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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伯雄是孟河医派的奠基人，《清史稿》称：“晚清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胜。”其理论基础之深厚，绝非常人之所及。其流派绵延至今，影响极其深远。费氏所创诸方，迄今仍沿袭，笔者临证用之，往往效若桴鼓。现就研究所得，述其要于万一，以为引玉之砖。
费氏治疗外感，注重中气脾胃。对内伤杂病，虽说“最重脾肾”，其实补脾重于补肾。如治疗火证，多以少量芩、连合二冬等清润为主，同时佐以茯苓、甘草等甘淡顾护脾胃。治暑治湿离不开健脾化湿。治疗燥证，主张“清金保肺必先甘凉养胃，以胃为肺之来源，脾为肺母也”。治中寒，则着重温补脾阳，指出：“脾阳不运，虚则寒生。”所制治中寒四方，均以术、姜、枣补脾和营。治疗中风，则“保障灵府之法，无如治脾胃以实中州，脾气旺，则积湿尽去，而痰气不生；胃气和则津液上行，而虚火自降。治疗大法，无过于斯”。对阳虚气耗之证，以补中益气健脾为主。创新制定拯阳理劳汤，方中使用参、芪、术、草、肉桂、当归、五味子、陈皮、生姜、大枣等。治阴虚火动之证，反对使用知、柏、龟甲等阴寒腥浊之品，以防败伤脾胃中气，每多用参、草、薏苡仁、陈皮等健脾化湿，以防滋腻碍湿。创新定拯阴理劳汤用参、草、白芍、生地黄、牡丹皮、薏苡仁、橘红、麦冬、五味子、当归、莲子等脾肾同治。治疗阴虚燥热的消渴证，创逢原饮、祛烦养胃汤，在大批清润中佐用半夏、陈皮、茯苓等健脾渗湿化痰，意在步步顾其脾胃中气。
费氏治疗疾病非常重视正气，擅长和法缓治以护正气为本。费氏所谓和法缓治是指用药治病以和缓为贵，选用性能平和的方药，缓慢图治，以达到脏腑阴阳气血调和、机体康复之目的。费氏指出：“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认为《内经》所说“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正是“和法缓治”的精义所在。之所以取名为“和”为“缓”，也是强调和法缓治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不和不缓故也。”无论治疗外感或内伤杂病，都须和法缓治，是治疗疾病的基本大法。正气盛衰是决定预后的关键，强调和法缓治正是为了保护正气。如治痛痹，制龙火汤，用苁蓉、角霜、肉桂等温养龙火，再以参、术、苓补气，姜、枣、木香调营卫不在散寒之气，归、芍养血，而在于调养气血，温通经络。治着痹，制立极汤，以参、术、苓、苡等补土扶阳气以胜湿，当归、独活、牛膝、姜、枣等利血脉和营卫，附子、莪术、补骨脂、续断、杜仲等补肝肾，强筋骨。治风痹，其认为：“若不养血而先搜风，营愈燥而筋愈拘挛，殊非治疗。”“应以养血为第一要义，通络次之，祛风又次之。”强调“先用大剂补血祛风，后即加入参、苓、术以补气分”。故温经养营汤方以鹿筋、枸杞子为主药，合归、芍、二地养阴血，桂枝、姜、枣调营卫，秦艽、桑枝、木瓜、续断、独活、甜瓜子搜风通络，再加木香以调气。从药味和剂量看，扶正药占绝对优势。以上可见，治痹三方侧重在扶正气，痛痹温阳，着痹补土扶阳，风痹养血，而祛风散寒除湿之品却十分轻少，充分体现了和法缓治以护正气为本的学术观念。
费氏制方用药以和缓为准则，通观其方，遵循性平药轻、不失和缓的制方准则。所选药物皆是平和之品，且剂量也普遍较轻。如治鼓胀“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色苍黄，腹筋起”，认为“盖黄为脾之本色，苍则木气胜而见于脾，腹起青筋则肝邪炽盛，而脾土败坏，症势甚危。当扶土抑木，兼化阴邪”。制扶抑归化汤方以厚朴、青、陈、蒺、香、砂抑肝木，木瓜舒筋，牛膝达下，车前草助茯苓行水，参、归、术、茯、姜、附扶中土。方中药物量轻而性平和，甚合鼓胀本虚标实之病机，充分体现其“和缓”的制方准则。鼓胀病势虽然危笃，但治疗依然和法缓治。
费氏认为，和法缓治是《内经》的纯粹精义，“其他各有专长，亦各有偏执，求其纯粹以精，不失和缓之意者，千余年来不过数人”。主张“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如师东垣温补，而不用“升、柴”升阳。师丹溪滋阴，而不用“知、柏”泻火。认为“东垣、丹溪，一补阳，一补阴，实开两大法门。惟升、柴、知、柏，非可常用，故方中凡有此四味者，概不多录，后人但师其温补脾胃及壮水养阴之法可也”。以此来保持方药的和缓之性。如治气虚发热，神疲食少，东垣用补中益气汤，而费氏则制和中养胃汤，用薄荷代升麻，再加茯苓、薏苡仁、砂仁等和中化湿安肾，用东垣意而不泥东垣方。又如治肾劳阴虚火旺，制来苏汤，不用知、柏、苦寒泻火，而以二地、二冬、二沙参等壮水以配火，以二芍清柔心肝，以杜仲、沙苑、磁石等益肾固精，更用莲子安静上下君相之火而交心肾。
我们认为，东垣创阴火之名，阴火即是内伤热中证之谓。其病因，意谓饮食不节、劳役过度、精神刺激，病机为“谷气不升、脾气下流”而致的“阴火上冲”。其关于病机的阐释，随着后世临床实践的发展，后世对此认识愈来愈深刻，认为阴火产生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清阳下陷。而其病理机转，则因体质的不同，一为内湿，脾气虚，内湿难化，常会郁而化热，另一则为脾胃气虚，清阳下陷，饮食化生的精气不能正常输布，使阴阳失去平衡。且首先是阴虚而致阴虚生内热（表现为脏腑的热象）。可见，阴火常见湿郁化热、阴虚火旺两型，均本虚标实。本虚为脾胃气虚，或甚而元气虚，症见气短乏力、神疲肢倦、便溏，或见中气下陷的症状等，治以“甘温除热”，用芪、参、草等。标实为湿郁内热，及气虚所致的阴虚火旺。无论湿郁还是阴虚所致的内热，其征象可显现于上、中、下三焦的各个脏腑，可表现为自觉火燎其面，或浑身燥热，或气高而喘，或蒸蒸而热，上彻头项，旁彻皮毛，渴而脉洪大，口中有腥味、口臭、口舌生疮等，或只表现为心火、肺火、肝火、胆火、大肠火等。至于可以出现的畏寒恶风，是由于清气下陷，谷气不得升浮，使春生之气不行，阳气不能上行，无法充实皮毛所致。湿滞者，应用陈皮等调滞，内热者应据各脏腑之火象，或苦寒泻火，或升阳泻火，或滋阴降火。如兼肝火者加白芍、菊花，兼肾虚内热者加生地黄、黄柏，兼心火见证者，常加黄连，见肺热者加黄芩，兼胆热者加龙胆草、栀子等。至于火郁上焦的，东垣常用升阳散火之法，药用升、葛发阳明之火，柴胡发少阳之火，羌、防发太阳之火，独活发少阴之火等。升、柴可用于升阳散火，但不可将其作为常法、常药。
而朱丹溪认为补阴必兼泻火，二者相反相成，只是据证候表现不同，用药有所侧重而已。此论至今仍为后世所接受，故适时、少量加用知、柏，是可取的，但切勿过量。
笔者认为，在内伤热中证中，除非上焦火盛甚时，升麻不可作为常法使用，或仅用少量，如用量过大，升降之药性太强，常会使气机升降出偏，而贻留后患。费氏从气机升降、药性等诸方面注重和缓，体现了中医学“尚中”的思想。
治肺痿之玉华煎，由玉竹、五味子、麦冬、南沙参、党参、茯苓、炒白术、生山药、川断、怀牛膝、糯米组成。肺属金，色白，外主皮毛。玉者，色白之谓也，润而光泽也。肺气正常，色泽外华于皮毛，意即人之皮毛色泽如玉之外华也。《经》曰：“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着则生痿躄也。”又曰：“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费氏云：“则此症全因肺阴耗散，肺气空虚所致，盖肺为主气之脏，肺伤则元气薄弱而不能下行，故足膝无力而不能任地，是肺痿即气痿也。玉华煎主之。”此证乃全因肺阴耗散、肺气空虚所致，故方用甘润液多之玉竹、麦冬、南沙参养肺胃之阴以为君，亦符治痿独取阳明之意。热伤其气，斯气阻而血亦阻，而沙参能清之除之。臣以党参、元米益脾肺之气，五味子敛耗散之气，佐以苓、术、山药以健脾养阴，川断、牛膝之益肾健步，补中有行。足见思路清晰，用药细腻。
鹅梨汤治风痰久咳，由鹅管石、炙麻黄、当归、茯苓、瓜蒌仁、苏子、桑叶、橘红、法半夏、川贝母、杏仁组成。梨汁两大匙，姜汁两小匙同冲服。治“风痰入肺，久经吼咳者”。盖鹅管石，性温入肺，温肺散寒，可治寒嗽。梨汁性甘寒入肺，可治风痰。方名鹅梨汤一取其温肺散寒，一用以祛除风痰。风痰者，痰因风而致，其特征为痰吐白稀夹有泡沫。风痰搏击于气道，肺失宣肃之能，痰不能降，故气道痰鸣而吼咳，不寒不热，故久延不愈也。常见于小儿嬉后汗出受风，风邪伏于气道，日久而成痼疾。西医用抗生素，中医用宣肺止咳化痰皆效欠佳，而此方辄效。麻黄佐鹅管石之温宣，用陈者减其发散之性久经吼咳者，肺络中气血郁滞也，故用当归之辛润以通其血气，而无耗散肺气之虞。桑叶助梨汁以祛风兼活肺络。风痰遏于气道，肃降失司，故用苏杏二陈降气化痰以清肃肺气。风痰郁久，易于化热，故用瓜蒌仁、贝母以化热痰。痰气久郁，胶结难解，非辛散不可，故用姜汁之开痰塞。
治疗不寐及精神忧郁症之甲乙归藏汤由珍珠母、青龙齿、醋炒柴胡、薄荷叶、生地黄、当归身、酒炒白芍、丹参、柏子仁、合欢花、沉香、红枣、夜交藤组成。盖甲为甲木，属胆，乙指乙木，属肝。“藏”即“脏”，此指肝胆。意指使肝胆之气归还于脏腑。病位在厥阴与少阳之处，肝为藏魂之脏，胆为清净之腑，邪气扰之则不寐。热瘀互相胶结。用丹参、生地黄清热凉血祛瘀之。病乃因郁而致，用归、芍、柴、薄养血疏肝。肝郁瘀热，魂不守舍，以致不寐，用珍珠母、青龙齿入肝镇惊以安神，合欢解郁，柏子仁养心，沉香降气，使邪火不致上犯，夜交藤交通心肾，红枣一取其养血补脾，一用以制珍珠母、生地黄之寒凉也。今以此方加减用之，不仅为治疗不寐之良方，亦是用治精神忧郁症之仙丹。临床用之，屡有桴鼓之效。
总之，费氏组方用药可谓面面俱到，多而不杂，层层设想，且深谙药性，可谓度尽金针，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深入研究其规律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