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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贤的成果，开创了非风论、八阵方、阳常有余论，完善了命门学说，为中医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主要著作为《类经》《景岳全书》，其中后者共六十四卷，以《传忠录》为首，《脉神章》继之，伤寒为典，杂证为谟，妇人为规，小儿为则，痘疹为诠，外科为钤，用药三百多味，以人参、熟地黄、大黄、附子为药中四维，更推人参、熟地黄（以下简称参、熟）为良相、黄附为良将。其对使用参、熟独有创见，余初不以为意，然用后每有验效，始叹先生为法眼。现不揣浅陋，从使用参、熟之历史背景、使用范畴及个人临证心得几个方面，略陈管见。
金、元、明代是医家辈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之医学发展昌盛时期。景岳身历其境，以其雄厚的理论功底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另具慧眼地进行了评述，既吸收其所长，又不全苟同，而独树一帜。其中对于丹溪所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景岳最初颇信服，继则疑信相半，终则大加反对。认为：“丹溪但知精血皆属阴，故曰阴常不足。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有此阳气。倘精血之不足，又安能阳气之有余？”他认为阳既非有余，阴亦常感不足。故主张要善于补阴扶阳。并指出真阴真阳在人体的作用极其重要。《景岳全书·辩丹溪》中说：“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而有生之气既阳气也，无阳则无生矣。”并着重指出了著名的“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观点。对于丹溪重用黄柏、知母作为养阴药物，景岳亦不以为然，指出：“知柏止堪降火，安能补阴？若任用之，则戕伐生气而阴以愈亡，以此补阴，谬亦甚亦。”对多用苦寒折火方药，认为是“大背经旨，大伐生机之谬谈”。与之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温补为主的治疗大法。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之特定环境有密切关系。景岳在医学上受薛立斋影响，薛为太医院使，为统治阶级服务，喜用补药治病，故景岳亦从之。另外，他之所以多用温补，可能与其所接触之人多属阳虚之患者有关。因其出身于官宦世家，所交游者亦多豪门巨户。这些阶层之人穷奢极欲，疾病往往由精气不足引起。因饮食无度伤脾，性欲不节伤肾，加之当时社会动荡，生活不定，身体容易耗损虚衰。笔者认为，就景岳所见之证，似有失全之处。所以如“凡临证治病，不必论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以调营卫精血之气。亦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以培命门脾胃之气”（《景岳全书·论治篇》）等显属矫枉过正之言。
景岳从《内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中，悟出了“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此热方之不可不预也”。这就为重用温热药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温热药中尤喜用人参、熟地黄，更以人参、熟地黄、大黄、附子为药中四维，仿官制，推参、熟为良相，黄、附（大黄、附子）为良将。余细考新方八阵之补阵29方，参、熟同用者有大补元煎、五福饮、七福饮、三阴煎、五阴煎、补阴益气煎、两仪膏、赞化血余丹等8方，用熟地黄者22方，其适用范围遍及心、肝、脾、肺、肾五脏，尤其是肾、脾、肝三脏，因其为先后天之故也。未用熟地黄者仅7方，而7方中仍有3方在加减项内用熟地黄。在新方八阵189方中，用熟地黄者有50方，由此可见景岳之善用喜用参、熟。
其重用参、熟之绪，是为补虚治形学说。他指出：“无论阴阳，凡病至极，皆所必至，总由真阴之败耳。然真阴所居，惟肾为主……虚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而用熟地黄正为合拍，“味甘微苦，味厚气薄，沉也，阴中有阳。本草言其入手足厥、少阴经，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专补肾中元气，兼疗藏血之经……性平禀至阴之德，气味纯静，故能补五脏之真阴”。正由于熟地黄能救阴、补精血，所以一切精血亏虚之证，如肝肾亏虚，精血不足，宫血不充，肾水真阴不足，精衰血少，脾虚失血，劳倦伤阴，精气不化；或阴虚内泛，以致外惑不解，及气血双亏，须发早白，形体不充等，皆可用之。而人参配伍熟地黄，则“补气以人参为主，而芪术但可为之佐。补血以熟地黄为主，而芎归但可为之佐。然在芪术芎归，则又有所当避，而人参、熟地黄，则气血之必不可无。故凡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黄不可。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黄禀静顺之德。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行一气，互主生成。性味中和，无逾于此，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也”，是扶阳滋阴的理想配伍。二者相配，阴阳气血亏虚之证，皆可治之。又如正虚之瘟疫患者，若参、熟并用，可收补中托里之功，并认为该证“其成初感寒邪，但见脉证真虚、邪不易散等证，则人参、熟地黄之类，开手便当速用，愈早愈妙”。
必须指出的是，景岳绝非一味填补之流，其用补用泄，均视辨证情况而定。总之，其用参、熟，机圆法活，左右逢源，上下呼应，瞻前顾后，已臻化境。
笔者在临证中常用二者相伍，治疗气血亏虚已极之患者，如实体肿瘤或血液肿瘤化疗后、某些肺心病患者等。我们的体会是，其病由来已久，参、熟必须长时间、大剂量使用，否则不易取效。
如胃癌，基本属于中医“噎嗝”“反胃”“积聚”“伏梁”等范畴。其病因病机，一方面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特别是脾胃功能虚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饮食不节，情志抑郁不畅，痰火胶结，气虚血瘀而成。根据我们的体会，其临床分型可分为脾虚胃寒、瘀毒内阻、脾肾阳虚三型，晚期以脾肾阳虚型最为多见。本病病情复杂，典型的单一证型并不多见，往往兼夹为患，故须视辨证而定，不可拘泥。
胃癌属脾胃病之一，中焦虚弱、纳化失常是其最常见的症状，所以临床上首先要重视脾胃的辨证。总而言之，脾病多见阳运不健，因脾为阴脏，得阳气乃行；胃病多见亢燥闭塞，因胃为阳腑，得阴津乃降。脾病其势趋下，多在脘腹，因脾气宜升；胃病其势上逆，因胃气宜降。病在脾者，纳谷难化，腹胀不舒；病在胃者，食欲不振，脘胀不适。脾胃虚弱者，头晕短气乏力，便溏。若脘部隐痛，喜按，疲劳后加重，此为虚寒，早期患者可且攻且补。发展至晚期胃癌，阳虚日趋严重，此时运用补法，实为治疗之关键。这既是补虚的需要，又是为攻邪创造条件。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均是人体正气之根本。正如李中梓所云：“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合，一身皆治，百疾不生，夫脾具土德，脾安则肾愈安也。肾兼水火，肾安则水不挟肝上泛而凌土湿，火能益土运行而化精微，故肾安则脾愈安也。”“善为医者，必责其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此时用红参、西洋参、生晒参配伍熟地黄，药性平和，不燥不腻，有大补胃气、益胃阴之双重功效，其中以生晒参、西洋参的效力最佳，而红参则惜其燥耳。同时还可使用归脾汤、参苓白术散等加减用之，若肾虚之证突出，可以归附八味丸主之。
又余翻检医籍，在日本出版之《代谢》杂志1993年版中得知，日本有大浦氏者从人参中提取出有效成分“蛋白质合成促进因子（prostisol）”，动物实验证明能促进RNA、蛋白质、脂肪酸的合成，并有明显的代谢促进作用。村田勇用之治疗28例手术切除癌症病灶，以及广泛转移至淋巴结及其他脏器不能进行根治手术的胃癌病人，结果23例有效，用药后体重增加，症状改善，生存期延长，红细胞及淋巴细胞增加，IgM上升，提示人参中有效成分对胃癌患者的免疫功能、网状内皮系统均有一定影响。此亦可从另一角度为重用参、熟治疗胃癌作一注解。
景岳先生之用参、熟，理法严谨，方药效简，不落古人窠臼，对后世影响颇深，笔者仅识沧海之一粟而已，仅冀能对同道有所裨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