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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一词，始见于宋代林亿等校注《伤寒论》的按语，然而追溯其源，其最早阐述见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称之为“重方”。《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重方即合方之意。但《内经》所载13方，并无以方剂相合应用的形式出现的重方，故而书中只有重方之名，而无重方之用。合方的应用首见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仲景上承《内经》重方的理论，在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创制并应用多首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汤等，皆为两方相合而成的新方，开后世合方应用的先河，将单方衍化为合方，而功用主治也发生相应变化，反映了仲景辨证论治、随证用方的精神内涵。
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将“重”改为“复”，首次提出了“七方”，即“大、小、缓、急、奇、偶、复”，因此有了后世复方之称。金元医家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七方十剂绳墨订一》中阐明了中医学制方的法则，他认为七方是根据疾病的远、近、上、下、轻、重及其复杂性来决定的，如“近者奇之，远者偶之”，“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复）方”。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指出：“复方，重复之义，两证并见，则两方合用，数证相杂，则化合数方而为一方也。”又言：“岐伯言奇之不去，则偶之。是复方，乃大剂，期于去病矣。”其所指复方即为合方，以两个或两个以上之方剂相合，组成一个新的方剂，目的是为拓展方剂之治疗范围，扩展用于多种病证并存的复杂病情，使疗效得到进一步增强，即“病之繁重者，药亦繁重也”之意。
目前，《中国医学大辞典》对“复方”的定义有三：其一，是指两方或数方合用者；其二，是本方之外复加他味者；其三，是分两均齐而无参差者。此三者皆治痼疾之法。由上可知，尽管有“重方”“偶方”“复方”“合方”等不同的称谓，但都蕴含着“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为用”的核心意义。
东汉张仲景为应对复杂的病情变化及寻求更好的临床疗效，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遵循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将方剂相合为用，在《伤寒杂病论》的方证体系中首次创立“合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皆可用于治疗表郁轻证，柴胡桂枝汤（即小柴胡汤合桂枝汤各半量）治疗太阳、少阳并病，厚朴七物汤（即桂枝去芍药汤合厚朴三物汤）治疗腹满而表未解之证等。合方作为仲景组方的一大特色，对启迪经方现代临床应用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方剂的运用范围，其中也体现了合方的临床运用。如桃仁汤为桃核承气汤和抵当汤合用，以治疗妇人月水不通；温脾汤为大黄甘草汤与四逆加人参汤合用，以治疗寒积腹痛等。唐代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记载的大玄武汤是由真武汤与理中丸相合而成，亦是隋唐之际运用合方的佐证。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录的如附子理中丸、十全饮等诸多合方沿用至今，影响广泛。金元医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认为伤寒即是热病，针对表证兼内热型，治以表里双解之法，并创制两解表里之剂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合益元散），扩大了方剂的适用范围。金元医家李东垣强调对于合方的运用亦可以汤、丸，或汤、散，或丸、丸相结合的形式，如《内外伤辨惑论·随时用药》中载以煎五苓散送服半夏枳术丸治伤食兼伤冷饮，《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以消痞丸合滋肾丸治阴火上逆证等。金元医家朱震亨在《丹溪心法·泄泻》中载以五苓散合香连丸治热泄，以除湿汤送服戊己丸治湿泄，以理中汤加干葛、吞服酒煮黄连丸治伤酒泄等。这些均体现了对于合方的传承与发展。
明代秦景明所著《症因脉治》中收录大量合方，如枳朴平胃散、半苓平胃散、枳桔平胃散、香连平胃散、二陈平胃散等平胃散合方。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在《伤寒论》三承气汤的基础上，根据温病临床错综复杂的特殊情况，结合温热之邪所伤脏腑部位的差异，将宣肺、清热、滋阴等法与下法有机结合，创制宣白承气汤（麻杏甘石汤合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增液承气汤（增液汤合调胃承气汤）等，合方中各个方剂的功用相互累加，扩大了承气汤的适用范围，避免了滥用承气汤攻下的危害，使下法的运用趋于完善。清代余霖所著《疫疹一得》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由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清营汤四方相合，已成为治疗瘟疫热毒，气血两燔证之传世名方。此外，清代俞根初的《重订通俗伤寒论》记载诸多合方，如柴胡陷胸汤、葱豉桔梗汤、麻附五皮饮、柴平汤、柴胡四物汤、陷胸承气汤、白虎承气汤、桃仁承气汤、蠲饮万灵汤等；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收录凉膈白虎汤、麻黄四物汤、桂枝四物汤、桂枝合白虎汤、黄连平胃散等合方；清代徐大椿的《医略六书》中收有吴茱萸四逆汤、二地二冬汤等合方。明清医家所创制合方的来源多以《伤寒论》经方和其他经典传世方剂为主，虽然学术源流各有侧重，但皆体现了活用古方灵活变通的特色。
近现代，随着疾病病机的愈加复杂多变，医家对合方的临床应用更为广泛。刘渡舟提出“古今接轨论”，即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相合而用的理论。刘渡舟认为“古今接轨”是通过对张仲景“合方”思想的传承，从临床实际出发，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的结合，用“古方”补“时方”之纤弱，以“时方”补“古方”之不全，以适应病机复杂的内伤杂病治疗。如三仁汤与栀子豉汤合用，治疗湿热内蕴、气火郁结所致的湿温病，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而又清利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充分发挥了合方的优势。刘渡舟还强调合方的临床运用需要把握四个原则：方证相应，应对复杂病情；方机相应，注意病机契合；病证结合，不忘专病专方；体证相合，重视体质从化。此外，蒲辅周以理中丸合五苓散治疗中虚脾若之泄泻；杨锦堂以五皮饮合猪苓汤治疗臌胀，小柴胡汤合竹叶石膏汤治疗发热不退，银翘散合犀角地黄汤、二妙散治疗湿疹；黄文东、王永炎、何绍奇等医家在其著作中亦记载大量合方应用的典型案例。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被推广应用的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均为多首方剂相合为用，取得了卓越的临床疗效，成为防治新冠疫情的重要手段，如清肺排毒汤是由《伤寒杂病论》中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合方化裁而成，体现了合方的辨证精准性、临床有效性。
合方之用源于张仲景，历经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医家的传承与发展，凭借其独有的治疗作用，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病机变化时，日益受到重视。历代医家对合方思想的理解、阐释与运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诸医家皆以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为前提，同时结合自己的辨证思维方法创制、应用合方。历代方书专著和医家经验的积累，极大地丰富了合方的内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合方的研究领域，合方应用的范围逐渐明晰，其病机、治法理论不断完善，使古方今用更具生命力，对中医合方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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