国文明五千年，只有 20 世纪以来出现这种断裂。所以，这 100 年，可以说是过去五千年的克星。但是，五千年修炼出来的中华文明，功夫就这样被废了，我不相信。我们自己有家财万贯，却对家底一无所知，到处借钱，这是我对目前中国文化状况的描述。胡适提到过“整理国故”，就是在忙于世界化之前，先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与认识。他提这个口号，是在 1929 年，现在80 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整理。
有点跑题。现在扯回来。我这几年跑的地方，老少边穷比较多，是企图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场域里，发现我们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与我们认识中的中国完全不同的“中国”。我的朋友李敬泽先生说，“那是乡土中国。村落隐于山野，保存着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差异，使时间深远、使空间变幻、使大地上的漫游者永不厌倦。”
我们对自己文化背景的妖魔化，自 100 年前就开始了，那个充满意韵的传统中国，被描述为阴暗、落后、愚昧、僵硬的代言人，人们更乐于用一副好高骛远的西洋望远镜来观察世界，而对寄寓于自身世界里的智慧、善良、创造性，已经丧失了观察与感受的能力。我的出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求证过程，即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一种求证。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白人、黑人、华人、印度人、拉美人、阿拉伯人……都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上进行对话。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连对话的机会都要失去了。
在我去的地方中，许多都是我喜欢的，比如浙江楠溪江、湖南凤凰、四川阿坝，还有西藏，等等，如果说“最喜欢”，我想可能是美人谷，至少是现在的、商业化之前的美人谷。美人谷在四川甘孜丹巴县，它的情况，我还是照抄一段我书里的文字：
“关于美人谷的所有想象都将是失败的，美人谷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限度。因为美人谷不是得自想象，而是产生于时间与空间某种神异的结合。巨大的雪山占据着蓝天最显要的篇幅，雪线下是红白相间的藏式民居，散落于大山三分之二的高度上，绵延的山势如同风中飘动的裙摆一般此起彼伏，被鲜嫩的黄栌和火爆的枫树所装饰，而山脚下翻腾的河水，刚好是它们卷曲的花边。神灵已经在雪山上生活了几十个世纪。在一片花海中，古老的碉楼崛强地耸立，暗示着时间的悠远。我在丹巴寻访到五六千年以前的墓葬群，以及新石器时代遗址，我对这里的文明徒生敬意。至于碉楼，更是我的视线无法躲避的奇迹。本书将以诸多篇幅讲述我所看到的碉楼。甘孜藏民为什么要修造碉楼？有人说它们是战争的工事，也有人说它们与甘孜藏民的成年礼有关。不管怎样，它们都是生命的保佑者，在反复宣讲着有关生与死的主题。”
“作为大自然的果实，这里的女孩子有着与自然相匹配的朴实与美丽。她们健康美丽的体魄，与民族之间的血缘融合密切相关。这里地处汉藏两大文化圈的衔接带上，自古就是民族争战和迁徙的通道。原始部族古老王国的宁静在唐代被打破，吐蕃铁骑在翻越万千雪山之后，带着经卷和刀剑，一直冲杀到大渡河东岸。唐宋以后，这一地区又卷入与中原王朝长达几百年的激烈争战中，并接连陷入300 年的部落纷争中。马帮满载着绚丽的货物，穿梭于动荡的康巴地区，在马帮身后，一条漫长的‘茶马古道’悄然形成。所有这些历史信息，在经过大自然的转述之后，已经变得异常平静，潜伏于太阳、月亮、雪山、河流、白云、土地、家园、青草、庄稼、杯盏、劳动、睡眠，以及微笑中，只有仔细观察和谛听，我们才能得到来自时间深处的讯息。”
再多，就不说了。看这本书，就都知道了。
《新作文》： 您认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
祝勇： 当然是读书和写作。金庸曾经表示，如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没有自由，比如被关起来，但是有无穷无尽的书可以读；另一种是有自由，有花不完的钱，但不许读书，在这两种情况下，如何选择？他说他会毫不犹豫选择第一种。我想我的答案也和他一样。但要加上一条：写作。
《新作文》： 在当今文坛，并非只有您表现出对于历史文化的兴趣。您是怎样区别自己的呢？
故宫坤宁宫，郑欣淼摄
祝勇： 每个人的写作都有他的个人烙印，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抄袭例外。我的写作，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不变的部分，是始终没有放弃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营养，它给了我许多写作的动力。在历史深处，有太多未知的事物在诱惑我们。我们对于过去所知，并不比对未来所知的更多。对历史的表达，更是远远没有穷尽。向回走与向前走一样，都是越远越好。变的部分，如前所述，就是不断换取新的角度，寻找新的表达可能性。这既是一个艺术家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一个艺术家如果不能呈现新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中国散文在经过一系列教条化的训练以后，已经失去活力，我们不能再写《荷塘月色》这样的东西了，我们即使把《红楼梦》再写一遍也毫无价值，因为《红楼梦》的时代不在了。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口音和语法说话。所有的陈词滥调、陈规陋习都在废除之列。这种文体上的探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出走”，是对传统写作方法的背叛，所以，黄永玉给我写了一幅字：“散文叛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出走”更加艰辛。
这变与不变，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它们都使我获得了表达的冲动。关于故宫，我这样写：“面对宫殿，我胡思乱想，如果我有选择颜色的自由，我会给宫殿漆上什么颜色？是土地似的棕黄，还是天空似的瓦蓝？那样的童话色彩无疑会消解帝王的尊严。只有血的颜色，是对权力最恰当的注解。它既诠释了权力的来路，又标明了权力的价值。如果有人对宫墙所庇护的权威感到质疑，那么，请你用等量的血来交换。宫殿简单明了地注明了权力的暴力内涵。如果你不进入权力系统，宫殿只是你视线中的风景；如果你对皇权发出挑战，那被残阳照亮的血色宫阙便时刻质问你，你所准备的勇气和牺牲是否足够。”（《旧宫殿》）我相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这样写。我想我表述的故宫与旅游者们看到的故宫不一样。我是在写作中，不断寻找拥挤的人群以外的那些“空地”。这第二种“出走”，目的地并不明确，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走的是光明大道，还是死路一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绝不能原地不动，固步自封。写作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写作中确立着自己的意义。
《新作文》： 最后请谈谈您对中学生的希望。
祝勇： 如果可能，就多读些有意思的书吧。因为，生命中有一段时间，什么事都不必干，只要读书就好，实在是很幸福的事。以后你会发现，有些书如果你现在不去读，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读了。最幸福的事：有书读，有自由。我觉得这两样我都有，所以我很快乐。
刊载于 2007 年 9 月号《新作文》，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采访者：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