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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辨证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为开端，各地医师逐步积累临床经验，病种不断扩大，发展至今天的周围血管疾病专业。现代的周围血管疾病大多在古代文献中没有系统记载，是随着西医学病理生理的发展，在明确疾病诊断后，由现代中医医师运用中医学辨证理论对具体疾病提出辨证思路。陈柏楠教授师从国医大师、著名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疾病专家尚德俊教授，汇通中西医学，结合前辈经验，提出周围血管疾病中医整体辨证体系应包含以下4个层次，临证中当循序渐进，如抽茧剥丝、层层递进，最终探明发病机制，方可为后续治疗奠定坚实的基础。
“病”即疾病，是包括病因、病机、转归预后的完整病理过程。“辨病”是对疾病总的特点和基本矛盾的概括，具有“整体性”和“特异性”的特征。中医和西医均有“病”的概念。“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是对疾病某一阶段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病机的综合性概括，具有“阶段性”和“非特异性”的特征。“病”重点在全过程；“证”重点在现阶段，辨病与辨证是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疾病进行诊断。实际上，中医学自古以来就一贯重视辨病与辨证的有机结合，《黄帝内经》时期即确立了辨病论治的原则，并产生辨证论治思想的萌芽；东汉张仲景奠定了辨病论治体系下辨证论治的基础。但是周围血管疾病专业是新兴学科，在传统中医中没有确立完整的疾病体系，仅作为其他疾病的合并症状有零星记载和相应的辨证治疗，因此该学科自建立之初便是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相伴发展成长。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指的是西医的辨病和中医的辨证相结合。在临床工作中，既要明确疾病的西医诊断，又不忽视中医学的辨证，以病为纲，先辨病，后辨证，病证合参。辨明疾病，洞悉疾病的病理机制、所处的病理阶段，有利于准确掌握疾病的病情和转归。辨证，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通过详细了解病史、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辨证方法，明确疾病的中医病因、病机、病势、病位，才能制定相应的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周围血管疾病的中医病名多以症状命名，如脱疽、脉痹、股肿等，而西医同类疾病中往往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因此单纯以中医症状命名很难区分不同病理改变的疾病。例如同为中医的“脱疽”，在《灵枢·痈疽》中记载为“发于足指……其状赤黑，死之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西医学中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闭塞性动脉硬化症、糖尿病坏疽、坏死性血管炎等疾病均可出现相同症状，但其发病原因和病理改变则有着根本的区别，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有着截然不同的治疗原则和预后。因此，现代临床实践中应当先辨西医的病，再辨中医的证，二者结合可以取长补短，准确掌握疾病的发病原因、病理变化和转归，同时重视中医辨证，既有整体观念、动态观念，又不忽视局部变化，充实诊断的完整性和治疗的全面性。
整体辨证思想是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原则，旨在通过综合分析望、闻、问、切四诊获取的资料，对疾病某一阶段的病机、病位、病势做出判断，反映了人体的整体状态，是辨证治疗的基础。局部辨证通常是指围绕病变部位进行辨证的方法，是外科常用的辨证方法。当局部病变表现突出，或全身症状不典型时，通过局部辨证判断病变的病因、病机、性质，更能体现专科特点。周围血管疾病的整体辨证和局部辨证结合包含两个层次。其一，全身状况的整体辨证和肢体局部症状的局部辨证相结合。周围血管疾病多有明显的局部症状、体征，采集局部的四诊信息非常重要，通过望、闻、问、切，明确局部病变的病位、形态、寒热、虚实，结合整体辨证，重视外科疾病辨脓、辨肿、辨溃疡、辨痛、辨麻木等方法的运用，才能准确把握患者在某个阶段出现的局部症状和全身反应的主次关系，辨明阴阳、真假和消长转化，综合判断疾病的性质、轻重和预后。例如“臁疮”，因多发于小腿臁部而得名，往往经久难愈和继发感染。临床中需要非常重视辨别溃疡局部的形态、深度、肉芽色泽、渗液性质及疮周情况，并结合患者全身状况，整体与局部辨证并重，辨明患者的阴阳气血盛衰，制定相应的治疗原则，进行辨证治疗，合理应用外治疗法。其二，病灶局部与病灶肢体的整体相结合辨证。这类情况多发生在有溃疡或坏疽的肢体，尤其在糖尿病肢体动脉闭塞症中常见。往往一方面存在疮面肉芽灰白、水肿等气血亏虚的征象，另一方面又同时存在疮周组织红肿、疼痛、皮温高等实热表现。此时需要重视病灶局部辨证和包含病灶周围环境在内的整体辨证相结合，补正虚、祛邪实，标本兼治，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临床效果。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是历代医家通过自身医疗实践所总结的、能够指导临床规律与法则的集合。受古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当时的医家在对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进行力所能及的观察推测和自身体悟的同时，对人类生活的周围事物进行了广泛的观察和分析，并将观察结果与人的生理、病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及病因病机学说等的形成，莫不是注重宏观观察的结果。通过宏观观察，古代医家能够总体地动态地观察和把握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观其外以揣其内”；并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看成是由无形可见的“气”及其运动构成的。中医学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建立了自己的生命观、疾病观，并依据宏观整体理论指导养生延寿和防病治病。“微观辨证”的概念最早由沈自尹于1986年在《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微观辨证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从细胞、分子及基因等微观层次上辨别证，其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深化和扩展了宏观四诊，逐步形成微观辨证学。微观辨证在证的本质研究、证的模型构建、证的微观分类、辨证标准、辨证分型甚至辨证施治中均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宏观辨证（四诊）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它丰富了中医诊断学的内涵，改变了无证可辨的窘境。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借助现代仪器及检测方法对肉眼无法识别的细胞、分子、基因等进行观察，是对宏观观察的延伸，可以弥补宏观辨证证据的不足，扩大医生观察的深度和广度。临床中应当在遵循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逐步将这些微观证据纳入中医辨证体系中，扩充“证”的物质内涵，实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可以提高疾病的早期诊断水平，提高用药的针对性和准确性。但是微观辨证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微观辨证并不是简单地追求用某个或某组微观指标与“证”画上等号。任何一个微观指标决不可能全面阐释“证”的本质，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疾病证候的变化趋势。所以实行“微观辨证”必须强调多指标合参、同步观察，这样才能对各种“证”的认识更趋全面，减少片面性，才能使“微观辨证”研究不断深化，符合现代中医的发展方向。
病机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机理并揭示其规律的中医基础理论分支学科。病机理论源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这奠定了脏腑病机、六气病机理论基础。尽管临床疾病种类繁多，临床征象错综复杂，各个疾病和疾病的不同时期、各个症状都有其各自的病机，但都离不开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经络和脏腑功能紊乱等病机变化的一般规律。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现代临床中也多遵循古法，四诊合参，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为某种性质的“证”。然后根据“证”来施治，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笔者认为，辨证的过程中除了辨明当下的“证”之外，还要辨明病机的来龙去脉，即明确正邪、气血、阴阳及脏腑功能是如何变化、发展到现在的“证”，其预后又可能是怎样的变化趋势，针对病机，重视气血阴阳、寒热虚实的动态变化，从而在施治时加以兼顾，真正地做到“上工治未病”。比如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急性期，常常应用深静脉置管溶栓的治疗方法，临床疗效显著，从中医的辨证角度看，该方法属于祛邪法，应用现代介入技术直接祛除瘀血，然则祛邪易伤正，正虚则易恋邪，因此，术后的治疗除了活血化瘀的基本原则之外，还需要注意顾护正气，调理阴阳气血平衡，预防血栓复发。
总之，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内涵博大精深，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应当拓展和充实“证”所包含的内容，不断延伸和发展整体辨证的内涵，更好地融合现代科技成果为己所用。
周围血管疾病是一类血瘀证疾病，国医大师尚德俊教授根据中医学血瘀证和异病同治的理论，提出了周围血管疾病的“血瘀证”理论。陈柏楠教授师承于尚德俊教授，在总结、传承尚德俊教授“血瘀证”理论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周围血管疾病包括闭塞性动脉硬化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糖尿病肢体动脉闭塞症、大动脉炎等都有病程长、病情顽固、难治、易反复的特点，这些特点往往是因血瘀蕴久导致，因此进一步提出血瘀日久，蕴生瘀毒的论点。正如清·尤在泾在《金匮要略心典》中所说“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所论述的“瘀毒”属于内生毒邪的一种，是在血瘀病机基础上延伸的周围血管疾病病机之一。
“毒”作为一种致病因素，在古代医籍中早有论述，中医把可以致病的因素称为“邪”，主要为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如果在病程中某种邪气过盛而危害峻猛，中医就称之为毒邪。《黄帝内经》中多处出现对毒的论述，提出了“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及“大风苛毒”等概念。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则载有“阴毒”“阳毒”之病名。唐·王冰注《素问·五常政大论》时说“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这说明邪气过盛可化成“毒邪”，清·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说“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说明毒邪亦可以由于六淫邪气侵袭人体后不能及时解除，蕴结日久而产生。纵观传统中医论毒之思想，长于外毒，短于内毒，占主要地位的是外感毒邪学说，外来之毒是指存在于自然界，从外侵袭人体的一类毒邪，如六淫之邪、疠气、食物毒、虫兽毒等。虽有医家指出毒可自内而生的观点，但未得到深入研究，如汉·华佗在《华氏中藏经》中指出“五疔者，皆由喜怒忧思，冲寒冒热，恣饮醇酒，多嗜甘肥……蓄其毒邪，浸渍脏腑，久不虑散，始变为疔”，指出毒邪产生，可因于外感，可因于内伤七情、饮食劳逸，为毒邪分内外之雏形。现代中医医家对内生毒邪研究日盛，内毒常发生于内伤杂病的基础上，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紊乱导致机体内的生理产物和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以致邪气亢盛，诸邪积聚，交结凝滞而成内毒，如所谓瘀毒、热毒、痰毒、湿毒、浊毒、粪毒等。
周围血管疾病属于血瘀证，其病程中往往存在虚实错杂，实邪有气滞、血瘀、水湿、热毒、痰浊等，而正虚有气虚、血虚、阳虚、阴虚等。陈柏楠教授在临证中善于总结前人经验，认为周围血管疾病多因毒邪致病，毒可包含瘀毒、热毒、痰毒、湿毒等。毒邪致病有多重特性：①骤发性：起病急骤，传变迅速。②传染性：是指某些外感毒邪致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或流行性，可引起大面积流行。③广泛性：毒邪致病，脏腑、经络、四肢皆可累及。④酷烈性：致病力强，危害严重，病情多呈急、危、重症。⑤从化性：毒邪往往根据个体体质不同而表现各异。⑥火热性：毒邪致病，证多属火、属热，邪盛为毒，多从火化。⑦善变性：毒邪致病，变化多端，具有多变的临床症状。⑧趋内性：毒邪峻烈，常入里毒害脏腑，导致病变恶化。⑨趋本性：毒由邪生，保留原病邪的某些特点。⑩兼夹性：毒邪常以气血为载体，无所不及，阻遏气机，伤阴耗血，酿液成痰，毒邪为病，常有夹痰、夹瘀之特点。顽固性：毒邪蓄里，气血亏虚，脏腑败伤，其病多深重难愈。其中骤发性、传染性、广泛性、从化性更多的是体现外感毒邪的特性，而趋内性、趋本性、顽固性更多是体现内生毒邪之特性，而酷烈性、火热性、善变性、兼夹性为外感、内生毒邪均有之特性。
在古代文献中，“瘀毒”可最早追溯到东晋时期张湛所撰的《养生要集》，其曰：“百病横生……触其禁忌成瘀毒，缓者积而成，急者交患暴至。”金·张从正《儒门事亲》（1279）中治疗杖疮“余以通经散三四钱下神佑丸百余丸，相并而下，间有呕出者，大半已下膈矣！良久，大泻数行，秽不可近，脓血、涎沫、瘀毒约一二斗”。明·薛己《正体类要》（1529）中治疗杖疮“疔痂不结，伤肉不溃，死血自散，肿痛自消，若概行罨贴，则酝酿瘀毒矣”。明·陈实功《外科正宗》（1617）中“一男人项疽十余日……随用铍针左右二边并项之中各开一窍，内有脓腐处剪割寸许顽肉，放出内积瘀毒脓血不止碗许”。清·郭士遂《痧胀玉衡》（1644）曰“天蚕，能治血分之痰，佐山甲透经络，以破瘀毒。用须炒末”。清·顾靖远《顾松园医镜》（1644）中引《金匮要略》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腹痛，认为“冬瓜仁散瘀毒，治肠痈”。清·张璐《本经逢原》（1700）和清·黄宫绣《本草求真》（1644）中治疗犬伤恶毒“以斑蝥七枚。去翅足炙黄。用蟾蜍捣汁服之。疮口于无风处嗍去恶血，小便洗净，发炙敷之，服后小便当有瘀毒泄出”。清·张璐《张氏医通》（1695）中婴儿门身痛中认为“若遍身如啮而色紫者，瘀毒壅滞，最危之兆”。清·吴谦《外科心法要诀》（1742）中“凡痈疽初起肿痛，重若负石，坚而不溃者，桑柴烘之，能解毒止痛，消肿散瘀，毒水一出，即能内消。若溃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者，用之助阳气，散瘀毒，生肌肉，移深居浅，实有奇验。”由上可见中医古代文献对“瘀毒”的记载并不多，而且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病因病机说。
陈柏楠教授在临床实践中总结认为周围血管疾病之“邪”主要为内生邪毒，其病程中往往存在虚实错杂，实邪有气滞、血瘀、水湿、热毒、痰浊等，而正虚有气虚、血虚、阳虚、阴虚等。陈柏楠教授认为实邪聚集胶着，阻碍气机，在血瘀基础上变生瘀毒，是各类周围血管疾病发展变化的病机基础，并对其病机和临床表现进行系统阐述。
周围血管疾病的瘀毒病机是在血瘀病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内容是“血瘀日久，蕴生瘀毒，瘀毒日久，变生他毒”。周围血管疾病的发病可由于七情内伤，劳伤气血，感受外邪，或手术创伤等原因引起，出现肢体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瘀血阻滞，导致各种血瘀证候的出现，随着疾病的进展，血瘀日久，脏腑功能失调，不能将其排出或消散，蕴积体内，生成瘀毒。瘀毒积聚留著，阻滞气机，影响津液输布，聚为痰浊、水湿，而痰湿为阴浊之邪，湿性趋下，重浊黏滞，因此多发于下肢。湿浊留滞、痰凝不散形成湿毒、痰毒，从而导致湿、痰、瘀诸毒同生的恶性循环。《血证论》有云：“须知痰水之壅，有瘀血使然，然使无瘀血，则痰气自有消溶之地。”在疾病的后期，痰瘀同生，相互搏结，气血运行受阻，日久不解，郁而生热化火，《灵枢·痈疽》则言：“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不得行，故热。”这说明痰浊、瘀血均可生热，火热、痰瘀胶结，伏于体内，若不能及时清除于体外，日久弥重，蕴积不解，即可成热毒，热毒既生，可炼津成痰，煎血为瘀，正如缪仲淳所言：“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成痰。”王清任亦言：“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最终出现湿、热、痰、瘀诸毒互结的病证。
瘀毒在周围血管疾病毒邪致病病机中占主要地位，瘀毒是湿毒、热毒、痰毒化生的基础，瘀毒多夹湿、热、痰毒发病，临床上患者湿、热、痰、瘀诸毒互结，毒邪羁留，亦可致瘀：①毒邪可以直接损伤经脉，脉络受损致出血或血行不畅，形成瘀血。②毒邪壅遏，气机阻滞，致血脉凝滞。③毒邪克伐正气，气血亏虚，血行不畅，血涩为瘀。而血瘀蕴久，变生瘀毒，周而复始，互因互果。久而入络、病情缠绵难愈。基于瘀可生毒、毒可致瘀的特点，临床上常用解毒祛瘀之法，包括清解热毒、清利湿毒、化散痰毒、祛除瘀毒。湿、热、痰毒多为瘀毒所夹之毒，其毒尚轻浅故所夹之毒可祛；而瘀毒为本源之毒，其毒多深重，故其毒难消。所以周围血管疾病在后期常有余毒未清之症，此余毒既有瘀毒难消之义，亦有瘀毒不去致湿、热、痰毒羁留之义。
在周围血管疾病的进展期或者后期，其血瘀症状加重或病久难瘥，其临床表现出现“内生毒邪”的致病特性，陈柏楠教授对于此期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血瘀期表现为肢体胀痛、静息痛；瘀毒期表现为持续性、固定性、剧烈疼痛。
血瘀期表现为皮肤瘀斑、瘀点，肢端发绀；瘀毒期表现为肢端发绀明显，呈青紫色或青灰色，按之不退色，上述体现出瘀毒趋本性（血瘀）和酷烈性的特点，此期血瘀证候明显加重，病情进展，呈急、危、疑难之象，此期血瘀之症顽固难退。
血瘀期表现为青筋怒张、迂曲，肢体肿胀，按之凹陷，休息可恢复；瘀毒期表现为青筋隆起成团，呈瘤样变，皮色紫暗、红肿，青筋或周围可扪及硬结块，肢体肿胀难以消退，皮肤厚韧，按之不凹陷，或按之凹陷，指起即复。
血栓性浅静脉炎、血管炎等疾病在血瘀期出现红肿硬结或红斑；瘀毒期表现为硬结疼痛不消，局部皮肤红肿硬韧，甚至溃破。上述表现体现出瘀毒火热性、兼夹性、善变性的特点，此期瘀毒日久，火热内生，夹痰夹湿，变生他证，病情反复难治。
肢体动脉闭塞性疾病在血瘀期出现皮肤干燥、脱屑，汗毛脱落，指（趾）甲干瘪，肌肉萎缩；瘀毒期表现为肌肤甲错、指（趾）甲干厚、脆硬、变形，肌肉板硬、弹性消失，触痛明显。下肢静脉瘀血性疾病血瘀期表现为色素沉着、皮肤干燥、脱屑、光薄；瘀毒期表现为皮肤甲错，纤维性硬化。
血瘀期的表现为溃疡和坏疽比较局限，溃疡较易愈合，坏疽多呈干性。瘀毒期溃疡长期不愈合，溃疡周围呈火山口样，创面肉芽老化、触痛明显，坏疽多呈湿性或干湿混合性，坏死周围红肿、紫暗，疼痛重。上述表现体现出瘀毒趋内性和顽固性的特点，此期毒邪内侵，脏腑亏损，其所主皮肤、毛发、爪甲、肌肉败坏其形，其病多深重难治。
血瘀期舌质表现为红绛、暗红；瘀毒期表现为紫暗、青紫，伴有瘀点、瘀斑。血瘀期舌苔表现为白或黄苔，瘀毒期表现为黄厚苔或黄燥苔。血瘀期脉象为弦涩、沉涩、沉迟，瘀毒期表现为弦数、弦细涩。
上述表现体现瘀毒兼夹性和趋内性的特点，舌质、舌苔、脉象均表现为毒邪入里，兼夹湿热之邪，克伐正气，耗伤阴液，病情缠绵难愈。
当前关于肢体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中医药研究主要集中于中药复方、验方的应用，对于病机涉及很少。在诊治周围血管疾病的多年临床实践中，陈柏楠教授形成了自己对“瘀毒”的理解，瘀毒病机是由血瘀病机发展而来，其核心观点是“血瘀日久，蕴生瘀毒，瘀毒日久，变生他毒”。具体阐释如下：肢体动脉支架内再狭窄发生在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等疾病介入术后，这些疾病由于斑块或血栓导致管腔闭塞，属于血瘀证的范畴，虽然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使动脉管腔开通，但斑块和血栓只是被挤压到动脉管壁中，并没有清除，因此其基本病机仍是血瘀，而且病症日久，出现气血亏虚，脏腑机能失调，不能将管壁中的瘀血排出、消散，蕴积于体内，化生为瘀毒。瘀毒积聚，阻滞气机，津液输布失常，聚积为痰浊，痰凝不散形成痰毒，随着病情的进展，痰瘀同生，相互搏结，日久不解，郁久化热，火热、痰瘀胶结，伏于体内，不能及时清除，日久弥重，积聚不解，即成热毒，热毒既生，可炼津成痰，煎血为瘀，最终出现热、痰、瘀诸毒互结的病症。陈柏楠教授分别从宏观辨证角度和微观辨证角度详细阐述了肢体动脉支架再狭窄的“瘀毒”病机的演变过程。宏观辨证角度：斑块、血栓被支架挤压到动脉管壁中，相当于宏观的瘀血、痰浊被动地挤压到管壁中，痰瘀阻滞于经脉中，此外支架为外来有形之邪，导致经脉自身气血运行不畅，形成更广泛的瘀血状态，而且患者多为老年人，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经脉失养，因此经脉代谢功能降低，无法将瘀血痰浊祛除、消散，导致经脉支架植入部位更明显的血瘀症，血瘀日久化生为瘀毒，此瘀毒不同于单纯瘀血，而是痰瘀夹杂，兼有外来有形之邪毒（完全不能被清除），具有病情重、易反复、难治愈的特点；而瘀毒、外来邪毒壅阻于脉络，易化热生火，火热与痰瘀胶结，伏于体内，生成热毒；瘀毒夹热毒伤津耗液，炼液为痰，痰浊积聚留着，形成痰毒。痰毒、瘀毒均为有形之邪，兼夹热毒，具有毒邪骤发、酷烈、火热的特性，在支架植入部位迅速积聚增殖，阻塞管腔，导致支架内再狭窄甚至闭塞。微观辨证角度：西医学关于支架内再狭窄机制主要包括血管内皮损伤，各种原因所致血栓形成，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局部的炎症反应，血管远期负性重构。陈柏楠教授认为，球囊扩张及支架植入后，对于内皮细胞的机械性损伤甚至剥离，对于中膜平滑肌层及粥样斑块的挤压，都可以理解为血脉受损；内皮损伤后导致血小板活化，引起局部微血栓形成，以及粥样斑块挤压到动脉中膜，可以理解为瘀血阻脉；血管内皮损伤后，中膜的平滑肌细胞被各种炎性因子、生长因子活化，由中膜向内膜迁移，并由收缩表型向合成表型转变，具有了迁移、增殖能力导致内膜增生，可以理解为瘀血、痰浊影响血脉功能正常代谢，引起更广泛的瘀血状态，日久不能清除，即内生瘀毒；内皮损伤以及支架慢性扩张的持续刺激，导致支架后长期的局部炎症反应，可以理解为瘀毒变生热毒；而再狭窄的中后期，增生内膜纤维化，新生粥样斑块形成，外膜的反复炎症导致管腔闭塞以及管壁重构正是痰热瘀毒合而所致。从宏观及微观辨证角度对肢体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瘀毒病机假说进行探讨，阐述了内生毒邪在支架再狭窄病机中的地位，从而重视在活血化瘀基础上对于各种毒邪的祛除，为防治再狭窄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解毒活血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综上，陈柏楠在继承国医大师尚德俊教授活血化瘀治疗体系的基础上，针对血瘀-瘀毒病机，确立了解毒活血的治疗原则，法中之活血为祛除瘀毒，法中之解毒包括清解热毒、清利湿毒、清化痰毒。其中瘀毒为本，湿、热、痰毒为标，湿、热、痰毒多为瘀毒所夹之毒，其毒尚轻浅，故所夹之毒可祛；而瘀毒为本源之毒，其毒多深重，故其毒难消。所以周围血管疾病在后期常有余毒未清之症，此余毒既有瘀毒难消之义，亦有瘀毒不去致湿、热、痰毒羁留之义。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正邪斗争是疾病的主要矛盾，在斗争过程中的邪正消长决定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在治疗法则上离不开“扶正”和“祛邪”两种方法，借以改变正邪双方力量对比，恢复机体阴阳平衡，促使疾病向痊愈方向发展。周围血管疾病常常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尤其是久病患者，多有正气不足、气血亏虚、脾肾阳虚等情况存在。陈柏楠教授在临证中主张对此类患者应重视顾护正气，以助祛除瘀毒邪气，主张疾病后期当调补正气以防伏邪卷土重来。
《灵枢·口问》指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认为“哕”的发生，是先有寒气伏于内，再加以新谷气，“新故相乱”而成。《灵枢》所论“故邪”种类繁多，各种外邪以及瘀血、痰浊等均可留于体内，在某些条件下引发疾病。所谓伏邪，指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病邪。其他还有内伤杂病所致之伏痰或父母遗传之毒，逾时而诱发的许多疾病。正如《羊毛瘟疫新论》所说：“夫天地之气，万物之源也，伏邪之气，疾病之源也。”
陈柏楠教授指出，外周动脉疾病不属于外感疾病，其发病时故邪与伏邪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此类患者多有瘀血、痰浊内伏。陈柏楠教授总结多年临床经验，认为疾病初愈，虽然症状消失，但此时余邪未尽，余毒未清，正气未复，气血未定，气虚血瘀。因此在疾病后期的治疗中，当通过培补正气，调理脏腑功能，健脾化痰，使其紊乱的状态得以恢复。若疾病初愈后调理不当，也易复发或留下后遗症。比如下肢动脉腔内成形术后，虽然主干血管通畅了，肢体血流压力增加，但是组织间的物质交换并没有马上改善，尤其是糖尿病肢体动脉闭塞症的患者，同时存在微血管病变，临床中还需要应用补肾健脾、益气活血类药物，增加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增加组织血流灌注量，打通“最后一公里路”，以防止疾病的恶性复发。
周围血管疾病的病程中往往存在虚实错杂，陈柏楠教授认为，此类患者多为老年人，或久病患者，往往正气不足，或邪毒久恋耗伤正气，因此治疗时应时刻注意顾护正气，尤其善用独活寄生汤。独活寄生汤出自《备急千金要方》，功可祛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血。原方主治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风寒湿邪外侵，腰膝冷痛，酸重无力，屈伸不利，或麻木偏枯，冷痹日久不愈。适用于慢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属肝肾不足，气血两亏者。方中用独活、桑寄生祛风除湿，养血和营，活络通痹为主药；牛膝、杜仲、熟地黄补益肝肾，强壮筋骨为辅药；川芎、当归、芍药补血活血；人参、茯苓、甘草益气扶脾，均为佐药，使气血旺盛，有助于祛除风湿；又佐以细辛以搜风治风痹，肉桂祛寒止痛，使以秦艽、防风祛周身风寒湿邪。诸药合用，是为标本兼顾、扶正祛邪之剂。对风寒湿三气着于筋骨的痹证，为常用有效的方剂。陈柏楠教授认为，闭塞性动脉硬化症和糖尿病肢体动脉闭塞症患者多为老年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血管炎患者疾病后期因久病，也多伴有气血亏虚、肝肾不足。陈老师对此类患者多应用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喜去细辛、人参、防风以防辛温太过而化火，加威灵仙通络止痛，加黄芪益气健脾，若同时伴有脱疽久不愈合，加连翘、金银花，芍药多用赤芍凉血散瘀，若阳气不足加少量肉桂，阴虚甚者用熟地黄、山萸肉滋补肾阴、顾护阴液，注意全方阴阳气血俱补，强调扶正以祛邪，而非一味地活血解毒攻邪。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云：“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阐明了情志致病因素，人罹患疾病时除躯体症状外，心理状态、情绪变化等因素也参与疾病发展过程，并直接影响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周围血管疾病患者多为疑难少见疾病，或缠绵难愈性疾病，患者多有焦虑、忧思等情志问题，这些情志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着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以及对疗效的主观感受。
陈柏楠教授在临床治疗中也非常重视心理治疗，常引述古人语曰“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孙思邈《青囊秘录》），在与患者的交流过程中，善于从心理上对患者施加影响，使其消除焦虑，从而配合治疗。
首先，重视外部环境对患者心理的影响。陈柏楠教授认为患者的人生经历、文化程度、家庭背景、思维习惯等均会影响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进而影响患者对治疗者的信任度、配合度。因此，医者首先应当具备丰富的社会、人文知识，从天文、地理、社会学等角度综合掌握病因学体系、生命学体系及临床实践体系之间的关系，当如《素问·著至教论》中主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在与患者的沟通中，用与患者文化认知水平相类似的语言与患者沟通，可以尽快消除患者顾虑，取得患者的信任，有利于具体治疗方案的开展，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其次，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应“以人为本”。陈柏楠教授主张治疗对象的核心是“生病的人”，而不是单纯的疾病。即使是同一种疾病，也会因患者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治疗方案也需要以患者为核心进行个体化调整，做到“因人制宜”。如血管炎患者长期处于疾病状态，性格多敏感、易猜疑，对他人缺乏信任，患者若为老年人，常常比较固执，难以信任医生；患者若为年轻人，比起老年人更容易掌握疾病相关信息，但容易出现悲观情绪，难以接受病情的反复。陈柏楠教授通过恰当的言语引导、耐心的解释，从心理上帮助患者理解病情的变化，消除其焦虑情绪，循序渐进地引导患者接受正规治疗，鼓励家人多陪伴、多沟通以解除患者心理上的压力和负担。同时，劝导患者多参加社会活动，增强与人的沟通能力，帮助患者改善自身的病理状态，从而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达到促进疾病向愈的目的，如《黄帝内经太素》曰：“精神进，志意定，故病可愈。”
最后，瘥后防复，重视疾病痊愈后的预防调护。“治未病”首见于《内经》，是中医学预防、治疗的核心思想之一，参与构成中医学治则理论。主要包含未病先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四个部分，“瘥后防复”是疾病痊愈后的阶段。周围血管疾病大多难以达到病理上的痊愈，患者达到症状消除和（或）理化指标恢复正常的临床治愈，即为痊愈。此时患者多数还需要口服药物治疗以预防病情的复发，部分患者会因为放松警惕而恢复吸烟、饮食不节制、运动损伤等，又诱导疾病的再次发作。陈柏楠教授主张应该结合患者的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等情况，在出院前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预防调护教育，使其充分知晓与自身疾病复发相关的关键因素，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充分阐明这些因素致病机理及其危害，使患者从心理上真正高度重视起来。比如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促使血管收缩，因此吸烟是血栓闭塞性血管炎等动脉闭塞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此类患者应严格戒烟。而糖尿病肢体动脉闭塞症患者应严格控制饮食和血糖，否则高血糖、高脂血症会诱发血管损害加重，促使病情不断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