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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龙南杨村客家乌石围，赖国柱摄
我曾经被黑夜遗忘
然后我在黎明醒来
我曾经被天空遗忘
然后在飞鸟翅膀上醒来
我曾经被自己遗忘
然后我在爱人的怀里醒来
我曾经被醒来遗忘
然后我在梦中醒来
——节选自庞培《爱的记忆》
中国的文化线路，我曾经走过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徐霞客的旅行线路，是我的第三次成系统的长旅。《徐霞客游记》，早年是读过的，但如同读《山海经》一样，由于对其中所述地名所知甚少，所以它的文字犹如迷宫，令我无所适从。相对于大地，我们只能看到它某个局部而不可能有一视角从整体上对大地进行观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正是对我们处境最准确的表达。
但是，在没有卫星定位，甚至连道路系统还不完备的明代，徐霞客就开始了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事业。从徐霞客的笔下，我们常会看到他对道路这样的评价：“路甚荒僻，或隐或现，或岐而东西无定，几成迷津。”
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脚步，他一生足迹遍及今天的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在他五十六年的生命中，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进行大地考察，完成了二百六十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是一部大地之书，重塑了中国人对大地的认知。
2010年，我随上海电视台《霞客行》剧组，重走了徐霞客第四次，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行旅路线。我们从徐霞客的故乡江阴出发，一路经过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市区，最终抵达徐霞客一生旅行的最远点——云南腾冲。沿途零零散散，写下一些日记。因为拍摄忙碌，行程紧张，有时连睡眠时间都不够，所以这些在摇晃的车上、在旅馆里写下的文字，我一直放在那里，未曾动过。十年之后，因为整理书稿，我才把它们重新翻拣出来。重读这些文字，想起当年拍摄的艰辛，竟别有一种感动，对徐霞客的敬意也丝毫未泯。虽只是零章断简，中间漏掉了许多行程，即使抽时间记录，有时也言语不全，今日整理时将其补全，但年深日久，记忆难免出现错乱。文中将徐霞客的行记（楷体字部分）与我的日记相对照，更让我对徐霞客感到亲切，宛如一位同行的友人。他所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行旅中，都历历在目。沿着徐霞客的道路行走上一遍，哪怕只有一遍，对我，已是生命中难得的际遇，亦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每当想起这次旅程，一种骄傲之情都会油然而生，为徐霞客，更为我们亲历过的大地山河。
丙子（1636）九月十九日
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昭兄于土渎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
江苏学政衙门，变作了今日江阴的中山公园；学政衙门跟前那些形态各异的生员，变作广场上一组真人大小的铜像。他们以不同的表情面对着昔日的黄榜，从字里行间搜寻着有关他们未来的讯息。对于大多数生员来说，张贴黄榜的那道砖墙无情地阻挡了他们的去路，那是一道黑色的墙，不是他们道路的开始，而是他们道路的终点。对于绝大多数自幼苦读的人而言，这道墙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超越的事物，他们命运的极限。他们的梦想，在这里戛然而止。
四百多年前（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在那些失望、悲痛、愤懑的面孔中，有一张是徐霞客的。那一年，徐霞客十五岁。像所有殷富人家的年轻人一样，他被裹挟到一场以“科举”命名的赌局中。在徐霞客的家族中，从徐颐开始，已经有五代人，前赴后继地，在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上，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朝廷的奖励机制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中国的官场，从来没有像明朝中后期那样混乱和无序，大明帝国的皇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炼丹爱好者，除了刻苦钻研炼丹术，他对朝廷的一切事务均无兴趣。长期见不到皇帝的大臣们莫衷一是，宦党们如鱼得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皇帝的默许下，明朝的政治，已经沦为少数人的圈内游戏，闲人免进。它像一个绝缘体，与绝大多数人无关。
即使进入官场，那也是一项高风险行业。据说，当年朱元璋每天上朝的时候，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就表明这一天他会仁慈些，少杀几个人；如果他把玉带压在肚皮下面，就会有许多官员死于非命，帝国的官员们——那些科举制度的幸运儿，在金榜题名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朝不保夕的生活。据说当时的京官，每日上朝时都要与家人生离死别，因为他们每天都有可能招至杀身之祸。或许这种人生的不确定性，使明朝官员们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于是，贪污受贿、及时行乐，成为当时官场主流。徐霞客站在江苏学政衙门前，表情严峻。他看到了身边一位耄耋之年的老童生，脸上像核桃一样的皱纹里布满泪水，年轻的徐霞客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江阴马镇的徐霞客故居，房子是新修复的，只有庭院里的罗汉松是徐霞客的遗物。徐霞客改变了一棵树的命运，把它从花盆里移栽到大地上。我们的拍摄，就是从这株树开始的。我把它当作徐霞客本人，出发前，向它深鞠一躬。
徐霞客的明代，摆在士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科举，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去匡扶天下；要么隐于林野，像徐霞客后来的朋友陈继儒，去独善其身。但徐霞客两条都没有走，在历史地理学远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的明代，他选择做一名历史地理学家。迈出家门的一刻，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大地，如清代学者潘耒所说：“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三十年后，当他回到家园，已是双足俱废。
漫长的路，还给他的是一张沧桑的脸、一双不能行走的脚，当然，还有一部《徐霞客游记》。此前的中国，有过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代范成大的《吴船录》、元代刘郁的《西使记》、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但仍然缺少一部整体性的大地之书。《徐霞客游记》就是一部大地之书，它的复杂性、它的跌宕和迂回，都与大地的结构相吻合。钱谦益评价它：“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
每个人都在谈论“天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天下”有多大？“天下”又是什么样？即使在明代，人们对于“天下”的认识，依然没有超出《禹贡》中描述过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到宋代，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比起大禹划定的九州也没大出多少，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增加，模模糊糊地知道平常所说的“天下”只是指“中国”而不是“世界”的全部。北宋石介写过一篇《中国论》，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南宋黄裳绘《地理图》，“天下”收缩为西起岷山，东至新罗，北达阴山，南到琼州的区域。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空间意识的模糊不清。徐霞客准备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这个“天下”，用自己的笔去描述一个真实的“天下”。
徐霞客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他从功名的道路上逃离，去建立自己认可的“功名”。钱谦益说他：“万卷劫灰，一身旅泊，一意抛弃世事，皈心空门；世间声名文句，都如尘沙劫事，不复料理。”
那是一条必死之路，也是一条求生之路，是地狱，也是天堂。
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十二岁的徐霞客终于正式出游。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乡。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霞客二十八岁以前，他游览了太湖、泰山等地，没有留下游记。
自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十八岁至崇祯六年（1633）四十八岁，历时二十年，徐霞客游览了浙、闽、黄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华山、恒山诸名山，但游记仅写了一卷，约占《徐霞客游记》全书的十分之一。
自崇祯九年（1636）五十一岁至崇祯十二年（1639）五十四岁，徐霞客历时四年，游览了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江南大山巨川，写下了九卷游记。
就在徐霞客决定进行生命中最后一次长旅的年头（崇祯九年，公元1636），帝国已陷入一片混乱。李自成已经随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东下，由河南进入安徽，攻下了明朝中都、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把明皇陵付之一炬，然后，李自成和高迎祥分兵进入陕西，高迎祥遭遇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被俘遇害，李自成从此被拥推为闯王。同一年的四月初五，在更加辽远的北方草原，皇太极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正式称帝，放弃了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国号，定国号为“大清”，这次改元，变化是实质性的，因为“大金”或者“后金”的命名，采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序列，而“大清”，则如同“大唐”“大宋”“大明”一样，纳入了中原主流政权的序列，从这一天起，同明朝争夺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就成为皇太极唯一的政治目标。动荡的时局，随时可能粉碎徐霞客最后的梦想。
这就是徐霞客生活过的明代——政治上空前酷烈，东厂、西厂、锦衣卫大显身手的明代，从迷恋酷刑的朱元璋，到杀人如麻的张献忠，到处风声鹤唳。这个朝代流行的刑罚包括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枭首、凌迟等，仅看名称，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与身体的惩罚相对应的，是对精神的规训。洪武元年（1368）三月，朝廷下令开科取士，十月定国子学制度，至洪武三年（1370），京师与各行省开始大规模乡试，这使大明王朝的文化建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但这只是表象，硬币的另一面是：自洪武年间，天下学校生徒必须背诵《大诰》，明朝的统治者正式下达了思想禁令，这篇《大诰》文理不通，其粗鄙的文词与蛮横的态度一看就知道出自朱元璋的手笔，然而它一句顶一万句，成为人们记诵和膜拜的对象，全国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学《大诰》运动。永乐二年（1404），诋毁理学的饶州儒士朱友季遭到严厉惩罚，“这一异乎寻常的象征性信息传递了官方严厉的训试和规劝之后，知识与思想已经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
天启五年（1625）八月，御史张讷向朝廷提出政策建议，主张拆毁天下所有讲坛，以实现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言论空间全面覆盖。在这一政策主张下，官方意识形态表现出它战无不胜的威力，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迅速在帝国的版图上消失。
士人被赶进一条狭窄的死胡同，那就是科举，而科举考试的“教材”是四书五经，其中所有不利于皇权的内容，比如孟子就曾说过“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样的话，一律被删除，以便选拔对朝廷听话的举子，对皇帝至死效忠。明朝的臣子，已经沦为皇帝的奴仆，抄家凌迟打屁股，皇帝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彻底失去了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地位，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明朝政府打造了一条符合自身要求的知识加工厂，所有的生产车间都受到严密的监控，必须符合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条流水线上出品的，都是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产品。这就是明代士人的处境。他们只能拥有死知识，而不能拥有活思想。他们的大脑只是用来记忆和存放官方规定的信息，而不能思想，只有皇帝一人，具有法定的思考权。连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高攀龙都承认：“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
有意思的是，政府的网撒得越大，它的漏洞就越多。在禁令之外，一个民间文化空间正在形成。如同张讷指出的：
南北相距不知几千里，而兴云吐雾，尺泽可以行天；朝野相望不知几十辈，而后劲前矛，登高自为呼应。其人自缙绅外，宗室、武弁、举监、儒吏、星相、山人、商贾、技艺以至于亡命辈徒，无所不收，其事则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无所不为；其言凡内而弹章建白，外而举劾条陈，书揭文移，自机密重情以及词讼细事，无所不关说。
在徐霞客身边，陈继儒、陈老莲、董其昌、陈子龙这些民间士人，慢慢从文化边缘走向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的“格物”之学也已露出了端倪，如果没有满人马踏南中国，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明代成为现实。
徐霞客用他的脚步，穿越知识的荒蛮地带，它既是现实中的旅程，也是精神上的旅程。是谁改变了徐霞客的命运？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一个人能超越他的时代吗？在三百多年后的雨中，我们从徐霞客出发的地方出发。三百多年前的徐霞客，把今天的我们又牵上了路。我们期待着，我们对历史的迷惑，能够在那条道路上迎刃而解。
江南民居马头墙，祝苇杭摄
九月二十日
天未明，抵锡邑。比晓，先令人知会王孝先，自往看王孝先，已他出。即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东归……饮至深夜，乃入舟。
摄制组一行五人昨日雨中从江阴出发，经无锡，抵达苏州西山时，已是大雨瓢泼，说水天一色并不过分，因为在雨中已看不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看到芦苇成群结队地偎在岸边，在风雨中瑟瑟发抖。
晚饭时喝了一点黄酒，暖暖身，然后各自归房。拍摄纪录片，不同于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可能在棚里集中拍摄，纪录片的拍摄大多在游动中，既然在野外拍摄，就不可能有好的酒店可住，只能“入乡随俗”。我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但还是要店家在床边加了一张小桌，她又拿来一盏简易的塑料台灯，尽管疲累已极，但还是看了几页书，写了几句话。窗外大雨如注，只有这盏孤灯，对抗着无尽的黑暗。风雨飘摇中，唯有青灯黄卷，让人感到温暖。现代人真是越来越娇气，徐霞客的时代，没有越野车，没有高速公路，连台灯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和永不停止的写作。对徐霞客来说，旅次中的写作，不是辛劳，而是慰藉，是一种不离弃的陪伴。
旅途的第一个夜晚是最漫长的。窗外深不可测的雨幕，更令人觉得茫然和无助，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会被随时卷入大雨中。一个人一旦离开家园，安全感顿会消失。如果回头，一切还来得及。那个夜晚，我心生疑问，孤苦无援时，徐霞客是否会感到后悔？他内心的虚弱将与谁人倾诉？但我知道，徐霞客是一个内心十分强大的人，他真正的强大，在于他能忍受寂寞。
早上起床时，雨停了，远处的山影如淡淡的墨痕，天地为之一新。早饭后，收拾好设备，启程前往苏州和松江。徐霞客在崇祯九年（1636）九月二十一日的暮色中，顺江从虎丘边经过，泊于半塘。三天后，他在松江佘山脚下见到了陈继儒。
九月二十四日
眉公远望客至，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眉公欲为余作一书寄鸡足二僧，强为少留，遂不发舟。
《游记》里提到的眉公，就是明代艺术、思想界大名鼎鼎的陈继儒。尽管大明王朝一再强化国家的政治权威，但仍有士人把文化视为一种超越政治的力量，尤其明代后期，思想越来越多元，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学术，宗旨纷如。”
陈继儒就是最有影响的民间士人之一。
北宋时期就出现过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相分离的现象，北宋的政治中心汴梁，集中了朝廷主要的政治资源，而在咫尺之遥的洛阳，却是文化精英云集之地，北宋思想史特别是理学史上的几位重量级思想家，除周敦颐和张载之外，邵雍、程颢、程颐、司马光等，都同时居住在这里。在朝廷的权力之外，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一个不受政治左右的文化、思想与信仰的王国。这一王国，一经建立，就遵循着自己的法则，有条不紊地发展着，坚韧，顽强。
陈继儒在东佘山隐居了几十年，我们找到了他隐居的江湾，原来山坡上的房子虽然没有了，但那里的情致还在。那里的水湾、山林，都那么适合文人停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他的书画，许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陈继儒对经、史、子、术、释、道等皆研究极深，编订有《宝颜堂秘笈》四百五十七卷。那时的松江县，政治上云淡风轻，文化上却波涛汹涌。松江有幸，收纳了许多像陈继儒这样的文化精英。
陈丹青说：“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所以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城市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一个没有出现过文化领袖的城市，无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是一堆由石头组成的垃圾。陈丹青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如果没有鲁迅，就寂寞得多、失色得多，30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
17世纪，上海还不存在，而松江县，则是大明帝国东部版图上一个优美富庶的小城。陈继儒的存在，令人对17世纪的松江县刮目相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如今不会有了，因为当今的知识分子，纵使居江湖之远，脸上仍然挂满谄媚的表情，老百姓不会热爱这样的表情，官场也会嫌弃它们。所以说，当时的松江人民是幸运的，他们也对这份幸运心知肚明，将陈继儒这等文化名人的画像，在茶楼酒肆这类消费场所广泛张贴，有点像今天的拥趸，把他们偶像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这一称谓，是对民间士人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达，简明而透彻。严嵩的死敌、官至内阁首辅的松江人徐阶曾多次进山探访陈继儒，这位政治王国里的“宰相”与文化王国里的“宰相”会面，是明代历史中十分有趣、动人的一幕。
据《游记》记载，身为布衣的徐霞客受到了同为布衣的陈继儒的厚待，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在松江拍了一些镜头，然后沿杭新景高速公路，向千岛湖、衢州方向行进。下午抵达杭州，天气晴好，在西湖拍摄，夜宿桐庐。
十月初九日
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滉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海怪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
昨日黄昏，攀金华北山，看到一枚巨大通红的落日。浙江的西部，万山之上，落日隆重地出场，万般明亮。当它降落到接近山梁的高度时，我才敢直视它。四下无人，只有风声在耳。在这样苍茫的情境下，心里自然会想到徐霞客，想他是否会像我一样，站在这日落的山头。
夜宿农家，在半山，叫鹿田村，睡前翻读《游记》，果然发现，曾有一枚落日，如一盏高悬的灯，照亮他的孤旅。他这样写：“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这文字，当代的作家，写不出来。
他几乎一生都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他给妻子的家书少得可怜。在徐霞客的时代里，他像一个哑巴，把所有的话藏在心底，写在纸页上（据说他写了三千万字，留到今天的，只有六十万字），等待他未来的读者，在很多年后的夜晚，枕着风声，掀动早已苍黄的纸页。
早上汪伟和两位摄影师四点起床，上山顶拍日出。我昨夜读书很晚，早上没有随他们上山，一直睡到七点多钟。下午由浙江常山县抵达江西玉山县，休整半日。
十月初十日
出（冰壶）洞，直下里许，得双龙洞。洞辟两门，瑞峰曰：“此洞初止一门。其南向者，乃万历间水倾崖石而成者。”一南向，一西向，俱为外洞。轩旷宏爽，如广履高穹，阊阖四启，非复曲房夹室之观。而石筋夭矫，石乳下垂，作种种奇形异状，此“双龙”之名所由起。中有两碑最古，一立者，镌“双龙洞”三字，一仆者，镌“冰壶洞”三字，俱用燥笔作飞白（即书法中之飞白体，笔画枯槁而中多空白）之形，而不著姓名，必非近代物也。流水自洞后穿内门西出，经外洞而去。俯视其所出处，低覆仅余尺五，正如洞庭左衽之墟，须帖地而入，第彼下以土，此下以水为异耳。
早上起床很早，拍摄晨曦中的富春江。富春江水量充沛，两岸草木葱茏，景色优美，但水面比较脏，像一面被弄脏的镜子，有树枝、杂木，甚至死猪从水面上接踵而至，没有人能把这面镜子擦干净。
下午拍摄金华岩洞。金华有八大岩洞，其中最有名的，是双龙洞和冰壶洞，中学课本中收有叶圣陶的文章《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几乎使双龙洞和冰壶洞尽人皆知。如今，为了“整合旅游资源”，这两个岩洞已被打通，游人可以从内部穿越。双龙洞的洞口仿佛一张扁平的嘴，水面距离洞顶只有三四十公分，站着是走不进去的，我们须平躺在船上，才能逆着水流漂进去。久辛躺在船上，把摄像机紧拢在怀里，镜头向上，洞口的上沿就贴着我们的鼻尖掠过去。可惜的是，剧组没有水下摄影机，不然就会从水底拍摄洞内，甚至可以把船底也拍进去。
进入双龙洞后，空间一下子变大，起承转合，仿佛巨大的地下宫殿。这是大自然的建筑，它的设计方案，时常超出我们的想象。
如果没有这些岩洞，我们几乎无法窥视大山内部的美景，如徐霞客所记：“石乳下垂，色润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我们仿佛进入大山的身体，在它的内部器官间游走，水流是它曲曲折折的血管，洞壁是它长满黏膜的胃，岩石是它坚实的心脏。在岩洞内我觉得山是世界上最大的怪兽，有呼吸，会咆哮，随时准备起身奔跑。
十月二十一日
龟峰三石攒起，兀立峰头，与双剑并列，而高顶有叠石，如龟三叠，为一山之主名。〔峰下裂隙分南北者为一线天，东西者为摩尼洞，其后即为四声谷。从其侧一呼，则声传宛转凡四，盖以峰东水帘谷石崖回环其上故也。峰东最高者即寨顶，西之最近者为含龟峰，其下即寨顶、含龟分脊处，而龟峰、双剑峭插于上，为含龟所掩，故其隙或显或合；合则并成一障，时亦陡露空明，昨遂疑为白云耳。〕山之主名双剑，亦与龟峰并立，龟峰三剖其下而上合，双剑两岐其顶而本连。其南有大书“壁立万仞”者，指寨顶而言也。款已剥落，云是朱晦庵。此〔二峰〕为西南过脊之中，东北与香盒峰为对者也，而旧寺之向因之。
进入江西以后，山形开始变幻，苏浙两省山地平缓稳定的线条开始动荡起来，像心电图的电波，起伏凶猛。田野远处的山影呈现出奇异的几何形状，形成一种夸张的美。一个地区的自然地貌，居然与民众性格神奇地对应。江西人的性格，平和的背后潜伏着刚毅、果决和壮烈的成分，不像苏浙人，连吵架都像评弹一样悠扬顿挫、文质彬彬。江西历史上盛产革命家，而苏浙一带江南水乡盛产艺术家，与这里的地理、人文密不可分。地理与命运，似乎存在着一条隐性的连线，我想起黑格尔有关地理环境是“历史的地理基础”的论述，也想起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有关“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此二者乃探寻地理与历史之关联的“公例”的观点
。
昨日早上从玉山县出发，在拍摄一段橘园的空镜后，过上饶，傍晚抵达龟峰（亦作“圭峰”）。龟峰位于江西省弋阳县城南信江南岸，东距上饶六十公里，西距鹰潭三十五公里，地处三清山、龙虎山和武夷山之间。因其“无山不龟，无石不龟”，且整座山体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昂首巨龟而得名，如今是世界地质公园龙虎山—龟峰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组成部分。
龟峰发育于距今一点三五亿年的白垩纪晚期，是雨水侵蚀型老年期丹霞峰林地貌的典型代表。地貌形态以峰林、陡崖、方山、石墙、石柱、石峰为特征。龟峰共有三十六峰，集“奇、险、灵、巧”于一身，有“江上龟峰天下稀”和“天然盆景”之称。江西山脉放纵不羁的线条，在这里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感叹它：“盖龟峰峦嶂之奇，雁荡所无。”以发育丹霞洞穴群为特色，奇洞成群，共有大小二十八个岩洞，其中有始建于晋代“中华第一佛洞”南岩石窟、“禅宗古寺”双岩、“飞来禹迹”龙门岩，等等。
为抢时间，拍摄分两组进行，我与汪伟、久辛走山脚，在巨大的石壁下拍摄山顶湖泊飞溅的水幕，旅游景点命名它叫“天女散花”，相比之下，徐霞客的描写更加生动：“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
；何方和甲笛上山，拍“好汉坡”。
拍摄完成后，我们经过贵溪，抵鹰潭市，在夜色朦胧中抵达龙虎山脚下。晚上看素材带时，发现好汉坡对面的石壁上，有一段徐霞客攀登过的栈道，那里几乎是九十度的绝壁，何方没有带脚架，所以画面很抖，决定明天拍完龙虎山后，返回龟峰重新拍摄。
十一月十三日
越岭而东，一里，复得坪焉。山溪潆洄，数家倚之，曰章岭。竟坞一里，水东出峡间，下坠深坑，有路随之，想走南丰道也。其水东南去，必出南丰，则章岭一隙，其为南丰属明矣。水口坠坑处，北有一径，亦渐下北坑，则走下村道矣。亦渐有溪北自下村出七里坑，达枫林而下宜黄，则下村以北又俱宜黄之属。是水口北行一径，即板岭东度之脊也，但其脊甚平而狭，过时不觉耳。下脊，北五里，至下村。又北二里，水入山夹中，两山逼束（形容两山相距很近，挤紧收敛，使中间非常狭窄）甚隘，而长水倾底，路潆（盘绕）山半，山有凹凸，路亦随之，名曰十八排，即七里坑也。已而下坑渡涧，复得平坞，始有人居，已明月在中流矣。
从麻姑山下来的时候，我们先后看到两个隐在半山里的村落。这些村子都建在高山之间的平地上，我们站在高处，可以清晰地看到村子齐整有序的规划，房子一律是白墙红瓦，有炊烟在房顶缭绕。周围是大面积的水梯田，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从山梁上到村子里还有很远的山路要走，我们没有时间进村了，否则，我们一定会拍下很好的纪录镜头。生命的痕迹无处不在，谁也不会想到，空寂的高山上，我们竟然能够闻到人间烟火的气息。这里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层层叠叠的大山把村落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了，成为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在这些平静的村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同寻常的历史。
像这样与世隔绝的山中村落，许多都是专制和战乱时代的遗留物。在妙背村我们找到一户刘姓人家，无法断定他们就是当年向徐霞客赠马的那户刘姓人家的后裔，但他们是妙背村唯一的刘姓。据主人说，他们家族，就是因为避乱上山的，已经在山中居住了几百年，只是最近，由于山体滑坡，才不得不迁居到山脚下。眼前的这些村庄，很可能是作为旧时代的遗物存在的。如果他们的先人是在明末乱世迁居于此，那么徐霞客一定会去探访这个村子并在其中停留。不论外界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里都是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
明代是一个以强化社会控制闻名的朝代，如前所述，它一方面不断强化政治权威，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密集的权力网络，将《御制大诰》《明皇祖训》的精神，贯彻到家家户户。明朝确立了最严格的里甲制度，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像笼中之鸟，受到严格的约束，“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帝国）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诏令来固化社会。”“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的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子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大明帝国的臣民似乎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成为顺民。这换来了大明王朝三百年至少在表面上的稳定（它的负面效应是：所有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会积累成强大的势能，在某一个瞬间喷薄而出，势不可挡），因而这一制度三百多年没有动摇，到清代，顺治帝仍然对朱元璋给予的极高评价：“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
我无法确认村民们迁徙至此的准确时间，在历史中的某一天，他们迁徙到这里，住下来休养生息，自给自足，家族气若游丝的血脉，因山的呵护而稳定和延续下来。
从高处看，那只是一些火柴盒似的民居，如果深入进去，我相信里面一定有一个完整的宗族社会，每一个生命，都有着清晰的来路，牵动着一个家族的浩瀚历史。所以，那不是一些单纯的房子，也不仅是旅途中的风景，它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中国底层人民无言的史诗。
丁丑年（1637）正月初三日
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正南为香炉峰，香炉西即门家坊尖峰，东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炉高悬独耸，并开武功南，若棂门然。其顶有路四达：由正南者，自风洞石柱，下至棋盘、集云，经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为大道，余所从入山者也；由东南者，自观音崖下至江口，达安福；由东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为萍乡界，下至山口达萍乡；由西北者，自九龙抵攸县；由西南者，自九龙下钱山，抵茶陵州，为四境云。
昨天傍晚抵安吉市安福县。今天上罗霄山脉北支的武功山拍摄。
公元1637年正月初一，徐霞客从安福集云（今三天门龙潭瀑布、白马瀑布一带）上界。徐霞客第一次看到了南方瀑布被冰冻的壮观景象：“时见崖上白幌如拖瀑布，怪其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徐霞客“躞蹀雨中”，不愿离去。初三夜宿金顶白鹤峰，次日一大早，白鹤峰雨停雾起，徐霞客一觉醒来，推门一看，但见大雪覆盖着的千山碧玉如簪，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如金在冶”，此情此景，徐霞客忍不住吟诗一首：
千峰嵯峨碧玉簪，
五岭堪比武功山。
观日景如金在冶，
游人履步彩云间。
武功山人文历史悠久，《水经注》说：“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纪功。”东汉葛玄、东晋葛洪曾来此炼丹，道教自三国时期在此开设道场至今已一千七百余年，武功山佛教开山则始于唐代。尤自南宋文天祥书赠“葛仙观”巨匾后，武功山更是名震千里，香火不断，古迹频增。延至明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提倡信教，使武功山香火旺盛达到鼎盛时期。山南山北建起宫、观、寺、庙、庵、堂近百座，出家僧道数千人，形成了白法、集云、三天门、明月、九龙等道教、佛教系统，为当时湘赣著名道教、佛教圣地，吸引无数善男信女到此顶礼膜拜。2009年，《中国国家地理》评武功山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
我没有想到，攀登这座“非著名”山峰是如此艰难。我没有武功，武功山令我深感绝望。我们被望不到头的阔叶林包围着，根本无法知道山的顶部在哪里。在武功山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蚂蚁，随着我的攀爬，山顶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翻卷的山脊，令我仿佛置身巨大的旋涡，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吸进去。我看到了徐霞客的危险，他随时可能变成一粒尘埃，消失在群山之中。
但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有徐霞客在前面引路，我们看得见他的影子，但我们永远无法超越他。我们先后穿越了茂密的阔叶林和针叶林，脚踏着松软的高山草甸，山的形状终于显露出来——它的曲线在天空下像水纹一样漫开，我的眼前无比空旷，只有远方的天际线，被层层叠叠的山影剪成波浪形的花边。那些遥远的群山，只有飞鸟可以抵达。
我站在风里，视野的辽阔令我感到激动。久辛要拍我登山的镜头，我于是向另一座山梁走去。那些山有着饱胀的腹部，从侧面看，它们的倾斜度大约为四十五度，但站在上面向下看，上千米的山坡却从脚下消失了，我可以直接看到脚下的深渊。如果我脚下一滑，或者踩空一块石头，我就会顺着坡道一路滑下去，变成自由落体，消失在大山深处。我们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拍摄，然后继续向山顶攀登。终于，绵软的草甸褪成远景，岩石大面积地裸露出来，一条很陡的石路，仿佛天梯，直通山顶。
然而，当我们终于登上金顶，我发现远方还有更高的山顶。山是无穷的，如梦境般接踵而至。我们就这样走向那道悬崖。九十度的悬崖，在中午的阳光下发出恐怖的白光，面目狰狞。我想起美国摄影家阿丹姆斯拍摄过的大峡谷，我最爱的一组地理照片，就在科罗拉多的悬崖上诞生。山路是徐霞客所说的“近尺”——山梁上一条一尺宽的小路，两边都是向下倾斜的光滑山崖，山崖的下面，是万丈深渊，一阵强风就可以把我吹成一片落叶，吹入深谷。从上面走过的时候，我觉得两边的山同时在走。我感到一阵晕眩，但我不能停，因为只有保持行走速度，人才能掌握平衡。“近尺”通向远处的绝壁，它的名字叫洲字崖。久辛停留在刚才经过的一座悬崖的边上，已经与我拉开了一段距离。他架好了摄影机，准备拍我攀登洲字崖的镜头。镜头犹如咒语，把我推向绝境，但除了向前，没有别的选择。我的手和腿都在颤抖，城市生活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消失了，命运突然变得不可预测。我就这样被推到悬崖边上，变成攀援而上的一株植物。有十米——抵达崖顶之前的关键十米，我几乎上不去，因为上面是光秃的石壁，没有植物，石窝浅而且滑，我无法上去，也无法下去，甚至连往下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只能攒足力气，死乞白赖往上爬。我第一次知道，十米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距离，此时，它是一个临界点，一个极限，徐霞客是在超越了这样的极限之后抵达终点的，他有过无数次后退的机会，只要其中有一次止步不前，所有关于他的传奇都会荡然无存。
很多年后，我对我的朋友全勇先说到了他编剧的电视剧《悬崖》，我说你用这样片名真好，我曾经站在悬崖上，我知道站在悬崖上是什么感觉。
此时，在山顶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没有翅膀，但我可以有近乎于鸟的视野，这得益于山的帮助，是山，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高度上观看我们的世界。山像一个严格的教练，不留情面地训导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趋于雄健，让我们的心走向勇敢。当我们的道路与山背道而驰，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就会一点点地消泯，一点点地虚弱下去。
对徐霞客来说，山就是诱惑，他从来没有厌倦过，也从来没有绝望过，用今天的话说，徐霞客绝对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但在当时，他仅仅感动了妙背村一户刘姓人家。他们不仅留徐霞客在自己家中过夜，而且在第二天，徐霞客再度出发的时候，他们把家中仅有的一匹马送给徐霞客。
我们在黄昏时分从武功山上下来，在一望无际的山林里迷了路，误打误撞地与树林中一块长达三米的矩形巨石遭遇。我轻轻抚去上面的树枝，让那段镌刻于明代的文字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这段文字是：
古磐上人
身如磐石
心似月圆
元元起初
玄之又玄
天启甲子千山贺安国为留愚上人题
当地的史学专家刘宗彬说，他们正在进行全市文物普查，这一天启年间的石碑，无疑是重大发现。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发现它的全过程，我相信汪伟一定会把这段镜头编进我们的片子里。我们的拍摄，居然为当地的文物普查做出了贡献（当地电视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妙背村——这个现在称为“塘黎十四组”的村庄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徐霞客曾经到访过这里，并得到了刘姓人家的帮助。在当时，一匹马是一大笔资产，不亚于今天的一辆车。我们在《徐霞客游记》里看到了那匹马，但三百多年的岁月，已经抹去了往事的痕迹，那匹马早已不在原处，杳无音信了。我们开着越野车追到了妙背村，但我们永远追不上那匹逝去的马。
赣州龙南客家池塘竞龙舟五百年历史，赖国柱摄
正月二十一日
四鼓，月明，舟人即促下舟。二十里，至雷家埠，出湘江，鸡始鸣。又东北顺流十五里，抵衡山县。江流在县东城下。自南门入，过县前，出西门。
今天下午奔赴衡山脚下的衡阳。为了拍摄方便，我们放弃了高速公路而沿村路行驶。湘江就是这样在颠簸的村路上突然出现的。那条宽阔的大江，穿越了《楚辞》与《史记》流到我们面前，仿佛一条悠长的磁带，收藏了历史的声音。湘江的声音中，包含着水的声音、石头的声音、树枝的声音、水生物的声音，一个熟悉湘江的人会对它们明察秋毫，把它们一一分辨出来，但在我的耳中，它们已经浑然一体，在两岸山壁的加工下成为立体声，充满磁性地播放。
水是徐霞客真正的向导，江河能够抵达哪里，他的足迹就会延伸到哪里。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江河是一条穿越群山的天然道路，尤其在水网密布的中国南方，江河把大地切成若干局部，让混沌的大地有了精细的刻度，同时，平缓的南方水道也为他的行旅提供了便利，满足他对于效率和安全的双重需求。所以，当我们搜寻徐霞客的行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与江河的走向基本吻合。只有在江河的怀抱里他才觉得妥帖和安全。徐霞客没有前往遥远荒凉的中国西北，抵达昆仑山这样重要的山系，原因或许正在这里。
二月十一日
迨暮，月色颇明。余念入春以来尚未见月，及入舟前晚，则潇湘夜雨，此夕则湘浦月明，两夕之间，各擅一胜，为之跃然。已而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若幼童，又若妇女，更余不止。众舟寂然，皆不敢问。余闻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诗怜之，有“箫管孤舟悲赤壁，琵琶两袖湿青衫”之句，又有“滩惊回雁天方一，月叫杜鹃更已三”等句。
公元1636年的徐霞客不会想到，八年后，皇帝崇祯将吊死在北京景山一棵大树下，1636年的大明王朝虽然还没有粉身碎骨，但我想帝国臣民们已经有了跌落时的失重感。这年正月，张献忠攻下淮、扬地区，杀死明朝军官四十余人，朝廷派来近万人，试图堵住张献忠这股洪水，张献忠的大军，向徐霞客正在游走的湖广地区蔓延而来。在徐霞客背后，无数黎民在奔跑，在呼喊，在死亡。徐霞客的旅途没有遭受到战乱的直接袭扰，但湘江两岸的匪患，还是给了他致命一击，以至于很久以后，徐霞客还没有从这次创痛中完全复原。
农历二月十一日夜，有很好的月光。徐霞客夜宿船上。从《游记》可以看出，徐霞客在沿途中很少投宿客栈，除了投宿寺庙，那条船，在白天是他的车马，在夜晚就是他的客栈。前一天的晚上一直下着雨，而这天晚上，则是一个清明之夜。徐霞客坐在船上，写下了几行诗，其中有这样一句：
箫管孤舟悲赤壁，
琵琶两袖湿青衫。
一股土匪不期而至，还是败坏了徐霞客的诗兴。徐霞客在《游记》中对那群土匪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群盗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那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失去理智的人，他们的刀刃不认识徐霞客，在船上胡乱地挥砍，木制的小舟不堪一击，很快倾覆，徐霞客也跌进了江水。对徐霞客来说，危机随时都可能降临，自从徐霞客迈出他的江阴家门，趁醉放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群。自然界往往比人类更加理性，它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法度，徐霞客是科学家，有能力认识和掌握它们，而在人的世界面前，徐霞客无能为力。那天还是江水帮助了徐霞客，他在冬日寒冷的江水里躲过了一劫，等他爬上来时，那群土匪早已去向不明。
经此一劫，徐霞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身无寸丝”，连衣服都没有了。他很快意识到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他随身携带的所有书籍资料全部丢失了，这份遗失清单包括《大明一统志》《名胜志》《云南志》等资料典籍，尤其那部已被张宗琏的后裔珍藏二百余年的张氏著作《南程续记》，是徐霞客向张氏后裔苦苦哀求才借到的，同时丢失的还有钱牧斋、黄石斋、文湛持等人给徐霞客的手札，陈继儒为徐霞客而写给丽江木公的介绍信，以及此次出行以来徐霞客写下的所有手稿，等等。
黑暗中，徐霞客不知该把视线投向哪里。
二月十二日
邻舟客戴姓者，甚怜余，从身分里衣、单裤各一以畀余。余周身无一物，摸髻中犹存银耳挖一事，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前返钱塘江浒，腰缠已尽，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觅舆，乃达昭庆金心月房。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及此堕江，幸有此物，发得不散。艾行可披发而行，遂至不救。一物虽微，亦天也。遂以酬之，匆匆问其姓名而别。时顾仆赤身无蔽，余乃以所畀裤与之，而自著其里衣，然仅及腰而止。旁舟子又以衲破衣一幅畀予，用蔽其前，乃登涯。涯犹在湘之北东岸，乃循岸北行。
黑暗中，有一只手向徐霞客伸来。他把徐霞客从水里拉上来，把一件里衣和一条单裤递到他的面前，对当时已“身无寸丝”、在江水中战栗的徐霞客来说，那身衣服成为他所拥有的全部。徐霞客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他握住了那只手，对那只手的温暖记忆，他在以后的旅程中不停地反刍。
他只知道他姓戴，几天后，徐霞客前往一个名叫白水的古码头，去寻找那个姓戴的好心人。但是当他赶到白水，那个姓戴的陌生人已去向不明。
三百多年后，我们来到白水的时候，这里几乎已经找不到一户姓戴的人家。这个因水上贸易而红火过的小城，如今只剩下一些斑驳的石码头，在荒草中时隐时现。
闰四月二十日
饭后，由桥北溯灵渠北岸东行，已折而稍北渡大溪，则湘江之本流也，上流已堰不通舟。即渡，又东［有］小溪，疏流若带，舟道从之。盖堰湘分水，既西注为漓，又东浚湘支以通舟楫，稍下复与江身合矣。
我们到达灵渠的时候，天下着小雨，许多人坐在水边长廊里躲雨，神态安详。灵渠从兴安县城穿过，我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是在灵渠的边上长大的，他们个人记忆的许多片段都与灵渠有关。
我们从湖南进入广西，从湘江流域进入漓江流域，湘江和漓江这两条大河，分属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它们像枝丫纵横的老树，盘绕在大地上，我想起张锐锋的话：“河流之所以选择了弯曲，尽可能多的弯曲，乃是因为这样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展开自己优雅的长度，把自己的力量放置于最大的面积上。作为附带的意义，人类的生存在最大的面积上得到恩惠，也许这里有着至高者的慈悲用意。”
我查了很多史料，无法知道是谁最先向秦始皇提出用一条运河沟通两大水系的设想，我们只知道，在秦始皇的时代，一条名叫灵渠的运河将这两大水系历史性地联结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帝国的力量，于是通过灵渠，从长江流域向两广地区渗透，灵渠如一根导线，将帝国的意志传向最遥远的神经末梢，使帝国日益扩大的版图不致偏瘫。
如前所述，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江河是一条穿越群山的天然道路，尤其在水网密布的中国南方。两广地区的崇山峻岭所形成的天然迷阵，被一条灵渠轻松地化解了，对于秦代统治者来说，这无疑是神来的一笔，它的意义绝不逊于同时兴建的长城。北方的长城阻挡了草原部落汹涌的马蹄，而南方的灵渠则帮助秦始皇实现了权力的扩张。
宫殿仿佛山峰，耸立在黄土高原上。秦始皇站在上面，目光越过重峦叠嶂，看到了他遥远的南方边陲。他看到他国土的尽头，却看不到自己的生命的尽头。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都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万寿无疆，到他儿子的手里就被断送了，但他留下的制度却历久弥新，历经汉唐宋元，一直到徐霞客生活的明代，被朱元璋全部笑纳，严刑峻法，变本加厉。有明一代，专制政权发展到最强大时期，“皇帝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机器，不管文臣武将，都没人可以从皇帝手上夺下权力”
。许倬云先生说：“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个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做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这是一个悖论——帝国越是要集权，帝国就越是危险，就像人们经常把爱情形容为沙子，在手里攥得越紧，沙子就流失得越多。
徐霞客目睹了帝国衰落的过程，他1636年开始的最后一次长旅，固然如他所说，有年龄的原因——那时他已年过天命之年，所谓“老病将至，必难再迟”，但是在我看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原因，那就是“老病将至”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这个国度，所以，他急匆匆地上路，“必难再迟”。他通过他的西南之旅，向这个将土崩瓦解的帝国行最后一次注目礼。在灵渠，他的心绪一定无比复杂。
我惊异于古人的空间感，尤其在测绘技术还不发达的秦代，他们竟然能够在湘江水域和漓江水域之间，准确地寻找到一条最佳路线，即使卫星遥感技术发达的今天，若在两大流域之间开通一条运河，灵渠的位置仍然是不二之选。
徐霞客从江阴出发，他孤瘦的身影在穿越群山的围困之后，一路到达帝国版图的最南方——广西钦州，再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了。如此巨大的帝国版图，普通人想一下就会吓破了胆，它会让任何一个旅行者感到绝望，唯有徐霞客义无反顾。
几十年前（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向肇庆知府王泮展示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并在王泮的帮助下，在中国刻印了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睁眼看世界”。利玛窦等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包括地理知识），刺激了明代学术超出四书五经的限制，向“经世致用”的有“用”之学发展，尽管在当时，“有用”和“无用”完全是颠倒的，对大多数士人而言，四书五经中的僵死教条才有“用”（对科举有用），科学知识才无用。科举与科学，就这样成了对立面。但在明朝，还是不乏有先见之明的先行者。明末清初思想家、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就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反对自汉代以后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也不赞成学习者重气节轻本领，重道德轻实用的学习观。“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他对宋、元以后读书人德行的概括。意思是说，这些读书人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把手抄在袖子里谈谈心性之学，在国家危亡之时就用死也不做贰臣的方式，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还被称为是上品的臣子。他说这还不如学点实用之学，成为经邦济世之才，使国家长治久安为好。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徐光启与其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其艰难过程，我以王阳明“岩中花树”的典故作比，在《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里曾详细讲述。对徐霞客来说，或许正是世界眼界的拓展，刺激了他向内探索的决心，让他重新审视“中国”，让“中国”“天下”的面貌，在实事求是、科学探索精神的指引下，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徐霞客通过亲身的考察（今天叫“田野调查”），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材料，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一些地理概念的错误，证明了岷江不是长江的源头（所谓“岷山导江”），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确的源头：
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
同时，他还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
他认真地观察河水流经地带的地形情况，看到了水流对所经地带的侵蚀作用，并认识到在河岸凹处的侵蚀作用特别厉害。他还注意到植物与环境的关系，观察在不同的地形、气温、风速条件下，植物生态和种属的不同情况，认识到地面高度和地球纬度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对温泉、地下水等，徐霞客也都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广泛考察和描述的是爱士培尔，时间是1774年；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是罗曼，时间是1858年，都晚于徐霞客。
崇祯九年（1636），徐霞客远游至云南丽江。长期行走毁坏了他的双脚，他已无法行走，仍在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崇祯十三年（1640），他病况更加严重，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到江阴。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距离大明王朝彻底覆灭还剩下三年，五十六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他的遗作经季会明等整理成书。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说：“《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查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徐霞客临终之际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域），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
意思是，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
他还是有憾的——二百六十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已有二百多万字遗失，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六十多万字。
2010年记
原载《名作欣赏》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