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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是古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和文化整合期。在这一时期，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医养生学体系的形成。
《黄帝内经》对先秦以来的养生保健方法和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全面的总结，不仅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养生理论，而且记载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其养生学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书中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生命观，奠定了养生学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中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认识到自然界包括天地、四时、阴阳均为人类生命的源泉。书中还指出：“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把精、气、神奉为生命之三宝，而气、血、津、液等为生命的物质基础。这些理论使养生保健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黄帝内经》同时提出“天年”的概念，以男子8～10岁为一阶段，详细阐述了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历程和规律，特别是对人体衰老的变化过程、原因均有精辟的论述。
其次，书中明确提出“治未病”的预防观。
《黄帝内经》中将人体“正气”作为预防疾病和延缓衰老的关键，强调正气的主导作用，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以内因（正气）为主的养生思想，对古代养生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后世许多养生方法的出发点就在于健身强体，维护和增强自身正气，提高防病能力，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第三，书中确定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观。
“法于阴阳”，即以阴阳为法则。如何把握这个法则，可以分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个等级：真人则“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至人则“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圣人则“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贤人则“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和于术数，即以各种养生术数来调和身心。
总之，《黄帝内经》提到的养生术数，涉及气候、地理、精神、饮食、房事、起居、动静、导引、按摩、吐纳等多个方面。
《难经》是这一时期又一部中医理论性著作，从脏腑关系对疾病演变、及早预防进行了阐发。《难经·七十七难》中曰：“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这是说内脏疾病按照五行相乘或相侮的规律传变，在治疗时就应当首先辨明有可能被传的脏器，从而及早采取相应措施以防传变，体现了《黄帝内经》中既病防变的养生思想。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专著，奠定了中药学发展的基础。《神农本草经》对药物、食物的记载，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中医药食养生有着较大的指导作用。其共载药365种，分上、中、下三品。上品药物为补养之品，有120种，并为多种药注上“耐劳”“增年”“不老”“轻身”“延年”等字样，指出其具有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效。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图2-5）被称为医圣，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医养生“审因施养”原则的基础。医圣张仲景认为，在不同季节，饮食也要随之发生改变，才能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指出“顺应时气”，强调机体应顺应四时之变。这体现了中医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
图2-5 医圣张仲景像
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华佗（图2-6）有神医之称。他继承了先秦《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学说。华佗对导引健身术十分重视，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总结归纳为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法，称之为“五禽戏”（图2-7），方法简便，行之有效，大大促进了导引健身的发展。
图2-6 医圣华佗像
图2-7 五禽戏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