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民日报（海外版）》： 请结合您自己的文化散文（或者说历史散文）创作，界定一下什么是文化散文（或历史散文）。
祝勇： “文化散文”这个说法颇有些暧昧，因为散文是文学的一个种类，更是文化的一部分，散文本身就是文化，不需要再用文化来界定。我当然理解命名者的初衷。至少为了言说的方便，我们大可不必那么严密。在用词上斤斤计较，有时反倒说不清楚；有时姑妄言之，反而容易心领神会。就拿“文化散文”来说，这么多年来，它的意思早已约定俗成，就是指那些有“文化”的散文，也就是以历史、哲学、文化为言说内容的散文，相对于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的那种小情小调、咏物抒情的小散文，更有文化底蕴，意味更加丰厚，篇幅也更长。
《人民日报（海外版）》： 您写“文化散文”有什么心得？
祝勇： 很多“文化散文”都写成了知识的堆砌，成为写作者炫耀知识的工具。这是当前“文化散文”流于浅薄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是工具，是拿来使用的，不是拿来炫耀的。它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是共享资源，不是给少数人的专供品，因此不需要炫耀这种知识上的特权。
但更重要的，“文化散文”首先是散文，是文学作品，文学性是它的首要特性。上个月我应中国作协创研部和鲁迅文学院之邀，在香港作家班上讲散文，题目就是《散文的文学性》。“散文的文学性”就像“文化散文”这个提法一样纯属废话，但我还用它作了题目，原因是现在许多常识都受到了动摇，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因此，“文化散文”首先要合乎文学的要求。文学考验一个写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力和艺术上的创造力。尤其是散文，无论是在书写什么时间和空间里的人和事，归根结底是作家通过对那些人和事的追忆和缅怀，来书写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他”来书写“我”，所有的客观对象，都将在这种书写中成为自我的“他者”，或者说一面镜子，鉴照着我们自身的存在。所以，文学和世界是互相塑造的，历史文化和写作者的内心也是相互塑造的。没有内心的感应，历史和文化也就变成了僵死的知识卡片，没有了冷热，没有了活力。
我曾经写过许多历史人物，在近年出版的《盛世的疼痛》《故宫的风花雪月》这些书中，就有《袁崇焕与明代绞肉机》《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还有《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等。他们朝代不同，处境各异，但这些看似无关的人物，却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是通过他们来书写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的认识，书写我对命运的理解。落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魂就附着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们的体温、伤痛、脉动。他们是我身体之内，或者身体之外的某一个部分，代表着我曾有过的某种经验，也补充着某些我永远无法亲历的经验。我热爱书写历史，是因为历史无限的宽厚，可以让我的生命与想象力无限地展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局限性，但是借助他们，我们可以飞得很远。正是那些从未谋面的人，让我的生命、世界变得更加完整。
所以，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中，我写下这样的话：“很多年后，我来到会稽山阴之兰亭，迎风坐在那里，一扭身，就看见了王羲之，他笑着，把一支笔递过来。这篇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写成的。”
没有这样的心心相印，没有这番痛彻肺腑的表达，所谓的“文化散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人民日报（海外版）》： 您认为文化散文发源于何时何人？有没有所传承和借鉴的前辈？
祝勇： 中国的散文，从源头上讲就是“文化散文”。假如我们认为先秦诸子的著述是散文，那就没有比它们更“文化”的散文了，因为先秦诸子，本身就是哲学家、思想家，是大文化人。如果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散文，那么它不仅成为“二十四史”的伟大源头，也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散文著作。中国人讲文史哲不分家，就是因为文中有史，史中有文，文史哲互相渗透，纠扯不开。散文这种文体，不文化也不可能。
“五四”以后的散文，许多也是“文化散文”，像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郑振铎、梁实秋、季羡林、黄裳等，当代“文化散文”写得好的人也不乏其人，比如香港的董桥，台湾的蒋勋，大陆的王充闾，等等。因此，“文化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是一条明线，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只有它，是承载中国文化的最恰当的容器。它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也不可能有哪个人终结它。
《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化散文发展到今天有什么特点？与过去相比有什么发展？还存在什么不足？请举出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
祝勇： 关于特点，麦家说过一句话，可以概括，他说：“所谓的创新，也包含着对旧的事物的重新理解。”像安意如《再见故宫》、邵丹《重门》、南子《西域的美人时代》等这些散文，都写得好，尤其需要注意，这些都是女散文家。在我们印象里，女散文家似乎更关注私人空间，而不大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现在，这种性别上的差异越来越不明显了，越来越多的女散文家在写作中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呈现出深郁的中国特色，当然也有她们自身的气息。
故宫坤宁宫东暖阁，郑欣淼摄
《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化散文发展前景如何？
祝勇： 我对任何前景都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假如世界上没有了散文会怎么样，假如我们的文字中缺少了过往文化的照耀又会怎么样，我们一想就知道了，答案也就不说自明了。
原载 2014 年 11 月 25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采访者：杨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