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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无肺癌病名，其临床特征与古医籍中所描述的积聚、肺积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究其发病机理，是在人体正气虚弱的基础上，脏腑功能失调，造成体内痰浊、瘀血、食滞、毒邪胶结，肿块内生而成，常为本虚标实之象。“痰”乃因体内津液输布失常，水湿凝聚而成。具有皮里膜外，全身上下，无处不到的特点。痰为百病之源，怪病皆为痰生。若脏腑功能调和，升降出入正常，则津液四布，并可注于脉内，敷布全身，环周不休，维持生理平衡，痰无所生。如脏腑功能障碍，升降出入失常，如脾失升清降浊，肺失宣肃治节。肝失舒畅条达，肾失开阖，三焦气化失常，皆可使津液不化，聚而成痰。这些病理变化，产生了痰浊，而痰又作为新的致病因素，加重了脏腑功能的失常，以致升降出入失常，气血失和，气滞血瘀，痰气交搏，痰瘀互结，络脉不通，肿块内生，肺癌即成。
痰的产生与肺、脾、肾五脏的关系至为密切。多由脏腑功能失调，气化不利，水液代谢障碍，水液停聚所致。肺主治节，外邪袭肺，肺失宣肃，肺津可凝聚成痰，存贮于肺，故谓“肺为贮痰之器”。脾主运化，外感湿邪，或饮食不节，或思虑劳倦，脾胃受伤，运化无权，水湿内停，凝聚为痰，肾司开阖，开阖不利，水湿上泛，可聚而为痰，命门火衰，不能温运脾阳，水谷不化精微，亦可生湿成痰。肾阴亏耗，虚火内炽，以灼津为痰。此外情志不遂，肝气郁结，气郁化火，可煎熬津液而为痰，痰郁互结，可发为郁痰。肝阳化风，痰涎内壅，可发为风痰。痰热互结，则为热痰，寒痰互凝，则为寒痰。痰而兼有湿象者为湿痰。痰而兼有燥象者为燥痰。痰之已成，留于体内，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或阻于肺，或停于胃，或蒙心窍，或停于肝，或动于肾，或流窜经络变生诸证。痰既指排出体外的有形之痰，又指表现为痰的特异症状，性质上有寒、热、燥、湿、风等多种。由于它所在的脏腑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亦各具特点。痰阻气道会影响肺气的宣通肃降，而导致咳嗽、气喘、胸闷等症。故痰浊阻肺是肺癌产生、加重的重要因素。痰贮于肺，不但影响气道的通畅，而且会成为病原体繁殖的场所，为病变产生之根。因此，气道中的痰浊未得尽除，再遇到六淫之邪的促发。肺癌难以根治，与痰伏气道这一隐患未能尽除有关。痰浊久伏于肺，痰浊潴留，气还肺间，日久导致肺虚，肺主一身之气，肺气虚极，进一步会伤及心、肾，影响肾主水、肾主纳气、心主血、心主神志之功能，出现胸部胀闷，喘咳痰多，心悸，浮肿等症。因此痰浊阻肺是本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其进一步转化、加重的条件。
《经》云：“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胀，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沈金鳌认为，“积聚癥瘕痃癖，因寒而痰与血食凝结病也”。何梦瑶指出：“积者，有形之邪，或食，或痰，或血，积滞成块，时常硬痛，始终不离故处者也。”从理论上提出了本病之病机变化，是因寒而致津液不化，痰邪内生，食积、痰血凝结而成，并有肿块固定不移的特点。此处所指的寒，我们认为是人体真气不足，正虚为本，不单纯是狭义的寒。正因为痰作为病邪在肺癌发病过程中无时不在。易与其他病邪胶结，遂成积块，所以病机变化中，必有痰邪的影响。朱丹溪曾经指出：“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因此，痰滞肺，痰结热毒，互结成块，发生肺积，则咳痰吐血，胸痛气喘。痰滞胃，痰瘀互结，肿块内生，阻隔胃气，则恶心呕吐食物。痰滞食道，痰瘀交搏，津血枯槁，则水饮不能下咽，呕吐清涎及食物。痰滞肝，肝郁气滞，痰瘀互结，则右胁疼痛，肿块不移。痰注于肠，痰毒互结，气滞血瘀，则腹痛肿痛不移，下利脓血。由此可知，痰在肺癌的发病及病机变化过程中，确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病理产物，又是新的致病因素，可以加剧病情进展，特别是与瘀血交搏时，危害性更大。
本病发生，是机体在正虚、致病因素作用下，产生的气滞、瘀血、痰浊、食积等病理产物，相互搏结，肿块内生而成。临床上按一般的行气、化瘀、祛痰、消食、散积方法治疗，难以显效。其原因在于发病过程中，上述病理产物有和其他的气血痰食常证不同的毒性，这种毒性寓于痰浊瘀血、食滞中，即成为痰毒、瘀毒、食毒，三者胶结，络脉不通，积块内生，坚硬不移，毒蕴化热，热毒甚者，则可络破咳血。所以，在治疗中，无论采取祛痰、化瘀、消积、补益、疏肝诸种治法，都必须佐以清热解毒。只有正气内存，气调、瘀消、积化、毒解。才能使有形肺肿终至缩小。
《景岳全书》指出：“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即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形体强，营卫充。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津液、气、血三者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它们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制约、为用的关系。津液失化成痰，随气血流行，内而脏腑，外而筋脉骨络，必然影响气血调和，出现气滞血瘀病理变化。痰邪气滞瘀血相搏，由痰致气滞，由滞致瘀血。也可由瘀血致气滞，气滞致津液失化而痰邪生。所以治痰要重在调和气血，气顺血和，津液流通，痰无所生。
“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肾”，痰与脾肾关系密切。盖脾主运化，喜燥恶湿，脾运化失职，水湿内停，湿聚而痰生，故曰：“脾为生痰之源。”肾主水，司气化，若失其气化，则水停为痰。痰的生成关系到脾肾，脾肾生理上是先后天的关系，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病理上互为因果，肾虚不暖脾土，则脾虚水湿不运，聚而为痰。调补脾肾，即为培元固本。肾充脾暖，运化正常，则水湿不能停聚为痰。所以调补脾肾为治痰之本，亦为标本同治。脾肾旺，则痰无所生。
叶天士指出：“痰有因郁则气火不舒而蒸变者。”肝有主疏泄的生理功能，是调畅气机，推动血和津液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肝疏泄正常，气机调畅，气血和调，则津液运行通利，痰无所生。肝疏泄失常，则气郁不舒，血行津液输布代谢障碍，产生血、痰、水病理产物，阻滞经络，成为肿块，变生积证。故治痰常合疏肝之法以调畅气机，活血散积。“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之顺矣。”气与痰相辅相因，气郁痰生，痰随气行，气因痰滞，痰气交结，上逆下降，达外阻内，无处不至。痰聚则气滞，气顺则痰消，故祛痰中酌加理气之品，以调畅气机，气机通畅则痰易消。故治痰须先调气，治其运动之根本，杜绝生痰之源头，使新痰不生，已成之痰，可因气畅而输化，故治痰以调气为贵，气滞者调在肝与三焦，气逆者予清降之物，平肝降逆之法，气虚而陷者治疗以补气之品，健脾补肾。使气机畅达，津液完成其正常的生成，输布与排泄，使痰无从生。患者根据寒、热、燥、湿、风等不同，审因论治，治病求本，经用祛痰法合以补益肺脾、止咳平喘的药物后，多数患者症状可以较快缓解，并逐渐治愈，不易复发。对于难以控制病情发展变化的晚期患者，以祛痰法合益气、活血、强心之法，也可控制病情发展。
肺癌患者多见肺阴不足，虚火灼金，燥邪在肺，肺津不足，临证多见呛咳气促，咽干口干、痰少不利，痰稠而黏，或带血丝，咳时胸部隐痛，唇燥咽痛，咳则声音嘶哑，舌质红，脉细数，多发于秋季。此为阴虚肺燥，“湿痰多生于脾，燥痰多生于肺，湿痰治在脾，燥痰治在肺”。燥痰则润之，既不辛散燥金，又不滋腻肺燥，宜用清润祛痰之品。以润肺化痰药合生津养阴、化痰止咳的药物，方用沙参麦冬汤加减。常用润肺化痰药物有百合、紫菀、款冬花、桑白皮、瓜蒌、贝母、枇杷叶等。
用于湿痰阻肺，肺气上逆所致之病证。多见咳嗽反复发作，痰黏色白，脘痞、背冷恶寒等症。治以温化寒痰药合以温补脾肺的药物。故常用桂枝、茯苓、白芥子、苏子、干姜、紫菀、款冬花等温化寒痰。取“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意，余常用苓甘五味姜辛汤、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等。
肺癌初起多见邪热犯卫，入里化热，痰热郁肺，肺失清肃。可有咳嗽气粗，痰黄质稠量多，咳吐不利，或有腥味，或吐血痰，胸胁胀满，咳时痛甚或有身热，口干欲饮，舌苔薄黄而干，脉滑数。特点为病程短，症状重，痰黄质稠量多，咳吐不利，而无表证。治以清热化痰药为主，配合清热解毒、宽胸理气的药物，常用清金化痰汤加减。用药黄芩、瓜蒌、鱼腥草、竹茹、黄连、山栀、桔梗，使痰去热解，气机调畅。“寒者热之”，直投苦寒之品。若热伤血络，咳血者，可加牡丹皮、茜根、茅根以凉血止血。如阴伤口渴者，可配北沙参、天花粉以养阴生津。
本病患者日久体虚，易风邪犯肺，肺失宣发，不能布散津液，津聚为痰，痰阻气道。多发病突然，病程较短，痰量或多或少，色白或黄，常伴咳嗽、咽痒、咽痛或身痛、头痛、鼻塞流涕、恶寒发热等症。治疗以疏风化痰药为主，配合宣肺解表的药物，常用止嗽散加减。使外邪疏解，肺气宣畅，痰液消散而愈，常用的疏风化痰药物有桑叶、牛蒡子、前胡、桔梗、生姜等。
本病后期可见寒饮停肺，肺气不利。寒痰的生成是由于脾胃阳虚，寒饮内停，运化无权，或因肺寒，津失输布，聚液为痰，临床多见咳嗽气喘，喉中痰鸣，咳痰稀薄多沫，胸闷气短，形寒怕冷，舌苔白滑，脉沉弦或沉紧。特点是病程一般较长，咳嗽痰多，痰液清稀或呈泡沫状，遇天冷或秋冬季节症状加重，多伴有胸闷脘痞、背冷恶寒等症。治以温化寒痰药合以温补脾肺的药物。故常用桂枝、茯苓、白芥子、苏子、干姜、紫菀、款冬花等温化寒痰。善用小青龙汤、苓甘五味姜辛汤、射干麻黄汤等。取其“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意。
若湿痰阻肺，肺气上逆。证见咳嗽反复发作，痰黏色白，“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而“肾为生痰之本”，肾主水，肾阳虚不化水，则上泛为痰。治时若肺热熏蒸为痰，则清热降火，其痰可除，若脾虚湿盛为痰，则健脾燥湿，使痰无生。若肾虚水泛为痰，则温肾，使水不上泛，痰亦自消。若燥热伤肺，则清燥润肺，痰亦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