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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莉得坐三趟公交车，先到金卡丁郡，在那儿候车前往伦敦
，到了伦敦再等着换乘城市公交去那家机构。她在星期日上午九点出发。总路程一百英里出头，等换乘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她到达时已经快下午两点了。无论在车上还是车站里，路上长时间都得坐着，她本不该介意的。她平时上班并不需要久坐。
她在蓝杉树酒店当服务员。她清理浴室，换床上用品，铺床，给地毯吸尘，把镜子擦干净。她喜欢这份工作。这些事能让她没空去想别的，让她精疲力竭，这样晚上才能睡得着。她很少遇到特别棘手的乱子，她的一些女同事倒是有很多让人震惊的故事。她们年龄比她大，且一致认为她应该努力工作升职。她们告诫她，应该趁着年轻、样子还过得去，学点东西，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她对当下从事的工作很满意。她不想去应付社交。
和她共事的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或许他们知道，只是没表现出来。报纸上曾经刊登过她的照片，那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拍的。迪米特里刚出生不久，在她怀里躺着；芭芭拉·安和萨沙在她两侧，看着镜头。当时她还留着一头褐色长鬈发，发色和卷度都是天生的，他就喜欢她这个样子。她的脸庞腼腆柔和——那形象更接近他期望中的她，而不是她真实的模样。
自那之后她就把头发剪短，漂成浅色，留成尖刺，而且人也瘦了很多。如今，她用另一个名字生活：弗莱。此外，他们给她找的新工作在一座小镇上，离她之前住的地方很远。
这是她第三次来这里。前两次他都拒绝见她。要是这次还是一样的话，她就不会再尝试了。即使他同意见面，她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再来了。她不打算做得太过。其实，她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明确的打算。
在来的第一趟公交车上，她没怎么受困扰。只管一路前行，一路看风景。她是在沿海地区长大的，春天在那儿确有其事，而在这里，寒冬一过，炎夏几乎就接踵而至。一个月前还在下雪，如今就已经热得能露出胳膊。片片水洼在田野间闪着光亮，阳光自光秃秃的枝条间倾泻而下。
在第二趟车上，她开始心绪不安，忍不住琢磨，身边的这些女人里面，哪一个可能和她有着一样的目的地。她们都是独自一人，大多仔细打扮过，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要去教堂。年龄稍长的看起来要去规矩严格的传统教堂，所以她们不得不穿半身裙配长筒袜，还要再搭一顶帽子，款式不限；而年轻的那些或许来自更灵活的教会，她们能接受长裤西服套装、亮色围巾、耳环和乱蓬蓬的发型。
多莉两者都不是。在开始工作之后的一年半里，她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上班时她穿制服，其他时候都穿牛仔裤。以前他不允许她化妆，她也就没了这个习惯，现在可以了，她却没有打扮。那头玉米黄的尖刺短发和她瘦削的素颜并不相称，但这不重要。
在第三趟车上，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不停读着外面的标牌——广告牌和路标都不放过，想借此让自己保持冷静。她之前学会了一个能让思绪不闲下来的技巧。她会把自己偶然看到的单词中的字母拆开，然后将它们重新组合，试着看看能造出多少新词。拿“coffee”（咖啡）举例，能找到“fee”（费用），还有“foe”（仇敌），以及“off”（关闭）和“of”（属于）；而“shop”（商店）这个词里面有“hop”（跳跃）“sop”（小恩小惠）和“so”（所以），等一下，还有“posh”（时髦的）。出城路上的单词取之不尽，写着词的广告牌、大型商超、加油站应接不暇，甚至许多屋顶上还系着写有促销宣传语的气球。
多莉头两次去，都没有告诉桑兹女士，这回多半也不会说。多莉每星期一下午都会去见桑兹女士。桑兹女士提到过向前看，尽管她也总说这种事情需要时间，急不来。她告诉多莉，你做得很好，你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力量。
“我知道这都是些死板的话。”她说，“但它们仍然是有道理的。”
她意识到自己提了“死”这个字眼，脸一下子就红了，但并没有道歉，那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七年前，多莉十六岁，她每天放学后都会去医院看望母亲。母亲当时刚做完背部手术，还在恢复，据说那是一个大手术，但并不危险。罗伊德那时在医院当勤杂工。他和多莉的母亲有共同之处：他们以前都是嬉皮士，虽然罗伊德要年轻几岁。他一有时间就会到病房里和母亲聊天，聊他们都去过的演唱会，都参加过的游行示威，聊他们认识的极端人士，让他们不省人事的致幻之旅，诸如此类的事情。
病人们都喜欢罗伊德，因为他会开玩笑，且总是从容自信。他人不高，肩宽体壮，行为举止很有威严，有时会被误认成医生。（这种误认并不会让他开心——在他看来，很多药都是骗人的，而医生大多是浑蛋。）他皮肤经常过敏泛红，他发色很浅，眼神锐利。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莉，还说她就像是沙漠里的一朵鲜花。然后他被自己逗笑了，说：“谁能比我更有创意？”
“其实你是个诗人，只是不自知。”为表示友好，她回应道。
某天夜里，她的母亲突然去世，死于血栓。母亲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都愿意收留多莉，她便和其中一个人住了一段日子，不过，她还是更愿意和新朋友罗伊德在一起。等到下一个生日时，多莉怀孕了，紧接着就结了婚。罗伊德之前一直没结婚，虽然他至少有过两个孩子，但他不清楚孩子的近况如何。反正他们这时候多半都已经成年了。随着年龄增长，他的人生哲学也逐渐变了。现在，他相信婚姻，捍卫忠贞，反对避孕。他和多莉当时住在锡谢尔特半岛，后来他觉得那里人太多，都是些老朋友，过往人生的痕迹，旧情人。很快他便和多莉搬到了国家另一头的一座小镇，他们是看着地图，单纯凭名字挑中了那里：米尔德梅
镇。他们没有住在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罗伊德在冰激凌工厂找了份工作。他们一起打造出一片花园。罗伊德精通园艺，还擅长房屋木工，打理火炉，以及保养旧车。
萨沙出生了。
“极其正常。”桑兹女士说。
多莉答：“是吗？”
多莉总是选择坐在桌前的直背椅上，而不是那张有着花朵图案和靠垫的沙发。桑兹女士把自己的椅子挪到桌子的侧边，这样她们就不用隔着东西说话。
“某种程度上，我预料到你会这样。”桑兹女士说，“我想，换成是我的话也会这么做。”
桑兹女士一开始绝不会讲出这种话。即使是一年前，她说话也会更加谨慎。她了解多莉当时有多反感这种话——怎么可能有任何人，任何活着的人，能够切身体会她的处境？现在桑兹女士知道，多莉只会把这种话当作一种别人尝试理解自己的方式，甚至会觉得这种方式很有分寸。
桑兹女士并不像其他那些做这一行的人。她不干练，不苗条，不漂亮。年纪也不太大。如果多莉的母亲还活着，如今也就和她差不多大。不过她看起来倒不像是曾经当过嬉皮士的。她留短发，头发斑白，一侧颧骨上有颗痣。她穿平底鞋、阔腿裤和印花上衣。即便是穿着紫红色或青绿色的上衣，她看上去也不像是在乎自己打扮的样子——更像是有人告诉她要穿得精神点，她就听话地去购物，买些她觉得或许能达到效果的衣服。她那强大的友好、客观与节制，消解了她着装中一切刺眼的欢快与攻击。
“其实前两次我并没能见到他。”多莉说，“他不愿意出来。”
“那这次他愿意了？他出来了？”
“嗯，他来了。但我几乎认不出是他。”
“他变老了？”
“我想是吧。我感觉他瘦了一些。还有那身衣服，是制服。我从来没见过他穿成那样。”
“你觉得他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人？”
“不是。”多莉咬住了上嘴唇，努力地想着究竟哪里不同。他是那么安静。她从未见过他那么安静。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和她相对而坐。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坐下来吗？”然后他回答：“我可以坐吗？”
“他看起来有些茫然。”她说，“我在想他们是不是给他用了药？”
“也许是用了什么让他保持状态稳定的东西。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你们有聊一聊吗？”
多莉想了想，不知道那能否被称作聊天。她问了他几个愚蠢又平常的问题。他感觉如何？（还行。）他东西够吃吗？（他觉得够。）他要是想散步的话，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在有人陪同监视下，可以去。他觉得那算得上一个去处。他觉得那算得上散步。）
她说：“你总需要出去透气。”
他说：“确实。”
她差点开口问他是否有交到朋友。就像你询问孩子在学校的状况。你会那样问你的孩子，如果他们能去上学的话。
“的确，的确。”桑兹女士把舒洁牌纸巾盒往前推了推。多莉并不需要纸巾，她的眼睛很干。难受的是她的胃部深处。翻江倒海。
桑兹女士只是等着，她熟悉这种场面，知道自己不应该干涉。
接着，就像知道多莉正想开口说什么似的，罗伊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偶尔会来和他聊天。
“我跟他说了，他是在浪费时间。”罗伊德说，“我知道的和他一样多。”
那是多莉唯一一次觉得他听起来像他自己。
整个探望期间她的心都在狂跳。她以为自己会晕倒或者死掉。她要花很大的心力才能直视他，才能用视线接收现在的他：这个瘦小苍白、怯懦且冷漠、动作机械又不协调的男人。
她没有告诉桑兹女士任何这些感受。桑兹女士可能会问——委婉地问——她到底在害怕谁，她自己还是他？
但她并不是在 害怕 。
萨沙一岁半时，芭芭拉·安出生了，然后，当芭芭拉·安两岁时，他们又有了迪米特里。萨沙的名字是他们一起取的，在那之后他们商量好，以后生男孩，名字就由他来取，而她负责女孩的。
迪米特里是第一个得肠绞痛的孩子。多莉认为可能是因为他母乳摄入不足，或者她的母乳不够有营养。又或者是太有营养？总之是有问题。罗伊德请了在国际母乳协会工作的一位女士过来和她谈话。那位女士说，无论如何，你不能用奶瓶辅助哺乳，那只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她还说，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完全拒绝母乳。
她全然不知多莉已经开始用奶瓶喂他了。而且看起来他确实更喜欢奶瓶——他越来越抗拒母乳。到他满三个月时，就完全只靠奶瓶喝奶了，这件事当时根本瞒不住罗伊德。她告诉他，她的母乳完全枯竭了，于是她才不得不开始用奶瓶喂养。罗伊德狂躁又坚决地挤她的乳房，挤完一个换另一个，直到成功挤出了几滴卖相悲惨的乳汁。他骂她是个骗子。他们争吵。他说她是个婊子，就跟她母亲一样。
那些嬉皮士全是婊子，他说。
他们很快和好了。但每当迪米特里变得闹腾，每当他感冒，每当他被萨沙的宠物兔子吓到，又或是当他已经长到哥哥姐姐都学会自己走路的年纪却还得扶着椅子时，未能母乳喂养这件事总会被重新提起。
多莉第一次去桑兹女士办公室时，有个跟她类似情况的女人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册子封面上印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还有一些由金色和紫色字母组成的话语：“当你感到失去的苦楚无法承受……”册子内页有一张色彩柔和的耶稣画像，还印着一些更细小的字，多莉并没有去读。
多莉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手里仍攥着那本小册子，开始浑身发抖。桑兹女士不得不用力把册子从她手里拽出来。
“这是别人给你的吗？”桑兹女士问道。
多莉回答说“她”，然后转头看向那扇紧闭的门。
“你不想留着它？”
“当你不顺的时候，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找上你。”多莉说完才意识到，这是她母亲以前说过的话。母亲之前在医院时，也有女人带着相似的说法来探望她。“他们觉得只要你跪下来，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桑兹女士叹了一口气。
“好吧。”桑兹女士说，“确实不可能那么简单。”
“根本就不可能。”多莉说。
“也许是的。”
那些天她们没有聊罗伊德。多莉尽量不去想他，实在不可避免时，也只把他想成自然规律下某种糟糕的意外。
“就算我相信那种说法，”她指的是小册子里的内容，“那也只会是因为……”她本想说那种信仰倒也方便，这样她就能想象罗伊德在地狱里煎熬，或是受到其他类似的惩罚，但她没法继续说下去，因为谈论这些实在太蠢了。也是因为这种熟悉的障碍感，她感觉腹部似乎在被反复捶击。
罗伊德认为孩子们应该在家接受教育。这倒不是出于宗教原因——拒绝承认恐龙、穴居人和猴子等等，而是因为他想让他们待在父母身边，想让他们在父母的指引下，谨慎又循序渐进地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把孩子一下子扔进去。“我只不过觉得，孩子是我的。”他说，“我的意思是，孩子是我们的，而不是教育部的。”
多莉并不确定她能应对这件事，但她发现教育部有指导准则和课程大纲，都可以从本地学校拿到。萨沙是个很聪明的男孩，他几乎是自己学会了阅读，而另外两个孩子还太小，学不了太多。平时的晚上和周末，罗伊德会教萨沙关于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的知识，以及汽车是如何运转的，被问到什么主题他就讲解什么。很快萨沙就超过了学校的计划进度，但多莉还是会顺道去拿学校的课程手册，并让他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相关测试练习，以符合法律规定。
他们片区还有另一位母亲也让孩子在家受教育。她的名字叫玛吉，有一辆小面包车。罗伊德得开车上班，而多莉并没有学过开车，所以，当玛吉提出每周载她去一次学校时，她很开心，这样就能把萨沙完成的练习交过去，把新的取回来。当然她们是带着所有孩子一起去的。玛吉有两个儿子。大一点的孩子对很多东西过敏，所以她必须时刻注意他吃的一切——这也是她选择在家教育的原因。随后她便觉得，不如让小一点的孩子也在家学习。反正他想和自己的哥哥待在一起，而且他还患有哮喘。
多莉那时十分感激，因为她的三个孩子都很健康。罗伊德说这是因为多莉生孩子的时候还很年轻，而玛吉是等到快更年期才生的孩子。他夸大了玛吉的年龄，但玛吉也的确等了一些时日。她曾是一名验光师。她和她的丈夫是合作伙伴，一直到她得以放弃这个行当，二人一起在乡下买了房子，他们才开始组建家庭。
玛吉的头发花白，短到紧贴头皮。她个子很高，平胸，开朗又有主见。罗伊德管她叫“女同”。当然，只背着她叫过。他一边在电话里和她说笑，一边用口型对多莉说：“是那个女同。”多莉对此并不介意——他叫过很多人女同。但她担心他这种说笑对玛吉来说会显得过分亲热，显得冒犯，或者至少是在浪费时间。
“你想和老女士通话呀？行啊，她就在这儿。在搓衣服呢。是啊，我就是个十足的奴隶主。是她告诉你的？”
多莉和玛吉逐渐养成在学校拿完试卷后再一起去买日用品的习惯。她们有时还会去蒂姆·霍顿斯咖啡馆买外带咖啡，然后载着孩子们到滨江公园。萨沙和玛吉的儿子们到处追着跑，或者倒挂在攀爬架上，芭芭拉·安兴奋地荡秋千，迪米特里在沙地里玩耍。她们会坐在长椅上聊天，要是天气冷的话就坐到面包车里。多数时候她们聊的都是孩子和各自的饭菜，但不知怎的多莉了解到，玛吉在成为一名见习验光师之前曾在欧洲各地徒步，玛吉则发现了多莉结婚时有多年轻。她还知道了多莉最初很容易受孕，之后难了一些，而罗伊德因此产生怀疑，翻过她的梳妆台抽屉找避孕药——他认为她一定是在偷着吃药。
“那你在偷着吃药吗？”玛吉问道。
多莉很震惊。她说自己根本不敢。
“我是说，我会觉得这样做很不好，背着他吃药。但他竟然会去找，也有点好笑。”
“嗯。”玛吉说。
后来有一回，玛吉问她：“你一切都好吗？我是说你的婚姻。你幸福吗？”
多莉毫不犹豫地说是的。在那之后，她说话时变得更谨慎。她明白，有些她已经习惯的事情，旁人可能无法理解。罗伊德看待事情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他做人就是那样。早在最初她在医院里遇到他时，他就是那样了。护士长为人比较古板，所以他就叫她“地狱婊女士”，而不直呼其名“米切尔女士”。
他会把称呼念得飞快，让人几乎听不出异样。他当时认为她格外偏爱一些人，而他不在其列。如今在冰激凌厂也有一个他厌恶的人，他叫对方“咬棍子的路易”。多莉并不知晓那男人的真名。但这至少证明，不是只有女人才会激怒他。
多莉很确信，这些人并不像罗伊德想的那样糟糕，但是顶撞他没有用。也许男人就是需要仇敌，就像他们需要讲自己的笑话。有时罗伊德甚至会拿仇人说笑，仿佛他调侃的是自己。她甚至被准许和他一起笑，只要她不是第一个开始笑的。
她希望他不会那样对待玛吉。有时她会因为察觉到类似的征兆而害怕。如果他不准她和玛吉一起开车去学校和购物，就太不方便了。但更糟糕的会是那种屈辱。她不得不编造一些愚蠢的谎言来解释。而玛吉会明白——至少明白多莉在说谎，然后她可能会将多莉的处境想得比实际更糟糕。玛吉看待事情自有一套尖锐的标准。
然后多莉问自己，为何要在意玛吉的想法？玛吉是一个局外人，多莉和她相处时甚至都不自在。这是罗伊德说的，说得很对。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那种纽带，并非旁人所能理解，也不关旁人的事。只要多莉能保持自己的忠贞，就不会有问题。
慢慢地，情况越来越糟。没有明言禁止，批评却越来越多。罗伊德想出一套理论，说玛吉儿子们的过敏和哮喘可能都是她自己的错。问题时常出在母亲身上，他说。这种事他过去在医院见得多了。那种控制欲过剩，受过的教育也过剩的母亲。
“有些时候孩子的病是天生的。”多莉不太明智地说，“你不能每次都怪到母亲头上。”
“哦？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是说 你 。我不是说你不能。我是说，难道他们不可能天生就患病吗？”
“你什么时候成医学权威了？”
“我没说我是。”
“的确没说。而且你也不是。”
糟糕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他想知道她们都聊些什么，她和玛吉。
“我说不上来。其实没什么。”
“有意思。两个女人一起开着车。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两个女人没聊什么。她是成心要拆散我们。”
“谁要？ 玛吉？ ”
“我和她这种女人打过交道。”
“哪种？”
“她这种。”
“别犯蠢了。”
“管好你的嘴。不准说我蠢。”
“她为什么会想拆散我们？”
“我怎么知道？她就是想。你等着。你会明白的。她会叫你跑去她那儿，嚷嚷着抱怨我有多混账。总有一天。”
随后一切确实就像他说的那样。至少在罗伊德看来就是如此。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她的确出现在玛吉家的厨房，一边啜泣，一边喝着花草茶。多莉敲门时，隔着门听到玛吉的丈夫说：“搞什么鬼？”他之前不认识多莉。她说：“我真的很抱歉打扰你们——”他挑着眉，抿着嘴，盯着多莉。然后玛吉来了。
多莉一路摸黑走到了玛吉家，先是沿着她和罗伊德住所附近的那条石子路，再走上高速公路。每当有车辆经过，她就躲到路边的沟里，这耽误了她不少时间。每辆车经过时她都会看一眼，生怕其中一辆车里会坐着罗伊德。她不想被他找到，暂时还不想，要等到他担心得不再发疯才行。过去有时候她能凭自己把他吓到恢复理智，她会又哭又喊，甚至把头往地上撞，嘴里不断重复：“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他最终会服软。他会说：“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亲爱的，安静点。想想孩子们。我相信你了，最亲爱的。快停下吧。”
但今晚，她在准备开始那一套表演时，恢复了理智。她穿上外套走出家门，他在后面喊她：“别这么做。我警告你！”
玛吉的丈夫已经去睡觉了，离开时看上去还是一脸不高兴，多莉只能不停重复：“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这么晚突然跑来打扰你们。”
“快别说了。”玛吉说，友好又客套，“你想来杯红酒吗？”
“我不喝酒。”
“那你现在还是别开这个头。我给你来杯茶吧。有镇定作用。覆盆子洋甘菊茶。不是因为孩子们，对吗？”
“不是。”
玛吉接过她的外套，又递给她一沓舒洁牌纸巾擦眼泪和鼻涕。“先别急着告诉我一切。等你平静了再说。”
即便她已经平静了一些，多莉还是不想一口气把真相全部说出来，让玛吉明白她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而且，她不想被迫解释罗伊德的想法。无论跟他在一起有多疲惫，他仍然是这世界上她最亲近的人。要是她真的去和别人描述他的本质，要是她全然背叛他，她觉得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她说自己和罗伊德又开始重复之前的争论，她感到无比厌倦和疲惫，只想离开。但她会克服的，她说，他们会克服的。
“每对夫妻时不时都会遇到这种事。”玛吉说。
这时电话响了，玛吉接了。
“是的。她还好。她只是需要出门走走散散心。好的。可以，我明早会送她回家。没问题，好的。晚安。”
“是他。”她说，“我猜你听出来了。”
“他听上去怎么样？他听上去正常吗？”
玛吉笑了笑。“我哪儿知道他正常的时候听上去什么样，不是吗？听上去没喝酒。”
“他也不喝酒。我们家里甚至连咖啡都没有。”
“想来点烤面包吗？”
第二天一大早，玛吉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去上班，他留在家里陪孩子们。
玛吉着急回家，所以她只是说：“再见。要是你需要聊聊的话，打给我。”一边在院子里调转车头。
那是早春一个寒冷的清晨，地上还有积雪，但罗伊德坐在屋前的台阶上，连外套也没穿。
“早上好。”他用嘲讽般的礼貌语气大声说。她平静地回应早上好，装作没注意到。
他堵住台阶，没给她让路。
“你不能进去。”他说。
她决定要温和处理。
“如果我说请呢？请让我进去。”
他看了看她，却没有回答。他抿着嘴微笑了一下。
“罗伊德？”她喊他，“罗伊德？”
“你最好别进去。”
“我什么也没跟她说，罗伊德。我很抱歉我昨晚离开了。我想，我只是需要个地方透透气。”
“最好别进去。”
“你怎么回事？孩子们在哪儿？”
他摇了摇头，那反应和平时她说了什么他不想听的话时一样。有点不雅的话，比如“见鬼”。
“ 罗伊德 。孩子们在哪儿？”
他挪了挪身子，这样只要她愿意，就能通过。
迪米特里还在自己的婴儿床里，侧躺着。芭芭拉·安在她床边的地板上，那样子就像是她自己爬出来的，或者被扯出来的。萨沙在厨房门边上——他曾努力想逃跑。他是唯一一个脖子上有瘀青的。其他孩子都是用枕头解决的。
“记得我昨晚打电话的时候吗？”罗伊德说，“我打电话时，就都已经发生了。”
“这完全是你自找的。”他说。
鉴定结果证明他精神失常，没法出庭接受审判。他是精神失常犯罪者，必须交给安全机构监管。
多莉先是跑出房子，又在院子里四处跌撞，两只胳膊紧紧捂着肚子，仿佛她已被劈成两半，又努力让身体合到一起。这便是玛吉折返时目睹的场景。她当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半路掉头开了回来。她一开始以为多莉是被丈夫打到或踢到了肚子。她听不懂多莉在大喊大叫些什么。罗伊德仍坐在门口台阶上，但他一句话也没说，礼貌地给玛吉让路，然后她进了屋，看到了预想中自己即将看到的那番景象。她打电话报了警。
有一段时间，多莉抓到什么都往嘴里塞。泥土和杂草，之后是床单、毛巾，或身上的衣服。仿佛她努力堵住的不仅是不断涌起的哭号，还有那印刻在脑中的场景。她得定期注射某种药物才能安静下来，药很有用。实际上，她变得异常安静，但还不至于僵直。人们说她的状况稳定了下来。当她出院后，社工带她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桑兹女士接管了她，给她找了新的住处、新的工作，并固定每周和她面谈一次。玛吉本想来看她，但多莉唯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玛吉。桑兹女士说有这种感受很正常——那会让你产生联想。她说玛吉会明白的。
桑兹女士说，多莉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再去见罗伊德。“你也知道，我不是为了要赞同或者反对你。和他见面你感觉好吗，还是感觉很糟？”
“我不知道。”
多莉无法解释清楚，她见到的那个人根本不像真实的他。更像是一个幽灵。那样苍白。穿着苍白又松散的衣服，走路时悄然无声——可能因为他穿的拖鞋。她觉得他的头发似乎掉了一些。他那头浓密的蜜色鬈发。他的肩膀几乎没有了存在感，锁骨处也不再凹陷，而那曾是她过去常常依偎的地方。
事情发生之后他曾对警察说——报纸上也刊登过——“我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他们受苦”。
什么苦？
“知道自己被亲生母亲抛弃的苦。”他说。
那句话烙在了多莉的脑子里，或许她决定要试着去见他，只是为了让他把那句话收回去。为了让他明白，让他承认，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
“是你告诉我，要么不许再反驳，要么就滚出家门。所以我才离开的。
“我只是去玛吉家待一晚。我本来就打算回去。我没有要抛弃任何人。”
她清楚记得争吵开始的原因。她买了一罐意大利面，罐子上有一个很浅的凹痕。也正因此意大利面才打折出售，她很满意自己省了钱。她觉得自己的决定很明智。当他开始质问罐子上为什么有凹痕时，她并没有告诉他这些。不知为何，她觉得还是假装没有注意到更好。
谁都会注意到的，他说。我们有可能会中毒。她有什么毛病？或者难道她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她正计划着要毒死孩子们，或者毒死他吗？
她让他别发疯了。
他说疯了的人不是他。除了疯女人，还有谁会给自己的家人买毒药？
孩子们当时一直在前厅的门廊里看着。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活着的样子。
所以，那就是她一直想要的——让他最终明白，到底谁才是疯子。
当她意识到脑中所想时，就该立刻下车的。她甚至可以跟另外几个女人一起，在大门处就下车，再步履沉重地走过行车道。她可以到马路对面等待返回市里的车。可能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本打算前来探望，然后又改了主意。可能一直都有人这么做。
但也许她坚持下去更好，能看到他如此陌生又落魄。他不再是一个值得被指责的人。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只存在于她的梦中。
她做过梦。有一次，她梦到自己发现了他们，然后夺门而出，而罗伊德如往常那样放声大笑，随后萨沙的笑声从她身后传来，她于是欣喜地发觉，原来他们只是在一起恶作剧而已。
“你之前问过我，我见到他时感觉是好是坏，对吗？你上次问我的？”
“对，我问过。”桑兹女士说。
“我说我需要时间想一想。”
“是的。”
“我得出结论了，和他见面让我感觉很糟。所以我再也没去过。”
桑兹女士的想法很难揣摩，但她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表示满意或者赞同。
所以，当多莉还是决定再去见他时，她觉得最好瞒着桑兹女士。她很难隐瞒自己的事，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没什么事发生。她打电话取消了和桑兹女士的见面。她说自己准备去度假。入夏时节去度假是常事。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她说。
“你上周来的时候穿的不是这件外套。”
“那不是上周。”
“不是吗？”
“那是三周以前。现在天气热了。这件更轻薄，但其实不穿也可以。现在根本不需要穿外套。”
他问她来的路上怎么样，从米尔德梅镇过来要坐哪几路车。
她告诉他，她已经不住那里了。她告诉他自己现在的住址，还有来的路上要坐的三趟车。
“那你过来挺折腾的。你喜欢住在更大的地方吗？”
“住那里更容易找工作。”
“所以你现在工作了？”
她上次已经告诉过他，她的住址，那三趟车，她的工作地点。
“我在一家汽车旅馆打扫房间。”她说道，“我告诉过你了。”
“是，是。我忘记了。抱歉。你想过回去上学吗？上夜校？”
她说她确实考虑过，但还没认真到真的去做的地步。她说她不介意打扫卫生。
然后他们似乎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聊了。
他叹了口气，说：“抱歉，抱歉。我觉得我不太习惯和人说话了。”
“所以你都在做些什么？”
“我算是读了不少书。还有冥想。不太正式的那种。”
“哦。”
“谢谢你来这里看我。我很感激。但你不一定要一直来的。我是说，你想来的时候来就行了。如果你有事，或者你觉得想来了——我想说的是，你能来看我，哪怕就来一次，对我来说已经是奖励了。你明白我说的吗？”
她说她明白，她觉得她明白。
他说他不想打搅她的生活。
“你没有。”她说。
“这就是你想说的吗？我以为你想说一点别的什么。”
其实她差一点就问出口了，她的什么生活？
没有，她说，没什么，没有其他要说的了。
“好的。”
三周之后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桑兹女士本人打来的，不是办公室的某个女职员。
“哦，多莉。我以为你还没回来呢。还在度假。所以你已经回来了？”
“是的。”多莉回答，努力想她能说自己去了哪里。
“但你还没来得及预约下一次见面是吗？”
“没有，暂时还没。”
“没关系。我只是问问。你还好吗？”
“我还行。”
“好的，好的。要是有需要的话，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要是你想聊聊的话。”
“嗯。”
“好的，保重。”
她没有提到罗伊德，也没有问多莉是否又去看过他。多莉确实说过她不会再去看他了。但桑兹女士通常都很敏锐，善于察觉发生了什么。她当明白问问题并不能带来任何进展时，她也很懂得克制。如果桑兹女士问起，多莉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回答——是坚持之前的说辞撒个谎，还是坦白真相。事实上，就在他基本跟她讲明探望与否都没关系的第二个星期日，她就又去了。
他得了感冒。病因他也不清楚。
他说，也许他早就病了，在他上次见她之前，所以他那时才那么阴郁。
“阴郁。”她如今没什么机会和用这种词的人打交道，所以它听上去很陌生。但他一直很爱用这类词，当然，以前这从未让她觉得有什么异样，不像现在。
“我在你看来像是变了一个人吗？”他问道。
“你看起来确实不太一样。”她谨慎地回答，“我不也是吗？”
“你看起来很美。”他悲伤地说。
她被什么触动了。但她尝试抵抗这种感觉。
“你觉得自己变了吗？”他问她，“你觉得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了吗？”
她说她不知道。“你呢？”
他说：“完完全全。”
那一周晚些日子，她在上班时收到了一个很厚的信封。是通过汽车旅馆转交给她的。信封里有好几张纸，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她一开始没想到是他写的——不知为何她觉得监狱里的人没法写信。当然，他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不是一名罪犯，他只是精神失常的犯罪者。
信纸上没有日期，就连“亲爱的多莉”也没有。他只是直接开始对她说话，那口吻让她觉得极像是某种虔诚的布道：
人们想方设法寻求解答。他们的头脑因为找寻而酸楚。如此繁多的东西挤作一团，不停伤害着他们。你从他们的脸庞就能看出全部的伤痕与痛苦。他们很苦恼。他们横冲直撞。他们必须购物，去洗衣店，去理发，去谋生，或者领取福利津贴过活。穷人只能这样生活，而富人则必须费尽心思找寻最佳的花钱方法，这也是一种工作。他们得建最好的房子，冷热水管都得装上金色水龙头。他们还得开奥迪汽车，用神奇的牙刷以及其他各种新奇的小玩意儿，甚至要有警报器来保护自己不被杀害。无论贫富，所有人的灵魂都不得安宁。不知道为什么，我差点把“neither”（无论）写成了“neighbor”（邻居）。我在这里没有任何邻居。我在的地方，人们至少已经摆脱了许多困惑。他们知道自己拥有些什么，也知道这些东西不会变，他们甚至用不着购买或制作自己的三餐。也没机会选。选择不复存在。
我们这些活在这里的人，能拥有的一切都只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头脑。
最初，我的脑中一片混吞
。（没写错吧？）那时风暴持续不断，为了摆脱它，我会把头往水泥地上撞。为了了结痛苦，了结我的生命。我因此而受罚。他们用水冲我，把我绑起来，往我的血管里注射药物。我不是在抱怨，因为我已不得不认识到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我的行为和所谓真实世界里人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喝酒，然后继续过日子，他们犯罪，来驱逐脑中痛苦的念头。往往，他们会被拖走，被监禁，但关的时间并不够长，不够他们抵达另一边。而另一边是什么？不是彻底的疯癫，就是平静。
平静。我抵达了平静，且依然神志清醒。我猜，当你读到这里时，一定觉得我要开始讲些什么关于神啊耶稣啊或者佛陀的话，就像我已经皈依了某种宗教。不。我不愿意合上双眼，任由某种高超的存在拯救我。我根本不了解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所做的，是“ 认识我自己 ”。“ 认识你自己 ”应该是出自某个地方的某种戒律，大概是《圣经》，所以从这点看，我至少是信奉了基督教。另外，我还找了找“ 忠于你真实的自己 ”这句话是否也出自《圣经》。这句话没说清楚应该忠于哪个自我，是恶的还是善的，所以这句话不应该被视作一条道德指南。而且我们都知道，“ 认识你自己 ”跟道德没多大关系，更多是 行为 准则。但 行为 不是我关心的话题，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审判，即他人不应该相信我能做出正确的行为，这也正是我身在这个地方的原因。
回到“ 认识你自己 ”的“ 认识 ”部分。我可以完全清醒地说我认识了自己，我认识到自己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我也认识到我已经做了那件事。 世人 认为我是一个 恶魔 ，我不会对此加以反驳，虽然我或许得顺带提一句，那些大量空投炸弹的人、摧毁城市的人、让成千上万人挨饿或被杀害的人，大家通常不会把他们视作 恶魔 ，反而授予他们奖章和荣誉，只有伤害了少数人的行为才会被视作骇人与邪恶。我说这些不是在找借口，而是陈述我的观察所得。
我从 自身认识 到的是我的 邪恶 。这是我隐秘的安慰。我的意思是，我了解自己 最糟糕 的那一面，那也许比别人最糟糕的一面还要糟糕，但实际上我没必要去考虑或者担心这些。不需要任何借口。我得到了平静。我是 恶魔 吗？ 世人 是这么说的，既然他们这么说，我就同意吧。但我还要说， 世人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实际含义。我是我 自己 ，我没有机会成为任何别的自己。我可以说我是个疯子，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疯狂。清醒。我就是我自己。我过去无法改变我自己，现在自然也做不到。
多莉，如果你能读到这里，我想告诉你一件特别的事，但我无法下笔。如果你某天愿意再来，或许我就会告诉你。不要觉得我冷酷无情。如果我能改变发生过的所有事，我会去改变的，只是我不能。
我会把这封信寄到你工作的地方，我还记得地址，还有那座小镇的名字，所以就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脑子还是正常的。
她把这封信读了好几遍，想着下次他们见面时一定得和他谈谈信的内容，但她想不到自己应该说什么。她真正想和他聊的，是他信里所说无法诉诸笔端的东西。但当她再次见到他时，他表现得就像从未写过信一样。她努力找了个话题，跟他说这周有个过气的民谣歌手住在她工作的汽车旅馆。令她惊讶的是，他竟然比她更了解那个歌手的职业生涯。原来，他有一台电视机，或者说至少能看电视，他看过一些节目，当然，也定期看新闻。这让他们多了一点话题可聊，直到她实在忍不住开了口。
“你说要等到我们见面才能讲的那件事是什么？”
他说他希望她从没问起过。他不确定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来聊它。
于是她开始害怕，他们要聊的事情会让她感觉棘手，让她难以承受，比如，他还爱着她。听见“爱”这个字眼让她无法承受。
“好吧。”她说，“也许我们还没准备好。”
她接着说：“但是，你最好还是告诉我。要是我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出了车祸，就再也没法知道，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告诉我了。”
“确实。”他说。
“所以到底是什么？”
“下次吧。下次。有时我就是没法再继续说话。我想说，但我就是无话可讲了。”
自从你离开之后多莉我一直在想你我很后悔让你失望。
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往往比看上去要更情绪激动。我没资格在你面前情绪激动，因为当然你比我更有资格，而且你总是那么自制。因此我要收回我之前说的话因为我已经得出结论我写得终究要比我说得更好。
让我想想从哪里开始。
天堂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一种说法，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从没相信过天堂地狱，之类的。在我眼中那一直是一派胡言。所以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现在竟然会说起这个话题。
那我就直接说吧：我见到孩子们了。
我见到了他们，还和他们说了话。
终于。你此刻在想什么呢？你在想，好吧，这下他是真的疯了。又或者，他做了个梦，但他无法分辨那只是一个梦，他不知道梦境和现实的区别。但我想告诉你，我知道区别是什么，而且我还知道，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我说他们是存在的，不是说他们还活着，因为活着是针对我们这个 维度空间 而言，而我的意思并不是他们存在于这个空间。其实我认为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是他们的确存在所以一定还有另一个 维度空间 或者无数 维度空间 ，我知道我抵达了他们存在的无论哪一个空间。我能成功做到大概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待着持续不断地想啊想那些我不得不想的事。所以在经历漫长的折磨和孤独之后某个 神明 见证了一切，决定给我这个奖赏。在世人看来我是最不配得到它的人。
如果你一直读到这里还没把信撕碎的话你一定是想知道些什么。比如他们怎么样。
他们挺好的。很开心很聪明。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不好的回忆。他们可能比之前要长大了些不过很难说。他们似乎更能理解东西了。没错。你能注意到迪米特里已经学会了说话，他之前还不会的。他们所在的房间让我觉得似曾相识。那像是我们的房子但要更加宽敞豪华。我问有没有人照顾他们，他们先是笑我然后说了些他们能自己照顾自己之类的话。我觉得这话是萨沙说的。有时他们会分别说点什么至少我分不清他们的声音但他们每人个性鲜明，而且，我得说，都挺开心。
请不要觉得我疯了。我害怕你会这么觉得所以才不想告诉你这些。我之前是疯过但相信我已经挣脱了以前所有的疯狂就像熊褪去毛皮一样。或者我也许应该说就像蛇蜕皮一样。我知道如果我没有丢掉往日的疯狂我就不会被赋予这种能力来和萨沙、芭芭拉·安和迪米特里重新相见。现在我希望你也能被赐予这样的机会因为要论谁更配得上的话，你比我领先太多了。也许这件事对你来说会更难一点因为你比我更多地活在这个世界但至少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信息——这个 真相 ——让你知道我见到了他们，我希望这能为你的心减去一分重量。
多莉想知道，要是她把这封信读给桑兹女士听，她会说些或想些什么。桑兹女士一定会很谨慎，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断定这全是疯子的言论。她会小心地、温柔地引导多莉往那个方向想。
也许你会说，桑兹女士不会引导什么——她只会帮助多莉摆脱这件事造成的困惑，这样多莉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直都是她自己的结论。多莉必须得把这些危险的胡言乱语——这是桑兹女士的话——抛到脑后。
这就是为什么多莉绝对不会去见她。
多莉的确觉得他疯了。他所写的一切都保有他过去那种吹嘘的口吻。她没有回信。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周又一周。她的想法没有改变，但她依然惦记着他写下的内容，就像守着一个秘密。偶尔，当她忙着给卫生间的镜子喷清洁剂，又或是抻紧床单时，她会被一阵情绪淹没。快两年了，她不曾去注意那些通常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事物，比如美好的天气、盛开的花或烤面包的香味。准确地说，她仍未找回那种感知幸福的能力，只有对幸福的印象。那和天气或花朵都无关。幸福对她来说是一个念头，是孩子们如他所说般活在另一个 维度空间 ，这个念头不期而至，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给她带来了轻松，而不是痛苦。
自事情发生以来，但凡任何关于孩子们的念头出现，她都得想办法摆脱掉，就像即刻拔掉喉咙里插着的一把刀。她无法去想他们的名字，要是听到和任何一个孩子类似的名字，她都必须将其拔除。甚至对于孩童发出的声音，无论是尖叫声还是他们往返于旅馆游泳池的跺脚声，她都必须先竖起某种心门，再把一切关在耳外。现在不同的是，身边出现这种危险时，她有了一个可以立刻藏身的庇护之地。
而是谁给了她这处藏身之地？不是桑兹女士，这一点可以肯定。不是用那些坐在桌旁、手边摆着别人精心准备的舒洁纸巾的时间换来的。
是罗伊德给她的。罗伊德，那个可怕的人，那个与世隔绝的、疯狂的人。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称他为疯狂。但他说的——他的确已经抵达了另一边——难道不可能是真的吗？谁又能断定一个做出了那种事情，走过了如此旅程的人，他所看到的幻象就毫无意义呢？
这个想法慢慢钻进她脑中，挥之不去。
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个想法——在所有人之中，罗伊德可能才是她现在应该陪伴的人。她在这世上还能有别的用处吗？如果连倾听他都做不到，她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她这话似乎是在对什么人说，多半是桑兹女士。
我不是说“原谅”，她对脑中的桑兹女士说。我永远都不会那么说。我绝对不会那么做。
但是想一想。难道我不是和他一样，都被发生过的事情隔绝于世吗？任何知道那件事的人都不会想和我共处。我只会不断提醒人们那些他们根本不愿意想起的事情。
伪装是行不通的，并不真的有用。这一头尖刺黄发简直可悲。
于是，她发觉自己又坐上了公交车，沿着高速公路一路向前。她记起母亲刚去世之后的那些夜晚，她原本寄宿在母亲的朋友家，为了偷偷溜出去和罗伊德见面，她会撒谎，向那位女士隐瞒自己真正的去向。她记起那位朋友的名字，她母亲朋友的名字：劳丽。
除了罗伊德，现在谁还能记得孩子们的名字，或者他们眼睛的颜色？当桑兹女士不得不提起孩子们时，她甚至都不用“孩子们”称呼他们，她用的是“你的家庭”，把他们几个揉成一团。
那些日子里，和罗伊德偷偷见面，欺骗劳丽，她没有任何罪恶感，只有种投降般的宿命感。她当时觉得自己来到这世上，就只是为了和他在一起，为了努力理解他。
当然，现在和那时不一样了。现在都不一样了。
她坐在前排，和司机隔着过道。透过挡风玻璃看出去，视野清晰。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司机之外，只有她目睹了一切：一辆小货车突然从旁边的小路冲出来，速度丝毫不减，在他们眼前翻过星期日早晨空荡的高速路，一头栽到了沟里。他们还目睹了一件更奇怪的事：小货车司机飞到空中，动作似乎既迅速又缓慢，既荒诞又优雅。他坠落在人行道旁的碎石路上。
其他乘客不知道司机为什么要突然踩刹车，导致他们猛然向前一扑。多莉一开始想的全是：他怎么会飞出来？那个年轻人，又或许只是个男孩，一定是在开车时睡着了。他是怎么飞出卡车，又如此优雅地腾空的呢？
“有个家伙冲到了我们前面。”司机对乘客们说。他试图既大声又冷静地说话，但还是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丝惊异的战栗，像是某种敬畏。“一下子冲到路上，又摔进沟里。我们会尽快重新出发，在这期间请不要下车。”
多莉跟着司机下了车，仿佛没听见他说的话，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有某种能派上用场的特权。他没有责骂她。
“天杀的浑球。”他一边穿过马路一边说，现在他的声音里只剩下愤怒和气恼，“天杀的浑小子，你敢相信吗？”
那男孩面朝天躺着，四肢甩开，就像是在雪地里摆出天使的姿势。只不过他周围都是碎石，而不是雪。他的双眼还没完全闭上。他是那么年轻，还没到需要剃须的年纪，个头却已经很高了。他多半还没拿到驾照。
司机在打电话。
“贝尔菲德往南差不多一英里，在21号公路，路东边。”
一股粉色的泡沫从男孩后脑勺靠近耳朵的位置流了出来。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血，更像是做草莓酱时撇去的浮沫。
多莉在他身边蹲了下来。她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胸口上。没有起伏。她将耳朵凑近。有人最近给他熨过衬衫，有那种味道。
没有呼吸。
但是她的手指在他光滑的脖颈处感受到了一丝脉搏。
她想起之前听过的事。是罗伊德告诉她的，以防哪个孩子发生意外而他不在现场。舌头。如果舌头掉入喉咙深处，就会阻碍呼吸。她把一只手放在男孩的前额，又用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抵住他的下巴。按住前额，抬起下巴，这样就能清出呼吸道。轻微但坚决的倾斜。
如果他还是没有呼吸的话，她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了。
她捏住自己的鼻孔，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双唇封住了他的嘴，接着吐气。两次人工呼吸，检查。两次人工呼吸，检查。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不是司机在说话。一定是有其他车的司机停下过来了。“要不要用这个毯子垫着他的头？”她微微摇了摇头。她又想起来另外一点，不能移动伤者，以防伤到脊柱。她覆盖住他的嘴唇。她挤压他温暖的、仍有生命力的皮肤。她呼吸，等待。她再次呼吸，再次等待。然后，似乎有一股微弱的热气弹到她脸上。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无法抬头去看。紧接着她确实感觉到了。男孩在张着嘴呼吸。她的手就放在他胸口的皮肤上，一开始她无法确定，他胸口的起伏是不是因为她在颤抖。
没错。没错。
他的确是在呼吸。呼吸道没有阻塞。他自己在呼吸。他在呼吸。
“拿它盖住他就行。”她对那个拿着毯子的男人说，“别让他冻着。”
“他活过来了？”司机俯下身子，凑近问道。
她点了点头。她的手指又一次感受到了他的脉搏。那可怕的粉色东西已经不再往外流了。也许那没什么要紧的。并不是从他脑子里流出来的。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整趟车。”司机说，“我们已经晚点了。”
另一辆车的司机说：“没关系，我可以在这儿陪他。”
别说话，别说话，她想跟他们说。对她来说沉默似乎是必需的，这世上居于男孩身体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应该聚精会神，帮助他的身体担负继续呼吸的责任。
呼吸微弱但稳定，胸口温柔顺从地起伏。继续，继续。
“你听到了吗？这个人说他可以留下照看这男孩。”司机说，“救护车很快就会赶来。”
“你走吧。”多莉回答，“我会搭车和他们一起去城里，今晚再坐你的车回去。”
他得弯下腰才能听见她说话。她头也没抬，语气冷淡，仿佛她才是那个刚刚差点断气的人。
“你确定吗？”他问。
确定。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