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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医张锡纯遣方用药常中西药并用于一方，以中医方剂为主。其中对于经方的应用，常另辟蹊径，有许多独到之处，可师可法、可圈可点，为后人开启法门。笔者不揣愚鲁，仅据所学心得，述先生精微大义于万一。
先生认为《伤寒论》本寒温合论，只是温病内容隐于六经分篇之中，属广义伤寒范畴，未具体指明而已。伤寒与温病，始异而终同。笔者认为，张锡纯对于经方理法有着极高造诣，常据内、难之理论及后世伤寒、温病大家之精华，加以阐明、发扬，立论高人一等，并以此为应用经方之理论依据。如麻杏甘石汤，先生认为仲景在太阳病篇首即明确分为三项，原文第六条温病提纲后未列治法，不是仲景未备，而是叔和重订错简所致。此方原为太阳温病初起而设，故临床凡是由于外感风热之咳嗽、齿痛、头痛、两腮肿痛皆可用之。而伤寒发表当用温热，温病解表宜用辛凉，临证药物用量应变通，石膏用量须十倍于麻黄方可取效。又如从寒温合病理论出发，在麻黄汤中加入知母，寓清热于解表之中，以防汗后不解转属阳明，笔者临床用之，往往效若桴鼓。
先生常仿仲景之微言要义另组新方，或救其弊，或避其偏，或善其后。余观其义在于圆机活法，以变适应不同病情，而不拘泥于一方一证，总以契合证情为要。如白头翁汤原为治厥阴下利而设，其药皆为驱邪之品，而无扶正之药，且连、柏合用，苦寒之性有伤脾胃之嫌，用于脾虚下利患者则非相宜，先生去连、柏，加入补脾收敛之山药、地榆、白芍、三七、鸦胆子及甘草而创变通白头翁汤，临床用之往往应手而效。又如小青龙汤为理肺之剂，以驱邪见长，仲景之原意在手治疗外感痰喘，但有患者因正气不敛，间有愈后复发，且再服小青龙汤效不如前，故拟敛正为主的从龙汤（龙骨、生牡蛎、芍药、半夏、苏子、牛蒡子），继用于小青龙汤后。先服小青龙汤使病减十之八九，再用从龙汤可收全功。再如仲景有大、小陷胸汤及大陷胸丸三方以治疗热实结胸证，因其中有大黄、甘遂等峻猛之品，不仅医家临床使用难以掌握，患者也畏而不敢轻服。先生独具法眼，取大陷胸汤之芒硝，小陷胸汤之瓜蒌实及旋覆代赭汤之赭石，同时加入苏子以为下行之向导，创制荡胸汤，临床可代陷胸诸方，笔者曾用之，确有卓效。先生认为桂枝汤证之病机在于卫气虚弱，不能卫护营分，致外感风寒直透卫而入营，营为外邪所伤，乏于卫护，故有汗出。所以治疗同时还须补胸中大气，因此仲景立法服用桂枝汤后饮热粥实为点睛之笔，不仅可助其发汗，还可助胸中大气以固营卫之本。据此在桂枝汤的基础上以黄芪、防风代替饮粥以补气、发表，同时加入知母抑制黄芪温热之性，而成加味桂枝代粥汤。并推而广之，将附子泻心汤中之附子改为黄芪，意在补胸中大气而壮其卫外之阳。这样就大大扩大了桂枝汤的应用范围。
先生认为人之禀赋随天地气化而转移，因古今气化有不同，所以今人与古人在禀赋强弱厚薄、偏阴偏阳等方面亦有差异。临证应灵活斟酌，不可胶柱鼓瑟。如麻黄汤原为治疗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而设。古人禀赋敦厚，澹泊寡欲，用之尚可。而今人禀赋薄弱，嗜好日多，多半阴亏，万不可滥用，宜以薄荷代替桂枝，加用生石膏，方能取效而不留弊。又如薄荷至唐代始入药，因时代所限，仲景未用。而根据病因病机，麻杏甘石汤之麻黄、葛根汤之葛根皆宜代以薄荷，此非违背古训，而是古方新用。
《内经》指出：“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先生在此基础上强调人体病证，无论内伤外感，皆应考虑地区的气候差异及体质的阴阳盛衰，杂合而治。认为“吃药顺天时”，并以外感风寒为例指出：“大江以南之人，其地气候温暖，其肌肤薄，麻黄一钱即可出汗；到黄河南北，用麻黄约可以三钱为率；至东北三省人，须于三钱之外，再将麻黄加重，始能发汗。”即用药上，南方用辛温轻剂就够了，而北方人则需用辛温重剂。尤其气候寒冷的东北地区，人的皮肤腠理致密，平时不易感冒，一旦感冒，药剂量就必须加大，才能达到发汗目的。
先生用经方善于应时而变，随证加减。以竹叶石膏汤中重用石膏为例，云：“石膏之质，中含硫磺，是以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有实热者，放胆用之……夫石膏之质，七八钱不过一大撮耳，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扑灭寒温燎原之热，又何能有大效，是以余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症亦必用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此确为临证金玉之言，亦可作为热病重用石膏之依据。
血证为临床常见证，先生应用经方治之，颇具匠心，有独到之处。认为治吐衄诸证，皆当以降胃之品为主，宜用旋覆代赭汤。其中代赭石为“降胃之最有力者，莫代赭石若也。故愚治吐衄之证，方中皆重用代赭石，再审其胃气不降之所以然，而各以相当之药品辅之”。因热者，佐以瓜蒌子、白芍诸药；热而兼虚者，兼佐人参；因凉者，佐以干姜、白芍诸药；凉而兼虚者，兼用白术；因下焦虚损，冲气不摄上冲，胃气不降者，佐以生山药、生芡实诸药；因胃气不降，致胃中血管破裂，其证久不愈者，佐以龙骨、牡蛎、三七诸药。又“生代赭石压力最胜”，故诸方均用生者。先生并认为重用代赭石，可代大黄降逆之力。还指出，吐血、衄血者因阴血亏损，维系无力，原有孤阳浮越之虞，而复用独参汤助其浮越，不但其气易于上奔，血亦将随之上奔而复吐血，故“拟治吐血方中，凡用参者，必重用代赭石辅之，使其力下达也”。如大便不实者，则用赤石脂代之，既能降胃，又可固肠，两全其美。
先生认为，“吐衄之证，忌重用凉药及药炭强止其血。因吐衄之时，血不归经，遽止以凉药及药炭，则经络瘀塞，血止之后，转成血痹虚劳之证”，故十分推崇仲景泻心汤之用大黄，认为能降逆止血消瘀，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制秘红丹，大黄与肉桂并用，则寒热相济，性归和平，降胃平肝，兼顾无遗，再以重坠之代赭石辅之，则力专下行。对吐血之证屡服他药不效者，笔者临证用之，无论因凉因热，皆有药到病除之效。
先生亦善用猪苓汤治淋，对仲景方意多有发挥。认为方中阿胶，一般注解皆取其滋阴润燥之功。而若是阴虚有水，滋阴之药必须重用多用（如山药、熟地黄之类当重用至30g），利水之药必须少用（最多两三味，每味不超过10g，如车前、茯苓之类），原因是利水之药伤阴，若利水药味过多、量过大，则滋阴之药无功。《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阿胶为济水之伏流通于阿井，取其水以煎黑色之驴皮而成，其性善滋阴，又善潜伏。”猪苓汤中，若阿胶不敌其他四味利水药，滋阴之功即被淹没。而重用阿胶则收妙用，可助二苓，以潜心阳，又清热利水。同时二苓可健脾，阿胶可补肾滋阴，使邪去而正不伤。
总之先生用经方，理法严谨，独出心裁，往往自出机杼，其所创新方，机圆法活，不落古人之窠臼。这些都对后世有极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