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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治疗技术在我国传统医学发展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及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大体分为五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医康复治疗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远古时期至公元前22世纪，是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公元前21世纪到汉代，是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理论体系的建立阶段。
从远古至公元前22世纪，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在与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医疗和保健活动，医疗技术和手段也是个别、具体和零散的，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这一时期是中医康复技术的萌芽阶段。
远古时期时经常造成创伤。当出现疼痛时，自然地用手去抚摸、按揉以达到止痛的效果；出血时便本能地用手按压以止血；损伤局部隆起时，又本能地通过抚摸、揉动使隆起变小或消失，从而缓解肿痛。经过长期的认识与实践，人类从无意识的偶然动作中摸索出能够祛病的抚摸按揉手法，这就是推拿按摩、理筋正骨的康复技能萌芽。
砭石，是我国古代最早发明和使用的一种最原始的医疗用具，是距今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在旧石器时代，虽然可以通过手的抚摸和按压缓解病痛，但手的力量不能持久，人类将注意力转移到身体外的其他工具上。最初随手抓一块石头在病患处下意识地刮、擦、压、刺，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学会了制造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石碾、石磨盘等磨制石器，也制出了用于治病的各种各样的“砭石”，如砭块、砭锥、砭棒、砭板等，在砭石治疗技术方面已有了压、刮、擦、刺、划、滚、挑、叩、温、凉、割等方法，形成了一种以石质工具为主的康复治疗技术。全元起在《黄帝内经·素问》注中明确指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镵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说明砭石作为一种治疗针具，常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是一种以针刺为主要治疗手段的康复方法。在我国古代，除了砭石之外，用于疾病康复的还有骨针、陶针和竹针等，都是现代针刺疗法的雏形。
灸法源于火的发现和使用。人们在长期用火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病痛经火的烧灼、烘烤可以缓解或消除，继而学会用兽皮或树皮包裹烧热的石块、砂土对局部热熨或以树木的枝叶做燃料，对局部进行温热刺激，驱散寒邪，温暖胸腹、腰背和肢体关节。《说文解字》谓：“灸，灼也。”说明“灸”字本身的含义，即为长时间地用“火”治病，形成了利用温热刺激治疗疾病的灸法。
先民在与大自然斗争过程中，不仅解决了食物资源问题，同时发现了药物，为人类生存、健康维护和疾病康复提供了一种重要方法。原始人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体验中，逐渐熟悉了多种可食用植物的营养，也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的毒性以及催吐、泻下与止痛等药用功能，久而久之积累了辨别食物和药物的经验，也逐步了解了一些植物药的知识，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人们在认识肉类食物营养知识的同时，也逐渐发现了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骨髓和内脏等部位具有治疗作用，这就是动物药的开始。随后，采矿和冶炼技术不断提高，一些矿物的治疗作用也被发现，逐渐产生了矿物药。在对植物、动物、矿物的营养及药物功效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中药疗法和饮食疗法。
原始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些解决病痛的方法，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经验的积累，认识和掌握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知识日益丰富，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追溯其本质和原因，进入下一步的理论整理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萌芽时期。
从公元前21世纪至汉代，我们的祖先从早期对传统康复技术的简单应用，到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认识逐渐深入，逐步将积累的医药经验进行总结和提升，建立了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理论体系。
先秦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其阴阳五行学说、整体观念、藏象学说及经络学说等，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同样成为了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理论体系的核心。《黄帝内经》中广泛应用了针灸、气功、导引、按摩、热熨、饮食、体育、调摄情志等康复方法。在康复思想方面，提出无论是防病还是病后康复，都必须以四时阴阳为根本，要顺应自然，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强调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康复思想。在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治病原则上，总结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三因制宜”及“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矣”。在具体的方法上，《黄帝内经》在非药物疗法和药物疗法的应用方面，提出了“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的基本方法，强调治法应随病情不同而灵活改变，提倡应当“杂合以治”，综合治疗。其中，在饮食疗法上，《黄帝内经》按照五行理论把谷物、瓜果、畜肉、菜蔬等分为五类，五味分别归属五脏，与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康复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了合理饮食搭配对养生保健及病后康复十分重要。书中载有13方，内服方仅10首，属于药膳就达6首之多。情志疗法中，阐述了情志变化与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疾病康复“必先治神”，说明神乃身形之主，神不守则体不康，对于疾病康复更重要的是静以养神为基础，中医康复要做到形神兼养，强调“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形与神俱，则尽终其天年”。在导引疗法中，针对“痿”“厥”这一类肌肉挛缩甚至瘫痪的患者，提出采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促进功能的康复。综上所述，《黄帝内经》中所载的注意周围环境、避免情绪波动、饮食宜忌和坚持气功导引等原则，为中医康复确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杂病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思想，他创立的辨证论治体系对中医临床康复的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涉及的具体康复方法包括内治法、外治法、体育疗法、饮食疗法、针灸疗法等。在《伤寒杂病论》中还创制了许多非常实用的药膳经方，如“当归生姜羊肉汤”“百合鸡子汤”“猪肤汤”“甘麦大枣汤”等，为后世制订了配制和施用药膳的指导原则及应用实例。同时在《金匮要略》中阐述了虚劳、眩晕、血痹、消渴、心痛、中风等许多慢性疾病的康复方法，开中药康复疗法之先河，他所创的治疗方法与中药至今仍在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这一时期，中药知识的积累促进了中药疗法的发展，夏朝的时候，人类对疾病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发明了酒和汤液，以酒“通血脉、行药势”；商代，伊尹在《汤液经》中明确记载酒的治疗作用与康复作用。随着酒和汤液的应用，药法逐步形成了中药内服和外用两种治疗方法。《山海经》记载了食、汤服、沐浴、佩戴、涂抹等多种用药方法；至东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问世，书中记载了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植物药252味、动物药67味、矿物药46味。书中概括地记述了“七情合和”“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针法与灸法均是建立在经络理论体系上的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等，并对腧穴、针灸的方法、针刺适应证和禁忌证等也作了详细的论述。针法与灸法的材料上，从夏、商、周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冶金术的发明和进步，针具逐渐发展到铁针、金针、银针等，金属针具取代了锐石尖骨，特别是九针的出现，使针刺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为针刺康复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与针具不断发展的同时，灸疗的材料也进行着不断的演变，《黄帝虾蟆经》记载了古代的一种木灸，即用松、柏、竹、桔、榆、枳、桑、枣等木为灸，称“八木之火”，每一种木灸各有不同的主治病证。后来由于艾叶的易燃、气味芳香、遍地生长和易于加工贮存等优点，被后世启用为灸治的主要药物。
导引养生康复，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夏、商、西周时期，对儿童的教育即以“六艺”为基本内容，要求幼儿文武兼修，对身体训练的要求尤为严格，其中“乐舞”就是重要内容之一。“教之以舞，所以均调其血气，而收束其筋骸，调畅其精神，而涵养其心术，是以气血和平，耳目聪明，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并有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防病祛病具有重要意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是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内容十分丰富，所载几十种呼吸与引挽肢体的运动姿势，动作姿态大致分为呼吸运动、肢体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说明这时的导引，不仅用于防病保健，而且也用于康复治疗。《却谷食气》为马王堆帛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主要记载了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东汉名医华佗也通晓导引养生康复之术，他在继承古代导引、行气、吐纳等功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鹤）等五种禽兽的神态和动作，编成了“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由医生编成的医疗体操。五禽戏作为一种重要的气功导引康复疗法，既能防病健身，又能促使患者康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至今沿用。
饮食疗法用于疾病康复在我国也有漫长的历史。有文献记载商汤的宰相伊尹，不仅精通烹调之术，亦谙熟疗疾之道，被尊为“先医”，并著有《汤液经》，其中记载了不少以烹调之法疗疾的内容。《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伊尹有“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商代伊尹制作的汤液，对后来饮食卫生和食疗药膳起了促进作用。至周代，宫廷内设置了“食医”一职，如《周礼·天官》中记载的食医有“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说明了可以通过“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认识到药膳食疗对身体具有的保健、预防、康复疾病等重要作用。秦汉以后，随着祖国医药学的发展，药膳亦随之发展完善起来。
这一阶段，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康复机构，如齐国宰相管仲设立了聋哑、肢体运动障碍、精神心理障碍等病伤残患者的康复中心，对他们进行康复治疗，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康复医疗专门机构。
晋唐时期的康复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康复方法和手段也越来越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产生了大量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专著和综合类的医书，是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全面发展时期。
晋代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集晋之前针灸疗法大成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补充了大量腧穴的名称、部位、取穴方法和刺灸法，介绍了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证，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作了详细的论述，对针灸康复疗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和《抱朴子》，其中《肘后备急方》中包含药物康复及饮食康复的相关内容。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处方、民间验方验法，以及个人临床经验，治法简便易行，方药价廉效著。《肘后备急方》中还介绍不少简易外治法，如针法、灸法、拔罐法、熏洗法、蒸法、熨法、按摩疗法等，如书中有“渍之”“淋洗”等记载，指出“男子阴疮损烂，煮黄柏洗之，又白蜜涂之”“洗眼汤，以当归、芍药、黄连等份，煎浓汁，乘热洗，冷即再温洗，甚益眼目……”等。所介绍的小夹板固定法及捏脊手法等至今仍在使用。此外，葛洪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明确地记载了各种灸法的使用方法。在《抱朴子》中他还十分关注导引术的预防保健以及早期康复作用，提出“行气可以治百病……”“夫导引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动之则百关气畅，闭之则三宫血凝，实养生之大律，祛病之玄术矣”。可见导引不仅适用于养生保健，同样适用于疾病康复和病后调养。
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所撰《养性延命录》论述的养生康复法则和方术甚多，概括起来，大致包括顺四时、调情志、节饮食、宜小劳、慎房事、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其中将气功、吐纳的方法应用于医学实践，提出引气攻病是促使患者康复的方法，并解释了吐纳六字诀在疾病康复治疗上的功用。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学专著，书中对导引、气功、按摩等传统运动康复技能有较详细的论述，后世流传的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均可在此书中找到类似的内容。其中记载了260余种导引术式，全书介绍的导引术绝大多数是根据五脏六腑不同证候而选用的不同方法，常用于偏枯、拘挛、痹病、癫痫、中风、腰痛等病残者的康复。如对消渴病的康复主张采取运动疗法，对偏枯提出若干气功与体育的康复方法，迄今仍有一定的指导价值。《诸病源候论》问世，标志着导引在医学上的应用已进入成熟阶段，对中医传统运动康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孙思邈对饮食疗法颇有研究，在其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设有“食治”篇，讲述了食养、食疗食物154种，分谷米、蔬菜、果实、鸟兽四类，并论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们酌情选用。他提出的“五脏所宜食法”是适用于五脏病康复的食疗方法，书中还有关于药物、导引、按摩、针灸、药熨、熏洗、敷贴等康复方法的阐述。其门生孟诜所著的《食疗本草》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食疗专著，全书共3卷，收载了261味药食兼用之品。书中还记载了用胡桃研泥外敷治疗白发等外敷疗法。王焘所撰《外台秘要》进一步充实了《诸病源候论》的导引方法，并对其中的导引方法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王焘在书中收录了大量的灸法治疗经验，还将蒸、熨、熏、洗、敷、贴、吹、摩、灌、搽等外治法，以及磁疗、光疗、热疗、冷疗、沐浴疗法等用于康复医疗的实践中，丰富了中医康复方法的内容。同时，唐朝太医署设有按摩专科，配备专人进行按摩、导引等，这一时期在倡导药物康复法的同时，针灸、导引、气功等传统康复技能均有了全面的发展。
宋元时期十分重视医药学术成就的整理、总结和提高，在官方的重视和众多医家的努力下，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方法和经验也因此而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是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整理提高时期。
宋代官方出版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均专设有“食治”门，所载食疗方均在百首以上，推崇采用食疗药膳的方法对疾病进行康复。《太平圣惠方》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书中记载了不少可用于康复治疗的方剂，对中风、产后、偏枯、水肿、脚气以及诸般虚损等病证，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对后世中医食疗药膳康复保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太平圣惠方》中还载有熏洗方163首，其中包括眼疾病24首，阴疮及阴部湿疹24首，痈疽15首等，发展了中药外治熏洗疗法。《圣济总录》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66门，载有一些病后康复疗法的内容，如食治虚劳、伤寒后诸病、脾胃虚弱诸证、产后诸病等，并充分肯定了气功、导引及按摩的康复作用。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将《黄帝内经·素问》中的药理原则运用于解释药效，书中记载了大量单方验方，是其临证康复经验的总结。
针灸康复方法在宋元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著名的针灸专著，如北宋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南宋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元代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设计了闻名国内外的两具“针灸铜人”，《针灸资生经》搜集了许多民间临床经验，重视灸疗和压痛点的使用，金代何若愚还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建立了针灸时间医学。宋代整理的《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记述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有关方法，对于防病保健和疾病康复具有重大的价值。
宋金元时期老年医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医康复医学的整体进步。陈直的《养老奉亲书》对老年病的预防和康复，主张心病心医的精神摄养原则。在用药方面，他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不可峻补猛泻。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专门补充了老年疾病的食物疗法，注意食养方法和药物扶持相结合。
“金元四大家”对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发展有较大贡献。刘完素编著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对临床康复辨证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主张疾病康复和养生防病均应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尤其强调重在养气。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导引按跷，以调其气：平气定息，以守其气；法则天地，济用水火，以交其气。张子和主张用攻法康复疾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安，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主张采用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综合方法防病治病，在《儒门事亲》中还载“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提出音乐康复的理念。对许多疑难杂病的康复医疗采用情志相胜疗法，常获奇效。李东垣强调以脾胃为本，“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无论是养生防病还是病后康复的治疗，均应顾护脾胃，因此注重调理脾胃是康复医疗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力倡“相火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疾病康复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善用滋阴潜阳的康复方法，强调顺四时以调养神气，节欲保精以息相火，饮食“尤当谨节”“茹淡”，药食并用等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张元素的《珍珠囊》、李东垣的《用药法象》、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著作，均强调根据体质和疾病，选择相应性味的药物，使其既适用于疾病辨证康复，又有利于防病保健。
明清时期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应用扩展到临床各科，康复的适应证已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医著中有专门章节记载康复理论与各种传统康复技术。其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均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医康复治疗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明代是针灸康复技术发展较为活跃的时期，创立了丰富的针刺手法，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徐凤的《针灸大全》等。《针灸大成》可谓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该书汇编了历代诸家针灸学术观点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为针灸康复技术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
明代由于药疗和食疗康复方法的发展，载入“本草”中的食物也大为增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于药饵和食疗的论述极为丰富，提供了有关食疗药膳的丰富资料，收集了很多食疗方法，所载谷、菜、果、鳞、禽、兽等食物就有500种左右。对食物应用多数还附有验方。对于中药外治法，记述了膏药治疗痈疽、风湿证，方药脐疗治疗水肿、尿短等病证。李时珍在书中还详尽论述了各种不同来源之水的性能，阐明了泉水疗法的应用和选择等。
明代龚廷贤所著的《寿世保元》内容丰富，多用脾肾理论指导养生防病及老年病康复，涉及民间单验方、急救、气功、食疗、杂治、灸法等。龚氏对老年病病因病机的阐发有许多独到之处，全书涉及老年病证治30多种。龚氏主张清心寡欲以养神气，还善于应用饮食和运动调养疾病，总结了呼吸静功及六字诀等练功法，集导引、行气、按摩于一体，还记述了用艾火熏蒸脐蒂达到祛疾延年的作用。龚居中撰写的《红炉点雪》从深层次阐述灸的内涵，补充和发展了灸学理论，为扩展灸法康复的疾病范围提供了依据。书中还载有“却病延年一十六句之术”，巧妙地将气功、导引、情志、饮食、体育等多种疗法融于一体。同时还明确指出“歌咏所以养性情，舞蹈所以养脉”，对文娱康复作用作了较正确的评价。高濂所著《遵生八笺》内容极为丰富，其重视形、气的调养，主张“养气以保神”推崇胎息、导引以调气，强调“运体以却病”的体育运动康复思想。书中有祛病延年十六妙诀分析，是一套方法简便、朴实无华、动静相兼、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导引功法。在《饮馔服用笺》中，他重视脾胃的调养，主张务尚淡薄，以养脾胃之气，而资生化之源。这些观点对于养生保健和病后康复调养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明清时期，导引康复疗法更加系统、科学，导引的形式更加丰富。专论气功、导引、武术之著作也随之增多，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其中比较突出的如敬慎山房主人彩绘二十四幅《导引图》，将气功、导引、按摩熔为一炉，用于养心炼精、补虚、病后康复调养和强身益寿，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中，将“运动规法”等康复手段列在卷首，其中包括气功、按摩、导引等。沈氏认为百病皆由气滞所致，故在药物治疗之后，还应设法调气，使患者得以康复。提出应使用《黄帝内经》中的导引、针灸诸法，以行一身之气，而不单纯依赖药物。反映出作者既长于辨证用药，又善于气功导引之术，并认识到康复医疗与临床治疗不同，故又在一些需要进行康复医疗的疾病证治方药之后列导引、气功之法，供医者选用。曹庭栋《老老恒言·导引》中创“卧功、坐功、立功”三项，以供老年锻炼之用，有益于老年病的康复。《老老恒言》载有散步专论，对散步的作用和要求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强调了动静结合的重要性。针对老人脾胃虚弱的特点，曹庭栋以粥养胃益寿，在书中编制药粥配方百余首，可谓集食疗食养保健粥之大成。沈子复在《养病庸言》中论述了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一般原则，并且特别强调精神因素对疾病康复的重要作用。
晚清外治宗师吴师机，集历代外治法之大成，并结合大量的民间外治偏方、验方及其个人的医疗实践，撰写出《理瀹骈文》，书中明确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他认为外治之法可以收到与内服汤丸相同的效果。同时还阐释和发展了熏、洗、熨、擦、敷、贴等外治康复方法，并载有外用的各种不同剂型，诸如膏、丹、丸、散、饼、栓、泥等以及各种验方，该书还对各种外治疗法的作用机制、药物选择、赋形基质、用法用量、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等，都作了详细介绍。吴氏提倡膏、药外贴等理疗法，如引嚏、坐药、药浴等，载外敷方药近200首，提出“须知外治者，气血流通即是补”。《理瀹骈文》载脐疗方剂数十首，涉及内、外、妇、儿等科病证。强调应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外治调摄的方法进行治疗，以促使患者康复，至今仍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此外，吴氏还强调音乐疗法的重要性。在清代，针灸康复方法创新较少，医者多提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出现重药轻针的现象，制约了针灸疗法的进一步发展。
在民国时期，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中医学得到了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康复的引进，中国传统康复与其相结合，中医康复技术在我国土地上开始成长起来。
卫生部1989年颁布的《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把设置康复医学科作为一项内容，并对不同级别的综合医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9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是迄今为止与康复有关的一部最重要的法律，其中对于培养康复医学专业人才、设置康复医学医疗机构及其网络等，都作了明确规定。1982年6月，广州中山医学院率先设立了“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教研室”，随后多所高等医学院校也相继成立了康复医学教研室。1983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康复医学专业学术团体——中国康复医学会，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1984年，卫生部要求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开设康复医学课程。我国第一本《康复医学》专著于1984年出版，《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于1986年创刊。1988年，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所“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该中心集康复医疗、科研、教学为一身，是一所综合性的康复医疗研究中心。
中医康复学起步较晚。2016年中医康复学本科医学专业在教育部获准设置，2017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申报的中医康复学专业获批准。而后南京、河南、云南、四川等地的16所高校开办中医康复学专业。为我国中医康复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储备人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医康复事业的发展更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近年来，国家连续发布多项文件，强调要重视并大力推动中医康复事业的全面发展。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2020年发布的《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指出要强化中医药康复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开展中医康复方案和技术规范研究，积极发展中医特色康复服务。2021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也强调要提升中医康复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作为中医康复事业最重要的服务手段，一方面要在国家利好政策背景下，充分发挥中医康复治疗技术简便易行、经济安全、疗效显著等优势，另一方面要不断吸取现代康复医学之长处。中西医康复疗法的完美结合必将对我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康复医学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存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