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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肿瘤治疗的疗效判定都是以瘤体是否缩小或消失为标准的。WHO提出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是将肿瘤的大小变化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无变化、病情进展，将消灭肿瘤作为第一要务。然而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对肺癌的治疗，尤其在中晚期，这一原则并不非常适用，甚至有害。而中医在改善肺癌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扶正为主的中医治疗原则，不但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肺癌治疗，甚至也被西医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笔者临证使用扶正法为主治疗肺癌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古无肺癌之名，其症状类似肺积、咳嗽、息贲、咳血等。《经》曰：“肺咳之状，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使人多涕唾而面浮气逆也。”《难经》称：“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我们认为肺癌为正气虚损后，邪乘于肺，郁结胸中，肺气壅郁，宣降失司，积聚成痰，痰凝气滞，瘀阻络脉，痰气瘀毒胶结久而成块所致。《杂病源流犀烛》指出：“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宣通，为痰，为食，为血。皆得与正相搏，邪既胜，正不得而制之，遂结成形而有块。”故肺癌是因虚而致实，因虚而致病，是全身属虚，局部属实的疾病。《医宗必读》谓：“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因此，扶正原则当贯穿于肺癌施治之全过程。“善为医者，必责其本”，故首先应扶正补虚，顾护其本为主，“养正则积自消”。
邪毒袭肺，日久最易同时耗伤气阴。且化疗毒药易伤脾胃，放疗热毒易耗津液，惟益气养阴兼顾，才能达到气足血旺津生。补气在此尤为重要，“有形之血不能自生，生于无形之气”。肺气虚，其推动、固摄、气化功能减退。肺阴虚，无以滋润。故可见咳嗽痰少、咳声低微、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口干、舌淡苔薄、脉细弱等症。治宜养阴益气。方取沙参麦冬汤、四君子汤加减化裁。药用黄芪、茯苓、党参、白术益气健脾，太子参、北沙参滋阴润肺，五味子敛肺止咳。因为正气久虚，扶正之药不可施常量，药轻病重，难取良效，可重用黄芪配以润肺养阴而达到气阴双补。
肺为娇脏，喜润恶燥，易为燥伤。烟毒秽气，邪热伤津，均可导致肺阴不足，故肺脏受病，阴分先伤，首见阴虚内热之候。《医门法律》指出：“阴虚者，十常八九，阳虚者，十之一二。”临床常多见发热，以午后或夜间甚，干咳少痰伴有心烦、盗汗、口干、咽燥、舌质红、少苔或光剥无苔、脉细数等症。治以养阴清热，解毒散结。方取百合固金汤、青蒿鳖甲汤加减化裁。药用天冬、麦冬、生地黄甘凉滋阴，桑白皮、地骨皮滋阴清热，知母、百合、杏仁甘润益肺与鳖甲、青蒿相配，共具养阴透热之功。酌加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鱼腥草、猫爪草等清热解毒，消癌抗癌。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肺之通降涩滞，脾之转运无权，两者互为影响，水液停积而为痰饮，此所谓“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临证常见咳嗽痰多、胸闷气短、纳少腹胀、神疲乏力、大便溏薄、舌淡胖有齿印、脉濡缓或濡滑等症。治宜益气健脾，理气化痰。方取六君子汤加减化裁。首选党参、黄芪、白术、茯苓培土生金，陈皮、半夏理气化痰，薏苡仁、白扁豆、山药健脾渗湿，诸药配合共奏功效。
本病是慢性病，久病必及肾。肾为先天之本，内存真阴真阳，是各脏阴阳之根本，肺肾母子关系，两者相生相用。肺之气阴耗损，久则肾阴亦亏损；肾为气之根，肾亏不能纳气。常见咳痰带血、气喘、动则喘促、腰酸膝软、畏寒肢冷、夜尿频多、舌淡红、脉沉细等症。“虚喘治肾，实喘治肺”，治宜侧重温肾纳气为法，方取淫羊藿、肉桂、巴戟天、补骨脂等温补肾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机体的阴阳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温肾同时常加滋补肺肾之阴的药如太子参、北沙参、天冬、生地黄、玄参、黄精、龟甲等，使阳根于阴，阳有所附。
所谓扶正，就是扶助正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抗邪能力。通过扶正法可以监视邪、管制邪、控制邪，使邪与正长期和平共处，最大限度地保证病人机体的病态平衡，达到延长寿命和保证生存质量的目标，此为扶正抑邪。
《疡科临证心得集》指出：“凡犯此者，百人百死，如能清心静养，无挂无碍，不必勉治，尚可苟延，当以加味逍遥散、归脾汤或益气养营汤主之。”论述“失营”时云：“此证为四绝之一，难以治疗，若犯之者，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气血，解郁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其应用之方如加味逍遥散、归脾汤、益气养营汤、补中益气汤、和营散坚丸等，酌而用之可也。”高氏所用之方皆为扶正方剂，目的在于扶正抑邪。从治疗目标来说，扶正抑邪着眼于人的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以邪不破坏机体的病态平衡为目标。从临床适用范围来说，扶正祛邪适用范围广，肺癌各期都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治疗。从治疗方法上来说，扶正抑邪主张用平和补益之法，多以调理脾胃、养血益气、补益肝肾、宁心安神等法治之。从方药上来说，扶正抑邪主张尽量少用或不用有可能损及正气的药物，人参、茯苓、黄芪、甘草、生地黄、熟地黄、白芍、枸杞子等为常用之品。
必须指出的是，临床应用扶正法时要注意用法用量，应以平补、缓补为主，以防虚不受补，切忌急于求成而用大补、峻补。《经》曰：“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从整体观念出发辨证论治，俟正稍得立后，则不应忘记邪实的存在。《景岳全书》指出：“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凡积聚未久而元气未损者，治不宜缓，盖缓之则养成其势，反以难制，此其所急在积，速攻可也。若积聚渐久，元气日虚，此而攻之，则积气本远，攻不宜及，胃气切近，先受其伤，愈攻愈虚。”临床可采用扶正培本和酌情伍用清热解毒，软坚化痰，活血化瘀祛邪结合，提高疗效。不可随意盲目滥用祛邪药物以免助其扩散，刺激恶性肿瘤生长转移。
气血虚弱之肺癌患者或手术、放化疗后，正气虚弱、气血不足，需益气养血，扶助正气。因其病本，多以益气健脾生血为主，常用药有党参、白术、茯苓、当归、黄芪、鸡血藤、熟地黄、龙眼肉、红枣等。在应用益气养血药的同时，适当配合活血化瘀药，不仅可以增强祛瘀生新之力，又能改善血液循环，抑制结缔组织增生，防止肿瘤的生长和发展。
晚期肺癌患者，因消耗过大，加之营养摄取不足，临床上津液亏损者较多见，阴液亏损导致体内环境平衡失调，故常有阴虚内热，其典型症状有舌红、舌中少苔或舌绛无苔，故以养阴生津，在养阴的同时，常配以清热药，如菊花、知母、黄柏、金银花，然养阴药物易滋腻碍胃，又常配以健脾理气之品，如佛手、陈皮，使养阴而不腻，补而不滞。药理学实验表明养阴药麦门冬、玉竹、天门冬、百合、天花粉等具有抗癌作用。
晚期肺癌患者常有肾虚阳气不足及水液失调与病理变化，常见形寒肢冷，面色苍白、腰膝酸软、水肿、神疲乏力等，常用附桂八味丸加减，在温肾助阳的同时，佐以养阴药，使阳有所附，并可借阴药的滋润以制阳药的温燥，补肾温阳药品补骨脂、杜仲、山茱萸等有抗癌作用。
肺癌患者日久不愈，必然损及肾阴，肾阴虚则诸脏失养，故滋阴补肾不仅能减轻和消除阴虚证，而且能调节生理功能，改善全身症状，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并有抗癌和抑癌作用，有利于肺癌患者脏腑功能的恢复，体液代谢的复常。可见扶正固本能纠正和修复病理变化，能增强疗效，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改善症状，延长生存期。
扶正培本，是中医治则中的一大法则。赵献可、张介宾有培补先天肾命的学说，李东垣有温补后天脾胃之理论。我们认为：叶天士甘药培中，血肉填精，中下兼顾以治虚损的方法对于肺癌患者较为适宜，临证运用得当，效若桴鼓。盖其理论是在叶氏多方求师，兼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而形成的，较前人更有发展，提出的“理阳气须投建中，顾阴液须投复脉”之至理名言，用于肺癌扶正，可谓字字珠玑。用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补中益气汤以温补中气，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复脉汤等以补肾中阴阳。其补益后天，认为“脾阳宜动则运，温补极是而守中及腻滞皆非。脾阳不主默运，胃腑不主宜达，流脾降胃，令其升降为要”。脾喜温燥，胃喜柔润，而脾胃往往相兼为病，据此肺癌患者补养后天脾胃时，除纯属脾脏虚衰者，仿东垣之法益气升阳，而对一般脾虚患者，益气升阳不过用温燥，以防碍胃。而对于胃阴亏虚者，强调滋养胃阴，以助胃气。对于脾胃两虚者，强调脾胃兼顾，既益中焦，又养胃阴，或用黄芪建中汤去姜，或用麦门冬汤去夏，既防止其过燥，又防止其过温，此较之东垣治法，更臻全面。此外“腑病以通为补，与守中必致壅逆”，可用通补阳明之法，在益气养阴之药物的基础上，酌加陈皮、厚朴、火麻仁等行气降下之品，使胃气得以通降，以恢复后天脾胃的生理功能，也是叶氏培补后天的独到之处。
对于培补先天，我们主张“肾阳静而望藏”，应抓住肾主静主藏的特点，见有肾脏亏虚之肺癌患者，除用一般补阴补阳药物外，多兼敛补之品，如芡实、山药、五味子、莲肉等，以用于肾精外泄，兼肾阳不藏者。
我们临证使用扶正法治疗肺癌仿叶氏多用柔剂阳药，以补肾中阳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补阳以防伤阴，一般不用桂、附等刚恒气质雄烈之药，恐其愈劫阴精。而对于阴精不足之患者，补益肾中阴精，又善用血肉有情之品，如牛骨髓、羊骨髓、猪骨髓、龟甲、鹿茸、鹿角胶、紫河车等，补阴益阳，再配伍苁蓉、菟丝子、沙苑子、杜仲、枸杞子、熟地黄等。形成了补肾益精的治疗用药，较之六味、八味、左归、右归以熟地黄为中心的补肾方法又更适合肺癌患者。
总之，先后二天的关系为“脾阳宜动，动则能运。肾阳宜静，静则能藏”“肾阳自下涵蒸，而脾阳始能运筹”，补后天时重视养先天，而益先天又重视培后天，中下兼顾，脾肾两补，注意刚柔、动静、升降诸方面的关系，强调随着脏腑不同特性而施用补虚之法，对肺癌患者的扶正有很大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