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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涵盖了皮肤病和性传播疾病两部分内容：皮肤病学是在中西医结合理论指导下，研究人体皮肤及其附属器等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来预防、治疗人体皮肤及其附属器疾病的学科；性病学则是在中西医结合理论指导下，研究性传播疾病的致病微生物、发病机制、传播途径、临床表现、诊断及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来预防、治疗性传播疾病的学科。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和性病学，以及两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共同构成了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这一学科的有机整体。
在中医学体系中，皮肤性病学属于中医外科学的范畴。有关皮肤病学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时代。在当时盛行于世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疥”和“疕”的记载。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医学界已有了疾医、疡医、食医和兽医的分科，其中疡医即主要负责诊治包括皮肤病在内的中医外科疾病。此外，该书中还有“凡疗疡，以五毒（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攻之”的记载，据考证，这是世界上应用砷、汞制剂治疗皮肤病和外科疾病的最早记载。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部方书。其中便有冻疮、疣、诸虫咬伤等皮肤病病名的出现和应用葱熨治疗冻疮、以灸治疣的记载。我国现存较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被认为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石，其中有关皮肤性病的论述颇多。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虽然主要论述外感疾病及内科杂病，但其中也有如狐惑病、阴阳毒等较多关于皮肤病及性病的描述。
至晋代，出现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其中关于使用水银膏治疗“疥癣恶疮”等皮肤病的记载比其他国家要早600余年，为中医皮肤性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和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对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及治疗更是有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诸病源候论》50卷中有15卷涉及皮肤病，列述了成人皮肤病百余种、小儿皮肤病40余种。书中对瘾疹、风瘙痒等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及疗法均有详细的记述，还对皮肤病进行了分类归纳，成为后世皮肤病的分类样板。而宋代的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还记载了许多慢性皮肤病的生活调摄和食补方法。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医皮肤性病学的理论和临床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其中以汪机所著的《外科理例》、陈实功所著的《外科正宗》和陈司成所著的《霉疮秘录》的影响和贡献最大。《外科理例》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皮肤疮疡的证治方法，提出“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强调外病内治。《外科正宗》全书共4卷，论述的病种100多个，其中将近一半属于皮肤性病的范畴，“奶癣”的病名最早即见于此书。《霉疮秘录》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梅毒的专著，该书明确指出梅毒始于16世纪初期，由西方经广东传入我国，首次介绍了使用雄黄、丹砂等砷、汞制剂治疗梅毒的方法，比欧洲要早300多年。清代对皮肤性病的论述最多和最为详细的要数吴谦编撰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和高秉钧所著的《疡科心得集》。《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提出梅毒感染有“气化”和“精化”的不同，“气化”相当于间接传染，“精化”相当于性接触及血液传染。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先后出现了有关麻风病的3部主要著作，分别为明代沈之问的《解围元薮》、薛己的《疠疡机要》和清代肖晓亭的《疯门全书》，这3部著作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防治麻风病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其独具的特色，将人类防治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医皮肤性病学也因此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逐渐从中医外科学中分化出来。从1960年开始，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等中医院校先后主编了10版包含有中医皮肤性病学内容的高等院校统编教材--《中医外科学》。
早在公元前1600年，埃及的历史文献 Ebers Papyrus 中即有不少有关皮肤病的记载。西方医学奠基者、希腊的Hippocrates在公元前400年前即提出皮肤病分两类：一类为局部性的疾病，另一类则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大约公元30年，罗马的Celsus即强调皮肤病的形态学，他对皮肤病的描述是前人所不及的。世界上第一本皮肤病学专著则出现于1576年，由意大利医学家Mercurialis编写。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皮肤性病学的起源时期。
到了18、19世纪，皮肤性病学在欧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法国的Lorry（1726-1783）继承了Hippocrates的理论，强调病因和发病机制，他根据生理、病理及病因对皮肤病进行分类，使每一种皮肤病的病名、症状、病因及其与其他组织和器官的关系更为明确，为皮肤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英国的R.Willan（1757-1812）则出版了第一本皮肤病学教科书。19世纪中叶，医学院校开始出现于德国，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本皮肤病图谱，第一次开展了皮肤的组织病理研究，Unna（1850-1929）编写的《皮肤组织病理学》成为世界名著。借助于显微镜技术的发展，Schoenlein于1839年发现了黄癣菌，Neisser于1879年发现了淋球菌，10年后Ducrey发现了软下疳的病原体杜克雷嗜血杆菌。这一时期，欧洲皮肤性病学界人才济济，出版了许多著作及杂志，成立了学会，举办了各种学术会议，使皮肤性病学的最新成就得到较快的交流和传播，促进了皮肤性病学的发展。
20世纪早期，F.Schaudinn和E.Hoffmann发现了梅毒螺旋体，而A.Wassermann发明了梅毒血清补体结合试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召开了多次皮肤科学国际会议，在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等城市先后出版了多种文字的皮肤科学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皮肤科学者来到了北美，促进了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皮肤科学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召开的多次国际会议，则将抗生素、糖皮质激素、抗代谢药、维A酸、白介素、光化学疗法（PUVA）等最新进展介绍到了世界各地。1954年，美国学者S.Rothman所著的《皮肤的生理和生化学》问世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著作使大家认识到想解决皮肤病的防治问题，还需要从皮肤的生理、生化等基础学科方面去研究和了解皮肤病的病因学及发病机制。近年来，皮肤性病学中的新发现、新创造、新技术层出不穷，如T细胞亚群、单克隆抗体、朗格汉斯细胞的免疫作用、天疱疮和类天疱疮抗原的特性、基因突变与遗传性皮肤病的关系等，可谓不胜枚举。
我国皮肤性病学科的中西医结合之路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研究模式主要表现为研究或验证中西药物联合应用治疗某种疾病的临床疗效。如在防治性病、麻风、头癣等传染性皮肤病方面，根据中医学扶正祛邪的理论，采用中药扶正培本配合砜类药物治疗麻风病，大大减轻了西药的毒副反应，使麻风患者能够遵从医嘱，足程、足量服用抗麻风药物，从而加速了防治工作的进度；在防治头癣中除了外用雄黄和铜绿等中药外，内服中药茵陈亦显著提高了灰黄霉素的抗真菌效用且可减少其用量，降低了毒副作用的发生。在其他如湿疹、白癜风、脱发、带状疱疹、慢性荨麻疹等病的治疗方面，中西药结合运用也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
随着中西医结合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科的研究逐渐发展形成了将中医学辨证和西医学辨病相结合的模式。在明确西医学诊断的基础上按照中医学理论体系进行辨证，进而分型或分期诊断。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吸取中西医学之长，既重视局部的病理损害，又重视疾病过程中的整体反应与动态变化，对原有的西医学与中医学诊断都有补充与发展。这样的结合方式有几类：其一，西医学辨病诊断、中医学辨证治疗，即先以西医学辨病诊断为主，再结合中医学辨证，将某种皮肤性病分为若干型，每型按一个主方论治。其二，以中医学辨证为基础，结合西医学辨病加以论治，即以中医学的“证”为主，结合西医学诊断不同加以不同针对性的药物，如银屑病的发病与呼吸道感染有关者，则加用抗感染药物如金银花、山豆根、板蓝根等以提高疗效；其三，舍“病”从“证”或舍“证”从“病”的中西医结合，即病情在某阶段表现以“证”为主时，应该舍“病”从“证”，反之亦然。如治疗天疱疮早期急性发作阶段以“病”为主，早期足量的糖皮质激素是本病抢救的关键，待皮损控制、病情稳定后，用药注意点可以转向“证”，分别采用清热、利湿、滋阴的中药，综合调整机体。根据这种中西医结合研究、发展模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单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方面总结出了一些中西医结合的诊治规律，而且对一些疑难病、危重病如天疱疮、系统性红斑狼疮、剥脱性皮炎、皮肌炎等也逐渐探索出了一些中西医结合的诊治规律，在不同病期阶段采用有侧重的中西药物有机结合治疗取得了良好疗效。特别是在减少糖皮质激素的用量和减轻其副作用及并发症等方面找到了一些中医学辨治规律，从而提高了这些疾病的抢救成功率，且对稳定病情和延长疾病缓解时间、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皮肤性病学科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逐渐转入了以临床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方面，广泛采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技术、检测手段与中医学的“证”（包括病因、病机、标、本等）相结合，进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规律的研究。1986年，中西医结合专家沈自尹首先提出了“微观辨证”的概念。随后，此概念也被用于皮肤性病学科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皮肤性病学专家们试图在临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西医学的先进技术，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探寻各种“证”的微观检测指标，以期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性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并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而传统中医学发展的实践也证明，要研究中医学诊治规律，就要深入开展辨证论治的研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中医学的“四诊”只能限于感官直觉的观察；而西医学诊断皮肤性病，不仅依靠皮疹、体征和病史资料，还要结合许多物理、化学、组织病理、免疫学检查和细胞因子测定等现代新技术手段的帮助。因而要在当代新形势情况下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必须将辨证引向微观化，这是中西医结合发展新的方向。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根据患者的宏观症状、体征，并结合其临床检验指标（包括血尿常规、抗核抗体、抗dsDNA抗体、补体、免疫球蛋白等）进行辨证，将其分成若干型，如热毒炽盛证，患者除了有高热、关节肌肉疼痛及烦躁口渴、神昏谵语、大便干结、小便短赤、舌红绛、脉洪数或细数等宏观症状外，还可见抗核抗体及抗ds-DNA抗体的滴度明显增高；阴虚内热证，除了五心烦热、自汗盗汗、面浮红、关节痛、足跟痛、舌红苔薄、脉细数等症状外，其总补体和补体C3都有明显降低。再如银屑病，李斌等研究发现，银屑病中辨证属血热证者血清中IL-2、IFN-γ水平高于血瘀证者，而辨证属血瘀证者血清中IL-6水平高于血热证者，经过相应清热凉血和活血化瘀的治疗后则都有相应的降低。上述研究结果都表明，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深入，以及引进西医学先进技术对中医学“证”本质的研究，越来越明确显示病与证的结合必须在“微观”层次上找到结合点。从微观辨证到辨证的微观化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新趋向。
除了辨病、辨证规律研究外，中药现代化研究和中药药效学研究也是皮肤性病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秦万章为代表的我国皮肤科界率先开展了运用中草药雷公藤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及银屑病等皮肤病的探索性研究。经过全国皮肤科界学者和医师的共同努力，40余年来雷公藤的治疗疾病谱被大大地拓展，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皮肌炎、硬皮病、干燥综合征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各类血管炎、脂膜炎、湿疹等有关变态反应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另一方面，实验研究也表明其有抗炎、抑制体液和细胞免疫、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和类激素样作用，并能使狼疮细胞及抗核抗体转阴、血沉和免疫球蛋白下降、尿蛋白清除、贫血改善等，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又如马齿苋在中医学传统上只用于胃肠湿热而引起的湿热痢，皮肤科临床将其引入用于治疗由湿热而引起的皮肤病亦取得了良效，且实验研究也证实了其可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拮抗组织胺，为将马齿苋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急性过敏性皮肤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学科建设方面，1955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聘请赵炳南筹建了中医室，1958年改成中医科，下设熏药室和针灸室，与西医胡传揆等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1987年正式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科，进行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研究。1963年，边天羽和吴咸中等人在南开医院创建了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研究基地，边天羽任皮肤科主任。1984年，天津市卫生局决定以边天羽在南开医院创建的中西医结合皮肤科为基础，将天津市长征医院建设成以皮肤科为重点的中西医结合医院，边天羽任院长。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部分医院陆续开始建立独立的皮肤科；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建立中西医结合医院并下设皮肤科。这一时期，天津长征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杭州市第三医院、沈阳市第七医院相继建立中西医结合皮肤科，这4家规模较大的并以中西医结合诊治皮肤性病为临床特长的医院，在临床、科研、制剂、信息、管理等方面组建特色优势互补的跨区域“全国皮肤科四强联合体”，根据各自优势，开展科研合作、专家互访和学术交流，尤其是在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技术方面的交流，加快了各医院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的建设，为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发展树立了榜样。目前全国各省区市、地级市、县市各级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医院基本都设有中西医结合皮肤科，或在皮肤科中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在政策、编制、资金、设备上也给予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大力支持、投入，一些机构、单位先后被批准确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重点学科、重点专科（专病）单位，对全国的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界也是名家辈出。1952年，卫生部在北京医学院组织开办了中医学习西医的中医药专门研究人员班，其中大部分学员在我国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我国中医、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一代名家，其中夏涵、张作舟、郭仲轲3人从事中西医结合皮肤科专业。1955年起，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多地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朱仁康、哈玉民作为中医外科（包括皮肤性病）专家给全国第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讲授皮肤病学课程，可视为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教育的肇始。这一西学中班先后培养了2000余名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其中秦万章、边天羽、张志礼、吴绍熙、管汾、袁兆庄、庄国康、邹西铭、张曼华、卞宗沛、俞锡纯、丁素先、刘世明、毛舒和、王玉玺、张秉正等毕业后都从事了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皮肤科专家。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历教育是从研究生开始的。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之后，各中医院校或西医院校开始陆续招收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2年，泸州医学院在五年制中医学专业中开设了中西医结合方向，标志着中西医结合高等本科教育的开始。2001年，湖南中医学院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套自编中西医结合七年制临床系列教材。200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规划、组织、编写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教材，即“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其中《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由泸州医学院陈德宇主编，于2005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并于2012年再版。随着临床疾病谱的变化及中西医结合学科飞速发展，总结全国中医药行业历版教材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建设的经验，由李斌、陈达灿主编的全国中医药院校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在第2版基础上进行编写，于2017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1981年，经卫生部批准成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1990年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1984年10月，“第一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皮肤病学术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皮肤病学组，张志礼任组长，秦万章、庄国康、边天羽为副组长。1987年，在皮肤病学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建立了地方性的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分会，有力地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为我国皮肤性病防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理论体系不仅涉及中医学和西医学，而且在两者基础上进一步有交叉和融合。仅就其实践工作的性质而言，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的研究范畴又可分为专业基础性研究和临床应用性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专业基础性研究方面包括了皮肤组织病理学、皮肤生理学、皮肤药理学、皮肤免疫学、皮肤病原生物学、皮肤遗传学、皮肤流行病学等多个领域，并与其他各医学基础学科互相渗透和交叉；临床应用性研究方面包括了皮肤内科学、皮肤外科学、性病学、皮肤美容学、职业皮肤病学、激光医学、光生物医学、皮肤治疗学等多项分支。随着学科的发展，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已逐渐成为一门内容涵盖丰富、研究领域宽广、技术手段先进、发展潜力巨大的临床医学分支学科。
皮肤与机体其他系统或脏器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内部疾患也能对皮肤造成复杂影响，因此皮肤异常可为机体内部某些病变的“窗口”，切忌单纯看到皮损局部而忽略整体，应注意与系统疾病的联系。如青年女性的面部蝶形红斑可能提示系统性红斑狼疮；剧烈瘙痒常与肝肾疾病或糖尿病等有关；某些副肿瘤性皮肤病可能提示潜在的患肿瘤风险；糖尿病患者可出现足坏疽、类脂质渐进性坏死、肢端大疱、四肢伸侧黄瘤；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出现皮肤干燥、脱屑或合并白癜风、慢性荨麻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常出现阿弗他口炎、结节性红斑、坏疽性脓皮病、血栓性静脉炎等，这种“窗口”效应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诊断提示作用。从中医学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皮肤性病虽发于体表，但常与人体的气血盈亏、运行顺逆及脏腑的虚实变化、功能失调等内部病变密切相关，因此不能孤立地只从表面皮损辨证。诚如《素问》中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外科启玄》中说：“凡疮疡皆由五脏不和、六腑壅滞，则令经脉不通而生焉。”
目前可以命名的具有不同临床特点的皮肤性病多达两千余种，其中还不包括某些同类疾病或亚型，因此疾病的分类显得相当重要。通常情况下采取病因的分类方法，如病毒感染性皮肤病、光线性皮肤病、物理性皮肤病等，但由于受到我们当前研究、认识水平局限性的影响，还有许多不明病因的疾病，可能按照皮损形态特征分，如大疱性皮肤病、丘疹鳞屑性皮肤病、色素性皮肤病等；或按照共同的组织病理特点分，如角化性皮肤病、皮肤血管炎等；又或按照组织结构部位分，如皮肤附属器疾病、皮下脂肪组织疾病、皮肤脉管性疾病等；还有按照主要发病机制分，如变态反应性皮肤病、代谢及营养障碍性皮肤病、内分泌障碍性皮肤病等。皮肤性病分类的这种复杂性不但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性相关，同时也受皮肤所处的复杂病因体系影响有关，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要熟悉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为代表的中医学经典著作，掌握以《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疡科心得集》《外科理例》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为代表的中医学专科著作。中医学经典所提出和阐述的问题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是前人长期临床实践的总结，是对中医学系统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提炼。通过中医药经典的学习，了解古代医家认识人体生理、病理、辨证立法及处方用药的思路，从而掌握中医药学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西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胞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这些基础学科是临床医学的奠基石，更重要的是蕴含丰富的西医学哲学思维。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要学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就应系统、完整、扎实地熟悉与掌握西医学基础知识，为中西医融会贯通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西医两门医学都是实践性科学，要正确理解两者精髓必须要在实践之中把握，尤其皮肤性病学是一门病种繁杂且以形态学为主要表现、直观性非常强的临床专业学科，文字表述固然能描写出疾病之特点，但很多未亲眼见过的病种则难以在脑海中形成鲜明之印象，因此皮肤性病的学习、掌握需要在大量感性认识（皮损的视觉形态获取）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形成理性认识进而掌握疾病之特征。而临床实习、见习是医学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在医学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掌握这门学科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医学生需要在有限的课时内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应该注意在课堂学习和临床实习环节不断积累、相互印证，从而建立清晰的专业知识框架，有助于日后加以补充和拓展。
皮肤性病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任何一本教材或著作都无法收录所有的新进展、新成果，很多时候即便是最新版的教科书上写的治疗方案、治疗理念其实已是2～3年前的概念，医学生们到日后真正临床工作时，该治疗理念可能已相对落后，因此应该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掌握文献检索和互联网、多媒体专业知识检索的方式、方法，使自身专业素养、知识结构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此外，除了全面掌握本专业知识外，还应对相关学科的内容加以必要的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临床需求。